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5517445
雪珥Zui Xin力作！揭开200年前中英贸易战触目惊心内幕！
2018年春天以来，中美之间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贸易博弈，中间虽几经谈判磋商，但Zui终以贸易战相向。这场贸易战已持续半年有余，其背后的原因之一据称是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其实，早在200多年前，中国与英国之间就因为贸易逆差发生过一场持续100年的贸易战，那场贸易战Zui终导致了Di Yi次鸦片战争。
对于那场战争，我们视之为一段屈辱的历史，早已将其贴上标签，对背后的原因少有深究。海外学者雪珥则从卷轶浩繁的英文文献中，翻检出200多年前那些记录着中英茶叶、鸦片贸易的经济数据，那些抖落掉满身灰尘的经济数据，和英文史料，讲述了一个个今天我们所不知道的、触目惊心的故事。
例如，18世纪中叶，中国茶叶通过东印度公司进口英国造成了巨大贸易逆差，英国1784年就对中国茶叶开出了高达119%的税率，Zui终英国政府找到了英中贸易逆差的平衡器——鸦片贸易，正是他们释放出来的鸦片恶魔，不久改变了中国进而改变了世界。
再如，鸦片走私中的大清海关成了贪腐分赃平台，也成了一支寄生在外商与行商身上勒索吸血的巨大蚂蝗，广州的行商甚至成立了一种“众筹”式的行贿基金。而清政府打击鸦片的举措，则被官员们当成了权力“寻租”的大好机会。行贿成本的激增，迫使外商将鸦片交易场所转移到了外海“伶仃洋”，撇开中间环节直接向终端渠道批发鸦片。既得利益的丧失，令广东的官员们开始真的痛恨起鸦片贸易来，于是，一场用奏折、谕旨、告示、命令和弹压等为武器的战争开始了！
除了贸易战，雪珥还截取晚清国运两个关键节点，讲述了庚子年八国联军的那些奇葩事和辛亥年一些人的悲催事。
晚清国运，早已尘埃落定，甚至似乎成了老古董，但百年来国人未必看得清楚——鸦片战争，究竟我们败在何处？八国联军侵华，是否就只留下满腔义愤？辛亥革命，帝制被弃之如敝履，我们还丢掉了什么？
海外学者雪珥截取晚晴国运几个颇具代表性的节点，讲述了我们不知道的历史故事——鸦片战争，其实背后隐藏着中英两国的国际贸易冲突。八国联军除了给我们带来了耻辱，也带来了另一个文明的镜鉴。辛亥革命中ziu为悲催的那些人，他们的命运也预示着之后共和国国运之多舛。晚晴“国企”的浮沉，也让我们看得似曾相识。《贸易战、八国乱与倒霉蛋——再说晚清国运》，至今仍足堪医国者忌！
上 鸦片战争前100年
茶杯里的硝烟 / 002
鸦片印钞机 / 010
腐烂的帝国 / 019
走私天堂 / 027
女王的烟枪 / 037
中 1900年鹿鼎记
炉火上的李鸿章 / 048
皇军“仁义之师”？ / 062
德国“匈奴”闹北京 / 074
罗马角斗士折戟中国 / 088
进军北京：澳洲开国仗 / 099
为八国联军奋战的中国士兵 / 121
八国联军大拆迁 / 132
下 祭坛上的羔羊
革命投名状——端方 / 144
末路将军赵尔丰 / 160
凄惶功狗盛宣怀 / 176
国舅头颅羞对镜 / 192
灭门巡抚陆钟琦 / 207
“革命家”被人革命 / 220
十日都督焦大哥 / 232
“中国华盛顿”之死 / 248
美国牛仔革命家 / 263
日本浪人闹革命 / 277
名记跨界成政客 / 291
晚清中国现代化转型，有一个无法忽视的负资产，就是机会主义（Opportunism）的盛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蔑视一切规则的机会主义行为，在清政府、保皇党和革命党三方主要势力身上，都有体现。
澳洲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等提出的“国家机会主义”（State Opportunism），始终伴随着晚清的改革开放全过程。由于宪政制衡机制的缺席，清政府的改革，以无限强大的公权力剥夺社会利益为代价，造成严重的腐败和普遍的寻租行为，并导致社会大众不再相信游戏规则，全民奉行机会主义，罔顾社会道德准则（Moral Code），不择手段。
