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战争

一　旗鼓 001
  （一）源流与类别 001
  （二）功用 011
二　侦察 032
  （一）知敌而后战 032
  （二）侦察方式 037
三　通信 059
  （一）概述 059
  （二）邮驿 062
  （三）符信 071
  （四）烽燧 081
  （五）其他 087
四　行军 091
  （一）行军的组织 091
  （二）行军的保护 102
  （三）渡河 106
五　车战 111
  （一）车战的起源 111
  （二）先秦的车战 114
  （三）秦以后的战车 122
六　骑战 135
  （一）骑马与骑兵 135
  （二）骑战 149
  （三）古代战争中的其他家畜 157
七　水战 166
  （一）水军的形成 166
  （二）水战 170
  （三）战船 197
八　城池 213
  （一）战必攻城 213
  （二）城池的类型与修筑 221
（三）城池的攻守 235
九　阵法 264
（一）阵而后战 265
（二）阵的作用 284
（三）阵的运用 295
（四）阵的迷雾 300
十　计谋 304
（一）兵以计为先 304
（二）三十六计 316
十一　鬼神 327
（一）迷信者的乞求 329
（二）不迷信者的利用 350
结语 361

后记 370

1. 骑兵的形成

我国养马的历史很早，在殷代的甲骨文中已有大量关于养马的记载。可是，当时的马做什么用呢？传统的看法认为，殷代的马只用于驾车，不用于乘骑，我国骑马之俗是从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的。古人的说法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疏曰：“古者服牛乘马，马以驾车，不单骑也。至六国之时始有单骑，苏秦所云‘车千乘，骑万匹’是也。”现代学者的说法如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说：“古时作战，载人和运输都用车。马驾车，不单骑。到春秋末年才有骑马的风气。”缪文远同志就此写了专门的文章《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考》，他的结论是“春秋时期尚无骑兵”，“中国内地的骑射还是应该从赵武灵王算起”。
可是，从古至今同时存在的还有另一种意见。从晋代为《左传》作注的杜预开始，就有一些学者认为早在春秋时就已有乘马之俗，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学者顾炎武，他在《日知录》卷二十九中明确指出：“骑射之法，不始于赵武灵王也。”并做了详细论证。蒙文通老师根据对先秦文献的研究也曾指出：“中国用骑始于晋文公。”近年来，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根据对甲骨文的研究更进一步指出，早在殷代，骑马与骑射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已经流行。
我们之所以要介绍上述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是想让读者了解，这一问题是我国学术研究中算得上“聚讼千年”的老问题，至今仍无一致意见。我们研究之后认为，我国早在殷代就有乘骑之习，也有少量骑兵。
殷周之时，作战的主要方式是车战，军队的主体是车兵。骑兵有多少，尚无法得知，估计数量是不多的。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乘骑之马难以调教，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制服烈马作为坐骑；二是因为中原华夏族的主要服装是上衣下裳，或说上衣下裙，一般不穿裤而穿袴，袴是无裆的套裤，穿在双腿上再系于腰带上。这种服装骑马很不方便。所以，要骑马就要改装，特别是要改为穿裤（古时称为裈）。在殷周时期，改装骑马的人是不多的，故而在甲骨文中表骑马之字，即今“奇”字，既是骑马之“骑”，又是奇异之“奇”。就是说，当时骑马还不是普遍现象，还是奇事。要想广泛推广骑马之俗，必须进行一番改革，特别是服装的改革。从殷代到春秋末，这一改革一直未能实现。到了战国时期，中原地区才出现了一位勇敢的改革家——赵武灵王。
战国中期，赵国的武力虽然不算弱，但是在同邻近的中山国和匈奴作战时，却屡尝败绩。特别是北边的匈奴（当时称为“胡”“貉”“林烦”），那是以游牧为主的民族，早已普遍骑马，他们军队的主力是驰马弯弓的骑兵部队。而中原诸国仍以车兵和步兵为主，骑兵很少，只是用作步兵和战车的配合，在“胡骑”的高速而灵活的冲击面前，极为被动。尤其是战车不能进入丘陵山地，故而在丘陵山地更为棘手。为了扩大军队中骑兵的比例，赵武灵王抱着“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的坚强信念，决心学习游牧民族的长处，改变中原地区传统的宽袍大袖、上衣下裙的服装，改穿短衣长裤，以便骑马驰逐，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史记•赵世家》）。为了推行这一改革，赵武灵王“无顾天下之议”，与周围的贵族臣僚顽强斗争，正如翦伯赞先生所指出的：“我说赵武灵王是一个英雄，不仅仅是因为他筑了一条长城，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敢于发布‘胡服骑射’的命令。要知道，他在当时发布这个命令，实质上就是与最顽固的传统习惯和保守思想宣战。”（《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赵国胡服骑射的结果，扩大了骑兵队伍，并在边境设置“骑邑”（即训练与驻屯骑兵之所，见《战国策•赵策二》），很快在战争中取得成效，“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灭中山”（《史记•赵世家》）。
