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颜师古注研究

汉书颜师古注的前沿成果 

《汉书》颜师古注在《汉书》的流传和研究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颜注体例规范，内容详赡，考辨精审，对后世史注有着深远的影响。本书从唐代《汉书》 注释的流传和消长中考察颜注地位的形成，尤其是关注到唐代科举制度中的史学因素对颜注发展的关键性影响。

孙显斌，男，1975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现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李俨图书馆馆长，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典籍 数字化、科学技术史等。

目録

前言 / 1

章緒論 /

節《漢書》顔師古注研究概述 /

第二節本書的寫法 /

第二章《漢書》顔注産生的學術背景 /

節漢魏以來史學與典籍注釋實踐的發展 /

第二節先唐《漢書》舊注與傳習考 /

第三節顔師古家學與著述概述 /

第三章包羅萬象的注釋内容 /

節異文注釋綜理 /

第二節語言注釋辨析 /

第三節知識注釋述評 /

第四章承前啓後的注釋體例 /

節叙例體考論 /

第二節顔注通例條理 /

第五章旁徵博引的文獻運用 /

節顔注徵引舊注述評 /

第二節顔注徵引文獻述評 /

第六章顔注歷史地位的確立 /

節寫本時代《漢書》的流傳 /

第二節唐代《漢書》的注釋與流傳 /

第三節顔注歷史地位的確立 /

結語 /

附表 /

參考文獻（以編著者姓名拼音爲序） /

英文提要 /

後記 /

《漢書》顔師古注研究

孫顯斌著
鳳凰出版社

《漢書》顔師古注研究
前言

前言

對古代典籍注釋的研究是古代經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同時也是古典文獻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漢書》顔師古注在《漢書》的流傳和研究史上具有獨一無二的地位。在繼承前代典籍注釋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顔注取得了嶄新的成就，其注釋體例規範，内容詳贍，考辨精審，對後世史注有著深遠的影響。因此，顔注在史注範例的形成過程中有著里程碑式的意義，它集前代史注成就之大成，後世史注正是以顔注爲典範發展和完善的。同時，作爲初唐史注的代表，顔注也同樣是唐代典籍注釋發展高峰中的傑出之作，在史學史和典籍注釋發展史上都占據著重要地位。

本書首先探討顔注産生的學術背景。從大的時代背景來看，在顔注誕生之前，魏晉以來史學和典籍注釋實踐的發展是關鍵的兩條綫索，這兩條脈絡匯合激蕩，在隋唐之際形成了“漢書學”的高潮，也直接催生了顔注；同時顔師古之前《漢書》的舊注和研習情况也是研究顔注的重要參考座標。從個人方面考察，顔師古的學術背景既深深銘刻著家學的烙印，同時又呈現出一種獨有的博通格局，這當然是對顔注撰作直接、有力的支持。

對於顔注本身的研究大致可分四個部分。

部分，通過對顔注細緻的考察揭示顔注的内容以及具體的注釋方法，這部分既是研究顔注學術成就的基礎，又同時體現了顔注成爲史注範例的方方面面。根據史注的特點，本書將顔注的内容分爲異文、語言和知識三個方面分别考察。具體的注釋方法實際上與所注内容是緊密相關的，在典籍注釋的具體運用中，注釋方法的重要體現乃是注釋的術語。

第二部分考察顔注的體例，注釋體例實際上也是注釋方法的一部分，但它與具體注釋方法的不同之處在於注釋體例對所注内容的依賴性不强，它是一種總體的注釋技巧。顔注創造性的在史注中使用叙例體，並且全面的繼承和發展了前人注釋體例方面的成就。

第三部分討論顔注對文獻的運用，爲典籍作注，注釋者既需要本身具有高深的學養，又需要借助於豐富的文獻材料。顔注作爲一部傑出的典籍注釋，大量引用了四部典籍，從中不僅可以看出其保存文獻的突出價值，也可以揭示出其學術的背景。

第四部分考察顔注歷史地位的確立。顔注終在衆多《漢書》注釋中脱穎而出，成爲《漢書》的權威注釋，在歷史發展中這種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它的原因又是如何？只有考察清楚顔注的流傳和影響，才能解答上面提出的問題。本書從唐代《漢書》注釋的流傳和消長中考察顔注地位的形成，尤其是關注到唐代科舉制度中的史學因素對顔注發展的關鍵性影響。另外，本書還向上考察了《漢書》在先唐時期的流傳，將其作爲顔師古注在唐代以後發展的背景和先導。

读者对象：专业研究者

《漢書》顔師古注研究
章緒論

章緒論

節《漢書》顔師古注研究概述

在中華民族漫長的文明史中，經典一直佔據著獨特的地位，經典的形成、傳承和再闡釋構成文化與文明的顯著脈絡，不僅中華文明如此，經典傳承是人類文明史的普遍現象。注釋經典是研讀和傳承經典的基本途徑，經典在被注釋後，可以更廣泛的被理解和傳播。另一方面，通過對經典的重新解釋來闡發新的思想，也一直是學術文化發展進程中的一種傳統。從這個意義上講，某種典籍注釋的産生預示著它成爲經典的可能，而當對它的注釋蔚爲大觀之時也正説明其已躋身經典的行列。這是因爲只有經典才會被後人不斷誦讀、研習和重新闡釋，從而産生對經典注釋的需求。因此，對古代典籍注釋的研究是古代經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

