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2523215
1 第一章人的发展和教育本质
2一、 教育的本质和教育活动的根本目的
4二、 “促进人的发展”是教育活动永恒的主题
6三、 “文化育人”是教育本质的核心和灵魂
9四、 “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崇高理想
11 第二章我国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传统
12一、 中国古代哲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灵魂
16二、 以孔子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7三、 我国先秦时期“大学之道”的核心和精髓
20四、 中国科举制度和书院教育的历史地位
23 第三章西方教育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
24一、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倡导的“自由教育”思想
25二、 德国威廉·冯·洪堡“由科学而达致修养”的新教育观
28三、 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学的使命》
32四、 美国约翰·S.布鲁贝克“使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
36 第四章一个中西两种文化矛盾冲突的世纪
37一、 开创我国大学从传统到近代的新纪元
39二、 孙中山革命精神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大学理念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文化研究目录 41三、 西方近现代大学理念在中国的传播
45四、 “西南联大”的独特价值和历史地位
46五、 延安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改革实践
47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理念的初步探索
51七、 我国大学从传统到社会主义转换的文化脉络
56八、 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58 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建设理论
59一、 高等教育的科学内涵和学科建设
62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
64三、 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66四、 全面理解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的科学内涵
68五、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70六、 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大转折
71七、 高等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问题
73八、 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74九、 在本土化的基础上加速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
76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建设理论要点
81 第六章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
83一、 “以人为本”是一种教育哲学观
85二、 21世纪面临的新的挑战和机遇
87三、 时代呼唤富有主体精神和创造力的一代新人
90四、 坚持“人文、科学、创新的统一” 93五、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本质特征和科学内涵
96六、 现代高等工程教育的特点、规律和崇高使命
99七、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科学定位和办学模式
101八、 从“技能本位”到“文化育人”高职教育转型升级
103九、 立足地方，以人为本，崇尚品位，办出特色
106十、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目标的再认识
109 第七章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
110一、 大学的本质是一种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
113二、 大学文化是大学的文脉和大学人的精神家园
114三、 大学精神的核心是一种生命信念和价值追求
117四、 “人文关怀”和“独立精神”是大学的“永恒之魂”
119五、 大学精神衰微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重要话题
120六、 我国大学精神衰微的主要表现和根源分析
123七、“文化为魂”是大学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柱
125八、 我国大学精神衰微的本质是“道德信仰缺失”
126九、 《大学文化哲学》在当代中国应运而生
129十、 从“高深学问”到“大学文化”是个质的飞跃
131 第八章具有根本意义的划时代教育变革
132一、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135二、 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137三、 坚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方向
138四、 坚信“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140五、 青年要自觉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43六、 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45七、 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促使我国高职教育向中高端进军
147八、 扎根中国大地，加快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学科和大学建设
150九、 建设一支“师者仁心，学为人师”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151十、 进一步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154 第九章构建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
155一、 人文: 生命信念和精神境界
158二、 理性: 知识理性和价值理性
160三、 求实: 服务社会和坚守品位
162四、 创新: 自强不息和时代呼唤
165 第十章坚持以人为本和逐步走向和谐
166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在文化
168二、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69三、 全面开创我国高等教育和谐评估新局面
