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8056641
乱世的人本来就不如太平时代的狗，我不过是生错了时代，并没有走错了路。
地狱般的刑求后，我体悟的是，只要精神不崩溃，肉体上的痛苦是可以忍受的。我想起张伯哲面对死亡时的从容，想起他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
我们为两个女儿取名“志民”“志平”——志在为人民、志在为民主；志在为和平、志在为平等。这是我们夫妻的共同理想。
参加“二二八”事件抗争，是我自己选择拿枪。七十年代台湾民主运动刚萌芽，我虽然知道坐过牢的人参加这类活动相当危险，但我认为应当为台湾的民主尽力；同时也不愿意台湾继续作美国的附庸，希望中国统一，希望中国富强，希望中国人拥有自尊，不再被人歧视；并且希望在这基础上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永远不要再出现人欺负人、人歧视人的不正常现象。
这都是我自己选择的路，这条路就是要提着脑袋走的，坐牢和牺牲都不能埋怨。
假如人生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同样的路。
文 | 李娜
次见到陈明忠先生，就被他的“蹒跚”吸引。拖着被当年酷刑毁掉的膝盖，他走得吃力却坚定，身无所求、心无旁骛的坚定，这坚定从什么生命经验中来？
“我的回忆有意义吗？”访谈中，陈先生好几次这样问。他难得“犹疑”，但这“犹疑”不需回答。他的一生，无论作为台湾百年离乱的见证，还是红色理想在战后东亚的一种艰困实践，其可贵价值，一读便知。
“有意义吗？”这问号只是让我再度感受他的壮心不已：他的回忆，不是八十岁老人的悠然抒怀，而依然是面对现实的斗争。
陈明忠先生，大家叫他“陈桑”（以日语发音），这是一个包含着亲切关系的尊称。一九八七年以保外就医出狱后，他很快成为统左派各路人马的核心和纽带，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夏潮联合会、工党、劳动党、少数民族部落工作队的先后成立，他都是个关键人物。这二十余年的活动，在这本回忆录里，他讲得不多，但这二十余年活动的根本与精神，念兹在兹，都贯注在他对早年经历的叙述里。
一、雨豆树下的小孩
如果在那里，陈桑自问，是不是他也会成为一个“读书就好”的顺民呢？
陈桑一九二九年出生于高雄冈山的小村落五甲尾。如今名“嘉兴里”。二〇一一年夏天我去寻访时，问路“五甲尾”，年轻人多已不知。建于一九二〇年的小学还在原址，教导主任说，日据时代留下的，是操场边那株绿荫如伞的雨豆树。
“整个五甲尾我还认得的，就那株雨豆树了。”
当年他和同学在雨豆树下练习相扑，他们“五甲尾分校”得了冈山地区小学比赛的名。因为不少孩子是一九三七年战争爆发后推行“皇民化运动”，才强制入学的，五年级生十八九岁的都有，跟别的学校十二三岁的孩子比，“当然”。此时日语的推行也从学校延伸到村落，乡村生活因此多了不少笑话。班上同学用日语请假“我家猪的妈妈发神经了，我要去找猪的哥哥给它打”（猪母发情了，我要去牵猪哥来交配），把日本老师听得目瞪口呆；电影公司来村里拍片，宣传“‘国语’运动的成果”，老农紧张到指着“脑袋（あたま）”说“睾丸（きんた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村民被组织壮丁团操练，用“碗筷碗筷”代替“左右左右”的口令 ……这些笑话都极其生动，无论当年总督府宣扬的模范村，还是赞助“台湾独立”论述、貌似学术化的“日据时代日语的普及是台湾形成共同体意识的基础”，都得在笑声中遁形。同时，陈桑回忆农民所受的压榨、学校里的军事化训练，以及随时准备当炮灰的恐惧，来反驳李登辉对殖民统治的美化，“李登辉大概是个很特殊的台湾人吧”。
陈桑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是接受殖民教育的顺民，还因为战争的机会，开设牛奶牧场和榻榻米工厂，与日本人做生意。战争来了，一般乡下人吃不起白米吃番薯签的时候，他家的饮食变化，是从吃海鱼改吃“有泥土味”的河鱼—因为渔船被军队征用了。以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日本人”的小学生陈明忠，考上高雄中学，受日本学生的欺负，才知道自己是“清国奴”，不是“日本人”。
