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88763
1.打破常识，正视历史。
本书抛弃了“选择性地忽略不美好的记忆，将民主自由的胜利视为一种必然”的传统做法。“欧洲是20世纪嗜血人类的聚集地，欧洲从来都不是自由民主的家乡，而是血腥和暴力的发源地；将战争的结束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纪元的开始也是荒谬没有根据的，实际上没有新纪元，‘冷战’‘热战’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界限；种族主义并非纳粹专利，而是一种时代的倾向。”诸多观点打碎既定印象，重构对欧洲历史的认知。
2.用数据说话。
作者一反其他著作中单纯使用描述性语言叙述历史的做法，转而采用翔实确切的数字和表格，量化的研究方法精准地描绘出20世纪欧洲的原貌。
3.从主流史学的夹缝入手，探求未被关注的线索。
作者并非将欧洲历史上的各种分歧简单粗暴地划分为不同阶级利益斗争、不同意识形态拉锯战的产物，而是从民族、移民、普通人的生活、健康、资本等角度，多方面展示欧洲是如何在不同势力的拉扯下被扭曲、被撕裂，又被拼接和重组，更加客观地呈现欧洲的艰难历程。
4.作者学术与媒体的两栖背景，使本书严谨之外更有妙趣横生的故事。
马克·马佐尔是研究欧洲史的专家，同时为《金融时报》《独立报》《卫报》等*媒体撰写专栏文章和评论，兼具逻辑性和感染力，对语言的运用尤其纯熟，结构清晰、叙事迷人、收放自如，使读者在有理有据的论证之中，更能读到精彩纷呈的故事，充分享受畅快的阅读体验。
5.横切、纵深、俯瞰多视角全方位洞悉欧洲。
马克·马佐尔摆脱了“一个故事，一段评论，循环往复”这种只见孤立事件和牵强的联系，难见全局的写作套路。他将20世纪的欧洲历史切开来，从横切面查看各种意识形态在欧洲的影响；又将欧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描绘移民和种族问题的源头与后遗症；深度讨论各类政治势力的争夺战，提出“自由还是独裁，已经无关轻重，但看左右世界的那些手”等引人深思的问题，不仅有高度、有深度，更有广度。
6.关乎人类共同生活，是本书的一个主题。
本书除了论述政治、经济、资本、意识形态等重要因素，还关心被各方势力操纵之下的普通人的心理状态、身体健康、日常生活及欧洲的未来。面对当今动荡不安的欧洲局势，作者认为欧洲人适时接受其在世界上的位置，会更好地适应多样性和分歧。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7.十余位专家、二十余家媒体推荐。
本书荣获《观察家报》年度图书、德国历史图书奖。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大卫·坎纳丁、诺曼·斯通、托尼·朱特、丹尼尔·马霍尼、罗恩·凯莉等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评论员等纷纷撰文推荐。《泰晤士报》《洛杉矶时报》《新政治家》《卫报》《纽约客》等媒体也持续推荐本书。
社会和政治工程的混搭实验室。全面论述20世纪欧洲的艰难历程。
马克·马佐尔戳穿自由民主的神话，深入探索欧洲有史以来纠结、扭曲、暴力、撕裂和重组并存的100年。一边是接纳异族，一边是种族歧视；一边是帝国主义的野心，一边是民族自决的呼声；一边是自由民主，一边是独裁暴政，欧洲始终被裹挟在两股势均力敌的力量之间，不断地被撕扯、打碎、拼接、粘贴。
本书带领我们探寻“自由、民主、公民权利”等西方社会长久以来奉行的价值观的源头，同时也在不断发问：这些价值体系经过百年的争战、割裂、冲突、对立和统一，如今如何体现？又剩下些什么？
在马佐尔的笔下，欧洲并非民主与自由的发源地，而是各种思想派别、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的实验室与赛马场。战争、革命及意识形态的利益争夺战，使欧洲不断新生及再造，过程往往令人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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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识丛书（见识城邦出品）
01《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美]大卫·克里斯蒂安
02《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美]约翰·R. 麦克尼尔
03《革命的年代：1789—1848》[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4《资本的年代：1848—1875》[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5《帝国的年代：1875—1914》[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6《*的年代：1914—1991》[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7《守夜人的钟声：我们时代的危机和出路》[美]丽贝卡·D. 科斯塔
