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印国家群的时代—东亚世界与弥生社会

一直到１９６０年前后，在日本的生活中还保留着江户时代的生活场景，那也是弥生时代的继续。如果说现代生活中还保留着弥生时代的遗痕，可能不会有人相信，但事实确实如此。本书将要说明的就是弥生时代留下的孑遗绝不是不同的文化。
                                                              ——高仓洋彰

什么是金印国家群？
古代中国，尤其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赐印。
战国时期，东亚地区开始了一体化的进程，*后由秦始皇结束了列国分立的战国时代，实现了汉民族的统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被迫离开土地的民族和战败的汉人。而
战争与迁徙的流民，有效地促进了汉文化向周边地区的传播。农耕文化由此间接传入日本列岛，使之开启了*初的文明开化——弥生文化。汉武帝大力推行领土扩张政策，与希望和中国发生交往的周边民族的愿望完美契合，以印为纽带的金印国家群由此而诞生。

“汉委奴国王”金印
“汉委奴国王”金印应该如何释读？印背的蛇纽有何意义？使用的主体又是谁？
被看成是“倭”的弥生人，以接受汉王朝赐予的“汉委奴国王”蛇纽金印为标志，开始了与汉的直接交流。虽然滇、韩、倭之间远隔千里，但都同处于汉帝国的周边地区，都被纳入同一个时代发展的轨迹之中。

“亲魏倭王”金印与卑弥呼
“亲魏倭王”金印，其主人正是颇具神秘色彩的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除金印外，赐予卑弥呼“汝好物”的“铜镜百枚”，使铜镜不再仅仅用于理容，而传递出汉、魏、乐浪所构成的复杂东亚局势。动荡的时局，倭人如何把握正确的信息、谋求交往的伙伴而采取一系列行动？卑弥呼所居之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王的宅邸由哪些建筑构成，又如何彰显王的权威？

全球史观下研究地区考古学的典型案例
从水稻技术的传入，定居生活的发生，到社会阶层的分化，区域性中心的出现，再到日本列岛与汉王朝之间的交流，直至日本早期国家的出现看日本学者如何从东亚地区的宏观视野勾画出日本古代社会在弥生时代所经历的国际化历史进程。

日本考古学会会长、弥生时代考古学专家高仓洋彰先生经典著作，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滕铭予教授恰切翻译，日本九州大学教授宫本一夫先生校改并提出重要参考意见。

 

     《金印国家群的时代——东亚世界与弥生社会》，通过大量的考古学证据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记载，从东亚地区的宏观视野研究了日本弥生时代稻作技术体系的建立、定居生活的发生、社会的阶层化、区域性中心的出现、日本列岛与汉王朝之间的交流和关系，以及日本早期国家的出现等问题，是当前世界考古学倡导的在全球史观下研究地区考古学的一个典型案例。本书对于中国学者研究战国秦汉时期中原文化如何对东亚地区产生影响从而形成新的文化格局，以及汉帝国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终在东亚地区建立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新的统治秩序等问题，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高仓洋彰，1943年生于福冈，1974年于九州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课程毕业，1990年获九州大学文学博士。1999年，任日本埋藏文化财研究会名誉会长；2002年，任九州考古学会会长；2006年，任日本考古学协会总务理事；2008年，任日本考古学协会副会长；2014年至今，任日本考古学协会会长。著有《弥生时代社会の研究》、《日本金属器出現期の研究》、《弥生》、《交流する弥生人》、《箸の考古学》、《行動する考古学》、《趣味は考古学 仕事も考古学》、《九州とアジアの考古学》（合著）、《AMS年代と考古学 》（与田中良之合编）、《東アジア古文化論攷》等著作。
      滕铭予，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取得硕士、博士（历史学）学位。现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
      宫本一夫，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毕业，京都大学文学研究院取得硕士、博士（文学）学位。曾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助教、爱媛大学教授，现任日本九州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九州大学副校长。