陆续出版和将出版的老政治犯回忆录中，有一部同样以真率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赖丁旺回忆录》。赖丁旺和陈桑相差一岁，生在台南楠西村，作为贫家子弟，他更细致地讲述了日据后期农民生活的困苦程度，譬如即使是麻袋片做的衣服，一家四个孩子也只有两个有得穿；还有习武结社的乡村习俗的起起落落，比如“宋江阵”与地方势力、日本人的关系。颇可与陈桑的回忆对照。
一九二〇年代生发的台湾新文学，以揭露殖民地现实与文化启蒙为职志，乡村社会是主要题材，一九三〇年代中期殖民政府越来越严厉的镇压管制，让新文学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卢沟桥事变后，陈桑喜欢读的杨逵、吕赫若、张文环等人的小说，即便仍以乡村故事寄寓对殖民地问题的思考，也都难以正面处理乡村的民族与阶级冲突（除了杨逵写于一九三八年的《模范村》）。就此而言，陈桑和赖丁旺的回忆录，正是了解“皇民化”时期乡村实景的可贵材料。
陈桑和赖丁旺的回忆都提到了他们的村庄之“偏远”，赖丁旺的楠西村近山，不若台南市区以及海边或平原上的村庄，有地利有交易。陈桑自觉于殖民记忆的“城乡差异和阶级差异”，那是否只有城市或经济较好的乡村，以及地主阶层，才会对殖民时代有好感呢？以档案史料、文学作品和口述回忆搭建一个多层次的途径，可以了解的是：日本殖民台湾三十年前后，水利、发电设施的修建，农地产出的提高，让一般人在资源掠夺式的殖民地经济发展中，仍能维持生活；小学教育普及率在日据后期达到八～十四岁儿童百分之七十就学；高等教育方面，有条件读书的台湾人被限制进入有刺激不稳思想之虞的文法学科，却颇有机会入农林医各类专门学校，习得一技之长。如此，生产力的提高、导向明确的殖民教育，配合严密的警察制度，维持了所谓良好的社会秩序。这大概是陈桑的上一代人中，不只是陈桑的父亲这样的地主阶层，会对“日据时代”抱有好感的原因。这也意味着一种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殖民意识形态的建立。一九三七年后战争逐渐破坏了生产和生活，但意识形态的松动要复杂得多。陈桑在高雄中学被日本同学欺负，由歧视唤醒民族意识，这是殖民地人，特别是受教育者觉醒的常见形式。他曾请求父亲给自己转学到台南二中（以台湾子弟为主的中学，“总督府台南州立第二中学校”，一九四五年改名“台湾省立台南中学”），如果在那里，陈桑自问，是不是他也会成为一个“读书就好”的顺民呢？
阶级是事实，阶级立场却是主观能动性。如果不是日后“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从雨豆树下走出的陈桑，大概难以这样得见殖民地生活的城乡差异和阶级差异。
一九四九年后国民党当局通过土地改革、白色恐怖和情治体系，以及以儒家为底的道德伦理规训，完成了一套新的意识形态管控，却与日据时代的殖民意识形态具有本质的连贯性。正如“清理奴化思想”，取而代之的是“人人脑中有个‘警备总部’”。之后反体制运动和“解严”，也不曾动摇从日据时代确立的“知礼守法”和现代化价值。或也因此，虽然如今以美化殖民经验来建构“我族”的认同政治，不那么有效了，却不妨碍它以“多元文化”的名义，转为从官方到民间通吃的温情怀旧，或曰“殖民地乡愁”，如大热的《海角七号》里的日台之恋，如建成文物景点的金瓜石日本员工宿舍；也不妨碍国民党一样郑重其事地纪念乌山头水库和八田与一，不妨碍文化界热衷“跳舞时代”的各种“现代化初体验”。
从学界的戴国辉、许介麟到陈桑，都曾用了各种资料和譬喻来破解殖民现代化建设的神话，“小偷为了偷东西带了梯子来，离开时带不走，我们就该感谢他带来梯子吗？”但人们在意的似乎并非小偷的正义与否，而是这个梯子是否符合当下的审美。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日本殖民、国共内战、两岸分断 ……或者没那么要紧，只要“尊重多元记忆”就好了。如果这是一种普遍的怠惰，那么沿着殖民史观批判，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进对殖民意识形态的反思。我想陈桑可以略宽心的是，也有许多为社会变革投身乡镇、社区等具体实践的年轻人，“蓝绿”魔咒不能再捆绑他们，殖民地经验也得以被更清醒、有历史感地对待。