08《1913，一战前的世界》[英]查尔斯·埃默森
09《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10《基因传：众生之源》（平装 精装）[美]悉达多·穆克吉
11《一万年的爆发：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美]格雷戈里·柯克伦 [美]亨利·哈本丁
12《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美]伊斯特万·迪克
13《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美] 艾尔弗雷德·W. 克罗斯比
14《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平装 精装）[美]雅克·巴尔赞
15《瘟疫与人》[美]威廉·麦克尼尔
16《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美]威廉·麦克尼尔
17《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美]西恩·麦克米金
18《科学的诞生：科学革命新史（上下册）》（平装）[美]戴维·伍顿
19《内战，观念中的历史》[美] 大卫•阿米蒂奇
20《第五次开始》[美]罗伯特·L. 凯利
21《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平装 精装）[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22《黑暗大陆：20世纪的欧洲》［英］马克·马佐尔
23《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如何建构一个理想世界》[荷]鲁特格尔·布雷格曼
24《民粹主义大爆炸：经济大衰退如何改变美国和欧洲政治》[美]约翰·朱迪斯
25《自私的基因（40周年增订版）》（平装 精装）[英]理查德·道金斯
26《权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1945》[美]入江昭
27《犹太文明：比较视野下的犹太历史》[美] S.N.艾森斯塔特
28《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美]尼尔·波斯曼
29《从丹药到枪炮：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美］欧阳泰
30《起源：万物大历史》［美］大卫•克里斯蒂安
31《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美］托马斯•斯坎伦
32《认知工具：文化进化心理学》［美］塞西莉亚•海斯
33《简明大历史》［美］大卫•克里斯蒂安 ［美］威廉•麦克尼尔 主编
34《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美］托马斯•M.尼科尔斯
35《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荷］弗雷德•斯皮尔
……后续新品，敬请关注……
前 言 i
章 荒芜的天堂：民主的兴衰
第二章 帝国，国家，少数民族
第三章 健康的躯体，生病的躯体
第四章 资本主义的危机
第五章 希特勒的新秩序，1938—1945
第六章 黄金时代的蓝图
第七章 残酷的和平，1943—1949
第八章 建立人民民主
第九章 民主的转变：西欧，1950—1975
第十章 社会契约的危机
第十一章 鲨鱼和海豚：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
结 语 制造欧洲
地图与图表
注 释
延伸阅读
前 言
为什么当时宣称有权向其他大陆传播文明和行为规范的是欧洲各国，而非欧洲大陆整体？
——约瑟夫·罗特，1937
欧洲似乎是一个由旧式的国家和传统民众所构成的大陆，但它在很多方面又是崭新的。在震撼的政治变革中，欧洲大陆不断地构造和重塑着自身。诸如普鲁士这样的邦国仅存在于历史记忆的版图中，奥地利、马其顿王国历时不过三代。我的祖母在华沙出生时，那里还是沙皇俄国的领地，奥地利属于哈布斯堡家族，萨洛尼卡则由奥斯曼帝国掌管。曾经，德国的领土直达北极圈，英国统治着爱尔兰，法国则占据着阿尔及利亚；在欧洲范围内，接近今天民主政体的民族国家是巴尔干半岛的君主国；在欧洲任何国家的成年人，无论男女，都没有普选权；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议会权力超越君主。简而言之，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比如民族国家这种观念的出现，与1914 年欧洲大陆旧秩序的坍塌紧密相关。从本质上讲，这种观念是旧秩序崩溃后，欧洲各国一系列内政外交尝试基础上的产物。