172四、 为实现“以人为本，走向和谐”崇高信仰而奋斗
175 参考文献
179 附录一作者主要论著
197 附录二知名学者评论
215 舍大于得坚守自我(米寿人生感悟)
以人为本走向和谐
——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价值基石“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我1981年到教育部高等教育二司工作以后一直关注的重大命题。从1989年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建设理论研究”到2006年组织开展“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再从2012年《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的问世，到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召开以后深入进行“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文化”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持之以恒的艰苦探索过程，我终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有关教育工作的精辟论述的指导下，在《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的理论基础上，从历史的轨迹、文化的视角和时代的高度撰写出版了这本《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文化研究》。应该说，这本新作既是集近30年来我对“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研究的大成之作，也是我学习理解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有关教育工作的精辟论述的心得体会。
(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逐渐形成，从“我国现在处在并仍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从1989年起，我逐步深入地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建设理论研究”，陆续撰写和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载《高等教育研究》1989年第1期)、《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再认识》(载华东冶金学院《高教研究》1990年第2期)、《教育方针的新概括》(载《高教探索》1991年第1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的基本要点》(载《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93年第5期和《中国高教研究》1993年第6期)、《高等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论纲》(载《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94年第6期和《中国高教研究》1995年第1期)和《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载《高等学校办学方向新论》，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1993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的基本要点”提出之后，我逐渐萌发了独立撰写一本《中国特色宏观高等教育学》的构想。为慎重起见，1998年9月先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整理编辑出版了我的一本新的文集《面向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在这个基础上，2000年1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独立撰写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宏观高等教育学》。应该说，这本《宏观高等教育学》是这一阶段我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从宏观上和政治视角上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建设理论”学术研究的基本总结。
(二)
21世纪是一个充满着挑战和机遇的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知识经济初见端倪，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争夺更加深刻。与此同时，我国社会正在开启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时代呼唤富有主体精神和创造力的一代新人。面对21世纪新的挑战和我国正在开启的社会转型的双重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为指导，我国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一场教育思想大讨论。1994年3月退休以后，从1996年起我积极参加了这场教育思想大讨论，公开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其中，有代表性的有《时代精神与教育观念》(载《上海高教研究》1996年第4期)、《跨世纪人才的主要特征》(载《高教探索》1997年第3期)、《转变教育思想是教育战线的一次思想解放》(载《高等教育研究》1998年第5期)、《现代大学的教育理念》(载《中国高教研究》1999年第2期)、《以人为本与教育创新》(载《有色金属高教研究》2000年第3期)、《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科学内涵》(载《中国高教研究》2000年第7期)、《个性发展与教学创新》(载《现代大学教育》2001年第1期)和《通识为本，专识为末》(载《教育发展研究》2002年第3期),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在教育理念创新研究方面的主要观点，初步确立了“和谐育人”教育理念，并以毛泽东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光辉著作中关于“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精辟论断为指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目标进行了再认识。我认为，这既是面对21世纪新的挑战和我国社会转型的双重影响我国教育战线进行的一次新的重大的思想解放，也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潜心研究大学文化”、深刻揭示现代大学与人类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坚信不疑地认定大学的本质是一种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和“以人为本，实现和谐”是大学应当为之奋斗的崇高信仰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三)
