《纽约时报》是怎么做新闻的

本书是对21世纪以来《纽约时报》的数字化发展策略和新闻工作现状的近距离考察。

互联网普及，社交媒体大行其道，使得《纽约时报》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动荡。一方面，纸质版的竞争变成了电子版的竞争，不仅是同行之间，在《纽约时报》内部，纸电亦是敌友难辨；另一方面，受众不仅要求新闻的获取及时、方便，甚而要求与之互动并参与新闻生产；而社交媒体在成为新闻记者信息源的同时，也冲击了记者和媒体的传统工作方式以及权威性。

作为全球媒体的标杆，《纽约时报》上至企业管理制度，下至新闻工作流程和记者的个人技能、岗位，都不再能够满足当下新闻工作的需求，不得不大量引入编程、网页设计人才并与众多博主、网络极客合作，进行各种探索和实践。这些方方面面的转变值得新闻从业者和研究者思考、借鉴，对于有志从事新闻工作者或者关注时事的网民也未尝不是有趣的读物。 

导  论  数字时代的《纽约时报》

为何选择《纽约时报》？

即时：《纽约时报》及其他

互动：《纽约时报》及其他

参与：《纽约时报》及其他

新闻惯例和价值观：从模拟时代到数字时代

本书的提纲

第一章  背景：
关于新闻业的新闻——2010年的《纽约时报》

新闻的黑暗时代和创新契机

《纽约时报》的现状

《纽约时报》网络版简史

第二章  《纽约时报》记者的三天

2010年1月21日：格雷厄姆·鲍利，财经记者

2010年2月11日：安德鲁·马丁，财经新闻记者

2010年1月27日：尼克·比尔顿，Bits的首席技术博主

总结： 《纽约时报》记者的三天

第三章  即时的讽刺意味

对报纸的执迷

揭开纸质版之谜

理解头版的即时性

商业新闻与报纸的生产周期

为版面位置而奋斗

首页背后：在线工作节奏

首页的工作节奏：白天

纸质版与网络版在网络新闻生产中的交会

商业版的线上工作节奏

纸质版和网络版的工作流程

第四章  即时：到何种程度？

《纽约时报》的新口号？

“第二天的新闻”

频繁更新中的流失

数字时代的竞争

网络优先，独家新闻怎么做？

数字世界的即时性、网络版和纸质版

第五章  互动：定义、涉及对象和原因

采取互动的现实原因

关于互动

《纽约时报》的视频制作

互动新闻、多媒体团队与网页制作人

有互动意愿的人

TimesCast，一个小实验

多媒体是病毒？

多媒体会议： 力争控制好进度

赞赏

让互动进入传统媒体

互动在网络新闻中的出现

第六章  参与、品牌推广及《纽约时报》的新面貌

赚谁的钱？

让记者去处理？

新闻编辑室在参与方面的新实践

让参与成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不花时间，就不能发声？

道德顾虑

对参与做个综述

第七章  未来会怎样？

拥抱变化： 《纽约时报》的优势

这些价值观为什么重要

什么没变？

什么变了？

预测未来

第八章  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导  论

数字时代的《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新大楼和与之同名的时代广场隔着几个街区，坐落于第八大道的40街、41街之间，是出自意大利设计师伦佐•皮亚诺之手的一幢52层建筑。大厦底层是《纽约时报》的多功能大厅，可对外出租作为活动场地，也用于举办《纽约时报》的“时代对话”活动。生活在纽约的人有机会在这里见到他们喜爱的时报评论家或公共知识分子，甚至是洋基队球员。据大楼租赁办公室介绍，这是美国第一幢“整体装饰陶瓷幕墙的高层建筑”，平滑如玻璃的建筑外墙拥有感光百叶窗系统，会根据光线强弱或云层厚薄自动开合。但很快楼内工作人员就对这神奇的系统失去了新鲜感，当百叶窗叶片的开合发出声响时，他们不得不学着仰头查看叶片的摆动，然后迅速将其重新调到自己想要的位置。

相比之下，1913年建成的、位于西区43街的老办公楼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老楼隐身于人声鼎沸的时代广场后面的一条街上，这幢阴沉的、窗户稀疏的灰色石头大厦，是一代又一代新闻工作者口中的“工厂”。正因如此，《纽约时报》在美国新闻界被称为“灰妇人”（Gray Lady）。尽管《纽约时报》新址是为迎接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而建，但对待其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受众却是不偏不倚的。穿过大楼，你会发现自己正好站在纽约港务局和时代广场地铁站之间。记者们无论是在位于大楼14层的餐厅吃午餐，还是信步走来远眺窗外，整个纽约的无尽喧嚣都会一览无余。

新大楼象征着一系列承诺和愿景：《纽约时报》在此开启了全面整合的网络新闻编辑室时代，并成了一座象征新闻创新实践的、闪闪发光的玻璃灯塔，是纽约天际线上的标志性建筑，更意味着它在实现远大抱负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的挑战。