典籍的注釋實踐從很早就開始了，例如《國語·周語下》就記載了春秋後期晉人叔向聘於周時對《周頌·昊天有成命》所作的解釋，叔向的解釋包括對詞句和詩旨的解説，已經基本具備了注釋的雛形黄亞平《古籍注釋學基礎》，甘肅教育出版社，1995年，221頁。。而《毛詩故訓傳》同所謂《春秋》經文解説的《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是我們今天能見到的早的典籍注釋。從現在的學術劃分來看，《春秋》是史書，而從歷史上看，《春秋》屬于經部範疇，它是作爲經學的重要典籍被研習和傳承的，《春秋》三傳，尤其是對三傳的再注釋，都有相當的義理内容，類似的情况還有《尚書》，其注釋有鮮明的經注特點，很難將其看作典型的史書注釋。先秦的史書還有《國語》和《戰國策》，《國語》的早期注釋據三國時期吴韋昭《國語解叙》稱有東漢鄭衆、賈逵、三國時期吴虞翻、唐固四人注釋，只是這些注釋早已亡佚，今天能看到的只有韋昭的《國語解》了。《戰國策》雖有東漢高誘注釋，但是到北宋已經殘缺。同樣，作爲前四史的《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志》，漢魏以來就多有注釋，然而今天完整留存下來的只有南朝宋裴駰《史記集解》和裴松之《三國志注》還有南朝梁劉昭爲司馬彪《續漢志》所作注。。綜上，完整存世的先唐史注只有三部，即三國吴韋昭《國語解》、南朝宋裴松之《三國志注》以及裴駰《史記集解》。《漢書》顔注既是完整存世的唐代史注中早的一部，也是《漢書》注釋中完整流傳至今早的一部，在它之前的《漢書》注釋都殘缺亡佚了，其中相當一部分舊注的面貌依靠顔注得以留存。因而，《漢書》顔注在《漢書》的流傳和研究史上具有獨一無二的地位。在繼承前代典籍注釋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顔注取得了嶄新的成就，其注釋體例規範，内容詳贍，考辨精審，對後世史注有著深遠的影響。因此，顔注在史注範例形成的過程中有著里程碑式的意義，它集前代史注成就之大成，後世史注正是以顔注爲典範發展和完善的。同時，作爲初唐史注的代表，顔注也是唐代典籍注釋發展高峰中的傑出之作。

另一方面，對史注的研究當然也屬於史學史的範疇。我國古代發達的史學傳統是中華文明的一大特色，傳統史學有著古老而連續的傳承、完善的制度保障和學術支持，因此才能不斷發展、繁榮和興盛。唐代是我國古代文化發展的高峰期，其史學繼承漢魏六朝以來的發展，總其成而達到一個新的高度。而在唐代史學中史注是非常重要的分支，因爲對史籍的注釋不僅可以傳承歷史，同時也豐富和發展了史學研究。因此在唐代，史注同史學專著一樣，都是反映唐代史學研究情况的重要材料。在唐代的史注中，《漢書》顔師古注成就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爲唐代史注的代表。因此，《漢書》顔師古注不但在《漢書》研究史上地位獨一無二，而且在史學史和典籍注釋發展史上也占據重要地位。

前人對《漢書》顔師古注已經有不少研究，相關情况可以參考王智群《二十年来顔師古〈汉书注〉研究述略汉书》王智群《二十年来颜师古〈汉书注〉研究述略汉书》，《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3年第4期，58—61頁。及張金霞《顔師古語言學研究》相關章節張金霞《顔師古語言學研究》，齊魯書社，2006年，8—18頁。。在近代以前，對顔注的研究大都存在於《漢書》注釋的刊謬補闕中，這種訂補起始於宋代，近代以來誕生了不少重要的成果，如王先謙《漢書補注》、楊樹達《漢書窺管》楊樹達《漢書窺管》，科學出版社，1955年。、陳直《漢書新證》陳直《漢書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吴恂《漢書注商》吴恂《漢書注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以及施之勉《漢書集釋》施之勉《漢書集釋》，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等。另外，訂補方面的研究還包括一些論文，如董志翹《〈漢書〉舊訓考辨略例》董志翹《〈漢書〉舊訓考辨略例》，江蘇師範學院學報，1981年第4期，65—68，73頁。、張如元《〈漢書〉詞義劄記》張如元《〈漢書〉詞義劄記》，温州師專學報，1985年第1期，37—41頁。、尤煒祥《〈漢書〉顔注異議舉例》尤煒祥《〈漢書〉顔注異議舉例》，浙江大學學報，1995年第2期，107—111頁。和《〈漢書〉顔注商榷舉例》尤煒祥《〈漢書〉顔注商榷舉例》，中國人民警官大學學報，1995年第2期，53—55頁。、謝紀鋒《〈漢書〉音切校議》謝紀鋒《〈漢書〉音切校議》，内蒙古民族師院學報（哲社漢文版），1992年第2期，43—49頁。等。這些研究從微觀出發，研究顔注每條注釋文字的得失，也涉及對《漢書》本文的補注。相應的還有對顔注宏觀的考察，涉及顔注的諸多方面，如周曉瑜《〈漢書〉顔注評議》周曉瑜《〈漢書〉顔注評議》，文獻，1987年第4期，3—16頁。總結了顔注六個方面的特點, 依次爲作叙例、吸收前人成果、校勘精審、注音詳、釋義確切靈活、闕所不知。另外，還有任國俊《顔師古〈漢書注〉研究》任國俊《顔師古〈漢書注〉研究》，寧夏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碩士論文，2005年5月。、龍小軍《〈漢書〉顔師古注研究》龍小軍《〈漢書〉顔師古注研究》，南昌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論文，2007年6月。、姬孟昭《顔師古〈漢書注〉文獻學成就初探》姬孟昭《顔師古〈漢書注〉文獻學成就初探》，安徽大學歷史文獻學專業博士論文，2004年5月。以及潘銘基《〈漢書〉顔師古〈注〉探究》潘銘基《〈漢書〉顔師古〈注〉探究》，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論文，2005年11月。等，都屬於總論性質的。