《东北亚与欧亚草原考古学译丛》总序  １
中文版序  １
致读者  １
绪论 弥生时代的国际化 １
一、不同文化的交流  １
二、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弥生时代的分期  ２
第一章 接受水稻耕作技术体系 ７
第一节 稻作的传播之路 ７
一、水稻耕作体系的传播路线  ７
二、最初接受稻作地点的相关资料  ９
三、接受地所表明的稻作传播路线  １４
第二节 从渔民型的交流到农民型的交流 １５
一、接受稻作之前的稻米资料  １５
二、朝鲜半岛的稻米资料  １７
三、绳纹时代的对外交流  １９
四、支石墓的分布  ２２
第三节 新生活，新技术 ２６
一、环濠聚落的传入  ２６
二、新型村落的出现  ２８
三、出现了完备的水田  ３０
四、稻作使用的工具  ３１
五、稻作的普及  ３３
第四节 阶层社会的诞生 ３６
一、接受稻作期到弥生时代前期的两种环濠  ３６
二、出现环濠聚落的意义  ３８
第二章 地域社会的确立和统治者的出现 ４４
第一节 武器与装饰品 ４４
一、翡翠制的项链  ４４
二、朝鲜半岛南部的青铜器文化  ４７
三、有选择地接受朝鲜青铜器文化  ５０
第二节 地域社会的统一及其背景 ５０
一、地域性的明显化  ５１
二、地域性社会的产生  ５４
三、古国（クニ）的单位  ５８
第三节 统治者的出现 ５８
一、早良的王（オウ）５９
二、神埼的王（オウ）６３
第三章 倭的国、王与汉王朝 ６６
第一节 与汉之间直接交流的开始 ６６
一、西汉武帝的领土扩张政策  ６６
二、乐浪郡的设置  ６７
三、韩所见到的汉文化影响  ７０
四、中国史书中出现的倭之国与王  ７２
第二节 西汉铜镜所展现的国与王 ７６
一、出土西汉铜镜的遗址所具有的优越性  ７６
二、用于随葬的西汉铜镜  ７９
三、铜镜的权威及其渊源  ８８
第三节 伊都国王和奴国王 ８８
一、伊都国王的墓  ８９
二、伊都国王的论证  ９１
三、奴国和奴国王  ９５
第四章 成为金印国家群的一员 ９９
第一节 蛇纽印的世界 ９９
一、关于“汉委奴国王”金印  ９９
二、蛇纽印的背景  １０１
三、汉的印制与蛇纽印  １０２
四、使用蛇纽印的主体  １０７
第二节 下赐“汉委奴国王”金印的意义 １０８
一、弥生人与文字  １０８
二、茶户里遗址出土的笔  １１１
三、对文字资料的期待  １１３
第三节 从汉镜的传播看东亚地区的一体化 １１５
一、汉的铜镜  １１５
二、乐浪的铜镜  １１７
三、韩（原三国时代）的铜镜１１８
四、倭（弥生时代）的铜镜１２１
五、汉镜与倭人  １２５
第五章 倭国的诞生 １２８
第一节 倭国的成熟 １２８
一、世世有王  １２８
二、倭人传中的诸国  １３１
三、从奴国到倭国  １３７
第二节 王的宅邸 １３９
一、方形环濠的出现  １３９
二、大型地面建筑的性质  １４４
三、宅邸的可能性  １４７
第三节 倭人传的世界 １５０
一、魏倭外交的目的  １５０
二、倭国使者的装束  １５２
三、韩之动向  １５５
四、原始国家的诞生  １５９
终篇 面向东亚世界的视点 １６３
一、视点的不足  １６３
二、新的视点  １６４
插图出处１６８
后记１７１
译后记１７３