这座新大楼似乎在努力使自己能承载这些愿景。大楼的三个出入口上方都悬挂着代表数十年报业传奇的“纽约时报”标志，每个标志的字样都异常醒目，引得众多游客在此驻足留影。但是，这些出入口并不拒人于千里之外，每一个都对公众开放，游客可以到光线充足的大厅欣赏公共艺术作品，还可参观玻璃天顶。但若想乘电梯进入楼内的新闻编辑室，保安人员就会过来拦阻。可以说，从玻璃墙、开放空间到新闻编辑室的内部设计都标志了全新的数字化新闻时代的到来。

《纽约时报》新闻编辑室连通二、三、四楼，由红色台阶相连，四楼的人可以直接看到二、三楼的工作情况。最重要的岗位都安排在三楼，在此，对当天纸质版新闻最重要的内容拍板的人的座位被刻意安排在负责网络新闻的人旁边，后者时时刻刻都在筛选和决定什么新闻能上《纽约时报》网站首页。至于高管，像执行主编和两位管理编辑，他们的座位挨着网站最重要的两位员工。

位于新闻编辑室中央的几个小隔间是制作首页新闻和网络运营的核心地带，这些小隔间的隔断并不高，以便工作组之间互相沟通。在这个区域工作的主要是不间断新闻部的编辑、国内新闻首页和全球新闻首页的编辑，还有网站的图片编辑。网络运营部门被认为是新闻编辑室的核心，其位置离大人物很近也体现出了这一点，正是这些大人物在决定整个新闻编辑室的编辑策略。

然而，这样的位置安排和布局并不意味着人们真的会相互交流。根据我在新闻编辑室五个月的观察，我发现执行总编和管理编辑只专注于决定什么能上纸质版新闻的头版，并不过问网站首页编辑的工作，至少以一天的工作来看是这样的，然而每月3000万人次访问量的网络版仅由一位网页制作人负责。

新闻编辑室的人对于纸质版和网络版之间的“互不干涉”——其实是对双方缺少互动的委婉说法——是这么表述的：“这些人能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具备优秀的新闻判断力、出色的文字编辑能力，能迅速完成工作且极少出错。”

而纸质版和网络版之间的关系也夹杂着矛盾：数字时代的《纽约时报》网络新闻工作的新现实，与传统报纸每日发行的特点并不适应。一方面，《纽约时报》1996年才创建了自己的网站，这在其160多年的历史上可谓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但报纸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并为整个企业赢得重要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传统”的纸媒记者其实也为网站写作，事实上，他们的文章几乎最终都会出现在网站上。他们习惯在写突发新闻的时候加入事态的最新进展，发到网上的长篇专题报道也常常配上了多媒体元素。高级编辑在发给新闻编辑室和公众的邮件里也习以为常地称《纽约时报》网站是新闻编辑室的未来。

2010年，《纽约时报》所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是纸质版和网络版的关系。在现如今一周7天、一天24小时的全天候新闻环境中，《纽约时报》不仅要迅速在网上制作和发布一波新闻，也希望仍能占据新闻界的主导地位并拥有盖棺定论的话语权。此外，这份报纸也跟上了力图建立多媒体和交互式图形的时代潮流，它们都是新闻报道的新形式，能吸引读者留在网页上，更是提高点击率进而增加经济收益的又一途径。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盛行，《纽约时报》打算好好利用这一势头，记者们却在争论这会不会增加其工作量（或职责）。而摆在《纽约时报》及其新闻工作者面前的问题，与经济压力、专业实践的变化以及技术创新出现的新情况息息相关：当简单地把文字粘贴到网上已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时，《纽约时报》该如何为网络制作新闻？该如何来定义新时代的新闻制作流程和价值？

事实上，这家全国顶尖媒体机构在2010年给出的答案，颇有点像拉斯维加斯赌场里的自助餐，编辑、执行主编和记者都在努力让《纽约时报》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要求。纸质版仍继续决定着工作流程的轻重缓急，但网站要不断更新，记者无论如何都会在截稿时间前写出稿子来。网站将充斥各种互动内容和多媒体内容，报纸也会积极学习社交媒体的策略。但是，一位记者告诉我：“我们不能总是这样，既要写博客，又要做视频，还要为纸质版写稿。我们不可能件件事情都玩得转。”另一位记者兼编辑苏珊•埃杰利对我说：“我们会在这个数字化时代获得成功，因为《纽约时报》总喜欢做到最好，每件事上都是这样。”由此可见《纽约时报》的内部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矛盾：新闻工作者实际所能做到的，与机构对网络版的殷切期望（希望能像纸质版一样做到最好）之间是有着巨大差距的。尽管此刻看来，本书所讨论的内容相对于新闻编辑室不断发生的变化而言，已是过去时了，但本书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立足点，回顾2010年的《纽约时报》及其所发生的事，在其昔日传奇和远大前景之间选取一个时刻来进行考察。当时，《纽约时报》无疑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机构，而且拥有新闻阅读量最大的网站。从统计数据来看，新闻编辑室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其内部是另一番景象——一家机构及其新闻工作者正在适应数字化带来的变革。

