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与坚守

◆从一无所有，到影响千万人，这是一部奋斗者的史诗。

◆一个有梦想的人，能够改变自己的一生；一个有大梦想的人，足以成就千万人的精彩。

◆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半生的奋斗归于尘埃。55岁的年纪，人生的方向在哪里？

◆87年人生智慧 37年国家荣耀 32年思想积淀 5000场演讲精华

我原本不叫彭清一
10岁，幸福戛然而止
以破庙为家的日子
日本鬼子刺刀下流浪
从太原一路走到北平
感恩老妈妈救命的黑豆
解放军战士送我干粮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丢掉理想，失去信念，忘却做人的根本!
信仰就是相信看不见的东西，信仰能帮你聚集能量，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
我原本不叫彭清一
作为老艺术家和“共和国演讲家”，“彭清一”这个名字被很多人知晓，也被收录在《中国当代艺术家辞典》。只是很多人不知道，“彭清一”并不是我的本名，而是当年我为了考上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艺术系临时改的，这个故事我在后文会详细讲到。
1931年3月23日，我出生于山西省忻县樊家野场（今忻州市忻府区樊野村）一个普通农家。这一年，国共摩擦升级，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南昌行营主任，率领2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这一年，日本人为了大举侵华，先后制造“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紧接着爆发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民族受辱，群情激奋，大批学生在南京请愿却惨遭国民党军警镇压；这一年，国难还遇天灾，长江发生特大洪水，中下游淹死14万人。
在华夏的历史上，那是一段血与泪的岁月，是永远的国耻。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加天灾不断、屈辱与悲壮交织的时代背景下呱呱坠世。今天，我在全世界演讲的时候还会激情澎湃地大谈爱国主义，有些人很不理解。我想说，如果你像我一样出生在那样一个年代，你就会发现，爱国主义就是注入你血脉中的基因。
1931年出生的人，属羊，是金羊命——按民间说法，年少多灾，中年渐发。别的不说，“年少多灾”，我是真的体验到了。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地道的农民，以务农为生，本不富裕的生活，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就更加难熬。
当时有多苦？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每天到县城读书，都自己背着书包，光着脚走七八公里；吃的是高粱面糨糊，连个窝窝头都没有，更别说有钱买鞋了。
我有个同学，叫马润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他。有一天，他看我实在饿得扛不住了，就送给我一个窝窝头，拍着胸脯对我说：“我已经吃过了，你赶紧吃了吧！”这是我吃得香的窝窝头，三两口就吃完了。后来才知道，他根本就没有吃过饭，这个窝窝头是他一天的口粮，为了救济我，他就那么饿了一天。
我在家中排行老四，是小的，我上面有三个哥哥，因为太穷，长期营养不良的缘故，我的二哥、三哥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贫穷，于我而言，是发指的记忆。
“穷苦，不应该将一个人打倒。”我的家庭从小对我进行这样的教育。父母的教育理念，对我一辈子都有很大的帮助。
我的祖父彭化鹏在当时的忻县颇有名气，他是地道的乡村秀才，读过很多古书，曾在私塾教书，写得一手好字，常帮乡亲写对联和状子，加上乐善好施，遇到大事热心出主意，在当地老百姓的心中，是一位集学问与名望于一身的长者。
祖父教子有方，家父彭良臣在他的培育下，后来考入了我们山西省当时的学府——山西大学堂，成了采矿班的一名高才生。毕业后，家父凭借自身过硬的技术实力和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的拳拳赤子之心，得到了阎锡山的赏识。阎锡山十分器重家父，常把一些至关重要的基建项目、重工项目及军事项目交给家父。
然而，家父是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爱国人士，他看不惯阎锡山的军阀做派和违背历史潮流的“土皇帝”做派，多次与之发生激烈争执。终，胳膊扭不过大腿，家父借病辞职，回到了老家忻州樊野村，过起了粗茶淡饭的日子。
因为二哥、三哥的接连夭折，家父对我的出生格外重视，从给我的取名就可以看出来。我的本名叫彭家祥，乳名为金河。家祥，是家父对于我将来家庭美满祥和的寄望；金河，是祈望着我将来物质上富有，财富能像村边的小河水一样流淌不息。
父母把希望和寄托都押在了我的身上。当时，我们一家四口人，只有两亩地，靠种植高粱和土豆生存，一年的收成根本就填不饱肚子。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富有远见的父母，还是坚持把我送去私塾读书。