20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面对世界范围内日益明显的“工具理性主义文化全面包围”及其导致的“大学精神衰微”的严峻挑战，在我国教育战线悄然兴起了一个大学文化问题研究学术思潮。我积极投身到这场大学文化问题研究学术思潮之中，并于2002年4月撰写出版了我在大学文化问题学术研究方面的开篇之作《现代大学文化学》，并且倡议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组建了“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随着大学文化问题研究学术思潮的深入发展，特别是随着大学文化问题研究学术思潮逐渐深入到哲学领域，我陆续撰写出版了几本大学文化问题研究方面的学术专著，并且逐渐意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教育战线出现的“大学精神衰微”的本质是一种“道德信仰危机”，于是，2012年4月我的一部新作《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在当代中国应运而生。在这部新作中，我以“生命论”为主导和以“大学文化”为逻辑起点构建了一个以“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为核心的大学文化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明确提出“大学的本质是一种以传承和创新文化为己任的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有其区别于其他类型社会组织独特的组织文化个性”；“主要凝聚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中的大学文化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形态，其根基在学术，其核心和灵魂在精神——一种生命信念、价值追求、道德准则和思维方式”；“‘人文关怀’和‘独立精神’是大学的‘永恒之魂’”，“‘育人为本，科学为根，文化我魂’是三位一体的大学哲学观”；“‘以人为本，实现和谐’既是人类社会发展应当追求的永恒目标，也是大学应当为之奋斗的崇高信仰”。应该肯定，《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的问世，不仅开辟了人们对大学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新境界，而且为撰写这本《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文化研究》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大学文化哲学基础。
(四)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拜读了加拿大徐美德女士的学术专著《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2月)，心灵上受到很大的震撼，既对一个外国人能够写出这样一本内涵如此深刻的学术专著感到非常钦佩，也为中国学者没有写出这样一本分析近代以来我国大学文化的史书感到羞愧。何况，我对书中简单地运用西方学术观点论述我国大学近代历史并不完全赞同。于是我暗暗下定决心，有朝一日，要从历史的轨迹和文化的视角撰写一本这样的学术专著。
“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成立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和论证，在教育部及其有关司(局)领导的宏观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先期立项，2006年由我主持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07年度重大基金项目“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其实质是“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文化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学术研究成果。作为这项课题的综合研究成果，2008年3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学术专著《大学理念在中国》。接着，从2011年3月起，高等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由我任总主编的“中国大学文化百年个案研究系列丛书”，其中包括《实事求是 人文日新——天津大学文化研究》(李义丹、王杰主编)、《山高水长——中山大学文化研究》(吴承学主编，彭玉平副主编)、《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北京大学文化研究》(杨河主编)、《百年清华 人文日新——清华大学文化研究》(胡显章主编，蔡文鹏副主编)、《求是之光——浙江大学文化研究》(王玉芝主编，沈文华副主编)、《思源致远 百年神韵——上海交大文化研究》(潘敏、李建强主编)、《南方之强——厦门大学文化研究》(潘懋元主编，郑宏执笔)、《梅与牛——中国科大文化研究》(鹿明、蒋家平主编)、《从书院到大学——湖南大学文化研究》(章竞主编)和《正气完人的精神家园——苏州大学文化研究》(范培松主编)。这是当代中国大学人的一项创举，在全国高等教育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五)
在党的十八大闭幕后的记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地指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提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最伟大的理想。”“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坚信‘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和“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通过认真学习和深入领会，我逐渐深刻地感悟到: 近代以来，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猛烈轰击和西方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的严峻挑战，20世纪初“从科举到学堂”和20世纪40年代“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国教育战线已经进行了两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和划时代教育变革，不仅为我国建立和发展近现代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但是，我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我国教育战线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在高等教育发展、改革前进的道路上面临着“大学精神衰微”这一新的严峻挑战，其本质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道德信仰危机”在我国教育战线上的深刻反映。