 本书旨在从内部视角向读者展示《纽约时报》，以此反映新闻工作者是如何依据新兴的网络新闻价值观——即时、互动和参与——来平衡网络版和纸质版的内容生产所带来的挑战的。它们来自我在2010年1月至6月间对新闻编辑室（主要是待在商业版）长达五个月、总计超过700小时的实地观察。从中，你将看到新闻工作者是如何在一个随需应变的即时新闻环境中工作、应对挑战的，又是如何处理工作惯例以便适应不断向一个渴望新鲜内容的网站供应素材的压力的。你还会看到，在遇到对互动内容——从视频到在线图形——的新需求时，记者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此外，本书还记录了记者是如何看待（或者不考虑）一个活跃的受众能够对信息进行反馈并生产内容这件事的，在这方面，幸亏有了社交媒体。在新闻编辑室，我看到了网络新闻工作的三种核心价值观——即时、互动和参与——是如何作为矛盾和变化的基点应运而生的，那么在本书中，我将就《纽约时报》如何处理这三种价值观进行分析和叙述。

 我的主要观点是：网络新闻世界有了引导新闻工作的新价值观。新闻工作者必须考虑如何适应一个全天候的新闻环境的需求，如何适应一个互动式参与的社会环境的需求，如何适应一个一家媒体对大众传播的模式已被颠覆的世界的需求。其结果是对新闻工作惯例的改革，尽管此举存在争议，但它使新的新闻价值观得以形成，即即时、互动和参与。相应地，这些价值观也正在调整新闻工作和专业实践。应该说，旧的新闻价值观依然存在，会由工作惯例和内外部的力量之中反映出来。比如，客观性原则仍是一种战略性仪式，一种可以自夸的专业愿景。但重要的是，新闻工作者如今正在调整他们融入自己工作流程和职业理想的方式，以便在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环境里工作。

 因此，各位将会从本书中看到，当一线的人们还在厘清各种令人费解的问题时，新闻工作者已经陷入了传统和变革的夹缝中。 “灰妇人”外表看起来很严肃，殊不知在其内部，记者们正在为自己的稿子能够成为每天最重要的五个报道之一，并且站上头版、出现在全球新闻网站领头羊——《纽约时报》的首页而奋战。也就是说，记者们在努力接受新的工作指令：必须在获得登上纸质版头版的荣耀的同时拿出新内容放到网上，必须使网站能满足那些想探索文字之外的故事的用户，必须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接触更多的读者。这些“必须”，不管记者喜欢与否都已经成为现实，这些新兴的价值观正在调整新闻实践，并为《纽约时报》的新闻工作设置新标准。这些价值观是否受欢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是否在功能上意味着对新闻业的重新定位。在此，我们将通过新闻编辑室工作人员的日常活动，看到对于这些新价值观的意义的争论以及这些价值观在新闻编辑室的地位。

 即时、互动、参与这三种价值观源于《纽约时报》业已（或尚未）形成的工作惯例，并且这三个专业术语将有助于厘清一些问题，比如优先考虑什么、目的何在以及在数字时代组织新闻生产的必要条件。相应地，这三种价值观也构成了本书的框架，并帮助我们理解新闻编辑室内部工作机制的核心所在。当新闻工作者试图对什么样的新闻应该报道、应该以何种方式报道形成自己的理解时，他们会接受这些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反映出了纸质版新闻与网络版新闻之间的关系，反映出了多媒体的动力以及对加入社交媒体的推动。我使用这些术语还有一个原因，即考虑到它们符合对网络化数字环境的研究和新闻学术研究的理论框架。以即时、互动、参与为背景，研究2010年的《纽约时报》，还可以与它面对其他新闻编辑室的竞争时所遇到的诸多挑战形成对话。不过，在我开始将这些价值观置于《纽约时报》及其新闻工作者的语境中进行介绍之前，我会先说明为什么研究《纽约时报》这个特例可以为整体的新闻研究提供重要的借鉴。

为何选择《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是美国民主化进程中一个举足轻重的新闻机构。自1851年创立以来，它已经形成了精英政治讨论的轮廓，提供了来自全美和全世界的反映实质问题的报道。一百多年来，尽管它并不是无可指摘，也有许多错漏可以任人评说，但这位“灰妇人”的权威依旧不减当年。对于新闻业的未来，人们开过大把的玩笑。有人说，新闻业有两条规则：第一，所有关于新闻业的争论都必须参照《纽约时报》的说法；第二，任何人一旦对想要改变新闻业的项目进行了投资，都必须停止对《纽约时报》的迷信。也有人认为，《纽约时报》正处于数字化变革的阶段，但与其说是对整个组织架构的彻底颠覆，不如说是对2010年的新闻节奏的微调。现在看来，这个有关新闻业未来的故事已经是过时的记述了，但是因为它展示了这个庞大机构在新闻业特殊时期是如何在社会、经济、技术和专业的多方压力之下应对新闻工作的压力的，因而这种记录自有其价值。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关注《纽约时报》呢？从根本上讲，《纽约时报》是一个特殊的机构；它的声望、规模，它在公众印象中地位，乃至它对自身重要性的认知使它做出的向数字时代转型之举，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其他所有的纸媒相比，《纽约时报》的普利策奖得主数量最多（迄今已超过100人），发行人小亚瑟•奥克斯•苏兹伯格虽然被认为缺乏商业敏感，但至少从目前来看，他仍然致力于在家族信托基金内维持这份报纸的运转。尽管《纽约》杂志声称，苏兹伯格家族的第五代会为了公司利益而售出这本杂志，但正是这种双层股权结构才使苏兹伯格家族掌握住了公司的发展方向，并意味着公司暂时不会出现裁员的情况。苏兹伯格把钱花在新闻业上的意愿表面上看似乎并没有使报纸从中获利（比如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报道），但这至少证明了他还在坚持新闻服务大众的理想。