杨小凯其实是用一套经济学话语，阐述了日本著名间谍学者宗方小太郎的同一论断。甲午战前，宗方小太郎向明治天皇提交了战略情报《中国大势之倾向》，鲜明地提出，中国的腐败源自官场但不限于官场，而是全民腐败。
晚清公权力的无信与滥用，突出地体现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上。为解决投入资金不足的问题，清政府向民间资本开放部分产业和企业，却又通过衙门化的管理方式，将出资人的话语权缩小到近似于无。这直接导致投资者对政府融资项目采取两种看似矛盾而荒唐的方式：在一级市场中拒绝与躲避，在二级市场中炒作与投机。
一级市场的冷遇，在1887年李鸿章发行“中国铁路公司”股票时为显著。100万两的融资计划只完成了10.85万两，上海英文报《北华捷报》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之前的轮船招商局等招股后，却在重大事宜上从不尊重投资者意愿，导致投资者丧失信心。而晚清的几次灾难性股灾，则与投资者疯狂炒作二级市场极有关系。凡是能公开交易的上市公司，股民们“趋之若鹜，一公司出，不问好歹，不察底蕴，股票早已满额，亦麾之不去”“其实十之八九皆非真欲买股之人也”（《申报》），“市里奸侩特开售卖股票之风，以致举国狂欢，纳股者非富家藏窖之银，乃市肆流通之宝，而害遂不可胜言矣。”（《字林沪报》）甚至，连官方的对外战争赔款、铁路建设专款等巨额资金，也都大规模违规入市，支撑起官员们的“老鼠仓”。（雪珥《辛亥：计划外革命》）
……
雪珥从2009年开始在本报撰写改革史专栏，其间从未间断。作者以史为镜，关照现实，期冀未来。其作品集结成书，其中《国运1909》和《帝国政改》（初版书名为《绝版恭亲王》）等，曾引起政界的广泛关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就多次在体制内推荐。作者多年苦心耕耘，一方面把中国的改革放在世界发展的大框架下，一方面着眼历史上的经济、民生，更接地气。
——中国经营报
雪珥的历史写作总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常常以新颖的史料将人引入一段不为人知地历史中，并以其独特地视角诠释历史，雪珥的文字虽看起来颇为激烈，但实际上却表现出一种“平和”乃至“保守”，隐隐透露出一种通过改革推动历史发展的愿望。或许，对于一个庞大的国家来说，放弃革命思维，通过改革推动历史进步要划算得多，虽然缓慢，但毕竟成本要小得多。
——凤凰网历史频道
雪珥文笔通俗、流畅，读他笔下的历史，能像小说一样地把整本书读完，很受启发。
——梁小民（著名经济学家）
雪珥因为长期旅居海外，涉猎了大量的外文史学参考资料，包括日本、澳洲和西方的众多历史资料，他收藏了国外当时的报告和报纸近十万多份。他的文章在报纸上连载时，我是每期都看，很兴奋也很受启发，对晚清史有了新的认识。
雪珥的语言非常轻松、幽默，很符合现代年轻人的阅读习惯。
——孙旭光（历史学博士 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
雪珥将自己定位于“历史拾荒者”的角色，以新闻记者的敏锐和律师的严谨两项从业训练与经验，从堆积如山的史料中爬捡出许多被忽视和遗忘的真相。
——何亮亮（著名媒体人、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雪珥先生所聚焦的晚清改革史，其实明眼人很容易看清，雪珥先生之意，目光所看在晚清，心中所思在当下。
——萧三郎（著名媒体人、原《新京报》书评周刊主编）
天朝的走私天堂
三桅帆船梅洛普（Merope）号驶进了伶仃洋，一面英国国旗飘扬在它的船头。
根据澳大利亚所保存的海事资料，这艘于1818年建于印度的木船，载重311吨，双层甲板，长27.7米、宽8.23米、高2.83米，其中两层甲板之间的高度有1.6米。（The Bulletin of 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for Maritime Archaeology， 1986， 12.2.23-25， p23）
