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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2590650
一、前人研究综述
二、选题依据
三、研究范围与内涵界定
章 秦国的建立与秦文化的形成
节 秦国历史概述
一、远古传说时代的历史
二、夏、商、西周时期的秦人
三、春秋时期的秦国
四、战国时期的秦国
第二节 秦国的地理环境
一、有关地名
二、春秋时期秦国大致疆域
三、秦国地理环境对秦文化的影响
第三节 秦国的政治制度
一、秦国政治制度
二、秦国政治制度对秦文化的影响
第四节 秦人的宗教信仰与社会习俗
一、宗教信仰与社会习俗
二、秦人的宗教信仰与社会习俗对秦文学艺术的影响
第五节 秦思想文化与艺术成就
一、从战国时期秦国士人情况看秦思想文化成就
二、史籍所见秦国思想文化状况
三、秦国的艺术成就
第二章 西周、春秋时期的秦国诗歌
节 《秦风》相关问题考释
一、有关诗歌主旨
二、诗歌作时与作者身份问题
三、《秦风》与《诗经》的关系
四、 “夏声”考
五、先秦两汉《秦风》的引用情况
第二节 石鼓文
一、石鼓文的年代
二、石鼓文与《诗经》
三、石鼓文与田猎文学的发展
四、石鼓文与秦刻石文化
第三章 春秋时期的秦国散文
节 辞令以及政论文
一、秦国辞令的特点与成就
二、秦国政论文——《秦誓》
三、秦穆公对秦国文化的贡献
四、百里奚、孟明视事迹考
第二节 秦铭文的文献学价值
一、秦国铭文相关问题辨析
二、“秦子”铭文所反映的秦文化特点
三、秦国铭文的特点与成就
第四章 战国时期的秦文学（出土文献）
节 祝祷辞
一、《诅楚文》
二、《秦曾孙骃告华大山明神文》
第二节 《为吏之道》
一、《为吏之道》的思想倾向
二、《为吏之道》的文学特点
三、成相杂辞
第三节 其他秦简的文学价值
一、睡虎地木牍所记两封家书
二、睡虎地秦简《语书》的文体学意义
三、秦简中的应用文体
四、王家台秦简《归藏》的文学文献学价值
五、放马滩秦简中的《墓主记》
第五章 战国时期的秦文学（传世文献）
节 《商君书》
一、《商君书》的文学特点
二、《商君书》体现的文艺思想
三、从《商君书》看商鞅变法对秦文化的影响
第二节《吕氏春秋》
一、《吕氏春秋》的成书时间
二、《吕氏春秋》的文学价值
三、《吕氏春秋》中的寓言
四、《吕氏春秋》的文艺思想
五、从《吕氏春秋》看战国晚期的秦文学与文化
第三节 《战国策》、《史记》所载秦国论说辞、书信与诏令
一、《战国策》中的论文辞、书信
二、《史记》中所载秦人论说辞、书信与诏令
第六章 秦代文学
节 秦代文学成就
一、诏令、上书、论说文
二、刻石文
三、歌谣
第二节 秦代的文化政策对秦文学的影响
一、秦代前期
二、秦代后期
第七章 秦文学、文化与周边文学、文化
节 秦文化与周文化
一、与周王朝的政治交流
二、秦文学与周王室文学的异同
三、秦文化对周文化的扬弃
第二节 秦文化与西戎文化
一、有关西戎的族属、习俗
二、秦文化与西戎文化的相互影响
第三节 秦文化与晋文化
一、秦晋的政治交往
二、秦文学与晋文学比较
三、秦晋文化的异同
四、秦晋文化的交流
第四节 秦文化与楚文化
一、秦国与楚国的政治交往
二、秦楚文学比较
三、秦楚文化比较
第八章 秦文学的发展历程以及特点
节 秦文学的发展历程
一、春秋早中期——秦文学的初步形成期
二、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秦文学的低潮期
三、战国中晚期——秦文学的蓬勃发展期
四、秦代——秦文学的终结期
第二节 秦文学的特点
一、现实性
二、质朴性
三、唯大尚多
第九章 秦文学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历史地位
节 秦诗歌的影响
一、《秦风》、石鼓文对后代诗歌的影响
二、秦代歌谣对汉乐府的影响
第二节 秦散文的影响
一、秦政论文对后代的影响
二、秦刻石文对后代的影响
三、秦其他应用文体对后代的影响
第三节 秦文学的历史地位
当年王国维在其《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强调将“地下发现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相释证。梁启超的视野则更为开阔,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得史料之途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新出土文献，其文字记载者归为一类，而将学人的眼光也引向对历史文化遗址、遗风、遗物及口传历史的关注。近些年一些学者在“二重证据法”基础上又相继提出多种形式的“三重证据法”或“多重证据法”，大体也不出梁启超所言范围。