当然，近年来也不乏与《纽约时报》有关的负面新闻，其中两件丑闻严重损害了《纽约时报》的形象。一件是记者朱迪思•米勒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报道，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对伊拉克宣战，或者至少推波助澜，使布什政府的声明当时成了最热门的新闻话题。另一件则发生在此事之前，记者杰森•布莱尔炮制了大量假新闻，最终自食其果，在《纽约时报》周日版发表了长达1.4万字的致歉信。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像我一样认为《纽约时报》是一家令人敬畏的新闻机构，拥有无与伦比的新闻权威，并且是决策者、精英人士以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的信息来源。

有关《纽约时报》的大量文章中都将其视为一家机构，其中很多都是描写其高层领导和发行人的，声称是他们的远见卓识造就了《纽约时报》。例如，盖伊•特立斯在《王国与权力》一书中提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质问《纽约时报》的一位高级编辑：“莱斯顿以为他是谁，竟敢指导我如何管理这个国家？”在《信任》一书中，苏珊•E•蒂夫特和亚历克斯•S•琼斯从不同视角讲述了作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家族”——《纽约时报》的老板是如何使这份报纸在全球范围内获取新闻许可的。

甚至对评论家而言，《纽约时报》也是美国最重要的报纸。威廉•麦高恩的《灰妇人倒下：的衰落对美国的影响》中依时间顺序记录了《纽约时报》是如何被公信力问题所困扰的，还有对小报式新闻的热衷将会如何破坏健全的民主制度所必需的对优质新闻机构的监督机制。

由此可见，《纽约时报》在规模、（或更好或更糟的）发行人、声誉以及自我意识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性。与此同时，《纽约时报》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其他所有新闻机构都在面对的，即如何在网络化的信息环境中制作新闻并向读者传播。因此，可以说，我认为正在影响着《纽约时报》的价值观（即时、互动、参与），如今在其他新闻机构也可谓无处不在。但是，鉴于《纽约时报》的社会影响力，其新闻工作者适应这些新价值观并将其运用到职业活动的做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在《纽约时报》的语境中，甚至在对整个新闻业的更大范围的探讨和观察的语境中，深入细致地逐一探究这些价值观。 

纸质版和网络版的关系：《纽约时报》的新问题

新闻编辑室的人对于纸质版和网络版之间的“互不干涉”——其实是对双方缺少互动的委婉说法——是这么表述的：“这些人能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具备优秀的新闻判断力、出色的文字编辑能力，能迅速完成工作且极少出错。”

而纸质版和网络版之间的关系也夹杂着矛盾：数字时代的《纽约时报》网络新闻工作的新现实，与传统报纸每日发行的特点并不适应。一方面，《纽约时报》1996年才创建了自己的网站，这在其160多年的历史上可谓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但报纸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并为整个企业赢得重要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传统”的纸媒记者其实也为网站写作，事实上，他们的文章几乎最终都会出现在网站上。他们习惯在写突发新闻的时候加入事态的最新进展，发到网上的长篇专题报道也常常配上了多媒体元素。高级编辑在发给新闻编辑室和公众的邮件里也习以为常地称《纽约时报》网站是新闻编辑室的未来。

而《纽约时报》所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是纸质版和网络版的关系。在现如今一周7天、一天24小时的全天候新闻环境中，《纽约时报》不仅要迅速在网上制作和发布一波新闻，也希望仍能占据新闻界的主导地位并拥有盖棺定论的话语权。此外，这份报纸也跟上了力图建立多媒体和交互式图形的时代潮流，它们都是新闻报道的新形式，能吸引读者留在网页上，更是提高点击率进而增加经济收益的又一途径。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盛行，《纽约时报》打算好好利用这一势头，记者们却在争论这会不会增加其工作量（或职责）。而摆在《纽约时报》及其新闻工作者面前的问题，与经济压力、专业实践的变化以及技术创新出现的新情况息息相关：当简单地把文字粘贴到网上已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时，《纽约时报》该如何为网络制作新闻？该如何来定义新时代的新闻制作流程和价值？

