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童书业著作集）

童书业（1908—1968），字丕绳，号庸安，浙江鄞县人。早年受旧式私垫教育，1928年开始研究上古史，1935年受顾颉刚先生之聘担任其私人研究助理，并兼任《禹贡》半月刊的编辑。全面抗战期间曾在上海光华大学及宜兴、常州等地中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应好友杨宽之邀，任上海市立博物馆历史部、总务部主任。1949年进入山东大学工作，历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副主任，青岛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山东省科学委员会委员等职。童书业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代表。古史研究是童书业先生史学研究的起点，也是他毕生从事的事业。早年担任顾颉刚先生助理期间，他便撰写了一系列上古史考证文章，钩沉索隐，考订精详，对于史料的运用无懈可击。其主编的《古史辨》第七册被顾先生誉为“十余年来对古史传说批判的一个大结集”。1946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春秋史》是童先生最重要的代表作，“其体例极谨严，而文字极通俗。征引古书，率多隐括其辞，出以己意，盖今世史家之例然也。……考索之精，去取之慎，盖未有逾于此书者”（吕思勉《〈春秋史〉序》），时至21世纪，学界也多认为“至今还没有一部可以代替1949年前童书业《春秋史》的著述”。童书业先生的治学范围极为广泛。20世纪30年代在担任禹贡学会会刊《禹贡》半月刊编辑期间，他撰写了为数不少的古代地理的考证文章，40年代又著成《中国疆域沿革略》一书，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之一。受聘入山东大学执教后，结合教学工作，童先生开始对古代东方史产生兴趣，撰写了《古代东方史纲要》以及关于古代巴比伦社会制度的研究文章，并积极参与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精通绘画且曾在博物馆任职的童先生还以史学考证的方法进行艺术史研究，依据可靠的文献、实物为国画和瓷器的发展变迁理出清晰脉络，在中国绘画史和瓷器史研究领域确立了一席之地。除此之外，在古籍考辨、历史理论、古代经济史、先秦思想史、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等领域，童先生亦多有建树，成绩斐然，20世纪50年代与陈同燮、黄云眉、郑鹤声、张维华、王仲荦、赵俪生、杨向奎一起开创了山东大学历史系“八马同槽”的辉煌时代。童书业先生学问精博，天赋过人，却命运多舛，一生历经离乱颠沛，又在创造力旺盛的壮年猝然去世，令人扼腕。1980年，经顾颉刚先生的推介，上海人民出版社有幸出版了童书业先生的遗著《春秋左传研究》，这是童先生生前最后撰著的学术作品，也是他身后出版的第一部专著，而此时距其离世已经整整一纪了。诚如杨向奎先生所言，童先生是一位“公认的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史学家”，他的学术成就值得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因此本社决意将童先生著述系统整理，分辑推出，以飨读者。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初版序言初版序言《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鸦片战争以前）是童书业教授的遗著。童先生是国内知名学者，也是一位造诣很深、有所建树的史学家。他从1934年开始发表学术论文，包括这部《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在内，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三百多万字的学术著作。这部《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原来是他50年代的授课讲义，以后又续加修订，于1960年初最后完成。这部书付印前由童先生的学生、现在《文史哲》杂志编辑部工作的史学通同志进行了加工整理，对引用资料作了核对。早在1949年8月，青岛解放不久，童先生就由上海博物馆转到山东大学历史系工作，直到1968年1月8日去世，我们在一起共事近二十年之久。山大由青岛迁来济南以后，我们是上下楼邻居，时时过从，切磋琢磨，共同讨论大家对之都有兴趣的问题。童先生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多年来，他满腔热忱，不惮辛苦，积极主动地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他常常一个人同时开设两三门课程。从1949年到1956年，他先后开设过世界古代史，古代东方史，中国古代史、近古史、近代史，以及古代史专门化课程——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依我所知，累计起来不下十余门之多。童先生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他不仅以其深厚的学识对所讲授的课程内容有着深入的理解，而且又以极其认真负责的精神和超人的记忆力，对开设的每一门课程都能做到熟烂胸中，背诵如流。他讲究教学效果，注重教学质量，在教学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孜孜不倦，勤奋好学，从不满足已有的成就;他治学谨严，一丝不苟。可以说:童先生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全部心血献给了祖国的历史科学事业。童先生学问精博，兴趣广泛，在史学领域的不少方面都有所成就，而尤精于先秦史之研究。现在出版的这部《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虽不及他的代表作《春秋史》、《春秋左传研究》那样成熟，但也体现了童先生在学业上的深厚功力和创造精神。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童先生坚持理论与史料的结合，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的指导下，从我国的历史实际出发，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钻研，力图对我国历史上的有关问题提出个人的见解。他对我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的看法也是自成体系，并与他对古史分期问题的观点相呼应。他认为西周春秋时代虽然已经有了自由的工商业者，但当时社会经济的水平还比较低;从整个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看，直到战国时代才出现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才出现社会第三次大分工。在论及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时，童先生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除需要具备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及市场的扩大等条件外，他还指出匠户制度的逐步解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因为只有废除了匠户制度，手工业的作坊主和从事手工业劳动的人才能完全取得自由人的身份。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逐渐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指出匠户制度的破坏，始于明代中叶以后，而完成于清代康熙年间,这与通常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生期基本上是相一致的。然而，在童先生看来，正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鸦片战争以前并不曾出现。我觉得童先生在对我国工商业发展的历史作了系统的考察之后提出的这种看法是审慎的，并可启发人们作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有关我国工商业经济的史料零碎而又分散，数量又多，搜集颇为不易，早在二十多年前童先生就完成这部著作，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当然它还无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缺点和不足之处。比如，对考古和文献资料的搜集不够广泛，个别章节和问题还不够充实、精细。但在我国现在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手工业商业发展史的情况下，童先生这部著作的出版，对当前的教学和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和提高，均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王仲荦1981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