几次访谈之间，得知我去了五甲尾，陈桑在一个信封上默了一首诗给我看：
ふるさとは遠きにありて思ふもの
そして悲しくうたふもの
（所谓故乡，是唱着悲伤的歌、从远方想念的地方 ……）
“家没了，地没了，母亲走了 ……小时候的同学，这些年也一个个都走掉了。十几岁就离开家，故乡就一直是远远想着才有。回去，什么都没有。但五甲尾是这辈子无忧无虑的时候。”回忆即便有着强烈的现实战斗指向，也仍是个感性的力气活，不时让他陷入唏嘘激动。他也从不回避他身上的日本印记，他记得许多日语诗与歌谣，坦言日本“二二六”士兵和台中农学院的日本老师对他的影响；日语，更是他日后阅读马克思理论、获得中国大陆信息的重要渠道。
这样一种既有立场又坦然开放的殖民时代回忆，对于大陆理解台湾的殖民地经验和两岸文化差异，当大有帮助。大陆人多有“台湾人有日本情结”的印象—热衷于报道台湾政党斗争的媒体与有功焉—也同样难于了解这一经验的复杂性。想到这里，如果陈桑和赖丁旺的回忆能拍成电影，不会逊于《稻草人》或《海角七号》的有趣有味，一定会引发两岸，特别是年轻人了解的兴趣吧。
二、坐牢算什么
走在狱中过道上，天灵盖突突地跳，才知道人的脑袋上面还有动脉。
二〇一三年底，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落成了一个“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碑铭文中写着：“一九四九年前后，我军按照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一千五百余名干部入台，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一千一百余人。”这是大陆官方次公开这段历史。有杂志报道：这是国共双方绵延三十年的角力过程中，中共鲜有的在“隐蔽的战线”上遭遇的沉痛挫败，也阴差阳错地开启了岛内的一段“惨史”。
“惨史”指的是台湾一九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它当然不是“阴差阳错”地被开启的。“白色恐怖”之于大陆人，还不如被蓝绿政治捆绑的“二二八”更熟悉。陈桑说，大陆曾有人问他：“你是蓝的还是绿的？”他说：“我是红的。”听者吓了一跳。
从党外运动到民进党执政，“二二八”是用以控诉威权体制的武器；“白色恐怖”少被提及，因为反共意识形态并非改变，而对彼时运动分化、通过了“台独”纲领的民进党来说，不分省籍的受难也无利于“国殇”建构。“白色恐怖”迟至一九九〇年代才因六张犁公墓进入公众视野，并不奇怪。“夏潮联合会”、“中国统一联盟”等成立后，统左有了组织，也有意识地以报告文学、口述史、纪录片等文化形式，推开白色恐怖和冷战的铁幕，争夺战后历史的论述权。（其实一九八〇年代中期陈映真和蓝博洲的作品都已开启了这一工作。）
近年来形势悄然变化，随着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日益开放，政治上打“省籍”牌已不是万灵药，民进党也开始“看见”白色恐怖。而陈桑的回忆，一方面以“‘二二八’台独起源论”为对手；另一方面，我觉得更有意味的是，他的亲历带出了“人民”的视角：从日据时代的抵抗，到“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是台湾人民反抗奴役、专制与腐败的连续历史。
敢反抗日本人的，
就敢反抗国民党
“从高雄到台中读书以后，让我吃惊的是，街上十字楼口旁常有二十到三十个年轻人，围着圈弹风琴一起学‘国歌’ ……深深感觉在思想上我真的比那些人落后太多。两年后‘二二八’事件发生，我在‘“二二八”后一役’之地的埔里看到了当年教唱‘国歌’、教学国语的那些人围在谢雪红旁边、听谢雪红指挥的情形。三年后白色恐怖肃杀全面展开，我更在‘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里，看到了那些人从容就义的后一幕，也就是，由于‘二二八’事件而抛弃‘白色祖国’，走向‘红色祖国’的那批爱祖国爱人民的热血青年的下场。”