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精辟地指出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和“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通过认真学习和深入领会，我逐渐深刻地认识到: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上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有关教育工作的精辟论述，标志着21世纪初“从‘公平质量’到‘教育强国’”，我国教育战线正在开启一场新的具有根本意义的划时代教育变革，并从“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方向、坚信“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要自觉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促使我国高职教育向中高端进军、扎根中国大地加快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学科和大学建设、建设一支“师者仁心，为人师表”的高素质教师队伍、进一步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十个方面，初步构建了一个“21世纪初从‘公平质量’到‘教育强国’，我国教育战线正在开启一场新的划时代教育变革”的哲学思考体系，在认识上实现了一次新的飞跃。
(六)
大学文化是大学的文脉和大学人的精神家园，这个“文脉”和“精神家园”指的就是大学人共享的核心价值信念，它是把大学人凝聚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整体，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既是一所大学延续发展的精神文脉，更是构建大学人精神家园的价值基础。通过认真研究和深入思考，我认为，我国的近现代大学是个舶来品，它是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土壤之上的，它离不开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五千多年来，特别是我国先秦时期以来“大学之道”倡导的以“立德树人，亲民济世”为核心的价值信念是中华优秀大学文化和精神传统的“根”，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必将是一个在承继我国古老的“大学之道”倡导的核心价值信念的基础上，在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与西方大学文化、精神传统优秀元素和当今时代精神相结合，不断变革和建构的过程。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大学是民族精神的脊梁。因此，我们既要将把我国建设成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作为到21世纪中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基础工程，也应当在“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相互融合”和“坚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吸收西方现代文明所长”的基础上，构建一个人文理性求实创新和谐的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并把它作为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的主要标志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脊梁。其中，应当以“生命信念和精神境界辩证统一”的人文目标为主导，以“知识理性和价值理性辩证统一”的科学理性为根基，以“服务社会和坚守品位辩证统一”的品位服务为方向，以“自强不息和时代精神辩证统一”的开拓创新为动力，统一到“坚持以人为本和逐步实现和谐”的崇高信仰之中。
(七)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庆祝大会”上精辟地指出: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和更深厚的自信。”接着，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进一步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实际，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不断铸造中华文化新辉煌”。通过认真学习和深入领会，我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在文化，推动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实际和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关键在于科学分析中西两种文化各自的优点和不足，全面开创我国高等教育和谐评估新局面，坚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的正确方向，促进“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创办中山大学的前身——广东大学时，发出了“把世界文化迎头赶上去，把中华民族从根救起来”的伟大号召，明确地告诉我们: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能把希望仅仅寄托在向西方学习制造“坚船利炮”上，而是应该“迎头赶上”西方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文明，这才是中华民族重新走向伟大复兴的“根本”。为此，我们既要坚守孔子儒学及其“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中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又要在这个基础上学习、借鉴人类社会积淀和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包括西方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的优秀元素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创造出既超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近代以来光荣革命传统又高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关键在于科学分析中西两种文化各自的优点和不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全面开创我国高等教育和谐评估新局面，真正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崇高目标，促进“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八)