更多的研究介於宏觀與微觀之間，即對顔注具體某方面的研究，總結起來大致分爲四個方面，即顔注的内容、注釋體例、文獻運用以及流傳影響。

首先是對顔注内容的研究，作爲總論性質的文章，任國俊《顔師古〈漢書注〉研究》對顔注的内容尤其是在訓詁方面作了總結，列爲解釋字詞、注音、疏解文意、闡述語法、解釋修辭、校勘、考證名物典章制度等七個方面。實際上，顔注的内容可以進一步歸並爲異文、語言與知識注釋三個方面。對於顔注中《漢書》異文的研究，主要有程明安《顔注〈漢書〉異文之計量分析》程明安《顔注〈漢書〉異文之計量分析》，鄖陽高等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3年第5期，81—85頁。程氏另有《論顔師古注〈漢書〉的異文》，語言研究，2003年第4期；《顔注〈漢書〉校對文字異同之計量分析》，改革與戰略，2003年第9期，與此文大同小異。等幾篇論文。關於顔注中語言注釋的研究成果很多，文字方面有何玉蘭《顔師古〈漢書注〉古今字研究》何玉蘭《顔師古〈漢書注〉古今字研究》，暨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碩士論文，2007年10月。、鄭玲《〈漢書〉顔注古字考》鄭玲《〈漢書〉顔注古字考》，蘭州大學漢語言文字專業碩士論文，2007年5月。等；音韻方面有：張文軒《顔師古的“合韻”和他的古音學》張文軒《顔師古的“合韻”和他的古音學》，蘭州大學學報（社科版），1987年第4期，105—111頁。、馬重奇《顔師古〈漢書注〉中的“合韻音”淺論》馬重奇《顔師古〈漢書注〉中的“ 合韻音” 淺論》，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年第1期，71—78頁。、黄富成《〈漢書〉顔注反切考》黄富成《〈漢書〉顔注反切考》，《語言學新探》，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67—68頁。、任福禄《顔師古漢書注中的齒音喉音反切聲類》任福禄《顔師古漢書注中的齒音喉音反切聲類》，青海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3年第1期，77—82頁。、歐陽宗書《〈漢書·音注〉韻母系統及其語音基礎》歐陽宗書《〈漢書· 音注〉韻母系統及其語音基礎》，江西大學研究生學刊，1988年第2期。、謝紀鋒《〈漢書〉顔氏音切聲母系統》謝紀鋒《〈漢書〉顔氏音切聲母系統》，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增刊第3期。等；訓詁方面有：孫兵《從〈漢書注〉看顔師古訓詁學》孫兵《從〈漢書注〉看顔師古訓詁學》，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年第4期，77—83頁。、孫良明《關於古籍注釋説明歧義問題——談〈漢書注〉釋義一方法》孫良明《關於古籍注釋説明歧義問題——談〈漢書注〉釋義一方法》，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8年第6期，4—6頁。、陳秀然《顔師古〈漢書注〉聲訓研究》陳秀然《顔師古〈漢書注〉聲訓研究》，西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碩士論文，2009年4月。、韋利鋒《顔師古〈漢書注〉訓詁術語研究》韋利鋒《顔師古〈漢書注〉訓詁術語研究》，西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碩士論文，2009年4月。等；詞彙方面有曾昭聰《顔師古〈漢書注〉中的詞源探討述評》曾昭聰《顔師古〈漢書注〉中的詞源探討述評》，古漢語研究，2007年第2期，25—30頁。、時雪敏《〈漢書〉十二帝紀顔師古注詞彙研究》時雪敏《〈漢書〉十二帝紀顔師古注詞彙研究》，四川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碩士論文，2009年3月。、葉慧瓊《顔師古〈漢書注〉同源詞研究》葉慧瓊《顔師古〈漢書注〉同源詞研究》，湖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碩士論文，2007年5月。、王智群《顔師古注引方言俗語研究》王智群《顔師古注引方言俗語研究》，華東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碩士論文，2004年5月。等；語法方面有劉青松《〈漢書〉顔注語法注釋釋例》劉青松《〈漢書〉顔注語法注釋釋例》，懷化師專社會科學學報，1988年第4期，45—50頁。、王宇《〈漢書〉師古注的虚詞研究》王宇《〈漢書〉師古注的虚詞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2年第2期，15—19頁。等。另外，張金霞的專著《顔師古語言學研究》張金霞《顔師古語言學研究》，齊魯書社，2006年。結合顔師古《急就篇注》《匡謬正俗》等其他著述全面論述了顔師古的語言方面的成就和不足。