“敢反抗日本人的，就敢反抗国民党。”
陈桑和赖丁旺的讲述里，时时可以感受到一种属于移民乡村社会传统的草莽气息。赖丁旺回忆，光复后，楠西和附近的村子迅速恢复了曾被日本人禁止的“宋江阵”，人们结社练武，交朋友，行侠仗义，“心里很畅快”。陈桑虽然已经是读农学院的“读书人”，但从幼年时就表现出来的机敏好勇，在这个才从日本军队的暴力和谎言中走出来的青年身上，更显旺盛。“会武功”的祖父和反抗日本人的“土匪”姑婆，似乎把反骨都隔代传给了他。
从凭着血气参加“二二八”，到“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不代表中国”、“为了建设一个公平、平等的新中国”秘密入党，陈桑踏上红色理想的不悔路。
一九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中共地下党“潜伏在台湾”是大肆抓捕的由头；朝鲜战争爆发、“冷战”格局下得到美国的庇护，是大肆杀戮的背景。国民党档案资料中，被捕叛变的“中共台湾省地下工作委员会”领导人蔡孝乾供认，当时发展的台籍地下党员九百多人，大陆来的人数不明确，但一共被抓的党员约一千三百多人。而据台湾多年来官方公布或民间调查 （争议至今）的数字，被抓的人达到九万（或说十三万～十五万），被处死的九千人（或说一万）左右。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再度“清共”，抓捕杀戮以至于疯狂—狮子的凶心里都有兔子的怯弱，陈桑说：“它（国民党）是太害怕了。”
对死难者，许多人是通过陈映真、蓝博洲等人的小说如《铃铛花》《山路》《赵南栋》《幌马车之歌》，或者电影《悲情城市》得以了解的。那些为理想抛家舍子、义无反顾，甚至拒绝“感训”、从容赴死的革命者，从几十年的压抑历史中浮出，其震撼和动人，可想而知。
陈桑说：“判死刑的人，许多人是像陈映真小说写的，视死如归。他们选择了共产主义，知道是掉脑袋的事。但那时候，共产党在台湾的力量薄弱，为了壮大，采取了比较宽的路线，凡是反对国民党的，都争取进来。所以有许多年轻人，有左倾或者同情共产党的，还谈不上对共产主义有多少认识，或多深的信仰。所以，在狱中，面对死亡的命运，不好受。”他停下来，“心有不甘啊”。
陈桑自己在误以为被叫出去枪毙时（实际是转移），走在狱中过道上，天灵盖突突地跳，“才知道人的脑袋上面还有动脉”。
也因此，无论外省人张伯哲对周围人的关怀抚慰、上刑场时的平静从容，罗东镇青年冯锦辉与难友告别时温暖如常的手，还是那些心有不甘者的痛苦，都成为陈桑一生的精神印记。回忆狱中生活的时候，陈桑的讲述常常急促而跳跃，提到一个个人名，一个个故事，如断简残编却惊心动魄。许多人如武侠小说人物一样来无影去无踪，他所固执的，是想要为他看到的每一个生命的瞬间光华留下记录。
再之后，他叹息复沉默，要讲的是：“慷慨就义易，活下来难。”
次坐牢的十年，一方面，他看了太多逃亡、发神经、成为告密者的悲剧；另一方面，他见证了许多被牵连或无辜被抓的台湾人，原不知共产主义为何物，却在狱中走向“红色祖国”。那些喊着口号赴死的人震动着他们，“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对这些人，名为“新生训导处”的绿岛监狱，的确是他们的新生之地、他们的“学校”，所以出狱后往来，他们互称“老同学”。
有知识的教没上过学的，英语、代数、几何，什么都教。外省人教福佬人和客家人国语。思想上的学习则冒着风险，他们利用监狱“政治学习”课上的教材：投降的共产党理论家叶青写的《思想批判》，“大段大段引用的话”，简直有“为匪宣传”之嫌。他们略其批判而读。有人甚至偷偷抄下来藏在牢房里，几十个人因此被安上“暴动”的名字枪毙。但仍有人冒生命危险做抄录，藏匿在厕所便池下的水泥地里。伴随这样饥渴的学习热情，还产生了“极左”和“修正主义”的派系。“极左派”攻击较为知识分子型的狱友，开展各种形式的狱中反抗，譬如多盛饭然后倒在厕所里，来消耗敌人的粮食，譬如用做“狗仔”（奸细）的方式“打入敌人内部”，等等。回忆牢房里的“斗争”，陈桑叹惋：“极左”虽有热情，但徒劳而已，甚至白白牺牲。“什么都反抗”让整个牢房的难友受罚。十年间，母亲路迢迢地来绿岛两次都不得接见，从此黯然不再来。一次，为了让一个难友扮“狗仔”“打入敌人内部”，他们选出叫石沧柏的来做“被打报告的人”，结果石被随之而来的审讯逼得“发了神经”。“是很勇敢啦！”陈桑不愿批评难友们，在那样残酷的处境中，即使是荒谬的反抗，也是种光亮，是活下去的意义。