从本质上说，信仰是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性真理坚信不疑的认定，必然要经历一个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逐渐认定的艰难过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作为古典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仁”和“和”的思想经历了孕育、萌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逐渐形成了完备而别具特色的理论体系。“构建和谐社会”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种良好愿望和美好理想，傅立叶在《全世界和谐》一书中明确地指出: “‘和谐制度’是未来社会的理想制度。”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功绩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马克思社会思想的根本就在“人”，在寻求怎样的社会更有利于“人的发展”，作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论断，并且预言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替代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006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刻地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经过认真学习和深入领会，我更加坚信不疑地认定“以人为本，走向和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性真理和人们应当为之实现进行坚持不懈奋斗的崇高信仰，理所当然地应当作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价值基石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脊梁。
我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特别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当代中国大学人一定能够“坚持以人为本和逐步走向和谐”的根本方向，把正在开启的这场新的具有根本意义的划时代教育变革进行到底，建设一个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构建一个人文、理性、求实、创新、和谐的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为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无愧于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时代的重大贡献。
王冀生2018年10月于北京书屋
据史料记载，西方最早的大学出现在古希腊。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倡导和英国约翰·亨利·纽曼坚守的“自由教育”思想到19世纪初叶德国威廉·冯·洪堡提出的新古典人文主义大学观，再从1946年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学的使命》强调“文化的传授”是“大学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基本概念”到1978年美国约翰·S.布鲁贝克论述的“使大学合法存在的哲学基础”，西方教育经历了一个漫长、持续的矛盾冲突和转换过程。
一、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倡导的“自由教育”思想
西方的教育理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积极倡导的“注重发展人的理性”的“自由教育”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教育”是“自由人”应该接受的一种教育，目的在于发展人的理性、心智以探究真理，而不是为了谋生和从事某种职业做准备。和我国孔子儒学的教育理想“以伦理道德为本位”不同，“注重发展人的理性”的“自由教育”思想是亚里士多德追求的一种教育理想，它的存在有两个哲学基础: 一是理性对于人的发展的重要性的学说；二是知识对于人的心智解放的重要性的学说。这种教育之所以被称为“自由教育”，一方面是因为这种“自由教育”是以等级观念作为基础的，即以“自由人”作为教育的对象；另一方面是从教育哲学的角度，把“自由教育”当作人的理性和心智的解放过程，并把人的本性作为决定教育价值观的最高尺度。他在其学术专著《形而上学》中就谈道，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9世纪初叶，面对工业革命兴起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严重挑战，毕业于牛津大学的约翰·亨利·纽曼坚守和发展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积极倡导的“自由教育”思想。他和一切坚守理性主义和古典人文主义传统的教育思想家一样，认为大学不应该是传授实用知识，而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他明确地指出“大学教育，对于学生来说，就是自由教育”，以“正确的推理来培养人的理性，使之接近真理”，这主要是因为大学是“训练和培养人的智慧的机构，大学讲授的知识不应该是具体事实的获得或实际操作技能的发展，而是一种状态或理性(心灵)的训练”。他还指出“大学乃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约翰·亨利· 纽曼是19世纪公认的最有权威的教育思想家和神学家，1852年他当选为英国都柏林天主教大学的校长并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的关于大学理想的演讲。这些演讲1853年汇集出版时定名为《论大学教育》，后经过修改补充于1873年再版时更名为《大学的理想》。
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约翰·亨利·纽曼曾经排斥在大学里搞对实际问题的研究，认为 “科学研究和教学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功能，而且它们也需要截然不同的才能”，“教学允许和外界打交道，而实验和思辨的自然条件是隐居”，主张“要在科学团体和大学之间进行智力分工”。但是，应当充分肯定，约翰·亨利·纽曼的《大学的理想》是西方第一本系统阐述大学理想的代表作，对当时和后来世界大学的发展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古典大学留给今日大学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应当充分肯定，以我国先秦时期孔子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倡导的“注重发展人的理性”的“自由教育”思想为杰出代表的人类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在人类教育发展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开创了人类探索教育的本质及其规律历史的先河，它是人类教育发展的根，它所坚守的人文精神是人类教育伟大宝库中的珍品。
二、 德国威廉·冯·洪堡“由科学而达致修养”的新教育观