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发现了多批秦简，有关秦人的考古遗存、文物也多有发现，这些新材料对我们重新认识秦人历史、解决秦文化研究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秦人发祥于今甘肃南部。20世纪80年代，在甘肃礼县的大堡子山发现了秦先公先王陵墓群，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礼器，其规模相当宏大。《史记·封禅书》中载：“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祀白帝。”《史记集解》引晋灼曰：“《汉注》在陇西西县人先祠山下。”“陇西”指陇山以西，犹言“陇右”。西垂在今甘肃礼县、西和县北部，天水西南之地。西垂是秦人早期生活的重要都邑，在秦人发展史上起了重要作用，与后来的雍城、咸阳具有同样意义。
甘肃省对文化建设工作非常重视，于2012 年提出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战略方针，其中大力推进早期秦文化的研究是这一战略的要素之一，这是符合事实的。
中国著名的民间故事——牛郎织女故事的产生，与秦人早期的生活经历以及他们对先祖的美好记忆有关。《史记·秦本纪》一开头就说: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女修是秦人早的女性始祖，以善“织”而彪炳史册；在《山海经》中两处写到周人的先祖叔均发明了牛耕，且被尊为“田祖”。织女星的命名与女修有关，牵牛星的命名则与周人的先祖叔均有关。女修解决了农耕人的穿衣问题，带动了农业社会中重要的工艺副业和社会文明各方面的发展。由织女星和牵牛星演化而成的“牛郎织女传说”，是我国孕育时间长、产生早的民间传说，其题材反映了我国几千年“男耕女织”农业社会的特征，也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追求婚姻自主、勤俭持家、忠贞爱情、反对门阀制度的主题；它也是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中流传广，影响的一个，一直传到日本、朝鲜和东南亚一带，而且由之形成“七夕节”。相关传说中的银河，就是秦人生活区域的汉水（西汉以前西汉水、东汉水是一条水，东汉水即沔水是汉水的一条重要支流，后由于汉水上游流至今略阳后水道淤塞，折而向南流入嘉陵江，遂成两条水，名沔水为东汉水）。银河在先秦时也叫“汉”，或“云汉”“天汉”，汉代以后才开始叫“银汉”“河汉”“天河”，后来又叫“银河”。天上的“汉”是秦人根据自己所居之地的汉水命名的。秦先民早居于汉水上游，因而将晴天夜晚天空呈现的银白色光带名之为“汉”，又将天汉边上亮的一颗星命之为“织女”以纪念其始祖。天水之名也由此而来。周人早期生活于今甘肃东部庆阳一带，周人、秦人生活地域距离不远，秦人后来所居之地岐一带本为西周故地，形成周秦文化交融的契机。至今在甘肃陕西一带有许多牛郎织女传说遗存与风俗，如织女庙、牵牛墓、卧牛山等。陇东至今保存有一些十分看重牛的风俗，以及同牛有关的活动，如在正月初一有“出新牛”的风俗等。在我的老家甘肃西和县以及礼县一带，每年农历七月开头的七天都要举行隆重的乞巧活动。乞巧风俗随着牛郎织女传说由汉水流域传向全国，甚至传向国外，成了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女儿节。目前，甘肃省已举办十届乞巧女儿节。2006年西和县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乞巧文化之乡”；2008年西和七夕节被国务院公布补收入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4年西和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2016年，甘肃省乞巧文化研究会成立。
牛郎织女传说主要流传于民间，其早期如何演变，因史料较少，学界以前认识较为模糊。有的学者以为早的文献记载是《诗经·小雅·大东》，因为该诗借牵牛星、织女星以讽刺周王室对东部诸侯国的剥削，把牵牛星、织女星看作有生命的人，并且同天汉联系起来。但《大东》一诗中毕竟未涉及与二者相联系的故事情节。一般认为牵牛织女的文献早是《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该诗描写牵牛织女隔着河汉流泪悲伤的情景，确已反映了牛郎织女故事的基本情节。但从《诗经·大东》到《迢迢牵牛星》时间相隔将近一千年，这期间牛郎织女故事是如何演变的，不得而知，因而产生了种种错误的观点。
20世纪70年代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有两简明确提到牵牛织女。其一简文为：“牵牛以取织女，不果，三弃。”另一简文为：“牵牛以取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显然，前一条中的“三弃”是“不出三岁，弃若亡（无）”的缩减或残缺，是言不到三年，织女弃家而去，家中如同没有她。可见，牵牛织女的传说故事在战国末年已基本形成（参拙文《由秦简<日书>看牛女传说在先秦时代的面貌》，《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但还不能说这就是牛郎织女传说产生的时间上限。《诗经·秦风》中的《蒹葭》，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想接近河对岸的另一个人，却总是无法接近。这首诗在解说上，两千多年来一直有分歧，但此诗成于秦襄公时的看法自《诗序》以来，没有分歧，而当时秦人尚居于今天水西南，礼县、西和北部之地。《蒹葭》应是牛郎织女传说在秦地早期传说的反映。在西周末年、春秋初期，牛郎织女传说在民间传播的突出例证便是《诗经·周南》中的《汉广》一诗。这首诗虽然也产生于汉水流域，但产生于汉水中游地带。诗中的“汉之游女”，与《迢迢牵牛星》中的“河汉女”一样，也是指织女。由此可以看出早期秦国文学的传播情况。《汉广》和《蒹葭》这两诗都是牛郎织女传说的早期反映。可以说，这也就是秦文学的源头。