南日岛的俘虏，
大陆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的事情
“老同学”多未亲炙过大陆，在狱中，除了“共匪”的思想，还有“共匪”的战俘，带来“红色祖国”的信息。
一九五二年十月，国民党袭击莆田的南日岛，俘虏八百多名解放军，军官全被处死，士兵被送到绿岛，编入“第三大队”，成了与台湾政治犯一起上训导课的“同学”。陈桑印象深刻：他们很多人没上过学，却能认字，那是在部队学的；他们的军官都死了，但在绿岛，他们竟然摸清碉堡、机关枪的位置，策划了抢夺补给船、逃回大陆或者上山打游击的“暴动”，台风拖延了补给船，暴动失败。曾经帮他们送报纸“国际版”的“老同学”也受到牵连，包括陈桑在内的一批“不老实”的政治犯被趁机整肃，与南日岛战俘一起被押赴台北的“军法处”。
时逢七月一日，“反正要死了”，南日岛战俘与台湾政治犯一起唱起了“五星红旗的国歌”。
南日岛俘虏后都被枪决了。台湾的政治犯们，因为其中一人的父亲卖掉医院奔走营救，再次得免一死。“南日岛的俘虏，大陆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的事情。”
考古学家张光直一九四九年也曾入狱一年，他的自述《番薯人的故事》里，记录了与金门战俘的两次相遇。一段是在情报处监狱时，十来个解放军战俘，被允许与单独关押的团长见面，一坐下来，他们讨论的是“这一仗怎么打输的”，如同开战后检讨会，连监狱的所长也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另一段更有意思，是送到内湖“感训”后，听到一个国民党教官对金门战俘的“指导课”：
教：（穿军装，二十出头，可能已在军校毕业）你在这里与原来的部队有什么不同？
俘：（穿俘虏装，二十上下。剃光头，华北农村中的典型老实人的样子）：不一样！就像我走出走进营部的时候，还要给卫兵敬礼。看见了个官，又要敬礼。
教：这是非常重要的“礼”。军队里没有礼貌就没有秩序。给卫兵敬礼是尊敬他的守卫的职务；给官长敬礼是尊敬他比我高的等级。这是从三千年前孔子的时候就传下来的。
俘：我们那边不敬礼，也照样有秩序。看谁轮到站岗，点一个头；我们没有等级，照样也有发命令的，有把命令接过来照做的。
这特殊环境下两岸接触的吉光片羽，让人听来五味杂陈。一九五〇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展露了如此清新昂扬的面貌！它不只是以暴力打破了旧世界。部队是学校，除了识字，他们在具体的战斗中认识和实践平等、秩序的新含义。这本是革命的精神所在，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的基础。相应地，一九五〇年代的台湾，如内湖的小军官所言，偷渡于“三千年前孔子的时候就传下来的”仁义礼智信中的等级与规训，正在重新整合台湾的移民传统和殖民地经验，形成三十余年“戒严”的基础。那是高度有效的管控，是思想喑哑、消失了“左眼”的时代。但在狱中，疑似的“共匪”经过“训导”，成了真正的“共匪”，恐怕是当政者怎么也想不到的。
张光直在北平度过童年，日本占领北平时，上学路上可见城外常常被八路军扒开的铁路；报摊上可买到偷运来的“解放区”的任何报刊。到台湾后就读建国中学，又受到国文老师—大陆来的地下党罗铁鹰先生的影响，以“左倾学生”入狱。一年后张光直终于被父亲张我军辗转保释出狱，即报考台大考古人类学专业，走上研究“器物与古人”的学问之路。比他大两岁的陈桑则继续他的暗夜之路。白色恐怖施加于他们的，在未来，还要让他们殊途同归：在民族情感与社会主义信仰的问题上。
