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6382809
丛书所收文章大体可分五类，即作家生平研究、经典作品研究、文学流派与思潮研究、文献史料研究、作品（版本）传播与接受研究。这些文章基本反映了现代文学研究界*动态和研究成果。
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主编的学术研究刊物《经典作家研究专刊》，实现与学术界的良性互动，更新新文学研究内容、方式与方法，面向社会大众普及新文学经典作家与作品，展现文学馆人风貌及学术体系对文学研究的贡献。专刊每月一期，每期研究一位经典作家或一个文学思潮、流派。现将专刊所发文章精选篇目以《现代作家研究》为名结集出版，方便大家阅读和珍藏。丛书以年份为卷次，每年一卷，此为2012年卷。
夏 衍
周明全 《包身工》：底层文学的鼻祖 001
许建辉 与夏衍修改《鲁迅传》事有关的一封信 007
孙 谦 夏衍戏剧的时代性、个人性与超越性 018
刘 涛 以话剧抗战 025
宋 嵩 夏衍前期与后期剧作的喜剧风格及其成因 031
李 莉 仰观“屋檐下” 追思夏衍情 038
葛 涛 夏衍的集外佚作电影剧本《遥远的爱》考 045
王统照
杨洪承 “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践行者 050
张元珂 《山雨》的评价及版本问题 057
刘增人 王统照的“孤岛”岁月 065
许建辉 文物记忆中的王统照 071
沙 汀
孙伟科 计文君 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 084
张元珂 艾芜的“牢狱之灾”与“牢狱叙事” 097
阎浩岗 异域色彩与人生哲学 109
徐 俊 沙汀藏信辑录 116
萧 乾
马会娟 萧乾与翻译的“情缘” 131
赵 娜 银亮着一片黄昏的海 137
王朝军 “十足诚实的”梦幻者 144
北 乔 良知风骨与性情书写 151
刘绪才 1950年代的萧乾：“龙”抑或“泥鳅” 158
高建新 时任国务院总理给萧乾先生的一封信 164
沐定胜 从“太太的客厅”走进《梦之谷》 166
徐 俊 《大公报》文艺奖金史实钩沉 171
叶圣陶
叶永和 蒋燕燕 叶圣陶曾经提案公审“四人帮” 174
刘 泉 刘增人 诗意叶老 182
商金林 “抗战词史”中的“绝唱” 189
李徽昭 李继凯 叶圣陶与中国书法文化 197
马天博 黾 勉 以从事，罔敢任草草 203
张元珂 对于一组信件的阅读札记 208
许建辉 从《隔膜》到《长夜》 211
周可桢 叶圣陶论教育 214
唐 弢
巫小黎 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219
子 张 唐弢书话内外 226
张梦阳 唐弢的艺术感 232
张元珂 真情言说、人间独语与文化反思 239
葛 涛 唐弢与鲁迅藏书的保护 246
姚雪垠
唐浩明 《李自成》对我的创作启迪 254
詹玲穿 透历史的人性光芒：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 259
熊元义 姚雪垠在文艺理论上的贡献 265
刘 宁 民国时期的乡村图景与绿林社会 274
阎浩岗 《李自成》的主题与姚雪垠的立场 279
许建辉 档案解读——姚雪垠在1950年代 285
赵树理
孟繁华 赵树理现象综论 297
宋颖慧 李继凯 “雅文化”视域中的赵树理 304
王春林 现实主义精神与意识形态遮蔽 311
杨占平 赵树理的文学道路和创作成就 316
卿建英 既要懂悲剧 也要懂团圆 321
陈为人 赵树理之“驴说” 327
董大中 在北图“打捞”赵树理 334
老 舍
舒 乙 《剑北篇》的足迹 342
张丽军 老舍底层叙述的多元精神维度 352
北 乔 日常生活中茶馆的审美叙事 365
王秀涛 老舍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北京大众文艺改造 370
许建辉 写在《四世同堂》手稿“申遗”十年时 375
刘 屏 文学馆珍藏的老舍字画 381
郁达夫
陈 宁 郁达夫小说的创作情性 387
张 欣 郁达夫小说“浙味”说 395
张丽军 城市底层叙述与大众文艺的倡导者 400
刘 刚 王映霞手札三通 407
后 记 413
《包身工》：底层文学的鼻祖
周明全