次世界大战动员了6 500万人，其中800万人死亡，2 100万人受伤。这次战争席卷了欧洲大陆4个古老的帝国。捷克历史学家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描绘道，次世界大战将欧洲变成了一个“巨大墓地上的实验室”。俄罗斯艺术家伊尔·李斯特斯基（El Lissitsky）写道，世界大战迫使我们审视所有的价值观。德国皇帝遭到流放，俄国沙皇及其家属被处决，陈旧的政治制度成为废墟。在这些废墟的基础上，政治家们向民众许诺：赋予大众权利，动员大众参与，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和人民的国家，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开明的威尔逊描述了一个“
因为民主而安全”的世界；列宁希望建立一个从贫困中解放出来的公有社会，消除过去的等级制和剥削制度；希特勒则构想着一个排除异族元素的好战种族，通过纯正的血统和统一的目的，将其驶入帝国主义的命运轨迹中。自由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三种意识形态都视重塑社会、为欧洲大陆和世界创造新秩序为己任。关于现代欧洲走向的意识形态间的斗争，贯穿了20世纪绝大部分时间。
从短期来看，无论是威尔逊，还是列宁，都没能按照他们的理想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遍布欧洲的共产主义革命并没有成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仅限于苏联；自由民主的危机随着另外一个独裁政府的出现而加剧。20世纪30年代末期，国际联盟的崩溃使得德国的权力扩大，希特勒的政权看起来像是欧洲未来的代表。纳粹政权在全体公民中施行的种族福利政策违背了保护个人自由的民主理念；其宣扬的达尔文的优秀种族统治世界的理念则背离了民主观念中平等的原则；其建立一个在德国领导下的经济体的建议，打破了欧洲国家间平等协作、贸易自由的信条。然而，在斗争的过程中，各种意识形态命运变化的速度令人吃惊。20世纪40年代是一个分水岭，纳粹主义的乌托邦达到了顶点，其后则迅速陨落。在其妄图主宰的历史面前，法西斯主义成为个被定性为失败的意识形态。
从长期看，其他的原因也佐证着20世纪40年代的重要性。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各帝国、国家之间的战争在欧洲大陆内外达到了顶点，残酷的战争带来的残忍记忆，使欧洲大陆的人们对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感到厌烦。在战争年代，群众运动、军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热潮就已经开始衰退。这些意识形态的信奉者因为愤世嫉俗而消极避世，抑或因为感到厌倦而回归现实。人们开始重新发掘民主的价值—它为个人、家庭留有的私人空间。在1945年结束与希特勒的战争后，民主重新在西方世界焕发了生机，社会责任中的公共意识开始萌发。此时，民主面临的竞争来自东方的苏联，而非西方世界内部。苏联红军在摧毁了纳粹德国的帝国梦之后，将共产在欧洲未来走向的问题上，尽管冷战是意识形态层面斗争的后阶段，但是至少在欧洲大陆上，冷战避免了真正的战争，这与之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截然不同。尽管危机一直存在，但是总体上讲，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能够做到和平共存。尽管双方都以对方的终灭亡为目标，但在维持欧洲大陆的和平稳定这一前提下，两种意识形态都接受了对方存在的权利。这两种体系都在为一场不可能真正爆发的战争而武装着自己，并且在公民福利、经济增长和物质繁荣这些问题上相互竞争着。两种体系初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是只有一种体系证明了其能够适应资本全球化带来的压力。1991年苏联解体，不仅宣告了冷战的结束，也为从1917年开始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纪元画上了句号。主义的苏维埃政权带到了东欧。