在1821年的初冬，这样的船可算是大船。而它的主人马地臣（Matheson，怡和洋行的创始人），就用它来做当时世界上为暴利的生意——鸦片走私。
走私了很多年，英国人和中国的官员们，早就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虽然还远不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地步。待到遥远的北京突然有所振作，要禁绝鸦片，在皇权的巨大压力下，广东那些从鸦片走私中分润多年的官员们，也只好要求鸦片船驶离广州黄埔水面。
与梅洛普号被同时驱逐的，还有同属马地臣的霍格菲（Hooghfy）号、尤金尼亚（Eugenia）号，及一艘美国商船埃米莉（Emily）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马地臣命令他的商船，在驶出河口后，就停泊到伶仃洋海面，继续做生意。
马地臣当然没想到，梅洛普号在伶仃洋一呆就是三年，成了这里鸦片交易的海上仓库和浮动市场，甚至成了当地为著名的“导航”标记；而马地臣更没有想到，自己还掀开了鸦片贸易史上的新篇章——“伶仃洋时代”。
曾令文天祥发出哀叹的这片伶仃洋，迅速地成为大清国的海上走私基地。似乎方方面面都从中获益，除了那个老大的帝国之外。
其实，早在鸦片走私商人到来之前，伶仃洋就已经是广州口外的主要海上枢纽。所有外轮进入珠江内河，必须在此等候大清国引水员前来检查。检查之后，外轮还不能立即进入，要再开往澳门办理入境许可证，而后才有第二批引水员前来，将其带入广州。如此折腾，老外们也无奈，反正地球人都知道，大清国的官僚体系，是以如何造就不方便著称的，否则，各级官员如何获得好处呢？好在大清关税全球低，看在钱的面上，忍忍也就算了。
在这漫长的入境等待中，外轮都停泊在伶仃洋面，加上那些无法得到入境许可的护航军舰，伶仃洋哪里还会伶仃，倒是热闹非常，成为大清的“世贸中心”。
这个“世贸中心”变身为走私中心，主要推动力有二：一是鸦片船被驱赶出了广州，聚集于此；二是在大清特色的体制之下，禁令终究只是官员们寻租的工具而已。1821年开始的严禁，其实所改变的，无非是走私的集散地点而已。
类似这样的世贸中心，或者说走私中心，在明代就存在了，那就是宁波口外的双屿岛。
双屿岛是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补给站之一，但它的确切位置至今难考，据估计应该就是普陀的六横岛。双屿“乃海洋天险”（朱纨语），“为倭夷贡寇必由之路”（顾炎武语）。它的发达，与清代的伶仃洋一样，一靠政策——国家的海禁造就巨大商机，二靠机遇——中外民间无法禁绝的贸易欲望。
朱元璋将这里当作“国家驱遣弃地”，居民被强行内迁，杳无人烟，却成为中外商人的天堂，终成为一个人口众多、设施齐全，而且无政府的贸易枢纽，日本历史学家藤田丰八将其称为“16世纪的上海”。
大明王朝禁绝一切海外贸易，因此任何贸易都成了走私，这个“16世纪的上海”，也就因缘际会地成为全球的走私中心。而浙江沿海的人民群众，却似乎并不能与北京的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却与这个走私中心大做生意，“愚下之民，一叶之艇，送一瓜，运一樽，率得厚利，训致三尺童子亦之双屿为之衣食父母。”（郑若曾《筹海图编》）官方一般也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正好获取寻租收益。
从明到清，世易时移，但公权力通过扰民甚至残民而寻租的欲望却坚定不移，数百年不动摇。于是，天朝总是要诞生“走私天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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