近年来，文学的责任遭遇了各种各样的背离。有些作家沉迷于写作技巧，在“怎么写”中踯躅不前，且私人化倾向越来越浓；有些作家只关注自己琐碎的日常生活，对重大问题、对发展变化着的社会生活失去了关注的兴趣和激情。文学应该在技巧上下功夫，也应该观照自己的内心，但文学的真正责任应该是“揭出病痛，以期引起疗救注意”，且“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自2004年以来，“底层文学”由微至显，开始受到广泛关注。虽然理论界对“底层文学”至今仍争论不休，但从“底层文学”近年的创作实践来看，不难看出两个显眼的特征，即“底层文学”一般都是由处于社会底层的作家创作的，另外，“底层文学”的关注点是底层大众。这两点似乎都只是表象，在我看来，“底层文学”可爱的、有价值的，是它在践行文学的价值和张扬文学的责任。
关于“底层文学”的争论还将继续，但只要我们回过头来，从老一辈文学家那里，就不难发现，现在被热议的“底层文学”，早在数十年前，就被作家当成了战斗的武器。出生在底层的作家夏衍和他的《包身工》，无论从作家的出身，还是作品所关注的角度，均是底层。可以说，《包身工》就是“底层文学”，且是当之无愧的“底层文学”的鼻祖。
作为一个誉满当代文坛的大师，夏衍的创作涉猎剧本、小说、散文、文艺评论、报告文学，甚至翻译了包括《母亲》在内的诸多作品，但在他95岁高龄时，却说“我觉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这当然是夏衍的自谦之词，但这无疑也反映出，《包身工》对夏衍自己及对时代的重要意义。
夏衍生在乱世，整个少年时代的记忆都是苦涩的。他曾在《走过来的道路》中写道：“从小吃过苦，亲身经历过农村破产的悲剧，也饱受过有钱人的欺辱和奚落，因此，对旧社会制度的不满和反抗，可以说在少年时代就在心里扎下了根子。”这里孕育着他把自己的一生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相连，从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契机。
高小毕业后，由学校以公费保送到日本“深造”。在日本6年多的学习中，对夏衍的改变是深刻的。这一时期，正是日本左翼运动的全盛时期，受左派影响，夏衍放弃了工业救国思想。这期间，尽管夏衍也读了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进步书籍，但当时支配他行动的依旧是“打倒列强除军阀”这样的革命
纲领。
作家生活在底层，并不意味着就能写出真正的“底层文学”，就能去关注底层。生活在底层，固然有了创作的源头活水，但如果没有鲜明的阶级立场，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文学的价值和文学的意义，照样不能将根扎在大地，照样写不出反映底层疾苦的优秀作品。“五四”前后，武侠小说、官场小说、青楼小说、鸳鸯蝴蝶派等大行其道，但是有了强烈的阶级意识后，左翼作家才开始出现。
夏衍是左翼作家之中的优秀人物，他写出如此多革命的、进步的文学作品。早在次世界大战时，夏衍看到了“弱肉强食”的世界，油然而生了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理想。十月革命的炮声使夏衍“震动了一下”，“五四”后曾以“过激党”自居，还参加了浙江个马克思主义刊物《双十》和《浙江新潮》的编辑工作。可是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诞生，在知识界，无政府主义还有很大的影响，像夏衍这样的“过激党”，也只不过是基于爱国热情，不满旧社会的黑暗，莽莽撞撞地寻找革命的道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并没有清晰而明确的认识。但自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夏衍深刻地感受到，“应该说，在以反帝反封建为主的民主革命时期，尽管我们的处境十分危险，我们的工作非常困难，可是在政治斗争的领域内，我们的斗志是昂扬而坚定的。因为在这个革命阶段，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和迫害，所以对这三个敌人的憎恨和反感是强烈而深刻的”。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夏衍的组织关系转到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他的任务是在沪东一带纱厂的工人中做组织、宣传工作。这一时期，他利用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工人夜校与工人发生了联系，后来又与进步工会组织的负责人发生了联系。这为《包身工》的写作提供了素材和埋下了伏笔。这一时期，为了生计，夏衍“翻译了一些日本、俄国的文学作品”。1932年1月20日，夏衍翻译发表了日本报告文学研究者川口浩的《报告文学论》，这是我国现代早系统地译介报告文学的专论，也为《包身工》的写作提供了理论支撑。