秦文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也不容忽视。
石刻文献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文献内容，它可以弥补正史和各种史学著作的缺漏，而且其中也有一些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人物传纪、散文、诗歌。而石刻碑铭早是产生于秦地的。《穆天子传》中载周穆王“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其迹于弇山之石”。郭璞注：“弇山，弇兹之山，日入所也。”弇兹之山一般写作崦嵫之山，古今各种史地之书和工具书都说在天水西南，正是指礼县、西和北部之地。这是古代文献中关于石刻的早记载。史书所载可靠的早石刻文献也是产于秦地的。秦地著名的石鼓文，十个鼓形圆石，每一个上面刻有四言诗一首，内容是歌颂秦国国君狩猎的盛况。较早的石刻文献是战国时秦人的《诅楚文》，反映了秦楚对抗中秦人采取的宗教神灵手段。到了秦代，秦人的石刻文数量更多，秦始皇时的《封泰山碑》《峄山颂德碑》《琅邪台刻石》《之罘刻石》《碣石石刻》《之罘东观大篆》《稽山颂德碑》及秦二世的《二世诏文》等碑刻，不但成为后代碑铭的典范，更将石刻风气推向全国。
在发现的大量秦人器物中，有一件乐府钟，上铸“乐府”二字，说明秦代已经设有乐府机构，证明《汉书·艺文志》中言“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是说的汉代建乐府的情况，历来学者误认为此为设乐府之始，形成延续两千多年的误说。实际上是秦代乐府机构的设置为汉乐府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以上仅举几例，说明秦文学与文化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
学者们常说“汉承秦制”，其实秦人的一些制度甚至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战国时期东方国家慑于秦国迅猛的东扩势头，以及兼并战争中多次使用权谋权诈，对秦产生痛恨而贬斥之；汉王朝代秦而治，汉王朝为凸显以汉代秦的合理性，对秦王朝及秦国多抨击而少称许。这应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现象。但这种评价却使得后人多认为秦人精神文化落后，秦文学艺术不足谈论。战国时期的大儒荀子曾经去齐至秦，见到秦昭王和秦相范雎，就他亲眼所见秦国的政治、吏治、民风等方面的情况做了评价，总结它是“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荀子·强国》）荀子曾三次担任当时的学术中心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培养了法家的两个重要人物韩非子和李斯，从认识社会的眼光和理论水平来说，在当时无以过之。荀子对当时秦国的肯定性评价值得我们重视。从出土的大量秦人器物看，秦文化并不落后于东方国家。因此，需要对包括秦文学艺术在内的秦文化重新进行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西周故地为秦所有，大量的西周民众以及文化也为秦所接受。秦文学上承西周文学，下启两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关键环节。研究秦文学，有助于认识中国文学由地域文学逐步走向统一文学过程中的规律，有助于梳理中国早期文学的发展流变过程。出土的秦人文献虽然不是很多，但一些具体作品如志怪故事、成相辞、祝祷辞、木牍家书等为重新认识各文体的发展流变提供了珍贵资料，在文体研究中具有追溯源流或补充缺环的重要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秦文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文学的角度研究秦人文献，则显得较为薄弱。将大量的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秦文学做全面系统的梳理研究，既有可能，也有必要。