其次是關於顔注體例方面的研究，祝鴻傑《〈漢書〉顔注釋例》祝鴻傑《〈漢書〉顔注釋例》，《研究生論文選集·語言文學分册》，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96—113頁。通過對顔注内容及方法的考察分析、歸納綜合, 將注文體例詳細總結爲十條：舊注取捨之例、引用文獻之例、詞義詮釋之例、説字注音之例、核證今俗之例、疏解文意之例、闡述語法之例、説明修辭之例、文字校勘之例、發凡起例之例，很值得參考。鍾岱《〈漢書叙例〉在著述體例上的創造性》鍾岱《〈漢書叙例〉在著述體例上的創造性》，史學史研究，1986年第1期，47—50頁。分析了《漢書叙例》在史籍注釋史上開創叙例的成就和影響。另外，潘銘基《〈漢書〉顔師古〈注〉探究》在討論顔注的體例和特色時指出顔注中有“下同”“他皆類此”與“已解於上”、解在某某等體例，也屬於注釋體例方面的研究。

再次是對顔注文獻運用的研究，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撰處所編《漢書及補注綜合引得》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撰處所編《漢書及補注綜合引得》，哈佛燕京學社，1940年。揭示了顔注引用文獻的總體情况。李晨軒《〈漢書〉顔注的文獻運用》較詳盡的羅列了顔注對文獻的引用，並指出有些文獻乃《隋書·經籍志》所不載，這就是説顔注包含了不少亡佚的文獻，有很大的輯佚價值。另一方面，即使是傳世的文獻，顔注的引文也爲我們提供了不少異文，有一定的校勘價值，班吉慶《〈漢書〉顔注引證〈説文〉述評》班吉慶《〈漢書〉顔注引證〈説文〉述評》，揚州師院學報（社科版），1994年第3期，112—116，120頁。對顔注所引《説文》進行梳理與分析，對《説文》的校勘就有一定價值。值得注意的是，班氏還通過分析顔注引用《説文》的情况，指出顔注在《説文》方面的學術來源。潘銘基《〈漢書〉顔師古〈注〉探究》有顔注引經研究一章，論述了顔注引《尚書孔傳》《詩毛傳鄭箋》的情况，試圖從一個側面揭示顔注的經學學術來源。另外顔注存在大量暗引舊注的情况，值得我們注意，楊明照《漢書顔注發覆》楊明照《漢書顔注發覆》，《學不已齋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已經指出不少。

後是關於顔注流傳與影響的研究，應三玉《〈史記〉三家注研究》應三玉《〈史記〉三家注研究》，鳳凰出版社，2008年。
指出了司馬貞《史記索隱》和張守節《史記正義》引用顔注的情况。徐建委《敦煌本〈漢書〉與晉唐之間的〈漢書〉傳本》徐建委《敦煌本〈漢書〉與晉唐之間的〈漢書〉傳本》，《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十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7—58頁。分析了顔注之前《漢書》注釋的流傳情况，並討論了司馬貞《史記索隱》、張守節《史記正義》以及《文選》李善注與顔注的關係。潘銘基《〈漢書〉顔師古〈注〉探究》將顔注與《史記》三家注和《文選》李善注做了詳盡的比較，並分析其取向之異。

第二節本書的寫法

總的來説，現有的顔注研究發展不夠平衡，偏重於語言方面，即局限於把顔注當作訓詁學的材料研究，實際上顔注的内容非常豐富，文獻、歷史等方面的研究還需要加强。本書就試圖從史注這個角度展開對顔注的考察，主要在考察顔注的内容、體例、流傳等方面的基礎上討論其在史注範式形成過程中的地位和影響，從而也在更廣闊的典籍注釋發展史中找到其應有的歷史地位。另一方面，現有的研究相對而言還嫌不夠具體，尤其在顔注的内容方面，多是舉例式的揭示，這對於顔注來説就顯得籠統，因爲據筆者粗略統計按照中華書局本的注釋分條，顔注就有兩万三千條以上，我們只有對顔注的内容做更細緻的考察分析，才會讓研究成果更加翔實可靠。

基於以上的原因，本書試圖按照如下的方式展開對顔注的研究：首先探討顔注産生的學術背景，從大的時代背景來看，在顔注誕生之前，魏晉以來史學和典籍注釋實踐的發展是關鍵的兩條綫索，這兩條脈絡匯合激蕩，在隋唐之際形成了“漢書學”的高潮，也直接催生了顔注。退回到《漢書》研究的視野中，顔注既然是《漢書》的注釋，必定要參照前人的成果，因此顔師古之前《漢書》的舊注和研習情况也是研究顔注的重要參考座標。從個人方面考察，顔師古的學術背景既深深銘刻著家學的烙印，同時又呈現出一種獨有的博通格局，這當然是對顔注撰作直接、有力的支持。