193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农民、工人都处于社会的底层，饱受压迫和欺诈。这时期也是共产党领导下艰苦的革命斗争时期，在文学上需要富有战斗性的文学，激励人民的革命斗志。顺势而成立的“左联”，刚一开始，便竭力提倡报告文学这个文学形式。当时，所以提倡这个文学形式，是因为报告文学便于迅速地反映现实，可以不必借助于虚构，将现实境况“报告”出来。但更主要的是在于“左联”想使文学和政治结合起来，使作家和现实生活的斗争结合起来。可以说，报告文学是伴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适应近代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
1930年8月4日，“左联”执委会通过决议，明确指出：我们号召“左联”全体联盟员到工厂到农村到战线到社会的下层中去。那边郁积着要爆发的感情，那边展开着迫切需要革命的非人的苦痛生活，那边横亘着火山的动脉，那边埋藏着要点火的火药库。那么，我们怎样把这些感情，把这些生活汇合组织到进步的阶级斗争中来，这就是我们应该坚决开始的工农兵通信运动工作。因这些不是单纯的通信工作而是组织工农士兵生活提高他们文化水准政治教育使他们起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一种广大教化运动。从猛烈的阶级斗争当中，自兵战的罢工斗争当中，在如火如荼的乡村斗争当中，经过平民夜校，经过工厂小报、壁报，经过种种煽动宣传的工作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吧！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够从少数特权者手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大众的所有。
作为“左联”执委的夏衍，自然将“左联”的理念作为自己创作的圭臬。左翼作家大多关心社会底层，工人、农民和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写他们的生活、遭遇和命运。早在1927年，夏衍在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做工会工作时，就认识了纱厂的一些朋友。1929年年底，住到了沪东塘山路业广里，因为这片是工人区，所以，有几位做工人运动的同志还经常到夏衍家。“包身工”制度和那些年轻女孩的悲惨生活，就是这些工人朋友告诉他的。1930年，上海艺术剧院社被解散，为开展工人运动，夏衍他们组织了流动演剧队到工厂区演出，为了找关系，夏衍又和过去认识、在基督教青年协会办的工人夜校担任教员的即《包身工》里面的冯先生接上了线，冯先生又告诉了夏衍很多包身工的事。“一·二八”后，沈西苓要写一个以上海女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夏衍就将包身工的情况告诉了沈西苓。
夏衍认为，这件事用电影的方式来揭露效果要比文章的方式好，更能引起观众“灵魂的震动”，后来明星电影公司把这个故事拍成一部叫《女性的呐喊》的电影。但该部电影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国民党当局的删剪，并没让观众产生“灵魂的震动”，夏衍对这部电影也不满意，于是决定自己动手写篇小说，“非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发出来不可”。但因为工作忙，就一直搁浅。1935年，上海党组织遭到了又一次很大的破坏，组织上让夏衍隐藏起来，夏衍利用这个机会，开始了关于包身工更详尽资料的搜集和写作。
