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康乾

★ “探险家”式的新历史学者

“执政官”式的新历史读法

★ 西汉与康乾：两种中国盛世的典型逻辑

兴盛到衰亡：亲抵历史现场的全新讲述

★ 经济–战争–版图–人口–贪腐–中央集权–马尔萨斯陷阱

哪一个才是盛世兴盛与衰亡的典型要素？

★ 时代在进步，人性在重复。不理解现实，就没法读懂历史；读不懂历史，也很难理解现实。

★ 这本书讲的不单是书斋里，故纸堆上的考据、推理与想象的历史，更是对现实的领悟，与古人对话的会心，反映的就是人生观。读历史读的就是当下，读的就是你我他的人性。史家三长“才学识”中，*重要的是“史识”，也就是见识才是*重要的，同样也是*难的，这本书在带给大家历史常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带给大家分析繁杂信息的思路与见识，和对历史脉络的把握。

康熙在位期间，首先平定三藩之乱，确立了清朝对中国的统治。之后又出兵沙俄以战迫和，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确立了黑龙江流域的主权。同时，又多次出兵击败了准噶尔。随后进一步出兵青海、西藏，将青海、西藏纳入版图。“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真正创立了清朝华夷大一统的帝国。雍正继位后，严厉打击了康熙朝宽大导致的官僚腐败现象，实行养廉银制度，整顿财政；制定了一系列惠及中下层民众的政策，严格限制官僚、乡绅的特权。通过十三年的励精图治为随后的乾隆一朝打下坚实的基础。乾隆皇帝执政期间对民众广施仁政，前后五次普免全国钱粮。经济耕地、粮食产量、人口与国力均达到了清朝的极盛时期，并且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高峰。乾隆时期战争频繁，号称“十全武功”，虽然有些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却无战果，但攻灭准噶尔、回疆，击败了入侵西藏的廊尔喀，加强了对西藏、蒙古的管理，创立了金瓶掣签制度，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是其*大的历史贡献。从版图面积、经济实力、人口数量还是从国力衡量，乾隆朝达到了中国历代的极盛，但贪官却层出不穷，形成了自上而下金字塔式的贪腐生态系统，而在*的恰恰是乾隆皇帝本人*宠信的大臣。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已经发展到了**，巨大的人口压力导致了生活水平持续下降。此时正值西欧、北美的工业文明兴起，无论在政治制度、生产效率，还是军事实力上，乾隆盛世都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作者以流畅的文字，翔实的史料，描绘了一幅中国帝制末年通过“康雍乾”三位帝王的励精图治，让这个古老帝国回光返照、一度重新焕发生机的夕阳画卷。

侯杨方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丝绸之路路线的精准复原、清朝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集、人口史、经济史等。

论著代表作有：《中国人口史》（1910-1953年卷）、多卷本《清朝地图集》。

侯杨方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必须要经过实地的验证，不能停留在从纸面到纸面。2013年4月起，他策划主持了一个世纪以来世界首次对整体帕米尔高原的系列考察，曾多次翻越海拔近5千米的山口，足迹遍及帕米尔高原的多个重要河谷、山口，在十几次帕米尔、南疆、罗布泊、中亚、南亚考察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进行了“精准复原”，并研制了第一套《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

侯杨方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寻找到清朝极盛的标志物、位于境外帕米尔高原的“乾隆纪功碑”原址的第一人。

作为新一代的历史学者，他因独特的讲课特色与鲜明的个人风格在互联网上享有极高的人气。在新浪微博上有250余万的粉丝，被列评为2018新浪微博历史类十大最具影响力人物。

他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开设的《从历史看管理》课程是光华最受欢迎的历史课程，在企业家群体中享有极佳口碑。

他在企鹅FM与喜马拉雅分别开设的西汉史与清史讲义网络收听量高达数百万。

序

前言：在盛世与衰世之间

第一章 虽曰守成，实同开创

第一节 三藩之乱：满洲与辽东军事集团同盟的瓦解

第二节 统一台湾：耕凿从今九壤同

第三节 两个巨人的碰撞：从雅克萨到尼布楚

第四节 统一漠北：使之防备朔方

第五节 怀柔蒙古与西征安藏

第二章 乾纲独断：以宽仁治天下

第一节 一人独裁：裁抑满洲权贵与御门听政

第二节 六次南巡与河务、漕运

第三节 育民之道，无如宽赋：为何总是减税

第四节 致治之本在宽仁：善解人意的勤俭仁君

第五节 英雄迟暮：晚年的煎熬与欣慰

第三章 不敢以一息自怠的十三年

第一节 反腐惠民：耗羡归公与摊丁入地

第二节 惟以一人治天下：绝对独裁与军机处

第三节 西北用兵：清朝惟一的汉人大将军

第四章 宽猛相济：乾纲独揽的乾隆朝

第一节 乾隆新政：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

第二节 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

第三节 仁政频施：走向巅峰与盛世危机

第五章 毁誉参半的“十全武功”

第一节 代价最为高昂的战争：两次金川之役

第二节 拓地二万余里的西师之役

第三节 西南战事与万里疾弛援藏

第六章 夕阳无限好：盛世挽歌

第一节 图画紫光阁：创造盛世的功臣名将

第二节 从严厉反贪到暗中纵容

第三节 大事还是我办：盛世的终结

蠲免赋税的更深层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帝制时代，国家属于皇帝私有，所有权分明，即所谓的“家天下”，皇帝对国家负有最终的、无限的责任，没有任何后路可退；而官僚只是皇帝雇佣的职业经理人，不是世袭制，且任期有限，责任有限，他们与皇帝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官僚的寻租、谋利的主要手段就在于征收赋税，利用征收过程中的“耗羡”（损耗）中饱私囊，耗羡甚至可以与赋税相当，他们有增收赋税的天然冲动，因此免除赋税的最大利益受损者是各级官僚。皇帝为了自己、祖宗、子孙的社稷计，制定的政策要立足于长远，而不是一时；作为被雇佣的职业经理人官僚更注重于其在位的一时，而不是长远，这是皇帝与官僚天然的利益分歧。作为“王者”政治家的康熙皇帝深谋远虑，采取减免赋税、藏富于民的政策正是出于这种长远的考虑。两千余年帝制的中国始终是世界超级大国，这种所有权和责任分明的制度设计有效避免了政府沦为一个与民争利、剥削国民的利益集团，皇帝监督官僚的制度于此功不可没，因为它可以保证政策的长远性、持续性以及政治的制衡和稳定。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政府缺乏有效的制衡、监督力量，沦为与民争利的利益集团，必然会遏制不住为自身谋取利益的天然冲动，利用自己既是规则的制定者、解释者、裁判者的身份，千方百计、巧立名目搜刮民财，成为荀子所说的“聚敛者”。现代社会不再需要君主、皇帝，但绝对不能缺乏有效的政府监督。 ——（《盛世：康乾》第二章第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