在顔注産生的學術背景被逐漸勾勒清晰之後，本書進入主題，展開對顔注的考察和研究，大致可分四個部分。部分，通過對顔注細緻的考察揭示顔注的内容以及具體的注釋方法，這部分既是研究顔注學術成就的基礎，又同時體顯了顔注成爲史注範例的方方面面。根據史注的特點，本書將顔注的内容分爲異文、語言和知識三個方面分别考察。具體的注釋方法實際上與所注内容是緊密相關的，在典籍注釋的具體運用中，注釋方法的重要體現乃是注釋術語。第二部分考察顔注的體例，注釋體例實際上也是注釋方法的一部分，但是與具體注釋方法的不同之處在於注釋體例對所注内容的依賴性不强，它是一種總體的注釋技巧。顔注創造性的在史注中使用叙例體，並且全面的繼承和發展了前人注釋體例方面的成就。第三部分討論顔注對文獻的運用，爲典籍作注，注釋者既需要本身具有高深的學養，又需要借助於豐富的文獻材料。顔注作爲一部傑出的典籍注釋，大量引用四部典籍，從中不僅可以看出其保存文獻的突出成就，也可以揭示出其學術特點。第四部分考察顔注歷史地位的確立。顔注在衆多《漢書》注釋中脱穎而出，成爲《漢書》的權威注釋，在歷史中這種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它的原因又是如何？只有考察清楚顔注的流傳和影響，才能解答上面提出的問題。本書擬從唐代《漢書》注釋的流傳和消長中考察顔注地位的形成，當然也要從其他典籍對顔注的引用方面來分析這個問題。另外，有關《漢書》在先唐時期的流傳，這裏也想順便做簡單的討論，作爲顔注在唐代以後發展的背景和先導。

概括來説，本書的研究試圖在三個方向有所推進：，在詳細分析顔注的基礎上，對顔注進行内容的分類、體例的歸納、引用文獻的揭示，再以此爲基礎討論顔注的成就和不足，這一部分的難點在於對大量顔注的分析和歸納，既需要精力更需要分析和判斷力。第二，探討顔注如何在流傳中確立起自己的地位，這是一個《漢書》研究史的問題，涉及到顔注的成就、流傳及影響。第三，希望爲深入討論顔注在典籍注釋發展史上的地位做一點提示。典籍注釋的發展史是古典文獻學史的一個重要的分支，由於秦漢以來的學者創作了大量的典籍注釋之作，研究起來頗有的望洋興歎之感。只有在個體的典籍注釋研究不斷深入發展的基礎上，其總體的發展史才會逐步清晰的展現在我們面前。本書對《漢書》顔師古注的研究希望對這方面有所助益。據筆者所知，通論性質的典籍注釋專著只有汪耀楠《注釋學綱要》汪耀楠《注釋學綱要》，語文出版社，1991年。第2版，1997年。和黄亞平《古籍注釋學基礎》黄亞平《古籍注釋學基礎》，甘肅教育出版社，1995年。以及李紅霞《注釋學與詩文注釋研究》李紅霞《注釋學與詩文注釋研究》，大地出版社，2008年。，裏面有相關章節簡介典籍注釋發展史。另外，一些文獻學、語言學尤其是訓詁學的專著也有相關的介紹，比如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中華書局，1994年。、高尚榘《文獻學專題史略》高尚榘《文獻學專題史略》，齊魯書社，2007年。、李建國《漢語訓詁學史》李建國《漢語訓詁學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修訂版，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年。、周大璞《訓詁學初稿》周大璞《訓詁學初稿》，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年。修訂版，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馮浩菲《中國訓詁學》馮浩菲《中國訓詁學》，山東大學出版社，1995年。和《古籍整理體式研究》馮浩菲《中國古籍整理體式研究》，書目文獻出版社，1997年。再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董洪利《古籍的闡釋》董洪利《古籍的闡釋》，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吴辛丑《先秦兩漢語言學史略》吴辛丑《先秦兩漢語言學史略》，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等。個體典籍注釋的研究就更多，例如：馮浩菲《毛詩訓詁研究》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博士論文，1987年。、楊天宇《鄭玄三禮注研究》楊天宇《鄭玄三禮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李世萍《鄭玄〈毛詩箋〉研究》李世萍《鄭玄〈毛詩箋〉研究》，知識産權出版社，2010年。、郭偉宏《趙岐〈孟子章句〉研究》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2008年。、程水龍《〈戰國策〉高誘注研究》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03年。、王巍《〈春秋左傳〉杜預注研究》南京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04年。、王宏林《王弼〈老子道德經〉注研究》③福建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09年。、孫圓圓《〈國語〉韋昭注研究》南京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06年。、張萍《郭璞〈山海經注〉研究》③、劉詠梅《皇侃〈論語義疏〉研究》曲阜師範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2006年。、應三玉《〈史記〉三家注研究》應三玉《〈史記〉三家注研究》，鳳凰出版社，2008年。等等，還有一些綜合性的典籍注釋研究論著，如橋本秀美《南北朝至初唐義疏學研究》北京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論文，1999年。。在研究顔注之時，爲了考察有些注釋術語和體例的學術淵源，參考了各種典籍注釋研究論著。以上三個方向的研究願景提出了不小的挑戰，筆者的學術能力十分有限，但會盡力嘗試探討所涉及各個方面的問題。