事实上，这家全美顶尖媒体机构在2010年给出的答案，颇有点像拉斯维加斯赌场里的自助餐，编辑、执行主编和记者都在努力让《纽约时报》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要求。纸质版仍继续决定着工作流程的轻重缓急，但网站要不断更新，记者无论如何都会在截稿时间前写出稿子来。网站将充斥各种互动内容和多媒体内容，报纸也会积极学习社交媒体的策略。但是，一位记者告诉我：“我们不能总是这样，既要写博客，又要做视频，还要为纸质版写稿。我们不可能件件事情都玩得转。”另一位记者兼编辑苏珊•埃杰利对我说：“我们会在这个数字化时代获得成功，因为《纽约时报》总喜欢做到最好，每件事上都是这样。”
由此可见《纽约时报》的内部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矛盾：新闻工作者实际所能做到的，与机构对网络版的殷切期望（希望能像纸质版一样做到最好）之间是有着巨大差距的。当时，《纽约时报》无疑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机构，而且拥有新闻阅读量最大的网站。从统计数据来看，新闻编辑室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其内部是另一番景象——一家机构及其新闻工作者正在适应数字化带来的变革。

 本书旨在从内部视角向读者展示《纽约时报》，以此反映新闻工作者是如何依据新兴的网络新闻价值观——即时、互动和参与——来平衡网络版和纸质版的内容生产所带来的挑战的。它们来自我在2010年1月至6月间对新闻编辑室（主要是待在商业版）长达五个月、总计超过700小时的实地观察。从中，你将看到新闻工作者是如何在一个随需应变的即时新闻环境中工作、应对挑战的，又是如何处理工作惯例以便适应不断向一个渴望新鲜内容的网站供应素材的压力的。你还会看到，在遇到对互动内容——从视频到在线图形——的新需求时，记者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我的主要观点是：网络新闻世界有了引导新闻工作的新价值观。新闻工作者必须考虑如何适应一个全天候的新闻环境的需求，如何适应一个互动式参与的社会环境的需求，如何适应一个一家媒体对大众传播的模式已被颠覆的世界的需求。其结果是对新闻工作惯例的改革，尽管此举存在争议，但它使新的新闻价值观得以形成，即即时、互动和参与。相应地，这些价值观也正在调整新闻工作和专业实践。应该说，旧的新闻价值观依然存在，会由工作惯例和内外部的力量之中反映出来。比如，客观性原则仍是一种战略性仪式，一种可以自夸的专业愿景。但重要的是，新闻工作者如今正在调整他们融入自己工作流程和职业理想的方式，以便在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环境里工作。

2010年1月27日：尼克•比尔顿，Bits的首席技术博主

尼克•比尔顿是《纽约时报》的Bits博客的首席技术博主。Bits 代表着四个词：商业（business）、创新（innovation）、技术（technology）、社会（society）。《纽约时报》网站上对Bits是这样描述的：

Bits 将源源不断地提供《纽约时报》撰稿人和自由撰稿人对当日技术行业的新闻报道与相关分析，我们不仅关注初创企业、谷歌和苹果这样的技术领先企业、企业技术、政府政策，也关注互联网正在对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影响。

比尔顿的职责包括发布突发新闻，还有没有大到需要完整报道的新闻、离奇的新闻事件，并撰写可能引起真正的技术极客关注的文章。Bits无意与技术界所说的那些花哨的博客，比如Gizmodo、Engadget竞争。相反，Bits想要提供原创新闻和技术问题的分析。商业版的科技方向的一些撰稿人每周也需要写出2至3篇博文。

比尔顿的背景不同于新闻编辑部的大多数人。他最初是以设计师和艺术总监的身份加入《纽约时报》的，然后调到了《纽约时报》的研发实验室。这里可谓名副其实，程序员和设计师在此创建和测试的产品，可能会成为《纽约时报》的未来。研发项目包罗万象，从触屏式新闻“餐”桌，到外聘统计学家仔细讨论数据以了解社会新闻，再到看似奇怪的触摸式新闻镜，还有《纽约时报》的其他各种“秘密”研发项目。所以，比尔顿既会设计，又会编程，这些技能使得他可以运用影像、文本和图形，而他在研发实验室工作这一点也有助于他把它们用到他的博客中。

纽约总部的技术组拥有自己的小隔间，尽管它与大多数财经记者和编辑的工作区之间只隔着一条小走道。靠近后窗的是技术副主编文杜•高尔和大卫•加拉赫尔的座位。隔间的中间位置坐的是科技记者珍娜•沃瑟姆、史蒂夫•洛尔、比尔顿，还有（非常古怪的）农业新闻的随队撰稿人威利•纽曼。技术组的对面是技术网页的制作人的座位。再往后的靠窗位置是个人科技的编辑山姆•格罗巴特。商业新闻部的科技版块有自己的网页制作人，因为科技版和个人科技版是商业新闻部的“verticals”上被点击次数最多的，因此这两个版块有自己长期而独立的网页。另外，技术网页的制作人还经常致力于为技术撰稿人专设的特殊项目提供支持。

