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新加坡的“霸道”家长

1　为了新加坡的饭碗

1965年8月9日，照顾200万人民生计的重担突然落在42岁的李光耀肩上。他带着惶惑不安的心情启程，走上一条没有路标和茫无目的的道路。

独立后的新加坡，像一个断奶的婴儿，举步蹒跚，四面危机。

危机来自各个方面。新加坡的面积太小，只有区区几百平方公里，还比不上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当时人口却有两百万。其中绝大部分是华人，还有马来人、印度人……，人种、语言、信仰各异。

从地理上来看，新加坡还处在以马来人为主的国家如马来西亚的包围之中。新加坡不但经济上失去了重要的来源，独立后，国家的安全还面临着威胁。

它的处境有点儿像刚建国时的以色列——面积狭小，周围被人口众多、面积广大而且有敌意的阿拉伯国家包围。这也是后来李光耀在军事上引进以色列教官，在诸多方面引进以色列经验的原因。

李光耀一方面积极增强新加坡的军事力量，加强自卫能力，在另一方面，他又如履薄冰地想办法不使新加坡与他的邻居们发生矛盾和冲突。

独立后的困境

一时间，李光耀和他的同事们感到前途茫茫，不知道何去何从。

吴庆瑞有一次告诉他的年轻下属，每当他自己在新加坡开车经过学校，看到放学的时候，数以百计的新加坡学生蜂拥而出，吴庆瑞就不禁叹气。他发愁的是，他不知道在这些新加坡的孩子在离开学校毕业后，怎么让他们都能在社会上找到工作。

用李光耀的话说，“怎么盖房子、怎么修理引擎、怎么写书，都有专著教导。但是从没见过有这样的一本书，教人如何把一群来自中国、印度和马来群岛等不同地区的移民塑造成一个民族国家，或者如何在岛国转口贸易港的传统角色已经过时的情况下，养活岛上的人民。”

来自西方的时评都预测独立后的新加坡迟早有一天将走投无路。

8月10日，新加坡独立的第二天，《悉尼先驱晨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三年前，新加坡独立是行不通的概念。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它依然是行不通的。”

另一家英国报纸《星期日泰晤士报》十多天后又发表了一篇评论：“花费超过1亿英镑建成的英国基地一旦关闭，新加坡的经济将会垮掉。”原因是，英国基地的存在给新加坡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由此也可见新加坡的经济在当时是多么的脆弱。

当时的李光耀何尝不是抱有同样的忧虑。但是他尽量不表露出来。

他知道他的职责，是维持士气、为新加坡的人民点燃希望，而不是打击他们的信念。

过去英国殖民地时期，新加坡的工人辛勤地在码头旁的仓库里把堆得满满的橡胶、胡椒、椰干等产品进行分类、加工，为出口做准备。这是新加坡繁荣的一个象征。现在，由于新加坡独立建国，前英殖民地分别成立了不同的国家，这些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原料都不再通过新加坡的港口转口，那种繁盛忙碌的景象一去不再，新加坡几乎断了主要的财源。

本来跟新加坡的情况相似的是香港。但香港这时仍是英国的租界，受英国人统治，而且，香港人本就是中国人，和中国同种同源，有无比广大的中国大陆作为发展经济的腹地，它是中国跟其他西方国家进行贸易的中介，在经济发展的分工上上几乎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一部分。

独立前的新加坡原本担当的是贸易中转站的角色，是英国全球性海上帝国的一个枢纽。而现在，李光耀这个新加坡的家长从英国人手里继承的，则是一片没有腹地的小岛，就像一个心脏少了躯体一样。

思量了这些问题和眼前的有限选择之后，李光耀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这个位于东南亚的城市岛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非比寻常。为了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做出非比寻常的努力，使我们的人民更加团结，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适应力，工作效率必须比邻国高，成本却比他们低。他们一心要绕过我们，取代我们一直扮演的区域转口和中介中心的角色。我们必须与众不同”。

李光耀暗下决心，必须带领新加坡创造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尝试采用世界其他地区从未尝试过的新方式。

在李光耀看来，他现在手里所能掌握的珍贵的资产，就是获得了新加坡人民的信任。

他知道，在新加坡，这个时候即使是左倾的人们，也目睹了一群受英文教育的资产阶级领袖挺身而出，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也都支持他。这将让李光耀可以放手施展拳脚，大干一番。