 還需要説明的是本書研究《漢書》顔氏古注主要依據中華書局標點整理本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有些時候會參考《漢書》的另外幾個重要版本，《漢書》百衲本《縮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所收，商務印書館重印，1958年。、慶元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元珍本叢刊》所收，綫裝書局影印，2003年。以及武英殿本《二十五史》所收，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6年。。有關《漢書》版本的情况可以參考王勇《宋刻〈漢書〉慶元本研究》北京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論文，2010年6月。。

第二章《漢書》顔注産生的學術背景

第二章《漢書》顔注産生的學術背景

節漢魏以來史學與典籍注釋實踐的發展

《漢書》顔師古注産生的學術背景從大的方面來説有兩條綫索，一條是漢魏以來史學的發展，另一條是漢魏以來經注帶動的典籍注釋實踐的發展。

漢魏以來史學漸漸獨立，成爲學術領域中重要的分支，目録學史上史部的萌生到終獨立的過程恰恰可以表現這一發展進程。典籍目録適時地反映了這種學術變化，終確立了史部的地位，而史學在此後千餘年的中國傳統社會中始終占據著自己的一席之地。究其原因，正是魏晉以來史學著作修撰的興盛和史學研究的不斷發展促成了這種學術流變。窮本溯源，史學能夠從經學中獨立出來，這和當時人們逐漸形成的史學觀或者説史學意識密切相關。在司馬遷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史學思想後，相當長的時間里兩漢社會的政治思想仍舊被經學所統治，而隨著魏晉以來經學地位的衰落，史學在政治思想中地位得到了提升。這大致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史學本身就有其宗教倫理意義，這是因爲儒家倫理重視宗法，提倡“慎終追遠”，史學尤其是其中的世系、譜諜和紀傳等是傳承歷史的基本手段，所以即使在經學昌盛的時期，史學也有著自己獨特的意義。第二，我國史學本身就有著知古鑒今的傳統，所謂“殷鑒不遠”，在兩漢經學對政治生活的影響逐漸衰落的情况下，史學撥開“天人感應”以及讖緯的迷霧，使人們更理性的看待歷史以及歷史在政治生活中所起的借鑒作用。第三，統治者和史學家都認識到史學的對社會生活的作用，即所謂“移風易俗”的教化作用。唐高祖李淵在《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中的話就能反映上面的兩點：“司典序言，史官紀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八十一，商務印書館，1959年。後，魏晉以來“九品中正制”的官僚選拔制度大大促進了人物品評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同時形成的門閥政治影響一直延續到唐代，因此掌握修撰史書尤其是傳記類的史書成爲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實際上，因爲儒家傳統“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思想影響，就連統治者也對自己在歷史中如何被叙述十分看重，東魏權臣高歡曾對史臣魏收説“我後世身名在卿手”魏收《魏書·列傳自序》，中華書局，1974年，2326頁。。當然，魏晉以來社會的動蕩和分裂以及隨之帶來的官方意識形態的放鬆也給了民間史學發展創造了極爲有利的空間。

與此同時，另一條綫索是漢魏以來典籍注釋實踐的發展，從漢初以來，伴隨著兩漢經學的發展興盛，經注之學逐漸發展成熟，所以到東漢末年出現了馬融、鄭玄等遍注群經的壯觀景象。經注的發展大大推動了典籍注釋實踐的發展，子注、史注、文注等其他典籍注釋也不斷涌現，子注方面在漢初就有《老子河上公注》及《漢書藝文志》著録的《老子鄰氏經傳》等，到了東漢時期又有許慎《淮南鴻烈解詁》、趙岐《孟子章句》、高誘《吕氏春秋注》等。相比之下史注出現得比較晚，現今知道較早的是《國語》的注釋，韋昭《國語解》載鄭衆、賈逵都曾作過《國語》注解，再就是高誘《戰國策注》和服虔、應劭各爲《漢書音義》。文注方面《漢書·淮南王傳》載淮南王劉安作《離騷傳》，東漢王逸《楚辭章句》載劉向、揚雄曾援引傳記解説《天問》，又班固、賈逵作《離騷經章句》。對典籍的注釋是經典流傳研讀的重要方式，所以史注的出現正體現了史書也逐漸走入經典的行列，當然首當其衝的就是所謂的“三史”，即《史記》《漢書》和《東觀漢紀》。經注在漢魏之際出現了“集解”的形式，這從另一個側面體現出兩漢以來典籍注釋實踐的發展繁榮，現今能夠看到的早 “集解”之作是何晏《論語集解》，很快這種新的注釋方式就被史注所借鑒，出現了晉灼《漢書集注》、臣瓚《漢書集解音義》、裴駰《史記集解》等集解類型的史注。六朝時期，佛教義疏的發展使經注也發生了新的變化，經注“義疏之學”由此而産生，如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到了唐代，對漢魏六朝經注進行全面總結的過程中全面采用了“義疏”的形式。然而，唐代的史注没有借鑒這種方式，仍以集解的方式爲主。而史注這個時期也有自己的特點，突出的就是劉宋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世説新語注》以及北魏酈道元《水經注》，這類以補充材料爲特點的注釋類型成爲史注對傳統典籍注釋實踐的一大貢獻。值得注意的是在隋唐之際《漢書》注釋出現了一個高潮瞿林東《隋唐之際的〈漢書〉學》，《歷史知識》，1980年第5期。又載《唐代史學論稿》，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3月，119—123頁。，瞿林東指出隋朝劉臻“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聖。”魏徵《隋書·文學傳·劉臻傳》，中華書局，1973年，1731頁。國子祭酒楊汪學《漢書》於劉臻，學術精深，其時又有光禄大夫于仲文撰《漢書刊繁》三十卷。煬帝大業中，蕭該、包愷二人聚徒教授，從學者數千人。史稱“於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爲宗匠”魏徵《隋書·儒林傳·包愷傳》，中華書局，1973年，1716頁。。唐初又有顔游秦、師古叔侄，秦景通 “與弟暐俱有名，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當時治《漢書》，非其授者，以爲無法云”歐陽脩、宋祁《新唐書·儒學傳·秦景通傳》，中華書局，1975年，5657頁。。劉訥言則 “以《漢書》授沛王”歐陽脩、宋祁《新唐書·儒學傳·劉訥言傳》，中華書局，1975年，5657頁。李賢，因此瞿氏認爲《漢書》學的發達，是因爲其作爲紀傳體皇朝史的始祖受到統治者和史學家的青睞，也就是《漢書》是後世修撰“正史”的典範。而雷聞指出唐代《史》《漢》注釋的數量相差不大雷聞《唐代的“三史”與三史科》，《史學史研究》，2001年第1期，32—42頁。，也就是説《史記》的研究風氣同樣興盛，這很可能與隋初以來私人修史的禁令有關。隋開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下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絶。”魏徵《隋書·高祖紀》，中華書局，1973年，38頁。則魏晉以來蓬勃發展的民間史學被突然强行遏制，從事史學研究的學者們不得不轉向爲史注之學，於是導致了隋唐之際史注之學的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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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編著者姓名拼音爲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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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提要