在《回忆与感想》一文中，夏衍说，《包身工》是一篇“报告文学”，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她们的劳动强度、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我都是尽可能的作了实事求是的调查。”夏衍的《包身工》可谓“中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报告”，只是这份调查报告不是干巴巴的数据、表格、理论等，而是通过故事讲述了工人阶级的真实状况。一是因为夏衍笔力雄健、生动，故有此效果；二是因为故事比理论、数据等更能打动人心，读者通过包身工的故事可以直观地了解到工人阶级状况，更能激发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同情，也能激发起工人本身的反抗。《包身工》发表之后，“包身工”一词在社会上非常流行，可见受众之广泛，影响之大。
1936年春天，为了看到包身工们早出晚归上班下班的情景，夏衍从4月到6月，做了足足两个多月的“夜工”，半夜3点多钟起身，走十几里路，到日本纱厂的门前去观察，同工人们谈话，搜集资料。他有个昔日的“甲工”同学在日本纱厂当职员，托了这关系，得以去包身工的车间看过几次。然而，他还是不满足，倔强地认为一定要近距离了解她们的生活情形，“亲自到包身工住宿的工房去调查”。后来，夏衍通过“沪东公社”同志的介绍，认识了一位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做工的青年团员杏弟。又通过杏弟帮忙，混进工厂几次，直接到了工厂内部进行观察。
夏衍观察了解到，在这里，“包身工”们被叫做“猪猡”。包身工住的是“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长方形的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被一条水门汀的小巷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笼一般……”这里面“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上工时，“带工老板就好像赶鸡鸭一般把一大群没锁链的奴隶赶出来”。包身工工作在“音响、尘埃和湿气”三大威胁之中。在这里，包身工们“随意遭到毒骂和毒打”，而且，“打死不要紧”“人得而欺之”。吃的是，“所谓粥，是用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加上很少的碎米、锅巴等煮成的。粥菜？这是不可能有的。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菜场去收集一些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在这样的环境下，包身工们失去了做人基本的羞辱感，“打呵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女性所有的那种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们中间，似乎已经很迟钝了。她们会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而更为可恨的是，“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20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16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触目惊心的惨象，让夏衍自己的灵魂先震惊了，他愤怒地警告某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夏衍以他生动的笔，既写出了包身工的群像，也重点写了几个人物，譬如芦柴棒等人。夏衍巨细无遗地写了包身工们的日常生活起居、作息、工作、情感等方面，她们在各个方面均备受虐待，她们被关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之中，不能与外界接触、联络，几乎沦为奴隶。工人在1930年代属于新兴群体，不为世人所知，夏衍通过报告文学这样的写实样式，展现了部分工人群体悲惨的生活和命运，让社会了解工人真实的生活状况，也可以激发工人起来反抗。