所有的意识形态都习惯于将自己勾勒的乌托邦作为历史的终结，无论是共产主义、全球民主化还是希特勒梦想的千年帝国，都拥有这一共性。它们同时印证着伊尼亚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所描绘的“历史只认同胜利一方的价值观”。人们从过去找寻现实，例如他们认为民主深深地根植于欧洲土壤，因为冷战的结果印证了他们的这一假设。今天我们需要另外一种历史，相比于政治需要，这种历史更贴近现实，它将现实视为前人在各种不确定因素中进行斗争而产生的一种结果。尽管在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结束时，民主在欧洲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20年后却名存实亡。尽管1989年被视为民主对社会主义胜利的标志，但是之前如果没有共产主义在战争中打败国家社会主义，这种胜利也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民主对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并非是一种必然，即便在今天，欧洲到底能够建立何种民主的范式依旧没有确定。简言之，我将要讲述的故事是从主流史学的夹缝入手，探求未被关注的线索，而非论述民主胜利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前进性。
意识形态并不能引领历史的发展，它仅仅是信仰和政治行为的一种载体。如果历史没有按照我们预期的规律发展，并不代表它从一开始就欺骗了我们。受挫的共产主义曾经被描述为“短暂的幻象”，但是在“葬礼”上的演讲并不是历史性的分析。1945年之后，法西斯主义也被辩解为一种异常的政治状态：疯狂的独裁者蛊惑他的民众，进而将他们引向厄运。但是，战争给欧洲大陆带来的创伤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几个疯狂的独裁者，欧洲在精神层面的创伤也不能仅仅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精神状态上溯源。无论效果如何，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为解决大众政治、工业化和社会秩序等问题付出了切实的努力；而自由、民主也并非一个的答案。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写道：过去被证明是正确的东西，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称为人类的遗产，进而不加选择地加以采纳，也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将被时间淹没的已死的负担，诚如此，其带来的后果是我们无法承受的。
尽管大部分人不愿意承认，但是国家社会主义不仅符合德国，也符合整个欧洲历史的主流。苏维埃政权在改造这个欧洲大陆上因饱受战乱而异常贫穷的国家的过程中，尝试着建立起一个新型的低资产的社会，将这个因战乱而四分五裂的国家整合起来，并且由国家主导，在几年之内加速其工业化进程，这些尝试是一种全盘否定过去的改造方式。纳粹主义则没有显得如此激进，其国内形势更为稳定，并由此走向了对外扩张的道路。纳粹主义带有革命感修辞的宣传下，掩饰的是德国一脉相承的理念和制度。这种以种族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建立，在欧洲大陆上掀起了一股潮流，这种体系仅仅受到了来自欧洲为发达的经济体微不足道的挑战。但是这个拥有坚实社会基础的国家却选择用武力推翻凡尔赛体系，即便是苏联也未曾采用这种方式。这不仅成了第三帝国在20世纪被视为对民主挑战的原因，也是欧洲民主观念内容发生变化的原因。20世纪30年代，民主的观念按照纳粹宣扬的方式进行了实践。
我们也需要用另一种视角来审视20世纪，即相较于法西斯主义， 我们应该给予共产主义更多的关注。马克思史学，
以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的年代》（Age
of Extremes）为代表，弱化了法西斯主义的地位，认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才是主线。如果我不选择这种史学观念，那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共产主义对民主的重要影响，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对民主的威胁更大，因此这种影响是直接体现的。从一个更为本质的角度讲，20世纪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即政治并非经济的附庸，我们应该从一个严谨的视角去审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非将这种分歧简单地视为不同阶级利益斗争的产物。换言之，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
确切地讲，纳粹宣扬的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因此经过种族净化的德意志帝国需要进行一场战争来证明这个假设；同时这个虚构的世界对欧洲民主也是一个潜在的噩梦：纳粹为自身冠以帝国主义的头衔，而将欧洲其他地区视为非洲。纳粹宣扬的这种新秩序在1945年之后被人们迅速遗忘。博洛尼亚的城市议会熔化掉了墨索里尼骑在马背上的青铜塑像，将其重铸为两位贵族出身的游击队员雕像；法国盛赞反抗维希政府的经历，而奥地利则无中生有地将自己宣传为纳粹德国的个受害者，并建立了“为奥地利自由而奋斗”的反纳粹纪念碑。这些都是欧洲各国从历史中发掘出来的故事，它们选择性地忽略了不美好的记忆，而将民主自由的胜利视为一种必然。