总之，在绿岛这所学校里，从鬼门关走过一遭的人们成了“老同学”，完成了社会主义的启蒙，奠定了对“红色祖国”的向往。狱中学习资源有限，也无从实践。无须回避：作为台湾左翼思想的残存继承，这一血脉先天不足。但他们所走过的是炼狱，有逃亡，有疯狂，有为“激进还是修正”势不两立，也有相濡以沫、拼死卫护的情谊。陈桑说，狱中每天二十四小时相对，彼此全无遮掩，相互太了解了，所以“老同学”的信仰中有无从撼动的情感，一九八八年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成立后，是以成为台湾统派坚定的母体。
那并不遥远的历史，
却已经要问“谁的记忆算数”
二〇一〇年我跟随蓝博洲去苗栗探访当年地下党后逃亡的山区。陈映真曾以此写下报告文学 《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一九九二）：客家青年曾梅兰苦苦寻找一九五〇年代以“二条一”处死的哥哥的尸骨，终于让六张犁公墓与白色恐怖浮出历史地表。陈映真随之探寻一九五〇年代被扑杀的左翼青年中“觉醒的农民”，为何农民中之“诚恳、正直”的会投身革命，且“一旦觉醒，英勇异常”——这是土地改革几十年后，当代人难以理解的。作家朱天心则以出狱的亲人为原型写下小说《从前从前有个浦岛太郎》，地主出身而试图解放自己的佃农的“宝将”，在小说中，只是一种因青春血气导致的误会，一场龙宫归来猛然惊醒的悲情。
陈映真的报告文学，每读之如文中所言：“即使号啕失声，也不为失态。”但我们必得从这一情感重击中稍微抽离，来面对异议：那并不遥远的历史，却已经要问“谁的记忆算数”。陈映真的叙述脉络里，台湾人的红色理想在光复前后有其阶级矛盾的土壤，也有短暂而具体的实践。而朱天心对土改前乡村社会的描写，无疑更符合当代人的感觉：地主和佃农在各就其位的乡村秩序中，大可能温情脉脉。（这一想象分歧，与大陆社会近年来对土改历史的翻案和争议，颇有一比。）地主的良善与否自然可有别，但地主与佃农土地、生产关系上的根本冲突，却不取决于地主的品格。朱天心在小说中尽其可能地对“宝将”和他的革命理想做同情与了解，已是人道主义话语面对历史所能达到的进步的极限。
在苗栗，望着茂密山林和幽谷，蓝博洲说，一九四九年开始的土地改革，使得逃亡的地下党渐渐不易得到农民的支持了。
当年在苗栗山区逃亡的萧道应等人试图“重建”省工委，他对同志说：国民党土改可能让我们失去农民的支持，但我们还是要鼓励他们去减租、分土地。
“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源远流长，一九二〇年代台湾农民组合运动不曾做到，日据后期觉醒的地主子弟，比如陈桑，比如朱天心笔下的“宝将”，也曾想把家里的土地分给佃农。讽刺的是，自己革命做不到的，关在牢里时，却被敌人做到了。
从“三七五减租”到“耕者有其田”，农民逐渐转化为自耕农，与地主的关系得到缓解，也为一九六〇年代工业发展提供了自由移动的劳动力基础。从只管种地到只管赚钱，一样的是不问政治。
这里有个有意味的对照，中共在大陆发动土改时，不管是在抗战和内战期间以“打土豪、分田地”来获得农民支持，还是建国初期新区土改的“群众运动”，都极为重视这过程中乡村结构的改变和“人的觉悟”。很多档案和运动的观察者，细腻地记录了生产关系变化中人与人的关系变化、乡村新政治形态的产生，比如“干部”和“群众”的关系、群众的分化、暴力的问题等等。农民与政治的关系是被正向鼓励的。一九五〇年代，在台湾的国民党则有意以共产党土改中的暴力为反面教材，正当化其“自上而下”、和平赎买的方式进行土改，而作用恰是去政治的。土改让农民安分守己。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白色恐怖得以实行并令社会长期喑哑的“民意基础”。
所以十几年后“老同学”陆续出狱，无不感叹从“小牢”到“大牢”，体制监控与民间歧视的无所不在。一九九〇年代以来，以“走出白色恐怖”为号召的出版物，从官方到民间，所在皆是。
如何走出“白色恐怖”？恐怕并不依赖“从吞恨到感恩”的劫后余生心态。对罪行的控诉或有时尽，深入个体意识肌理的恐怖，才更难走出。
三、陈桑的遗憾
“我的一生是失败的，没能革命！也只能如此了。