1936年6月，夏衍在《光明》创刊号发表了《包身工》。《包身工》以“铁一般的事实”再现了一幅血淋淋的地狱图景，产生出强烈的震撼力。《包身工》彻底地、无情地揭露了剥削阶级的残酷本质，成了有力的抗议书，在1936年的上海以及全国的工人阶级中所激起的革命作用是尽人皆知的。
与夏衍修改《鲁迅传》事有关的一封信
许建辉
1960年代初，上海文化界启动了电影《鲁迅传》巨片的创制工程。因为是“中央亲自抓”，所以各方力量迅速云集，组成了一个从创作到摄制再到角色饰演都由“大腕”担纲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辛辛苦苦工作几年，后留下了半部经过反复修改的剧本——《鲁迅传》（上集），整个项目竟以“流产”告终。文学馆手稿库现藏信函一纸，所谈正是此事。因未见相关文章中有提及此信者，想是它多年来深锁环琅所致，故不计其过长，全文照录如下。
杨仁声同志：
我们来京配合《鲁迅传》定稿工作，迄已三月，目前夏改稿已经交出，对原作帮助很大，但又发生一些新的情况和困难，因特汇报如下，并希指示。
事实经过：1.夏衍同志于8月3日交出后一章，10日全稿清理完毕，交稿时当着白尘同志说明：请他看一遍，并表示他算是脱手了。2.看稿后白尘表示已经认不出来是自己的“房子”了，要算是定稿，他就很为难。但他有思想准备再综合一道，月底前，他是有时间的。差不多同时，他通过荃麟同志向周扬、默涵同志反映了他的意见和心情。3.摄制组原来计划两个作家都不愿再搞，那就准备接过来，自己动手综合了。但原作者既已提出了意见和做法，那就不能重新考虑。当即用电话向夏部长婉转反映了情况，并于次日（10日）面谒请示，顺便说明我们原来的打算和目前的新问题。夏部长表示改稿仅供参考，他已经勉力完成了中宣部交给他的任务；再次声明：由于时间和身体关系，以后不可能再作什么了；说明改稿所以改动大了，主要是为了贯彻周扬同志等所提的若干原则；关于今后怎么办？他也作了些指示：着重要我们向默涵同志、上海市委宣传部和电影局汇报请示。4.就在次日（12日）晚，默涵同志因公离京的前夕，争取到向他汇报了夏、陈双方的意见和摄制组对这两稿的看法（另附）。默涵同志了解了有关方面的情况后表示：即使夏衍同志改得很好，照夏公原意也还是要尊重原作者，何况白尘已经提出了他的看法；因之，他同意荃麟同志的意见：让白尘再综合一道。默涵同志同时指出：他同意夏衍同志说的，要动也必须遵守周扬同志讲的原则指示，默涵同志并且阐述了这些原则，强调了这些原则是不管作家的风格如何都要予以遵守的。并且表示，这一次对两个稿本（指陈三稿和夏改稿）他一定看，而且指示光年、荒煤、文殊等同志也看，等他回来开个小会给作者提意见；但是，他又强调大家都在等着“鲁迅传”，不要错过时机，要白尘跟我们先依据这些原则精神充分交换意见，可动，就先动起来，不必等待了。（林指示全文详见附件）。5.听了林默涵同志的谈话后，我们即把记录送给夏衍同志，同时也将谈话大概告知白尘，并摸了一下白尘的想法，他表示假如要动，那就先以十天透彻交换意见，然后给他请一个月假——据估计这是可能的。
经过就是这样，可以看出：稿子一时还定不下来，也不可能把两稿交给我们来处理；作家之间的关系有些紧张；所牵涉到的情况相当复杂：这里有怎样贯彻中宣部所提的指示原则问题；有怎样尊重作家和搞好作家的关系问题；也还有怎么做才对制片工作有利、经济的问题——这一方面还没有敢强调提出：一则尚未向上海领导请示；二则过早提出，将更增加局势的复杂性。
为了供京、沪领导和创作组等有关方面对两个稿本有所比较，从而迅速作出相应的决定，或明确表示态度和意见，在摄制组留京全体同志的建议和协助下，已将夏改稿付印作为四稿，同时将夏衍、林默涵同志的谈话记录也打印出来连同稿本核阅；又默涵同志还要求将上海、北京对陈三稿和夏改稿所提的意见都研究一下，因此我们正在把已有的意见整理汇编，备供参考。此次稿本，文件的送发严格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以防止产生副作用，如夏的谈话记录送发对象是夏衍同志自己指定的。
默涵同志何时回京不可知，估计约十天左右，尽管他嘱咐先动起来，但是原作者还是希望他们和他谈一次；摄制组因为正在向上海请示中，目前除沟通情况、及时汇报意见，并努力解除作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下一步工作铺平道路之外，尚未定下一步的积极行动（例如要不要给白尘请假之类的问题都未定局）。
摄制组初步意见：假如同意再搞一稿，作者和摄制组真能彻底交换意见，那么，事实上是可以相当缩短将来导演分场本的时间的。当然，定稿时间肯定是延长了。