除了纽约总部的那些技术人员之外，还有一名首席科技记者和另外6位记者，他们在旧金山工作。当时，所有人都用美国在线的即时通讯软件交流，尽管他们工作时都是用Gmail。新闻和博文的审读，记者们商定谁来写什么样的博文发布，想法交流和工作协调等，所有这些都是通过美国在线的即时通讯软件的聊天客户端进行。在进行协调的同时，纽约总部和旧金山分部之间每周会开一次电话会议。电话会议是结合媒体部对周一纸质版面的策划进行的，相关版面以科技和媒体新闻为主题。而创造出来的电子作品和实体作品有助于这个部门协调其工作，正如比尔顿在《纽约时报》从事博客工作的极为忙碌的一天所表明的。

我跟了比尔顿一天，这天正好是苹果公司发布了第一款iPad。一周前，技术编辑达蒙•达林把这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日子称为 “改变世界的一天”。《纽约时报》打算全力以赴报道这台设备，很多媒体人认为它可能会成为消除新闻业苦恼的一剂良药。商业新闻部的技术组指派驻旧金山的5名记者报道这一新设备的发布会，当时大家都还不知道设备的名字。《纽约时报》计划进行博客直播（liveblog），由推特消息（比尔顿也将发推文参与）、各类文章、科技作家戴维•坡格（David Pogue）的专栏、纽约记者和现场记者之间的视频访谈以及源源不断的照片等向其提供内容支持。这一天让《纽约时报》的记者强烈地感受到了自身面临的各种挑战，从了解如何应对社交媒体，到如何在全新的环境中进行在线报道，再到如何处理即时性的问题等。

比尔顿从这一天上午的10:15左右开始正式投入工作，想写一篇“究竟什么不是苹果”的文章发到Bits上，让读者了解新设备之外的一些信息。他浏览了技术领域的一些博客寻找写作灵感。他的桌上有两台台式电脑，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其中一台台式机是为接收推特消息而准备的。他还不断通过即时讯息工具与旧金山的同事及纽约总部的技术组的一些同事保持联系，尽管他就坐在技术组的隔壁，可以和他们直接沟通，但他还是选择了即时通讯工具。他开始跟大家一起寻找苹果公司的图片提供给直播的博客，并声称：“我是仅有的几个博主中唯一一个发布自己图片的的博主。”说着，他把苹果图标插入报道苹果新闻的直播博客软件中。

上午11点半左右，比尔顿带我和他的同事珍娜•沃瑟姆到他曾经工作过的研发实验室。实验室在28楼，工作人员每个人看上去都不到35岁。我们到的时候，他们已经（主动）创建了一个软件程序来监测推特上有关苹果发布会的文字量。他们询问比尔顿哪些关键词是他们应该追踪的，并决定监测所有词，从iPod到Apple、iSlate（发布会前流传的新设备名字）、iPhone、iTunes和Apple
tablet。实验室的监测结果显示，与这些关键词有关的推文每分钟大约有600条。值得注意的是，根本没人预先知道这个新设备的名字，唯有等苹果公司发布了才能知道。

回到楼下的技术组，比尔顿已经为下午1点的发布会做好了准备。技术团队在隔间的宽木板上摆好了皮塔薯片和水果，好像有打持久战的打算。比尔顿的任务是上网搜索一切有关即将发布的iPad的内容。与全国其他所有新闻机构一样，《纽约时报》的技术团队也计划以博客直播向读者发布突发新闻，直播博客可以一步一步地重播史蒂夫•乔布斯在iPad产品发布会上所说的话。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乔布斯不肯把他的宣讲放到网络直播平台Webcast上，结果只有一小部分记者看到了发布会过程，而焦急万分的大众对这个几个月以后才正式开售的产品充满了好奇。

《纽约时报》的另一些记者也将参与博客直播的工作。但就在下午1点之前，比尔顿开始看竞争对手的博客网站，比如Engadget、Gizmodo、GigaOM、TechCrunch等，看看他们是怎么说旧金山会议中心，即乔布斯的发布会现场的，以助力《纽约时报》的博客直播。这些竞争对手的网站正在发布推特上的信息和图片。而《纽约时报》这边决定不通过推特抓取图片，因为图片编辑已经发出最后声明，说会议中心的无线网速很快，足够发送数码相机存储卡里的高分辨率照片。

用博客现场直播对于《纽约时报》来说并非新鲜事。其实，这些博客本身也并非真的在现场。记者要先写一则短文，经过编辑的修改后才会发布，往往就在事件实际发生后几分钟。而其他进行直播的博客，比如它的那些竞争对手，一般不把编辑修改作为一个正式的环节。《纽约时报》不希望自己的博客像Engadget那样直接发送推文，而是想加入更多的“分析”形成比较正式的博文后再发布。但是这与观众对即时信息的需求产生了矛盾：在最开始的时候，编辑会在直播博客的页面上发送推特消息，这些完全由外人制作的信息顶着《纽约时报》的招牌，但《纽约时报》自己却不能编辑其内容，这实在是一种大胆的尝试。这些外人，包括竞争对手的博客的顶尖技术人员，《华尔街日报》个人科技产品方面的专栏作家华特•莫斯伯格。但是，在编辑文德•高尔看来，对于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新闻机构而言实在是冒险之举，因为《纽约时报》喜欢先于读者知道其内容究竟是怎样的。