保证欧洲文明优势地位不受损害的代价，就是要不停地重新勾画思想上的边界。所谓的欧洲共同体完全忽视了欧洲大陆一半的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前欧洲的概念相当于今天的西欧，东欧只能绝望地宣称自己位于欧洲的中心，来宣示自己脱离了野蛮。这种地域划分的习惯直到今天还存在于西欧人的观念中。一流的英国历史学家认为波斯尼亚战争是“只有人类学家才能理解的原始的部落战争”，他们更倾向于将南斯拉夫划入野蛮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范畴，而耻于与之并列于当代欧洲。即便是20世纪战争带来的惨痛经历，也没能改变欧洲人自欺欺人的心理。
我将个人对欧洲的地理观念定义为实用主义。本书的重心，是欧洲内部的事件和斗争，而非欧洲的国际地位。当然我们不能脱离欧洲海外帝国主义这一背景来研究希特勒在欧洲大陆的野心，也不能在冷战研究中忽视美国的存在。苏联这一欧亚大陆上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欧洲的关系若即若离。因此欧洲在实际边界的划分上具有弹性。东欧的历史不是西欧的分支，巴尔干半岛的地位亦不亚于斯堪的纳维亚。
像往常一样，我对欧洲地理划分持不可知论的态度，将令关注政治、宗教和文化地理边界的争论者以及那些组建欧洲共同体的信徒感到失望。但这与围绕着“欧洲”这一不明确概念的现状相吻合。法西斯主义，相比于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是一种更为欧化的意识形态，其信条不仅明确地反对美国所倡导的民主自由，也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所引领的共产主义。随着冷战的结束，“欧洲”概念含糊不清的状况也未得到解决，它究竟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还是苏联西部的领地？这两种定义都难以反驳，亦难以令人信服。欧盟可能是欧洲未来的发展趋势，抑或是欧洲自欺欺人的延续，但是目前这还无法证实。考虑到欧洲分化的历史及其不确定的现状，我们应该抛弃形而上的观念，放弃寻找一个不可知的欧洲的努力，相反，我们应该找寻欧洲本来的样子。
终需要回答的，也是这段历史的核心问题，即整个欧洲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指引人们的行动，引领机制的变革，指导政策的制定以及巩固社区、家庭及个人之间的联系。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1954年写道：“每一种社会秩序都是一种潜在解决问题的方式，这种问题并非涉及科学，而是关乎人类共同的生活。民主所需要的微妙艺术，是否还适用于欧洲大陆？人们是否仍旧保留固有的价值观？”阿隆提及的“关乎人类共同生活”的问题，将是本书的主题。当然，面对阿隆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也必须自省，什么才是欧洲固有的价值观？民主只是其中的一点，而其他的价值观也是客观存在的。20世纪的欧洲历史就是这些价值观相互斗争的历史。
如果欧洲人能够放弃寻求一个仅符合他们自身特点定义的愿望，如果他们能够接受在世界上更加适度的位置，他们将会更好地适应多样性和分歧，这也是欧洲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对于欧洲人的意义同欣赏他们过去一样重要。
——马克·马佐尔
一场关于20世纪欧洲的引人入胜的新论战。这应该是一本当之无愧的畅销书。
——《金融时报》
马克·马佐尔的这本书令我印象深刻。那些简单地将民主与自由的胜利视为20 世纪欧洲历史主线的人，应该好好阅读这本书，因为他们将会悲观地发现20 世纪的欧洲实则是野蛮的发源地。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新政治家》
马克·马佐尔精妙地将生动的叙事与睿智的分析结合起来。对于任何想了解现代欧洲是如何形成的人来说，这本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选择。
——大卫·坎纳丁，《观察家报》年度图书
一本有用的、重要的书，它提醒我们，在某些时候，欧洲的统一是多么的艰难，为了避免曾经经历过的可怕的诱惑，我们必须非常小心。
——《洛杉矶时报》
这本精彩绝伦的书为20世纪欧洲不同版本的历史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论据。
——托尼·朱特，《纽约时报书评》
这本书有很多值得赞扬的地方。*重要的是，马佐夫先生成功地挑战了“历史的终结”这一自命不凡的假设。他提醒我们，20世纪欧洲的历史是具有戏剧性的，因为它被定义成为欧洲的灵魂和自我界定为奋斗目标的伟大斗争。
——丹尼尔·马霍尼，《华尔街日报》
如果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记住别人遗忘的东西，那么马克·马佐尔在这本书中胜任了他的工作。