19世纪初叶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是一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因此，英国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约翰·亨利·纽曼坚守和发展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积极倡导的“注重发展人的理性”的“自由教育”思想，很快就受到了来自德国新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威廉·冯·洪堡的严峻挑战。德国新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威廉·冯·洪堡，顺应工业革命兴起之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历史潮流，在1810年创办柏林大学时把学术研究功能引入了大学，创造性地提出了“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和“由科学而达致修养”的崭新理念，发展了欧洲中世纪以来“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学术价值观，促使西方大学实现了由单一的“传授普遍知识”的教育机构向既是教学中心又是学术研究中心的根本转变，开辟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变革的崭新时代。陈洪捷教授在其学术专著《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中对德国新古典人文主义大学观的科学内涵、它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对德国和世界的深刻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下摘自陈洪捷: 《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主要观点是:
第一， 柏林大学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端。
“18世纪末，在启蒙主义思想的背景下，大学被视为是僵化保守的机构，是中世纪的残留，已满足不了国家对具有专业和实用知识的官吏的需要。改革传统大学，加强其实用功能成为一种共识。1808年10月，洪堡被任命为新建的普鲁士王国内政文化教育司的负责人，其任务是全面改革普鲁士的教育。洪堡认为，大学是民族文化最崇高的所在，因此赋予大学改革以重要的意义”。“随着柏林大学的建立，开始于18世纪的关于大学废存、关于大学改革的讨论宣告结束，一种新的大学观随之形成。柏林大学生命孕育于启蒙运动，但在洪堡手下，柏林大学却超越了启蒙思想的功利主义原则，体现了新人文主义、理想主义的大学观念。在精神和观念上，柏林大学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端。可以说，柏林大学的建立开启了普鲁士和德国，甚至于可以说整个欧洲高等教育的新时代”。
第二，威廉·冯·洪堡关于新古典大学观的论述。
“柏林大学的成功建立，使洪堡成为永载德国大学发展史的人物”。“洪堡指出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洪堡所说的科学即所谓的纯科学”。“纯科学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标，只进行纯知识、纯学理的探求”。“所谓修养，是新人文主义的重要概念，指一种道德和人格上的境界”，“是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是人作为人应有的素质，它与专门的能力和技艺无关”。“洪堡说，唯有探求纯科学的活动是达致修养的不二门径，纯科学是用于‘精神和道德修养’天然合适的材料”。“洪堡从大学是从事纯科学活动的机构这一核心观念出发，认为大学的组织原则应建立在纯科学的观念之上。根据纯科学的要求，大学的基本组织原则有二: 一曰寂寞，一曰自由”。“寂寞包含以下三层含义: (1)大学应独立于国家的政府管理系统，用洪堡的话来说，即‘独立于一切国家的组织形式’； (2)大学应独立于社会经济生活，洪堡把纯科学和修养看作大学的任务，他说‘当科学似乎多少忘记生活时，它常常才会为生活带来至善的福祉’； (3)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应甘于寂寞，不为任何俗务所干扰，完全沉潜于科学”。“与寂寞并重的另一原则是自由，自由也包含三层意思: (1)自由是针对国家而言的，根据科学的内在要求，大学只能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其活动”。“洪堡说，‘对自由的威胁不仅来自国家，而且也会来自这些机构(指大学)本身，它们开始可能接受了某种思想，继而动辄压抑其他不同的思想’”； (2)“研究与教学的自由，根据洪堡的观点，在寂寞和悠闲中从事其学术研究的大学教师不受国家的约束，不受社会种种利益的牵制，完全服从科学的内在要求”，“研究与教学自由后来成为德国大学的一条根本原则及重要标志之一”； (3)学生学习的自由，洪堡认为，“大学生与教师在大学同是‘为科学而共处’，也是在进行研究，因而应有其充分的自由”。
第三，德国新古典大学观的渊源、内涵及其内在的价值取向。
“所谓德国古典大学观，是德国一些学者们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所提出的关于大学意见和理想的总和”。“他们从修养、科学、自由和寂寞四个方面考察了德国古典大学观的渊源、内涵及内在的价值取向，这四者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整体”。“修养观念主要来源于新人文主义，是关于人的发展的一种理想，它构成古典大学观的基础和根本目标，规定了大学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科学作为新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哲学的概念，它构成大学的中心活动内容，科学活动一方面具有独立的价值，旨在探索未知，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能动的、思辨的活动也是通向修养的途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洪堡认为通过科学这一媒介便可以达到修养的目标”。“修养与科学是不可分割的，失去修养便没有真正的科学，舍去科学修养便无法进行。如果说修养和科学涉及大学活动的内容，那么寂寞和自由则关系到大学活动的形式，即教学、研究和学习活动赖以进行的组织制度因素。自由与寂寞其实也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寂寞，就是说不与社会、政治的实际保持一定的距离，大学便难以有自由。自由就意味着不为来自外界的种种利益和要求所左右，意味着大学中的修养和科学活动，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按照其自身的要求和追求进行”。“德国古典大学观虽是一套关于大学的理想，但其内容却远远不限于大学”。“社会学家克尼希(Rene Konig)在论及德国古典大学观时说‘理想的本质就是在于时刻召唤人们脱离盲目平淡的日常现实，上升到圆满的观念世界’。这就是说，理想或观念的意义就在于为不完美的现实提供一个完美的参照，促使人们不断地去努力追求完美，追求理想。德国古典大学观给予大学的就是‘对其观念的追求’”。
第四，德国新古典大学观对德国和世界的深刻影响。
“美国比较教育专家阿特巴赫(Philip Altbach)指出: ‘德国是第一个切实改变高等教育制度的欧洲国家，它为西欧、美国、日本以及在比较小的程度上讲也为英国和法国，提供了一种大学的模式’”。“回顾德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从1810年柏林大学的建立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约100年是德国大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上述科学成就便是这一鼎盛时代的突出标志”。