家父于我，是慈父，更是严父。家父受祖父的熏陶和感染，练就了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我小时候，忻县附近的大小庙宇里，到处都有家父写在牌匾、石刻上的笔迹。家父从小也刻意培养我学习书法。他给我立下了一条规矩：每天除了在私塾里练习毛笔字外，回家后要再练字一个小时。
我从小性格外向，非常贪玩。有一次，放学玩的时间过久，忘记了练书法的事情了。等我回到了家，看见父亲手持木板站在那里。我以为他只是吓唬我，就赶紧跑上土炕，准备开始练字。这时，父亲走过来，二话不说，抡起木板，朝我的屁股狠狠打去，一边打，一边说：“叫你还敢没出息！看你还敢贪玩！”
父亲的严苛教育，只是为了保证我一辈子“有样子”。在我们忻州人眼中，有“四大没样”：板凳上圪蹴、枕头上坐、大人圈放屁、大街上唱。这些毛病，我从来都没有。从小吃饭，大人不动筷子，我坚决不动；出去从不打架，因为一旦有人告到家里，父亲就会加倍揍我。我现在演讲的时候，很注重形象，正是从小接受良好家教的结果。在我们忻州的家教里，保持“有样子”，是自身素养的表现，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比起父亲的简单粗暴，母亲对我的教育采取潜移默化的方式，柔中带刚，对我产生的影响更大。母亲常常教育我穷且益坚，不要占便宜，对人要慷慨。农村长大的孩子，都有这样的经历：顺手摘了别人院子里的杏李或者田地中的瓜果。在一般家长那里，这都不叫个事儿。但是，我的母亲却不这样认为。有一次，我摘了别人家的南瓜回家，母亲非常生气，狠狠地教育了我一通，要求我还回去并给人道歉。
还有一次，我扛回一只小羊回家，母亲当时就哭了：“儿子啊，你从哪里偷的啊？”我的家乡是摔跤之乡，我从小身体结实，摔跤摔得很好，一次能把9个小孩摔倒。这只羊就是我摔跤赢来的。当母亲核实羊确实不是偷来的之后，充满自豪。那年过年我们次吃羊肉，吃了很久。饭桌上，母亲用慈爱的眼神看着我，还将羊肉夹给我，她说：“你自己赢来的羊，多吃点。”
母亲还教育我做人一定要有志气。她说，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信念，不能忘记做人的根本。信仰是看不见的力量，信仰能帮助人聚集能量，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自己有多优秀，任何人都无法想象。小时候，我经常与小伙伴们在马路边上玩。有一天，一辆汽车在我面前飞驰而过，我和那些从未见过汽车的小伙伴们，带着好奇，立即跑上马路，追着汽车喷出的浓烟跑。我当时感觉：汽车的味道怎么这么好闻，将来我要是能开上汽车该有多好！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不甘平庸、想要出人头地的思想。
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说过，家庭对一个人一生影响很大，尤其是童年。一个幸福的童年，必将迎来一个幸福的人生。我的童年充满幸与不幸。不幸的是，遇到了一个国破家亡的时代；幸运的是，我有一双开明的父母。
父亲的严厉和母亲的教诲，使儿童时代的我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只在私塾里读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我的课文背得很流利，毛笔字也写得很漂亮。我后来在忻县县城农业职业学校也只凑合读了一年的书。整体上来说，我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学校教育，没有多少学识的功底，我早期的教育，都来自我的父母。父母对我的耳濡目染，成为我一辈子的财富。
10岁，幸福戛然而止
国家背负耻辱的年代，个人的幸福总是因为短暂而弥足珍贵。当我还没有来得及品味幸福的时候，大事发生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开始大举吞噬中国领土。一时间，北平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华北之大，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顷刻之间，包括山西在内的整个华北地区落入日本鬼子的手中，他们在河北建立了沦陷区伪政府，对整个华北进行奴化统治。
当时山西省全省共辖105个县，其中103个县先后沦陷，只有永和县和平顺县两个县没被占领。我的家乡忻县，地处山西省中北部，与河北省接壤，属于较早沦陷的区域，日本宪兵很快就驻扎进来。自此，我和千千万万沦陷区的中国人民一样，失去了祖国的庇护。
当然，幼小的我，对于国难的感受远不及家变。1941年夏天，年仅10岁的我突然失去了母亲。丧母之痛，一辈子如虫噬般侵袭着我的心。
我的母亲是病死的。母亲积劳成疾，得了肝硬化，因没有钱住院治疗，只好卧病在家里的土炕上。她的肚子肿得很大，很多时候只能靠在墙上缓解疼痛。母亲病危的那一年，我辍学在家，一边陪母亲，一边帮助家里做一些锄草、割草、拾柴火等力所能及的农活。
虽然经家人与亲戚朋友的多方救助，但病重的母亲终还是无力回天。在意识到母亲即将大去之时，10岁的我声嘶力竭地喊道：“妈妈，妈妈，你不能走，你走了谁来养活我啊！”想到疼我爱我的妈妈就要没了，那一刻我崩溃了。哭的间隙，我还天真地表态：“妈妈，我会更加用功学习，我能写好毛笔字，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