                                                  《东北亚与欧亚草原考古学译丛》总序
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和考古学自身发展的需要，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次设立了国外著名考古学著作的翻译项目。我们在申报中，原本提出考古学理论与周边邻国考古学两个角度的翻译课题，后经过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的建议，把译著内容集中到周邻国家考古著作，即现在的《东北亚与欧亚草原考古学译丛》。
在东北亚考古学方面，我们选译了日本学者高仓洋彰的《金印国家群的时代——东亚世界与弥生社会》和韩国学者崔梦龙等的《汉江流域史》。日本考古著作是从东亚的视野下研究弥生时代的国际化过程。所谓“金印国家群”是这些被纳入以汉字和汉语为沟通手段的中国统治秩序中的民族的总称。作者从东亚的宏观角度着眼，从九州北部地区的细微研究入手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很有借鉴意义。韩国考古著作构建了朝鲜半岛先史时代的时空框架和文化发展序列。新石器时代朝鲜半岛的圜底筒形罐和“之”字纹装饰为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器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对比材料。朝鲜半岛青铜时代的标志性器物——琵琶形铜剑，是从中国辽东半岛经鸭绿江下游地区传入的。这些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文化影响，可以追溯到大连地区年代相当于商代末期的于家村下层文化，年代相当于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商周之际。
在欧亚大陆旧石器研究方面我们翻译了《欧洲旧石器时代社会》（Clive Gamble）和《小工具的大思考： 全球细石器化的研究》考古论文集（Robert G. Elston主编）。前者侧重欧亚草原的欧洲部分，在旧石器研究中具有年代标尺的作用。作者还运用了一种新的方法，把来自石器、狩猎与营地遗址的考古证据汇聚起来，用以探讨社会交往以及社会生活的形式。后者涉及了欧亚草原的亚洲部分，包括细石叶工艺以及相关技术的起源、制作技术和人类对环境的适应等诸多重要的问题。本书的全球视野、运用的石器分析理论与方法、研究的思路与观点，对于中国细石器考古学研究来说非常具有启发性。
在欧亚草原考古方面，我们分别选译了宏观著作《史前至蒙古帝国时期的内欧亚大陆史》（《俄罗斯、中亚和蒙古史》第一卷）（David Christian）和微观研究的《印度—伊朗人的起源》（Kuzmina， E.），以及一本蒙古考古专著。第一本宏观著作将欧亚大陆分为处于内陆和靠北的内欧亚大陆（Inner Eurasia）与靠海的外欧亚大陆(Outer Eurasia)两部分，前者是游牧和渔猎民族活动的舞台，后者是文化发达的农业文明分布区。该书以宏观的视角系统阐述了内欧亚大陆的历史，认为两地的互动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因，并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研究农业与游牧业的互动。作者提出农牧交错地带为内欧亚大陆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因为这里不仅有农牧社会的军事接触，还有技术、思想、贸易和人群的接触。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北方地区在东部草原中的重要作用了。第二本微观研究的著作是作者用50年时间对安德罗诺沃文化联盟的翔尽研究，使我们了解到俄罗斯学者是如何研究一个考古学文化，以及如何结合文化的发展演变与民族学和历史语言学来研究考古学文化族属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对中国考古资料的了解十分有限，中国学者有责任把自己的发现与研究介绍给世界的学者。蒙古是游牧文明的一个中心，是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接壤的重要国家。《蒙古考古》是目前唯一的关于蒙古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的综合性专著，该译著能够使中国学者了解蒙古各时期考古遗存的概况以及蒙古学者的考古研究现状与方法，为从事蒙古考古研究提供最系统的基础性材料。
这套考古学译著有两个特点，一是在资料占有方面重点选择了本土学者的著作，二是我们的翻译团队多是从事东北亚和欧亚草原考古研究的学者，是我们以边疆考古为依托的外国考古学研究的实践。译丛的出版将开启关注邻国考古、注重本土学者和有计划有针对性的系列考古学著作的翻译与出版，打破英文译著“一统天下”的局面。这套丛书还将有助于把中国考古学放在东亚与欧亚视野下考察，提升我国边疆考古在东北亚与欧亚大陆考古研究中的影响力。在完成项目的这五年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外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有相当数量的考古团队开始赴国外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在这里我们非常感谢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非常有预见性地设立译丛课题，这些译著为了解中国周边国家的历史以及与中国的文化交往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材料证据，并为中国考古学走出国门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准备。