所耿耿于怀者，白尘曾为写作三稿病倒，而夏公则在忙、病交迫情况下，无私地帮我们做修改工作，两人都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作出了贡献，而终于不免彼此感觉“为难”。至于关系紧张，则主要由于我们在修改过程中提出意见多、又穷于折衡的缘故。
事实与情况汇报如上。关于整个工作的进度问题，夏衍同志说过：希望请您和市委石西民同志、陈其五同志决定。我们殷切希望您在看到稿本和林、夏两同志的意见后，能得到您的具体指示和局、厂领导方面的意见，特别希望明确以下两点：
1.对于再让白尘同志再搞一道的问题有何意见？2.对我们目前和今后工作做些指示。
目前我们正在为进一步工作试探情况，铺平道路，待接到您的指示后，如同意再搞一搞，那么，除了在月底前征询北京必要意见并和白尘同志彻底交换意见外，拟在九月初起为白尘同志请一个月创作假。我们则回上海听取必要的意见并同时做其他准备工作。这是设想，一切有待指示决定。此致
敬礼！
《鲁迅传》摄制组 陈鲤庭 于北京
1961年8月17日
信文内外的人和事
这封信是《鲁迅传》剧组递交中共上海市电影局党委书记杨仁声的一份工作汇报。署名人陈鲤庭，我国代电影艺术理论家、著名导演，曾经创作了发挥过重大宣传作用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导演了《屈原》《幸福狂想曲》《丽人行》等享誉海内外的影片，在《鲁迅传》巨片中担负导演职责。信笺是从本子上扯下的两张16开活页纸。钢笔浅蓝墨水横向书写。每行50个字左右，虽密密麻麻却清清楚楚，1900余字竟无一处修改，可知是在草稿上反复推敲琢磨后的抄写件。下款中“鲁迅传摄制组”六个字颜色较正文深重许多，字体也与正文完全不同，应为信成后临时签署添加。
此信写于1961年8月17日。在此之前，围绕《鲁迅传》已经做了大量工作，《鲁迅传》剧本执笔实际上也已两易其人。据葛涛撰《塑造鲁迅银幕形象背后的权力政治》一文记载，剧本雏形是叶以群写的《艰难时代——鲁迅在上海》。此稿1958年12月写完，1959年3月改毕，但仍不满意，想推倒重来。1960年初周总理听完汇报后指示：“既然要重写，我看拍上下两集，表现鲁迅的一生。争取明年7月先拿出上集，作为向党成立四十周年的献礼。”由此开始，《鲁迅传》进入紧锣密鼓阶段，工作进程仍见葛涛文：1960年1月7日晚上，石西民指派张骏祥和叶以群邀请夏衍、林默涵、邵荃麟等人开会，商量如何落实总理的指示。会上决定成立创作小组和顾问团，夏衍任顾问团团长。1960年4月8日，夏衍召集创作组开会，讨论剧本提纲。1960年4月16日，夏衍又召集顾问团开会，讨论剧本的提纲草案。1960年6月，创作组写出了《剧本详细提纲》。1960年6月18日，夏衍到上海传达了顾问团对《剧本详细提纲》的意见。1960年11月27日，陈白尘写完了剧本的上集（第二稿）。1961年1、2月，《人民文学》刊登了这个剧本。1961年3月6日，林默涵召集在京的顾问团成员和部分专家开会讨论该剧本。1961年3月17日，创作组赶赴杭州向周扬汇报。1961年3月19日早上，周扬找叶以群和于蓝等人谈了几点意见。1961年5月9日，陈白尘根据周扬的指示写出了修改稿，即第三稿。1961年5月22日，夏衍接受修改剧本的任务——差不多与此同时，陈鲤庭率摄制组进京，“配合《鲁迅传》定稿工作”。信中汇报的，就是摄制组在“夏改稿”交稿之后的工作情况。
信中提到了“陈三稿”和“夏改稿”。此二稿如今都收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陈三稿”，即出自陈白尘之手的《鲁迅传》（上集）第三稿。中国作家协会捐赠，文物编号DG000058。16开本，内文203页。封面自上而下依次印有“《鲁迅传》（上集）陈白尘 叶以群 柯灵 杜宣 唐弢 陈鲤庭 集体创作 上海市电影局 1960年11月”等内容；封面上端盖有《人民文学》矩形发稿章，内中文字为“人民文学 1961年1、2号稿 文用5号 2栏排 每栏41行 每行18字 总第14篇”。内文小部分为油印稿剪贴，大部分为钢笔蓝黑墨水手写。文后先署“1960年11月27日”，后改为“1961年1月”。“夏改稿”，即出自夏衍之手、后来“付印作为四稿”的《鲁迅传》（上集）。陈白尘夫人金玲捐赠。文物编号DG012481（此稿入藏时登记为“小说”，显然是编目之错——笔者注）。稿子章阙如，现有二、三、四章分别装订为三册，均以牛皮纸封面。第二章是16开本，第三、四两章为8开本。内文中有3/4以钢笔蓝黑墨水手书，余者为铅印稿剪贴。