这个时候，母亲的眼睛突然间睁开了，我清楚地记得，她的眼珠是黄色的。她趁着清醒送给我三句话，这三句话让我受益终身：
“一、先生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二、要想人前显贵，必得人后受罪；
三、三、吃人难吃苦，受人难受罪。”
我的母亲是一个旧社会的农村妇女，没有文化，她用自己仅知的做人道理熏陶着我。和普天下的底层人民一样，她也有着望子成龙的朴素愿望。“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母亲从她的父辈那里记住的一首诗，她经常给我讲起。
母亲没念过书，她能做到的是监督我好好写字。我从学堂回来的时候，她一定会在身边看我写字。
还记得我次拿着被老师批改的作业本回家的时候，母亲看到我写的18个字，16个字都被老师画了黑叉。她静静地，很久不说话，然后眼泪慢慢地掉下来，滴在纸上，滴到了黑叉上，把黑叉化开了。我知道我惹母亲生气了，我以为她会批评我、骂我。可是，并没有。
母亲哭完站了起来，说了句：“妈妈知道你饿了，我给你做饭去。”
她没有再说什么，我却更加难过。自此之后，我发奋图强，在课堂上非常认真地写字。有一天，我坐在走道的地上，拿高粱秆练字。老师走过来问：“你个子，怎么又调皮，在地上画什么呢？”
我说：“老师，你就让我在这写吧！”
老师很不高兴：“班级33个孩子，都坐在那写，你干吗坐在地上画？”
没办法了，我只好坦白：“老师，我家里没钱给我买纸、墨和笔了。可是因为我写得不好，妈妈哭了，哭得好难过，我必须得把字练好。你就让我在这写吧！”
知道真相后，老师当即拉着我的手对全班同学说：“同学们，老师就是一个乡村教师，老师赚不了多少钱，我也上有老下有小，但是我向你们保证，从今天开始，彭家祥写字的纸墨，老师全包了！”
当时我哭了，我能回报老师的就是更加认真地练习写字。之后我进步很快。当母亲第二次问我：“你字写得怎么样？”我把字给她看，她还坐在原来的地方，打开一看18个字中16个是红圈，这一次妈妈笑了，笑着笑着，又掉下了眼泪，眼泪落到纸上，把红圈化开了。
我不理解：“妈妈，为什么哭呢？”
母亲依然没有多说什么，再次站起来说：“妈妈给你做饭去。”母亲就是以这种不骂不夸的非过激方式激励着我。
“金河，咱们太苦了，长大了好好念书，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好好地活下去。”这是母亲临终说的后一句话。说完这句话，她眼睛一闭，倒在土炕上离去了，年仅37岁。
母亲走了，我还握着她冰冷的手，跪在她跟前哭了很久。老家有个风俗说，站在房上往烟囱里面喊，叫叫魂儿，死去的人就能回来。我就真的爬到房上喊了很久：“妈妈，你回来！妈妈，你回来！”
当然，这些都没有挽留住母亲。后，我们用一张席、两条麻绳把妈妈的遗体包上，葬在东山下。我在那个坟山上种了棵柳树，将来柳树长大的时候，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好样的男人”，再回到我的家乡。
有句话说：母亲的离去，带走了故乡。母亲去世后很多年，我一直不敢回家乡。但是，我对母亲的思念却与日俱增。
在大学个星期，星期六同学们都走了以后，我格外地想母亲。当时在大学宿舍，睡的是大通铺。20个人的大通铺，19个人走了，就剩我一个。我对着墙角说：“妈妈，你知道我多想你吗？”平日里，当我看到别的同学吃着苹果、梨、香蕉的时候，我禁不住想到我10岁的时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母亲用辛苦挣来的钱给我买的糖葫芦。一串糖葫芦串5个果子，我高高兴兴地吃完4个大的，才想到母亲还没有吃，就说：“妈妈，你还没吃，剩下这个你吃吧。”妈妈说：“我不爱吃甜的。”我又高高兴兴地把后一个果子吃了。当我在大学眼睁睁地看着别人的母亲和孩子吃得那么香甜的时候，我一瞬间才明白，不是母亲不爱吃，而是因为她舍不得吃。
对母亲的怀念，让我一路坚持下来。后来我演讲有了影响力之后，1988年，山西的领导请我回家乡演讲，我才顺道次返乡。因为我觉得，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去和她告别了。我在太原的演讲结束后，领导问我：“你有什么心愿吗？”我说：“我要回家去，给妈妈扫墓。”当我走向母亲坟地时，我还在想草是不是长得很高了？柳树是不是长大了？
两个领导陪我走在那里的时候，我当下傻眼了。其中一位领导跟我解释：“彭教授，1946年土地改革的时候，因为土地太少，所以坟地都被平了，令堂的坟也被平了。”
我当时没有说话，因为我知道这是党的政策，党员要遵守。但低下头的瞬间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脆弱，泣不成声。
后，我面对埋葬母亲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嘴里念着：“妈妈，我回来看您来了，我已经是80多所大学的特聘教授了，我已经能赚800块钱了，80块钱一只的北京烤鸭，我给您带了10只。这是我赚的钱，给您买的烤鸭，您尝一口吧！我向您保证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母亲走了，连个坟地都没有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所以，我经常教育孩子们说，当你们的父母都还健在的时候，你们应该好好地对待他们。
有一些苦痛，是人生中不得不面对的，譬如失去亲人之痛，譬如失去祖国庇护之痛。1941年，我将这二者一并经历了。悲苦令人成长，那一年我忽然就长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