他觉得他要小心翼翼对待这份刚获得的人民的信任，绝不因管理不当和贪污而糟蹋了它。

新加坡的另一个资产，是它位于世界繁忙航道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天然港口，这也是李光耀施政的有限的资本之一。

还有一份珍贵的资产，在李光耀看来，是新加坡人勤劳、节俭、好学的品质。

他们分属于不同的族群，但李光耀相信，只要政府的政策公平、不偏不倚，在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由大家共同平等的分担责任，而不是把代价转嫁到少数族群的头上，那他们就能共处得很融洽。

独立之初的李光耀睡不安枕。这时的李光耀40出头，本是精力充沛的年纪，却常常睡眠不足。李光耀接到他的政府部长和官员们像雪片一样发来的各种文件、发展计划，这些文件堆积如山，上面贴着“立即处理”或是“紧急处理”的标签，李光耀进行着超强度的工作。

一天临近中午时分，刚履任的英国专员约翰·罗布带来了英国首相威尔逊的口信。李光耀实在太累了，在家中躺在床上接见了他。

威尔逊表达了对新加坡未来的担忧。但李光耀冷静地这样回复英国首相：

“请别为新加坡担心。即使在极度痛苦的时刻，我和同僚们都会保持冷静和理智。在政治棋盘上举起任何一枚棋子之前，我们会衡量所有可能发生的后果……我们的人民具有战斗的决心和确保生存的条件。”

为了新加坡人的饭碗

很早的时候，李光耀因为是家中长子，就开始扮演一家之长的角色。而且青年时期的李光耀就不乏独立谋生的意识和生意头脑。

现在，新加坡一独立，李光耀又成了新加坡这个国家的家长。

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一样，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生活，怎么过日子。

作为一个家长，需要费心操持的，就是这个新生国家的生存问题。给几百万新加坡人谋饭碗、谋就业，怎么使新加坡走上国强民富的路子，成了李光耀心头的头庄大事。

反观同时期的中国，由于文革，正常的国家建设正受到极大的政治干扰，而周边的许多东南亚国家也莫不如此，乱糟糟的，深陷于政治斗争、族群的复杂矛盾之中。

李光耀务实的性格在新加坡先人一步的经济腾飞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李光耀过去曾经认为，一个国家能不能繁荣富裕，主要取决于有没有领土和自然资源，例如，雨量是否充足，是否有发展农业所需的肥沃土地、有价值的矿藏和石油、天然气等等。

掌权若干年以后，他的想法转变了。

在他看来，新加坡不同种族、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群表现的不一样，使他逐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他们的天赋才能，加上受过的教育和技能训练，以及他们政府的组织结构、领导方式在创造财富时是至关重要的。

相比之下，李光耀觉得他的很多去英国留学的前殖民地同学们的想法就很幼稚了。

这些人认为，只要自己民族的人取代英国人的统治，得到当家作主的地位，国家自然而然就会繁荣昌盛，他们简单地认为独立自主就是国家富强的关键。

偏偏李光耀的上述英国同学里很多人后来在从英国完成学业回到自己的国家后，进入政界，甚至当上了领导人，领导自己的国家。

太多的例子证明他们想的过于简单。

仅仅看一个离人们生活切近的例子，就是南非。在1994年，由于南非黑人的不断反抗和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社会的制裁，南非结束了白人至上的种族隔离制度，一夜之间，黑人取得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当家作主的地位。

但是南非的黑人并没有随着翻身解放就日渐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反而由于大量黑人在种族隔离时期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形成专业的职业素养，加之企业和国家机构中有经验的白人纷纷移民，导致南非的经济发展一落千丈，政治领域腐败丛生又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据2010年统计，南非成年人的就业率仅为41.1%，而同期非洲的坦桑尼亚、乌干达则达到80%

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民族国家纷纷独立。这个时代的主题，也再不是靠侵夺领土、发动战争来壮大自己，战争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

在李光耀看来，“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通过国际贸易和交换货物劳务进行的竞争，使参与的所有国家的产值得到限度的增加”，这才是国家强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