延娟芹同志于2006年来我处攻读博士学位。入学不久，她就将秦文学研究作为博士论文内容，2009年顺利通过答辩。2010年，延娟芹在原博士论文基础上结合答辩老师的建议，拓宽思路，以《地域文化背景下的秦文学研究》为题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获准立项。在项目研究期间，她又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在方勇先生指导下进行合作研究，以《秦汉时期<吕氏春秋>接受研究》为博士后出站报告题目。《吕氏春秋》是一部对战国时各家思想、理念进行总结的著作，它是为秦王朝建立大一统意识形态局面服务的，其中也有些很有文学性的篇章和有关文学艺术产生、传播、批评的材料。延娟芹在研究《吕氏春秋》的接受情况时，对《吕氏春秋》以及秦文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文学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产生的，研究文学作品，既要从时间维度梳理其在文学史上的传承流变轨迹，也要从空间维度探讨特定的地理环境、人文氛围对文学的影响。传统的文学史，比较重视作家、作品在时间轴上的发展演变，对于空间角度的阐述，相对来说不够深入。时间与空间，是文学产生的重要条件，缺一不可。有些文学现象，单纯从时间的角度很难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如《诗经》和楚辞，同产生于先秦时期，但风格迥异，这除了二者产生时间不同所致外，南北地域差异的影响更为突出。我们需要以史证诗，同样也要以地证诗。
在中国古代，人们很早就有了空间意识，《诗经·国风》就是按照不同的地域进行编集，《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都是有关地理环境的重要史料，刘勰、钟嵘也都提及气候与文学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一门新的学科——文学地理学出现，有的学校开设了相关课程，近年又成立了文学地理学学会，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这是可喜的变化。目前学会已经召开多次年会，甚至得到日本学者的支持，在日本召开了一次年会。但是，从地理环境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古及今，实证研究成果丰硕，理论探讨明显不足，如古代的“江西诗派”“桐城派”“常州派”等都着眼于地域的不同。而理论方面的研究，如地理环境如何影响作家的思想、性格并进而影响作品风格，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如何互动，地理环境中诸要素如地貌、水文、生物、气候等如何具体影响文学，文学地理学的具体研究方法等问题，都需要细致加以总结提炼。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除了实证研究外，还必须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而理论体系的提出，又需要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文学地理学，应与文学史具有同样的体系与地位。
延娟芹从地域文化视角研究秦文学，符合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全书从泛文学的视角出发，对秦文学史料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梳理勾稽，做了认真的考证辨析，并进行了编年，尤其是对文学研究者关注较少的秦出土文献，如铭文、石鼓文、秦简等，考辨更为细致，对一些史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是本书的基础工作，也是延娟芹用力多的部分。站在秦国的立场、从秦人的角度对一些传世文献重新进行研究，如《商君书》与《吕氏春秋》不再单纯作为诸子著作，而是将其放到秦文学发展的链条中考察其成就地位。参照秦人的音乐、雕塑、书法、绘画等其他艺术门类史料，以及其他周边文学文化，通过横向比较，进一步认识秦文学的特点；不但在先秦地域文化的广阔背景下审视秦文学，同时将秦文学置于中国文学的发展链条中，探讨秦文学的发展阶段、特点、成就、地位以及影响，全面立体地展现了秦文学的全貌。
《地域文化背景下的秦文学研究》结项报告，得到评审专家的一致肯定，鉴定结果为良好。本书的出版，补充了学界对秦文学研究的不足，丰富了先秦地域文学研究。我希望延娟芹能以本书为新起点，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取得更多、更突出的成就。
赵逵夫 2018年11月23日于西北师范大学滋兰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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