三、 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学的使命》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人类社会逐渐从“以人的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社会向“以现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社会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学科的分化和社会的分工，高等教育逐渐演变成在完成高中教育基础上实施的一种专门教育，以培养社会所要求的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但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极大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极其迅速地改善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并不能带来人们人文精神的高涨，高等教育日益明显地出现了过度技术化和非教养化的功利主义倾向，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不禁要问: 究竟什么是“大学的使命”？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西班牙著名思想家奥尔特加·加塞特应马德里大学生联合会的邀请，就西班牙和欧洲高等教育改革问题进行多次学术演讲。在这个基础上，1946年西班牙正式出版了奥尔特加·加塞特的演讲集，书名定为《大学的使命》。在这本书中，奥尔特加·加塞特以其犀利、独特和流畅的笔锋，痛快淋漓地剖析西班牙和欧洲大学教育存在的严重弊端，深刻地论述了大学应当具有的三项基本功能，严格地区分了文化、科学、专业三者之间的深刻联系和质的区别，强烈呼吁对西班牙和欧洲大学教育进行彻底的改革，鲜明地提出通过“文化的传授”加强基本文化修养教育是“大学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的基本功能”。[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 《大学的使命》，徐小洲、陈军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 大学应当具有的三项基本功能
经过认真、深入的分析，奥尔特加·加塞特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 “大学的教育包括下列三项职能: (1)文化的传授； (2)专业的教学； (3)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的培养。”接着，他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大学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和主要组成部分，普通人应该接受高等教育；第二，首先应该把普通人培养成为有文化修养的人，使他们达到时代标准所要求的高度。由此可以认为，大学的基本功能是教授重要的文化学科，即: 世界的自然体系(物理学)、有机生命的基本主题(生物学)、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历史学)、社会生活的结构和功能(社会学)、一般概念的体系(哲学)；第三，必须把普通人培养成为优秀的专业人员。除了文化训练以外，大学能够通过利用人类智慧所发明的最经济、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步骤和办法，将普通人培养成优秀的医生、法官、数学教师或历史教师。然而，为了便于进行更充分的讨论，我们暂时不谈这种具体明确的专业教育特点，先把它搁置一旁；第四，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普通人必须或应该成为科学家。既然这样，就可以得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推论: 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例如科学研究，对于大学的基本功能而言，在其任何直接的功能组成部分中未占有任何位置，它是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那么，在何种程度上，大学和科学是不可分离的，同时大学又必须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一个场所呢？这个问题我们将会作进一步的探讨。
2. 文化、科学、专业之间的深刻联系和质的区别
深刻论述文化、科学、专业三者之间的深刻联系和质的区别，是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学术专著《大学的使命》全书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大学的使命》这本专著最后得出通过“文化的传授”进行基本文化修养教育是“大学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的基本功能”的理论基础。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其学术专著《大学的使命》中明确地指出: “要理解我此刻所阐述的大学的构想，需要你们能够清晰地分辨彼此极为不同的三件事情: 科学、文化和需要高深知识的职业或专业。”他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文化是时代赖以生存的思想体系。
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其学术专著《大学的使命》中深刻地揭示了文化的本质，指出: “生活就像一个混沌的世界，人类犹如在混沌纷乱的密林中迷失了方向。但是，人类的精神对困惑混乱的感觉作出了相对抗的反应，人类会努力在密林中寻找‘出路’和‘方法’，在形式上表现为某种认识宇宙世界明确、坚定的思想，认识事物的本质、积极的信念。这些思想的整体或体系就是‘文化’一词的真正含义。确切地说，这是与把它作为外表装饰性知识的特征截然相反的。文化使人类生活免于陷入纯粹的灾难之中，它能够使人类过上一种不会发生无谓悲剧或内心感到耻辱的社会。”“文化是每个时代固有的生命体系；不过更好的提法是，文化是时代赖以生存的思想体系。”
第二，科学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追求和成就之一。
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其学术专著《大学的使命》中还论述了文化与科学之间的深刻联系和质的区别，指出: “科学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追求和成就之一，其崇高程度要胜过作为一个教育机构的大学本身，因为科学就是创造。”“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内容大多源自科学，但我们经过讨论，足以表明: 文化并不是科学。文化的内容虽然是在科学的领域中形成的，但它并不属于科学事实，而是一种生命信念，一种赋有我们时代特征的信念”。
第三，专业教学旨在传播和引导学习者吸收已创造的东西。