杨建华
2017年6月

中文版序

我很高兴广大的中国读者，能够藉由《金印国家群的时代———东亚世界与弥生社会》中文版的出版，认识并理解开拓了与中国正式交流的古代日本（倭）人所拥有的智慧和付出的努力，以及古代日本与汉代中国的密切关系。
长期以来，日本向中国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如在奈良时代（8世纪），日本积极推进中国化的进程，仿效中国长安城建设日本平城京；以唐律为基础制定大宝律令；引入中国首都与地方相互连通的驿站制度；仿效“开元通宝”铸造“和同开珎”，开创日本的货币经济制度；编纂《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国史；以唐服为基础制定日本的官服制度等。那时的日本可以说是一个“迷你中国”。
最早的“中国化”始于弥生时代（约公元前4世纪到3世纪初期），以水稻耕作技术的传入为开端。水稻耕作技术虽然是经由更早中国化的朝鲜半岛间接传入日本的，但是在初夏时对水田进行整治、到了秋季在金色的稻田里收获成熟稻谷的场景，则是包括中国、朝鲜、日本在内的东亚世界共同的景观。进行稻作生产和接受米食习俗，就是日本中国化的开始。
稻作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分化，社会出现了阶层，不久阶层演变成阶级，出现了首长阶级。随着西汉昭帝时废除了马弩关制，铁制武器和西汉铜镜等中国物品大量传入日本。首长们不仅佩带着从中国输入的铁制武器，将琉璃璧、西汉铜镜等作为其权威的象征，他们还进一步认识到不学习汉字和汉文就无法与中国进行交流，于是派遣使者到中国学习汉字和汉文。随着与中国的交流日渐繁盛，首长们最终接受了汉王朝所授予的如“汉委奴国王”金印之类的印绶而成为其麾下的一员，而汉王朝则通过印绶的授予在东亚地区建立了以汉为宗主国的册封体制。这就是本书所说的“金印国家群”。
弥生时代约600年，可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各约200年，基本上与中国的战国、西汉和东汉时期相对应。弥生时代正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划分为三期，并成为后来奈良时代全面中国化的先驱。
在此之前的绳纹时代，日本和朝鲜半岛之间就有着直接或间接的交流，中国文化经由朝鲜半岛间接传入了日本。由于当时的日本视野所及和对海外世界的认识仅限于朝鲜半岛，因此在接受水稻耕作技术体系和铁制农具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都源于隔着朝鲜半岛、与日本并不相邻的中国，但实际上日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惠泽。
到了弥生时代中期，日本与西汉之间开始有了直接的交流，这也促成了日本急速的变化与发展。虽然目前尚无资料可以证明，但是很可能在西汉的朝廷上，日本使者会有使用流畅的汉语与来自中亚及东南亚的使者进行对话的机会，或者说至少当时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日本的视野也由此从朝鲜半岛扩展至东亚，由东亚扩展到所有的金印国家群。这使我们不禁联想到派出遣唐使去学习、吸收唐代先进制度和文化的奈良时代，以及积极吸取欧美知识而尝试近代化的明治维新时代。
长期以来,日本不断地、积极地吸取先进文化,从而带来自身的发展变化，本书所描述的就是日本开始吸取先进文化时的原始风貌，以及中国文化对日本社会发展的促进和影响。期待中国的读者通过本书可以对中日文化交流的最初原点有所认识与理解。
原书刊行于1995年，其后虽然也有若干资料上的补充，但是并没有更改本书的论点。中文版的刊行由吉林大学滕铭予教授进行了恰切的翻译而得以实现。滕教授修正了一些原书的误字、脱字问题，并多次与作者商榷书中较难理解的地方和引用文献的内容，完成了较日语原版更为精确的中文版本。
谨对滕铭予教授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高仓洋彰
2018年1月24日
（中文译者：金绳初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