战国后期，各国纷纷效仿赵国建立或扩大骑兵，据《战国策》所载当时苏秦、张仪的话，秦国有“骑万匹”，魏国有“骑六千匹”，楚国有“骑万匹”，燕国有“骑六千匹”，这些数字虽然不会很准确，和车兵、步兵比较起来也只是一个很小的比例，但是由这些数字可见，一支支骑兵队伍终于在中原大地上出现了。不仅如此，有些将帅也不再是坐在车上，而是骑在马上指挥作战了，如赵国名将廉颇就善骑射，在年迈时仍能“被（披）甲上马”（《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有的军事家还就骑兵作战的特点做了总结，如《孙膑兵法•八阵》就说过：“易（指地形平坦）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至于《六韬》中对骑兵的论述就更多了。
在秦统一全国的战争和秦末汉初的楚汉战争中，虽然传统的车战仍然有着很重要的地位，虽然步兵仍是军队的主体，但骑兵的地位却日益重要，每支军队中都有了“骑将”“骑都尉”等骑兵军官。例如，刘邦的军队仍以车兵、步兵为主，但由大将灌婴及其副手李必、骆甲率领的骑兵部队“郎中骑兵”却在楚汉战争的高潮中组建，每战皆克，“破军十六，降城四十六”，其中包括追杀项羽的重大胜利，“追项籍（即项羽）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史记•灌婴列传》）。经过汉初对内对外的一系列战争，到汉武帝时，汉代的军队终于由车骑并用转变为以步骑为主，这种转变在史书中记载得十分清楚。汉武帝时期与匈奴有过一系列大战，多次派兵出征，所派出的兵种，仅据《汉书•武帝纪》所载即有：
元朔六年（前123），“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出定襄（郡名，治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元狩四年（前119），“大将军卫青将四将军出定襄，将军（霍）去病出代（郡名，治所在今山西蔚县西南），各将五万骑”；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巡行北地，“出长城……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太初二年（前103），“遣浚稽将军赵破奴二万骑出朔方（郡名，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击匈奴”；天汉元年（前100），“贰师将军（李广利）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于天山”；天汉四年（前97），“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七万人出朔方”；征和三年（前90），“重合侯马通四万骑出酒泉”。
从以上记载可以明显地看出，汉武帝时期远征匈奴的军队的主力是骑兵，一次出征的骑兵可以从两万到十八万，这是一个很不小的数目。车兵已不再是作战的主力，甚至在多次战役中根本未曾起过冲锋陷阵的作用。过去的战车用来干什么呢？《汉书•卫青传》载“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汉书•李陵传》载“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很明显，战车仍在军中，但却用作防御，起临时的营垒作用（当然，在平时也用作辎重车）。与骑兵起配合作用的，是步兵。在秦汉以后的军队中，步兵的数目一般比骑兵多，例如西汉初刘邦亲率军北伐匈奴，史籍就明载：“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汉书•匈奴传上》）但在战阵中，步兵除了攻城夺寨之外，大多是与骑兵配合作战。冲锋陷阵、追杀敌人的任务，主要由骑兵完成。军队中武艺高超、考核优良的战士也都担任骑兵，步兵中表现突出者可升为骑兵，而骑兵中表现不佳者则降为步兵。如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就曾下诏：“骑兵带甲射不能发矢者，夺所乘马与本营艺优士卒。”（《宋史•兵志九》）在农民起义军中也是如此，如明末农民军就最重骑兵，“平居无事，则练习士卒。如十骑兵，即使十步兵或棍手与之搏击。击杀马兵，即以所乘之马赏之，故骑卒多精锐”（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六）。
骑兵就这样作为军队的主力，长期活跃在我国古代的军事舞台上了。恩格斯曾经说过：“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中的主要兵种”（《骑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在中世纪，骑兵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兵种”（《军队》，同上）。这种分析在我国也是完全适用的。
战马在骑战中的主要作用是作为骑兵的坐骑，其次是拉车驮物、运送物资。但是，在某些特殊场合，也还有一些特殊的作用。例如西晋时名将马隆之子马咸曾担任晋皇族成都王的前锋，与另一个皇族长沙王的部将王瑚在著名的“八王之乱”中战于石桥。“王瑚率众讨咸，咸坚不动。瑚乃使数十骑下马，缚戟于马鞍头，令伺咸。又使数十骑各刺所放马，马惊，奔咸军，军即坏，瑚因驰逐猛战，临阵斩咸。”（《太平御览》卷二八六引王隐《晋书》）这类战法在古代战争中当然不是常例，但亦可从中得知古代战马是可以根据战争中的不同需要而灵活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