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其学术专著《大学的使命》中通过回顾专业教学出现的历史过程论述了专业教学与科学研究的联系和区别，深刻地指出“中世纪时期的大学不从事任何研究，而且与专业或职业教育也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所有学科都属于‘基本文化修养’，如神学、哲学和‘艺术’等学科”。“与中世纪时期的大学相比，现代的大学已把专业教育这颗大学唯一的种子演变成了一项巨大的活动，并增添了研究的功能”。“科学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追求和成就之一”，“因为科学就是创造。而专业的教学只是旨在传播和吸收已创造的东西，引导学习者其吸收已创造的东西”。“专业教学和真理探索是不同的两个方面，必须区别，教师和学生从思想上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两者之间的明显区别”。“社会需要优秀的专业人员——法官、医生、工程师等”，“妄称普通学生可以成为科学家，这是一种荒谬的托词和虚荣表现”。
3. 大学应当重视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核心思想体系
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大学的使命》这本专著里，确认大学教育具有文化的传授、专业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及新科学家的培养三项基本功能，并且深刻揭示和论述了文化、科学、专业三者之间的深刻联系和质的区别，其主要目的是强调“文化的传授”是“大学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的基本功能”。
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大学的使命》中强调指出: “与中世纪时期的大学相比，现代的大学已把专业教育这颗大学唯一的种子演变成了一项巨大的活动，并增添了研究的功能，但现代大学已几乎完全遗弃了文化的教学或传播活动。”接着，他非常尖锐地指出: “这样的变更显然是有害的，如今的欧洲正在自食恶果。造成目前欧洲局势动荡的原因，事实上是由于普通的英国人、普通的法国人和普通的德国人没有文化修养: 他们对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有关世界和人类的基本思想体系一无所知。这样的普通人是属于没有文化修养的新生的野蛮人，是落后于现代文明的迟钝者；而且既原始又落后，与他们自身存在的既现代又冷酷的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这种新的野蛮人毕竟都是专业人员，要比以前的人更有知识，可同时又是更没有文化修养，如一些工程师、内科医生、律师、科学家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奥尔特加·加塞特认为“造成这种始料未及的野蛮无知现象，以及这种极端悲剧性时代错位症状的过失，责任主要在于世界各国19世纪自命不凡的大学身上”。“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必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大学造成的过失是无法通过其向科学提供大量出色的无懈可击的服务所能补偿的。别让我们成为受科学操纵的傀儡，因为即使科学是人类创造的最伟大的杰作，它毕竟也是因为有了人类生命活动才成为可能。违背人类生活基本条件的犯罪是不能通过科学弥补的，由此造成的危害已是根深蒂固，以至于我几乎不会被前面一代人所理解。”
通过以上分析，奥尔特加·加塞特得出的结论是: “社会需要优秀的专业人员”，“但是，更重要的是，社会首先必须保证具备培养另一种专业的能力，即执政的专业或职业”。“如今，欧洲各社会由资产阶级所统治，而其中大多数人是专业人员。所以，对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除了他们的专业之外，这些专业人员能够使他们的生活产生一种生命影响力，并与时代要求的高度和标准相一致。由此，在大学里再度建立文化教学，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核心思想体系，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大学的基本功能，也必须是大学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的基本功能”。
4. 大学的使命是培养有基本文化修养的专业人才
面对这个严酷现实，奥尔特加·加塞特深刻地指出“尽管仍有某些表面迹象和假设存在，但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极度‘无文化’时代。恐怕普通人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地落后于时代，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文明世界也从来未充斥着如此多的弄虚作假、欺诈骗人的生活，几乎没有人是坚定明确地在生活中把自己置于恰当的位置。人习惯于在生活中依靠规避手段而自欺欺人，在自己周围想象出一个非常简单、个人专断的世界；尽管仍在起作用的良心和告诫迫使他去注意他所处的真实的世界，一个与现实存在的整体相一致的世界，一个非常错综复杂、残酷无情、步步紧逼的世界”。“因此，把大学‘启蒙’的基本功能归还给大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大学的任务在于向人类传授时代文化的全部内容，向人类清楚真实地展示当今个人生活必须得到阐明的巨大的世界”。“如果不恢复文化学科，欧洲就无法挽救了，而且这种文化学科必须比以往任何时代使用或滥用过的那些学科更加精确严密”。正是基于这个认识，奥尔特加·加塞特在这本书中的最后，明确地提出大学的基本使命是“把普通学生培养成为有文化修养和具备优秀专业技能的人”。作为结束语，奥尔特加·加塞特尖锐地指出“对欧洲来说，如何扭转、改变这种荒谬的现状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大学不会只是一个为学生服务的机构”，“大学必须坚持自己作为一种主要的、高于新闻舆论的‘精神力量’的权利，在狂热之中保持平静，面对轻浮无聊和恬不知耻的愚蠢行为保持严肃性，把握理智。只有这样，那么大学才会再一次迎来它的一个宏伟壮丽的时刻: 西方历史上一泓不息的清泉”。
徐小洲教授在这本书的“译者前言”中指出“奥尔特加·加塞特是20世纪西班牙著名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丰富的社会经历和敏锐的思维使得奥尔特加·加塞特具有一般学者所没有的广阔视野，并在众多领域取得成就”。“《大学的使命》是他在应马德里大学生联合会邀请所做的关于高等教育改革问题的讲演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书言简意赅，紧扣西班牙乃至欧洲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展开，以其犀利、流畅的语言，痛快淋漓地剖析了欧洲大学的弊端，进而提出和论证了自己独特的改革思路，读来使人倍感清新，并发人深省”。
四、 美国约翰·S.布鲁贝克“使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
20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学教育在世界各地都获得了蓬勃发展，美国尤其获得快速与惊人的成长。今日的美国大学不但在数量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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