——罗恩·凯莉，《每日新闻》
及时，具有说服力。马克·马佐尔特别擅长阐明不同思想意识体系下信仰的实质。
——《纽约客》
这是一份对被诅咒的20世纪欧洲的精辟说明，写得非常好，充分挖掘和运用了多种语言资源，这对普通读者来说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
——《柯克斯书评》
精彩，但令人不安。
——《泰晤士报》
马克·马佐尔已经证明了他是一位有着伟大天赋的历史学家。在这本书中，马佐尔以极大的自信自如转换于微观与宏观视角下的欧洲，并为那些对欧洲的当下和未来充满兴趣的人，留下了翔实可靠的世纪历史资料，这将极大地开拓人们的思路和视野。
——约翰·基根，《每日电讯报》
马克·马佐尔在他对20世纪历史高度个性化和睿智的解释中提供了丰富的论据。
——《时代文学副刊》
马克·马佐尔，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用一种让人读起来欲罢不能的写作方式，阐述“当代欧洲”这一主题，所有这一切，都是可贵而了不起的。
——诺曼·斯通，《卫报》
精彩又富有争议，堪称楷模。
——《美国历史评论》
这本出色的书精湛而优美，充满挑战，它使马克·马佐尔成为这个时代尤为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
——米歇尔·霍华德，《国际事务》
作为家长的国家
1914 年之前，欧洲的过剩人口通过大西洋向外转移，或者迁往遥远的殖民地。但是1918年之后，美国关闭了移民的大门，以往向大洋彼岸的大规模移民已经变得不可能了。帝国的统治者鼓励人们去坦噶尼喀、利比亚和东印度群岛开垦，但是响应者寥寥；这种号召在20世纪20 年代更加缺乏吸引力。寻找工作的农民和被迫害的难民都迁往城市，在战争期间，拥有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数量增加了一倍。尽管和1950年之后的大城市数量相比，这个数字并不显著，但是考虑到20年代到30年代大萧条的背景，这种变化则非常不易。
迅速增长的“大城市”令德国住房改革委员会的成员们感到惊恐，他们认为这种趋势正在威胁他们“生存的根本，从生物角度来讲，出生率正在持续降低；从政治角度来讲，健康的民主需要建立在协商的基础上；从军事角度来讲，大城市在战时非常容易遭受攻击；从道德层面讲，大城市为重塑道德体系设置了种种障碍”。生物学家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被现代生活“驯化”的人类，导致了种族质量的恶化，因此现代生活的本质是反对进化。过去的乡村生活不仅鼓励生育，而且形成了一种社区意识；而现代城市充满了诱惑与安逸，这影响了家庭的稳定，并且导致了个人的自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由此形成了早期的“自私”和“精神疾病”，并由于临时伴侣和出生控制的普遍性，导致了两性方面的享乐主义。战后出现的电影院，在教会领袖、保守主义政治家和社会科学家看来具有有害影响。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提供公共住房，并且给予居民安家费和私人花园，同时不再专注于城市中心的建设，而将建设的中心转向城郊的农场和卫星城。波兰、北欧国家和德国为城市中的农民提供住房。在英国，私人建筑商应顾客的要求，建筑都铎时期和其他“前城镇化”时代的建筑。但是欧洲的政治前景依旧非常暗淡，这种公共的倾向加剧了乡村的理想化。在欧洲大陆，更加有序的民族主义和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取代了国际主义和机械化的地位，主导了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主义潮流；在集体生活和公共生活中，本能的个人主义取代了过去的理性主义；身体取代了大脑，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希特勒为雅利安人勾画的田园生活，取代了魏玛政府的新理性主义，就像在法国，杜诺耶·德·塞贡扎克（Dunoyer de Segonzac）和奥占芳（Ozenfant）引领的法国乡村艺术，公然地挑战巴黎大都会艺术的地位。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开始崇拜机器、未来主义和消逝的过去，到了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崇尚古典主义、历史和土地。
然而，欧洲国家再一次发现，他们为增加人口数量所做出的努力收效甚微。墨索里尼禁止乡村的无业游民在城镇居住，将失业人口遣返回原籍。其他国家试图通过向农民提供贷款、在乡村修筑新的住房等措施，来增强乡村生活的吸引力。在爱尔兰，政府向遥远的盖尔语村落提供补贴。在城镇化比任何国家都开始得早的英国，城市贫民迁往乡村变得愈发容易。因此像霍德勋爵这样杰出的优生主义者认为，强身健体、童子军（Boy Scouts）和国家公园运动（National Park Movement）应该更加关注精神健康。
