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思考（续集）

《回忆与思考》(续集)为我社2012年出版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捷共）原领导人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的著作的续集，作者于1970-1988年连续担任捷克斯洛伐克中央政府内阁总理18年之久，《回忆与思考》出版后获得广泛好评。该续集中增加了作者任捷克政府总理时期的部分部长们的回忆录，与其作为历史的相互印证，有特别的史料价值。该书以访谈的形式呈现，读者有亲耳听闻的真实性感觉。 

《回忆与思考》(续集)为我社2012年出版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捷共）原领导人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的著作的续集，作者于1970-1988年连续担任捷克斯洛伐克中央政府内阁总理18年之久，《回忆与思考》出版后获得广泛好评。该续集依然是其多年亲历的历史见证，而且该书中增加了作者任捷克政府总理时期的部分部长们的回忆录，与其作为历史的相互印证，有特别的史料价值，历史学家从这本书中，可以修正或肯定自己的调查、研究和回忆。对于年轻的读者来说，作者实录了他亲历的时代的各种事件，揭示出历史的概貌，书中他并不隐瞒自己对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各种复杂关系的立场和观点，并且声明他对本人的步伐和决定所应负的个人责任，希望该书有助于对捷克的现代历史及其连续性的研究和探讨。

作者：卢博米尔 什特劳加尔1924年10月19日出生于捷克的韦塞利。1943年高中毕业，由于第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关闭了了捷克所有的大学，他当了工人。战后于1945年6月加入捷克共产党。1949年9月毕业于查理大学法律系。1957年任捷克共产党南捷克地区书记；1959-1961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农业部长；1961-1965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内务部长；1965-1968年任捷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书记；1968年始任政府副总理；1968年秋天起任捷克中央书记及捷克中央主席团成员；1970年-1988年任捷克政府总理达18年之久。退休离任后现住在布拉格。                                                     

译者：郦明，1931年3月出生于杭州市。195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历任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工业大学副教授；第二汽车制造厂设计师、副总机械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系主任、教授；全国机械动力学学会理事长（1982-1993）；国际生产研究基金会副会长（1991-2007）；现任国际生产研究基金会董事兼国际生产研究基金会亚太地区名誉主席、捷克-中国工商联合会副会长。发表学术论文集100多篇。《人机工程学》、《振动病及其防治》、《汽车结构抗疲劳设计》等专著多部。主编国际大型学术会议论文集两部。曾在*关怀下，主写“机床内部矛盾运动规律”长篇论文（发表于“红旗”杂志1960年9-10期）

章关于走向新社会体制的捷克斯洛伐克道路

第二章在内务部的年代

第三章关于可能和不可能的改革

第四章再谈谈古斯塔夫·胡萨克(1969—1989捷共总书记)

第五章关于经济互助理事会(RVHP)

第六章关于当时很著名的人士

第七章为什么我们“不善于运作”国内市场以及谁不想要它？

第八章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分裂及其相关的因素

第九章1989年——政权转给了反对派

第十章关于有希望的前途与真正的失败

第十一章冶金与重型机械部部长L.格雷的回忆

第十二章外贸部副部长F.朗格的回忆

第十三章燃料及能源部部长V.埃伦培尔格的回忆

第十四章农业部部长米罗斯拉夫·托曼的回忆

第十五章副教授弗朗基舍克·楚巴的回忆

译后记

章

关于走向新社会体制的捷克斯洛伐克道路

 读者问：博士先生，在您的回忆录中，您写道关于“走向新社会体制的捷克斯洛伐克道路”。根据您的了解，这种思想是怎样产生的？

  根据我的了解，这种思想是在流亡政府年代中逐渐产生的。在伦敦和莫斯科这两个战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中心，随着热烈讨论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安排而产生的。已经很清楚的是，由于战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垮台，慕尼黑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造成了共和国彻底的崩溃。民族问题在共和国没有得到解决，在纳粹德国的压力下更得不到解决，很高的失业率，政府的非社会主义政策，政治形势不稳定，共和国总统得不到大家的拥护。的确，共和国的安排不是合适的榜样。

 在科希策政府纲领中，因此将议会民主体制这个政治概念作为基本战略，但是有四个独立的政党存在，在议会中的席位是按选票比例的，民主政府由总统任命，但需要经过议会多数的通过批准。

 那时，在战后自然产生了对新共和国比较清楚的概念。曾经十分清楚的是，完全机械地恢复共和国已经是不可能的。

 读者问：好的，但是今天许多文献中都说，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来说，这仅仅是一种战术，捷共打算逐步地控制国家，然后同样地实现苏联模式。

 这种战后社会体制和苏联体制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即使在以后有些演变，也没有走向苏联。这种“非独裁的安排”(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说)，在其他新出现的人民民主国家中，也有这样类似的倾向。在战后的中欧和东欧国家中，正确的突出和尊重民族的特色和特点，是顺利解决建设新社会这种复杂而长期的任务的出路，这曾经是那时期关于战后概念的主要认识，有时仅仅是各种思考：如何在各个中欧和东欧国家进行社会生活的安排。

  这里，我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考虑和寻找的社会体制的主流，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经过战争而有所变化的已有的资本主义体制，后者在中东欧没有被认为是理想的社会体制。

 读者问：为什么不？两种体制(苏联和资本主义)共同在历大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他们的力量是无可争议的……

  这也是属于历史的回忆。30年代的经济危机、慕尼黑的出卖以及其他事实等等，都在欧洲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以及许多共产党和社会党的领导层面前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将民主和社会进步结合起来？而不会毁坏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大家在寻找其他的战略性出路。无可怀疑的是，所有考虑的基本点是相近的：更高效率的、社会正义的、文化发达的社会，要考虑民族特性和民主条件，要尊重所有广泛的、必需的、战后新产生的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国际关系。

 读者问：那时存在过在所谓的斯大林体制的“民主化”中的病毒吗？我们知道，贝奈斯总统曾经这样考虑过，其他人呢？

 我们可以读一读哥特瓦尔德(Gottwald)和许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的讲话。我们也可以看看在莫斯科和伦敦的外交文件。没有一个人想过要将捷克斯洛伐克完全的苏维埃化，大概除了某些政治冒险家之外。读者问：那么斯大林呢？

  关于这个，就今天我们所知，可以明显地发现，斯大林十分害怕在欧洲恢复战前的状态；对苏联来说，那曾经是可怕的经验。他希望有许多友好的国家。但是，在那时期，这并不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他将意识形态完全用来作为借口，在现实中，他感兴趣的只是权力。

 读者问：我们有科希策政府纲领，第三条道路的思想，新的政治安排以及充满希望的社会……但是今天的历史学家说，不管哪一种考虑了民族特性的思想都是错误的。世界走向了冷战。

 “铁幕”这个概念是丘吉尔(Churchill)带来的，在当时似乎还是一个文学上的隐喻。那时谁会相信，会开始新的军备竞赛，新的对抗？在捷克斯洛伐克接下来的时期——1946年和1947年——所有的安排，根据已经制定的政府纲领，基本上都在顺利地进行着。在1946年实现了议会大选，各社会主义政党得到了显著的票数，批准了民主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