英文提要

A Study onYanshigus Annotation of Hanshu

Sun Xianbin

Abstract： Study on annotation of ancient books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ancient bibliography, as well as a vital aspect in the study on ancient classics. Yanshigus annotation of Hanshu (YAH for short) plays a unique role in the spread and study history of Hanshu. Based on the practical achievements of previous annotations on ancient classics, YAH has made brandnew accomplishments. Its style is normative, contents rich and detailed, and examin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accurate and careful, which exerted profound influence on posterior historical annotations. Therefore, YAH is the culmination of all previous historical annotaions, marking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in the process of forming paradigm of historical annotation. It is YAH that posterior historical annotations originated from and then developed. Simultaneously, as a representative of historical annotations in earlier Tang Dynasty, YAH is also a prominent work among the culmination of annotations on classics in Dang Dynasty, holding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historiography and phylogeny of annotations on classics.

This thesis firstly discusses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that YAH originates in, from the aspect of the whole period backgroud.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YAH,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annotation practice on classics after Wei and Jin Dynastys are two crucial clues, which converge and influence each other so as to reach the summit of “study on Hanshu” between the Sui and Dang Dynasties, directly giving birth to YAH. At the same time, old annotations and studies on Hanshu before Yanshigu are also important reference standards. Finally, from the aspect of an individual,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of Yanshigu represents a pattern of unique eruditeness as well as is deeply imprinted by paternal teaching, which is certainly the most direct and powerful support for Yanshigus work.

Study on YAH itself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discloses the contents and concrete annotating methods of YAH through detailed investigation. This part is the foundation of studying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YAH, and also reflects various aspects in its becoming paradigm of historical annotation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ical annotation, this thesis investigates YAH from three aspects, which are different texts, language and knowledge. Concrete annotating methods are virtuall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tents annotated.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annotations on classics, the core of annotating methods is annotation terms.

The second part investigates the style of YAH. The style of annotation is in fact a part of annotating method, but it differs from concrete annotating method in that the style of annotation is not strongly dependent on the contents annotated and thus an overall annotating skill. YAH creatively used “style of annotative guide” in historical annotations, and comprehensively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previous achievements in annotating style.

The third part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literature in YAH. Annotating classics requires annotators to be profoundly knowledgeable, and also requires abundant literature materials. As an outstanding annotation on classics, YAH comprehensively cited various classics, which reflects its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preserving literature and discloses its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The fourth part investig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torical status of YAH. YAH distinguishes itself with flying colors from amongst numerous annotations on Hanshu and becomes an authoritative annotation on Hanshu. How is this status established in history, and what is the reason for it? Only based on clea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YAH can we answer the above questions.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status establishment of YAH from the spread and ebb and flow of annotations on Hanshu in Tang Dynasty, especially the crucial influence the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 system in Tang Dynasty had on the development of YAH. In addtion, this thesis also investigates the spread of Hanshu in preTang Dynasty, considering it as the background and guid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YAH after Tang Dynasty.