信中还提到了不少人。这些人基本上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文化界名流，又在当时的各级党政机关或社会团体中担负重要责任。他们是：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张）光年、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陈）白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石西民、上海市电影局局长张骏祥，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叶以群，中共上海市委委员陈其五，中国影协负责人（袁）文殊，著名演员于蓝，等等。也许上述这些人担任他们上述职务的时间并不同步，之所以敢将其归放在一起，是因为相信这样做既能更充分说明《鲁迅传》剧本定稿工作之“事关重大”，又不至于对相关人员造成伤害。
关于“陈三稿”和“夏改稿”
如前所述，“夏改稿”是由“陈三稿”修改而成。修改的依据，是“周扬同志在杭州讲的和默涵同志在北京座谈会上讲的精神”。沈鹏年《行云流水记往·二记——电影〈鲁迅传〉筹拍亲历记》记载，夏衍接受修改任务之后，“再把剧本仔细看了一遍”，“觉得周扬同志在杭州讲的和默涵同志在北京座谈会上讲的精神，在三稿中似乎还有贯彻的不彻底之处，重大历史事件的分寸掌握上还不够严格。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李鲁几次会面、陈鲁关系、农民运动讲习所、读的文章等，改得没有和周扬同志在杭州讲的那样坚决，对某些不一定落实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三稿中还保留了一些。其实像对胡适之、陈独秀等人的暴露，也似早了一些”。面对这种情况，他的想法是：“要动，恐怕就不止是若干处。不单是有关党的大事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真实问题，此外，也还有一个‘年代纪’的问题……现在既然称《鲁迅传》，也有一个‘传’的问题。‘传’总要研究‘纪年、时代’的问题，要力求符合历史真实。”于是，“夏四稿”与“陈三稿”便有了许多不同之处，这里不妨将两稿中的同一部分作个对比：
第四十节 珠江轮上
珠江中心的海轮上。船员在敲锣，催送行的人下船了。
鲁迅陪着郭小朋，许广平陪着张棣华走上船舷。郭小朋化装成一个商人模样，张棣华也打扮得像个阔小姐。
郭小朋对鲁迅说：“我们今天夜车也去长沙了，希望有机会到上海来看你们。”鲁迅笑道：“那时候，我们也敲锣欢迎你们！”郭小朋会意地一笑，低声说：“捣毁那个厨房的时候不远了。”他从怀中掏出一张报纸，塞在鲁迅手里：“路上看吧。”
张棣华要向鲁迅说什么，但只睁着发亮的眼睛，什么也没说。鲁迅对他们点点头笑着说：“别忘记，结婚时候，寄一张照片给我们……”
郭小朋和张棣华坐在小艇上，向着海轮上不断挥手。
鲁迅俯在栏杆上看着小艇远去。许广平向下挥手。
鲁迅俯在栏杆上，许广平站立在他的身旁。
轮船在大海中航行。
鲁迅掏出报纸，一条新闻被红笔圈了起来，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湖南、江西农民、工人和一部分北伐军举行秋收起义的消息。
鲁迅目光炯炯地看着海上，只见狂涛怒卷，海鸥飞翔。
鲁迅的声音：“中国，又有了新的希望了吧？……”
第四十节是《鲁迅传》剧本的结尾一节。上面“第四十节”引自“陈三稿”，下面“第四十节”引自“夏改稿”。
第四十节 珠江轮上
（淡入）
汽笛声。
珠江中心的海轮。这是一条外国轮船，停在江心。船员在敲锣，催送行的人下船了。
徐文滔陪着鲁迅，许广平陪着唐人凤走上船舷。徐文滔化装成一个商人模样，唐人凤也打扮得像个阔小姐。
他们走进了船舱。
徐文滔低声对鲁迅说：“我们今天夜里也走了，希望有机会到上海来看你。”鲁迅笑道：“那时候，我们也敲锣欢迎你们！”徐文滔会意地一笑。他从怀中掏出一张报纸，塞在鲁迅手里：“路上看吧。”
唐人凤要向鲁迅说什么，但只睁着发亮的眼睛，什么也没说。鲁迅对他们点点头笑着说：“有便的时候，写封信吧……”
徐文滔轻轻地把许广平拉到船舱角上，低声说：“茶房叫你‘师母’的时候，不要否认！”
许广平羞了，推开他。
徐和唐下大船。
徐文滔和唐人凤坐在小艇上，向着海轮上不断挥手。
鲁迅俯在栏杆上看着小艇远去。许广平向下挥手。鲁迅俯在栏杆上，许广平站立在他的身旁。
轮船在大海中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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