好笑的是，旧金山会议中心的无线网络出了好几次故障。比尔顿给技术团队找到了一段盗版音频，但声音几乎听不清。

比尔顿把信息大声念给他的编辑们听，但并不清楚如何将它们放进直播博客中。“会议中心的无线网刚刚坏了。”他说。几分钟后，网络恢复，比尔顿继续监看直播。他又喊道：“开始啦！”而此时纽约总部的技术人员还没有从他们这里获得多少讯息。过了一会儿，经过严格编辑的信息才开始出现在《纽约时报》的直播博客上。

比尔顿在竞争对手的博客上看到了新设备的名字：“它叫iPad，他们说了！” 并随即发上了推特。网站的首页编辑已经准备好立刻在“纽约时报”的图标正下方用红色醒目字样发布：“乔布斯宣布新的平板电脑将被命名为iPad”。但是，《纽约时报》的直播博客花了两分钟时间才把名字登出来。接着，经过一番争执，网站的首页终于放上了直播博客的链接。（起初，《纽约时报》链接的是竞争对手的新闻网站，最有可能的是美联社。）

比尔评论说，这个iPad看起来像个大号的iPhone，而同事们注意到苹果最先展示的几项功能中就提到了《纽约时报》。乔布斯说：“我可以非常方便地浏览《纽约时报》网。”

接下来的一件大事是乔布斯将要展示电子邮件的界面。比尔顿又大喊道：“电邮的界面太漂亮了。”当时他正在竞争对手Gizmodo上找图片，而不是在《纽约时报》的直播博客上找。编辑没有理会，比尔顿继续把自己的想法发上推特。他说。当他看到对手的技术博客贴出屏幕分辨率等信息时，他又叫道：“屏幕美极了。”他点开了维基百科， “太神了，”他说，“维基上已经有了iPad的信息。”

比尔顿仔细地看了iPad的尺寸，然后发推文说：“我迫不及待地想弄到一台在地铁上用#ipad。”

这时，他也开始发即时消息给研发实验室，提醒他们把“iPad”添加到监测的词汇表上，因为如今他们已经知道了这台设备的名字。比尔顿注意到，推特上关于这个每秒钟竟然有上万条信息发布，对于像这样的小发明，之前推特上是没有先例可循的，但这让比尔顿一下子对这个全世界都在热烈讨论的东西有了更多了解。但是，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内部的：除了比尔顿和研发实验室的人，没有人知道《纽约时报》用户的互动体验是怎样的。

事件还在继续，而比尔顿一收到有用的消息就会大叫，并把他说的话全部发到推特上。乔布斯在台上说了脏话，比尔顿立刻就在他的推特上指出，他刚刚抛出一个F开头的词。但他所有的信息都来自竞争对手的博客。这次现场报道，是一次全新的尝试，靠的是三千英里之外的竞争对手提供的消息。

《纽约时报》的博客上什么现场照片也没有，因为无线网速太慢，摄影师无法把照片发送过来，一如比尔顿之前在会上预测的那样。对此，比尔顿深感遗憾。显然，《纽约时报》博客直播存在即时性的问题：由于编辑上的延时和缺失图片，根本无法像竞争对手的博客那样挥洒自如。

比尔顿继续浏览其他博客，并通知技术组的同事，《纽约时报》数字运营高级副总裁马丁•尼森霍尔茨正在会议中心现场演示《纽约时报》的应用程序（app）。他谈到了“阅读报纸的妙处”以及这一点如何在网上延续。比尔顿指出，一个用Adobe Flash程序设计的图形看上去并不怎么样，随着iPad的声名鹊起，苹果公司和Adobe公司将在这个问题上一争高下。比尔顿还说，对推特的监测发现每分钟的推文数量已达1600至1700条。

这时，比尔顿又发了条推文：“哇，苹果的iBook商城上线了，要跟Kindle竞争了。”

然后他了解到iPad只能使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网络。“唉，”比尔顿叹道。（当时，由于iPhone用户太多，网络每每拥塞，速度很慢，AT＆T的产能已经不堪重负）。但在博客直播的时候不会抓取这类意见，只会尽量提供实时信息。根据新闻编辑室的规定，直播博客要坚持传统、客观的报道方式。比尔顿再次通过推特发文：“根据博客上的消息，乔布斯提到要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网络时，整个会议中心响起一片牢骚。”

尽管如此，编辑们还是拒绝摘取此类意见发表。而比尔顿继续发推文谈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困境，说网络此后还会变得更糟。值得注意的是，比尔顿以发推文的方式向他的粉丝发送信息，并只对他认识的科技圈人士的留言予以回应。

产品发布会的最后时刻谈的是定价。比尔顿在推特上问“它会比Kindle还要贵吗？”，并让大家猜。价格当场公布了（毕竟比Kindle的功能多），首页马上更新了，并以醒目的公布，而直播博客这次又花了很长时间更新，尽管大家已在推特上看到了价格。乔布斯以“不可思议”来形容这个设备，随即结束了此次产品发布会。下午2:37，在发布会结束后，苹果公司拿出了关于iPad的新闻稿。