Keywords: HanshuYanshiguAnnotationScript

後記

後記

雖然論文的寫作到此算是告一段落，但内心敬畏的感覺轉而更深，自知對於這個題目自己把握得還很不夠，文章亦缺乏創見，深感慚愧！如果説有些許可安慰自己的，就是通過博士論文的寫作，我對顔注以及其他典籍注釋産生了興趣，日後可以把這方向的研究繼續下去，深化自己的認識，修正先前的謬誤，完善論文的研究。

回想起03年非典時期辭職回京考研，一晃已是八年，在人生中這自然是不短的一段。我再進入北大學習，個需要感謝的就是董洪利老師，因爲我英語没有過綫，是董老師幫我申請的破格録取，使我有幸能再進入到北大學習。碩士三年，是楊海峥老師指引我進了古文獻這個大門，還推薦我在中心集刊上發表了我篇學術論文，雖然它非常不成熟，但對於我來説是有著紀念性意義的。我也是楊老師帶的個碩士，這份師恩也是一種緣分吧。接觸古典文獻學以來，慢慢有一種“此門一入深似海” 的感覺，在祖先經年留下的文獻遺産面前，個人顯得格外渺小，雖説文獻學是一憑藉，但仍懷“孤舟泳海，弱羽憑天”之嘆。

07年我考入安平秋先生的門下，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受到安先生的悉心指導，這個論文題目就是安先生幫我選定的。學習期間在選修各位老師的課程以外，給我感受深的就是在各種考試和答辯會上中心諸位先生對學生們的諄諄教導。參加我綜合考試、開題、預答辯的就有楊忠、曹亦冰、董洪利、高路明、廖可斌、劉玉才、楊海峥等諸位老師，從他們的指導中我受教良多。我還作爲秘書參加了爲數更多的考試和答辯會，身在其中，感受到春風化雨般的言傳身教，至今難忘。在我看來古文獻中心是一個和睦的大家庭，在這裏生活的七年是我人生中的寶貴財富。在這個大家庭中，我還結識了諸位師兄弟，他們在學習和生活中都給了我很多教益和幫助。

中文系07級博士班同樣是一個温暖的大家庭，從我們燕園初識，到潭柘寺秋遊，十渡的篝火，日常生活中的促膝談心，聚會上的觥籌交錯、酒酣耳熱，一個個鮮活的面孔深深地在我們的生活中留下印記。

剛回來讀碩士的時候，看到南宋張孝祥的一首詞《西江月·丹陽湖》，覺得和那時的心境相似，其實今天也還是一樣，姑録其詞記我此時的心境。“問訊湖邊春色，重來又是三年。東風吹我過湖船，楊柳絲絲拂面。世路如今已慣，此心到處悠然。寒光亭下水如天，飛起沙鷗一片。”如老杜詩中所説：“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人生正是如此，只不過此時飛向下一站罷了。

記得我本科畢業時給系刊《聽潮》寫的小文中後有一句“他朝歸來日，重舉鳳凰刀。”我用了十二年做了這個説不上華麗的轉身，不知道多年以後的我再看這篇後記時的心境如何，抑或與今日的心境並不會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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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我的博士論文，上面的部分就是其後記。文中説希望日後可以把這方向的研究繼續下去，深化自己的認識，修正先前的謬誤，完善論文的研究。可是實在慚愧，畢業也將近七年了，又是一段與讀碩博同樣的時間，由於工作的原因一直也没時間再繼續這個題目，想想可能在以後相當長的時間也没機會訂補，索性拿出來出版好了，也算對自己的論文有個交代。因爲以上原因，論文基本上停留在2011年畢業時候的模樣，不免使看過它的師友失望了，那我也只能用納蘭的詞“人生若只如初見”自嘲了。其中關於《漢書》寫本的一小部分拿出來單獨發了文章，有師友關心指教，發現了一些疏漏，借這次出版做了一些修補。由此想見，書中的問題一定還很多，如果把論文比喻成作者的子女，那我也只能希望“子不嫌母醜”了。真心希望此書出版后師友們繼續賜教，讓我不斷進步，我在這裏再厚著臉皮許一次愿，争取將來拓展完善。雖然作爲子女的論文希望能總是“若只如初見”而青春永駐，但是作爲父母的我們還是希望它能走向成熟，哪怕歷盡滄桑。

回首這七年，除了鬢間華髮漸茂，人生中的變故就是母親的去世，寫到這裏我一時也只能停下來。她去年走了，雖然全程不突然，但完全出乎意料，更留下了不少遺憾。遺憾的是她後一段突然休克，讓我没有機會和她説一句“媽媽，我愛你。”也希望諸位讀者也能以我爲戒，不要留下永遠的遺憾。後來看到一句話，正能寫我現時的心境：“父母在，人生尚有來處；父母去，人生只剩歸途。”上面後記里感謝的董老師也仙逝了，年齡比母親還小不少，真希望世界是電影《尋夢環遊記》里描寫的那樣，他們因我們的懷念，能夠放下此生的沉重，在萬壽菊橋的那邊自在棲遲。書出版的時間可能在母親的週年前後，就用來紀念她吧，雖然她一定是看不懂的，但是能想象到她會爲我高興，她從來只是簡單地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夠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感受到幸福，從而在兒子心目中永遠是平凡又偉大的母親。真的希望她現在就在我身邊，看著我敲打著鍵盤。

後，還要感謝我現在的工作單位——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這七年她給了我很多，包括資助這本書的出版。感謝尊敬的領導和親愛的同事，你們使我成長，讓我生活得安静而充實。

戊戌年孟夏
續草於保福寺橋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