第二次出狱后，在“民气可用”的形势下，丢失工党这个阵地，是陈桑感痛心之事。一九七〇年代，他偷印禁书、与反对党接触乃至策反黄顺兴的行动，多是独立、秘密进行的，也不可能有什么组织工作。到了他出狱后的一九八七年，《夏潮》《人间》杂志十几年来凝聚的力量和影响，已有所积累，如果与社会民主派合作的工党组党成功，统左派将有一个真正的阵地，公开战斗的阵地。
“那个势，过去了就没有了。”陈桑详细讲了他认为的造成工党分裂的多重因素，或许也会引起当事人与关心者不同角度的意见。若以二十余年来各自发展的经验，重新检讨这个“失败”，是否能提供一个左翼各方实践重新合作的想象呢？无论如何，陈桑认为，这是他们该给后辈的交代。
比工党的分裂更让他揪心的，是“统”与“左”的分裂。陈桑认为，对改革开放后大陆社会性质的认识差异，是“统”与“左”分裂的原因。代表正义、平等、穷人过上好日子的社会主义理想，还在吗？陈桑为此大量阅读有关中国革命的历史材料，思考现实，得出的结论为，大陆是“特殊过渡阶段的国家资本主义”，仍在朝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走。而美国对台湾战后经济和政治无远弗届的渗透，让台湾一度成了新形态的美国殖民地。因而，统一亦是立足于反帝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基于此，陈桑认为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虽是阶级矛盾，但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却是“统”“独”矛盾。因此陈桑的回忆录有着贯穿始终的对话对象：关于“独立”的论述，和渐行渐远的（不愿意统或消极于统的）左派。
台湾左翼的光谱并不只是以“统”“独”分，还有保钓左，毛派，学院左，运动左，道德左，假左，还有不愿被归派别的、进入台湾社会变革的具体面向的新一代实践者……那么如何对待不赞成或消极于统一的左派呢？除了对大陆社会主义性质之争议，在其实践领域内，还有怎样值得聆听的声音？譬如对两岸经贸往来模式偏于图利资本的状况，对大陆“惠台”政策的反省。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只有为台湾的农业自主、合作化打下基础，大陆的“采购”和支持，才能成为可持续性的力量。何况，采购团若没有站得稳的中间人，没有在地组织——远有台南学甲虱目鱼、近有金钻菠萝的案例，“惠”的落实又何其难也！然而，或许也是从这里，可以重新构想“统”与“左”的携手。特别是，在两岸文化、学术的精英交流之外，如何打开两岸基层民众的实质交流！
二〇一四年三月台湾发生的“反服贸”事件，无疑有政党政治与“冷战”格局的遗留或内化，但从台湾的年轻人的表现看，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政治操作，其实已经越来越罩不住他们。大
陆无须对台湾民主抱有蔷薇梦，但也不能率意对待，错过与这一代青年以及他们所内含的台湾社会的深层矛盾的对话。新任国台办主任从台湾“反服贸”得到的启示是：“要全面了解台湾，了解台湾基层民众的想法。”
有时，陈桑会说：“我的一生是失败的，没能革命！也只能如此了。”
陈桑的路，贯穿着一个想做真正的、不被奴役的、勇敢的人，不为自己苟活的人的理想，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他坚定了统一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心无旁骛走到今天，而两岸的往来，一直在以种种新问题提出挑战。有谁说，自日据时代萌生以来，台湾左翼运动是一连串的挫败史？看看二十世纪的世界，又岂止是台湾左翼。后辈只能踏着前辈的挫败往前走，如果对“失败”的检讨能推动两岸共同进步，我想，该是陈桑乐见的。
整理后记我借用了“暗夜行路”这个词，这是陈桑曾经想给回忆录的名字，来自志贺直哉的小说。或许是觉得小说里孤独的思想探索终究太文人气？陈桑后用了“无悔”。我觉得，这两个词合起来，是对他的人生好的描述。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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