科技团队随即迅速地碰了个头，就当天的报道交换意见。比尔顿要写两篇博文，一篇是《还缺什么》，一篇是《人们还想要什么》。商业版编辑拉里•英格拉西亚提出想在报纸报道中加入一些推特——请注意，是社交媒体——上的评论，以助力新闻报道，这是我在《纽约时报》的5个月里唯一一次听高级编辑这样建议。英格拉西亚特别喜欢的一个推特账号，是驻旧金山的科技撰稿人约翰•马尔科夫的：“你没法把这东西绑在跑步的短裤上。”这天头版上的重要新闻很快就应运而生：人们为什么会想要iPad，iPad是否会大获成功。

比尔顿告诉高尔，他想就推特上的内容做一篇综述，他说：“推特上的东西太多了。”高尔顺势建议：“为什么不干脆写成一篇博文呢？”这也许说明了，在当时的一些编辑看来，博客上的人际交流要比推特上的更为重要。

这时，比尔顿又注意到有人在推特上讨论iPad这个词，还与女性卫生用品扯上了关系。高尔也在推特上看到很多类似的讨论，但并不认为这样的讨论值得写成报道。比尔顿建议把这些写一篇博文，但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

下午5点左右，科技编辑最终相信iPad名字的笑点重要到足够写一篇博文，原因之一是《华尔街日报》刚刚就这个话题写了一篇，于是编辑叫比尔顿来写。但比尔顿认为让女记者写更为合适，于是高尔找了科技记者克莱尔•凯恩•米勒。尽管比尔顿没写博文，但他还是发了一条推文，称iPad不会赢得女性的青睐。

然后，比尔顿和《纽约时报》驻旧金山记者布拉德•斯通开始用即时通讯工具聊天，讨论苹果到底能否干掉Kindle，这是个不涉及女性主义问题的争议性话题。最终他俩决定把他们的讨论变成一系列观点针锋相对的文章发到Bits博客上。斯通将以“iPad干不掉亚马逊Kindle的三个原因”为题，第一篇博文有以下几个小标题：

Kindle的目标客户是阅读爱好者，而iPad不是。

亚马逊将继续改进Kindle。

Kindle商店将继续蓬勃发展。

而比尔顿开始对斯通的博文进行反驳，他指出：“Kindle需要重新出发。”不过，当他把这个发给高尔后，高尔觉得比尔顿的观点有点“炒冷饭”，并对着我说：“舆论警察会找麻烦的。”比尔顿也转向我，说：“他们认为记者就不应该发表自己的观点，写在博客上也不行。”那么，一个记者到底该有多少发言权，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和博客上。这个问题在《纽约时报》仍处于转变过程中，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看到。

比尔顿反驳斯通的博文题为“iPad能干掉亚马逊Kindle的三个原因”，并最终确定包含以下几个要点：

内容在变化，但Kindle没有与时俱进。

Kindle的技术革新还不够快。

Kindle功能单一，定价过高。

尽管高尔提醒比尔顿注意“舆论警察”，但后者的博文中还是出现了以下表述：

Kindle商店和iPhone上的阅读应用程序都向消费者提供了优质而简便的购书和阅读体验。亚马逊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个市场，并能在iPad上轻而易举地销售很多书，多过苹果通过其新推出的iTunes书店所销售的。亚马逊还有一个非常棒的推荐系统，由此我可以预测一些用户会在他们的新iPad上使用Kindle应用程序。

然后，比尔顿结合研发实验室对当天推特上包含iPad一词及相关说法的监测结果完成了博文，还用电脑上的图片软件从Excel和Adobe Illustrator软件上提取数据，制成了图表。

晚上8:30左右，在发出最后一篇博文并编辑完头版报道之后，技术团队决定一起去喝一杯，庆祝这忙碌的一天终于结束了。截至此刻，比尔顿用自己的推特账号总共发了13条推文，完成了5篇博文，分别是：上午10:29发的《除了“苹果新闻”你还有哪些选择》，下午4:07发的《博客圈对苹果iPad产品的反应》，晚上7:05发的《iPad能干掉亚马逊Kindle的三个原因》，晚上7:41发的《谷歌搜索加入更多社交功能》，晚上7:56发的《推特上对iPad的评论》（此文采用了研发实验室的数据）。

比尔顿的这天不停在多个任务之间切换，并参与了多场不同的讨论。他随时都在忙，不是在自己的推特上发言，就是在《纽约时报》的直播博客下面留言，或者与远在旧金山或近在咫尺的同事通过即时通讯设备沟通，或与其他同事交流。同时，他还会随时注意推特动态，查看竞争对手的博客，构思新的博文主题。对于这些博文，他所做的不只是发布文字稿，还主动使用Photoshop、Adobe Illustrator和Excel等工具来增强视觉效果。比尔顿开玩笑说自己有多动症，但他确实是那种可以为多个任务搜索信息，并且利用社交媒体上的新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