实际上没有什么方式能够阻止居民向城市迁移。无论是在就业方面，还是在文化自由方面，城市都非常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国家对于自身的说辞也并非全力支持：在一个以工作作为支柱的国家，乡村生活永远无法替代城市生活。1925 年，一位意大利记者写道：“我们需要改变对城镇化和大城市的迷信。田园生活能够创造旺盛的生命力，并且能够使人长寿，具有诗情画意；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种生活方式都不适合工业的发展。尽管在民族国家争取国际地位的过程中，城市对国家的健康程度和实力似乎有害，但却是不可或缺的。”
残酷的和平
如果我们不考察欧洲历史上的多次动乱，不弄清楚这些动乱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欧洲的历史。纳粹占领带来的战后混乱，割裂了人们之间的纽带、摧毁了家园，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从根本上摧毁了社会基础。数以千计的建筑残骸、被炸毁的道路、崩溃的经济成为那个年代好的注脚；伴随着这些物质层面的毁灭，无形的伤害则更加持久，甚至在重建工作完成后也未完全消除。道德和精神层面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习惯，同时也给社会和政治带来了改变。
这些价值观中为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对财产权的尊重被不断侵蚀。简而言之，在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很多人在别人的家里度过余生，并且享受着他们的财富。很多德国人的财富—就像之前剥削受害者那样，忽然被分给其他人。在旁观者看来，驱逐引发了“对于战利品的欲望”，这一点和之前驱逐犹太人的情形并不相同。一位匈牙利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回忆道：“德意志农民刚刚被警察带离他们的家园和农田，强盗和掠夺者们就蜂拥而至。之前的无产者日日夜夜都在偷窃。一群暴民乘坐卡车来到镇上，看看他们能够拿走什么。警察之中也有强盗。”这和几年之前德国在东欧的警察和党卫队中也存在强盗的情形类似。
各地的身份和面貌都发生了变化。那些由德国人命名的城镇，重新恢复了它们原来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时的名称。在东欧，犹太教堂、清真寺、路德会和东正天主教堂要么被铲平，要么改变了功能，成为粮仓、畜舍、仓库，甚至后来的电影院。那些遭受大规模洗劫的不安全的房子则一直空置，直到迎来它们的新主人。这些空置的建筑从一开始就遭到抢劫，这使得这些房屋在其后的很多年依然空置。例如，在格洛高（Glogau），它的命运同西里西亚一样：战前这里有33 500 人，但是到了20 世纪60 年代只剩下5 000 人。“这里的废墟非常古怪，不但有一个深坑，还有一座长着稀疏的草的小丘。”弗罗茨瓦夫直到1966 年才拥有47.7 万人，只有它的前身布雷斯劳（Breslau）1939 年人口数的3/4。
在波兰，因为几乎没有人愿意住进被驱逐的德意志人和东仪天主教信徒的房子，当地政府不得不通过广告吸引新的居住者。例如，在1953 年一份名为“搬往新农场”（Moving to New Farms）的宣传册中，一位已经入住的居民讲述道：“在萨诺克地区的热舒夫市（Rzeszów），你会发现大量的土地、房屋和畜棚，如果你认为这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你可以亲自来体验，欢迎乘坐免费的火车前来。”萨诺克坐落于之前的希腊东正教区域，这个地区的人口数量因为1945 年的人口转移和1947年的清洗运动而不断下降。
在这个暴力交换财产的过程中，政府的指导作用彰显了人们对政权的支持。纳粹的统治使很多人认识到，只有武力才能起作用。在新政权的注视下，他们不仅目睹，也实际参与了暴力驱逐、掠夺同乡和城镇居民的行动。游击队员、警察和法官也分享着这种机遇带来的红利。这种经历助长了对政治玩世不恭的态度，导致了冷漠和从众，这对当权者而言是一个潜在的挑战。
对于新政权和那些从苏联回来的人而言，任何驱逐行为都是为了获得政治声望，更确切地讲，是为了加强政治依附的程度。通过将犹太人的财产分给他们非犹太裔的邻居，纳粹编织了一张犯罪网络，这有助于减少抵抗；1945 年之后，共产党政权驱逐德意志人也是基于同样的策略。因此宣称基于社会正义和国家安全角度的考虑，通常是实际考虑的一个幌子。新居民要感激新政权，因为它赋予他们新生活；他们对于新财产法律声明的有效性心存顾虑；他们对财产的原所有者企图夺回财产的想法焦虑不已，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依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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