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日常交往的战略实践观

本书以关系本位的日常交往行为视角，揭示了构建中式管理理论的企业战略实践观。上篇给出了熟人社会为背景下，企业日常组织活动的关系化原理。中篇提出了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里企业战略化行为的关系本位。下篇从“无为而治”层面，指出了中式管理的道义准则和日常组织原则。

潘安成，男，安徽人，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以日常交往行为视角探究企业战略化、创业行为和组织创造力；试图以中国传统智慧来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近年来，在《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和Rationality and Society等期刊发表相关研究论文10多篇。

导论 日常交往与中式管理研究

上篇 中式组织的关系化行为

第1章 由人缘带队伍：人情交往产生组织性力量

第2章 遇事找熟人：人际关系与企业日常交往的组织扩张

第3章 “让”出共同美好：礼让行为与组织凝聚力

第4章 “话赶话”：关系交往“赶”出组织共创性活动

中篇 关系本位与战略实践观

第5章 战略实践观与关系化组织：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质性研究

第6章 予之为取：“知恩图报”让日常组织活动战略化

第7章 得道多助：互助行为与企业战略性恢复力

第8章 顺时而为：从人际交往中产生战略性创业实践

下篇 日常交往与中式组织管理

第9章 人情交往和关系建构理论

第10章 关系建构与中式组织管理

补记

参考文献

代序  日常管理从“心”开始

在当今中西杂糅、包容开放的现代企业管理实践中，有一种管理日常方式，尽管常常被人忽视却仍成一家，并支撑着企业组织的日常活动，不因中西方文化理念的冲突而逐渐消失。近年来，这种沿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道的日常管理模式，如家常菜和家常话一样，在谦卑和细微之中不减其顽强生命力，反倒越来越清晰和强大起来；这种守节持义的关系化组织活动，也奠定了企业组织持久发展的日常管理之本。

管仲说：“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万物待治礼而后定。”

诚然，中国传统管理智慧，一方面，在遏制个体私欲过度膨胀的过程中，避免了危害整体性组织的持久发展；另一方面，在企业日常组织发展的长治久安中，让个人因顺应自然之情的幸福而安心地健康成长。萌发探究中式管理理论的想法，缘于困扰笔者许久的一个疑惑：为什么中国传统管理智慧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成熟了，并被后人们一直在沿用却从未被超越过？相比而言，目前主流西方管理理论虽然在不断的翻新，但是很难做到真正的“接地气”，尤其，越接近日常组织的实践面，越是不好使。近年来，大量企业发展实践表明：一个没有文化传承的企业，无论表现如何强大，注定只是一时之盛，终究逃不过昙花一现的命运。于是，笔者带着这初衷：注重道法自然的中国传统管理智慧，可能是以人为本的管理理论之源头；而企业持久发展必然依赖于顺应自然之情的日常行为逻辑和优秀文化传承。

本质上，作为汉字，“管理”原生于顺应自然之情的汉语语义，并不完全等同于英文单词management和managing。例如，当我们推崇西方管理理论时，也就接受了西学语境下的相关概念，然而在企业实践中，这些概念性原理与日常管理活动总存在一定的距离，而且越接近现实生活，就会发现这种距离越大。在日常组织实践中，问题总在按部就班之外发生，机会总在不安分之间出现；为此，日常管理活动，在顺应自然之情之中，既要执行预设性组织功能（任务），又要创造性解决问题和利用机会。一方面，管者，官（心之感官）之能也，从制度之道，管控也，“无规矩不成方圆”；换言之，无论执行任务的合作过程，还是日常组织中的个人行动，都在预设的组织功能范围之内进行，不偏离目标情境；在这个意义上，管者，功能性发挥之渠道也，在预设情境的时空中发挥具体功能作用。

另一方面， 理者，从义理之道，以义制利也；无论设计组织制度，还是企业日常交往行为，都在以顾及他人感受的关系化行为之中，不破坏关系交往规则和维护关系情态，在合情合理中注重继承性创新，“苟日新，日日新”，解决具体问题和把握顺应自然之情的机遇。又因为，
官者，心之所生也，所以，与人心相通，在于感官顺应自然之道，自然从礼义则容于人，而心胸开阔，方能在容人之中开展日常组织活动，在此基础上，以制度作为约束形式，管以义理（礼）为本，顺应自然之情的义理，“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
也许，传统管理原理在于疏通人情往来，让个人靠修身来自我约束行动，便于在日常生活中顺应自然之情而维护人情法则；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智慧的至高境界是家国情怀的无为而治。

根植于几千年社会历史发展延续，中国传统智慧在日常组织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一整套管理理论体系。例如，从管仲到王阳明等，古代圣贤们从丰富且成功的管理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做人和做事为一体的日常行为原则，并从修齐治平的角度全面阐述了做人准则和管理原理；又如，依存于民间传统和上古先贤们的智慧沉淀，黄老学说从整体性思维给出了道法自然的组织创生逻辑，而儒家思想更是从日常交往的角度为管理者量身打造的君子准则。一方面，中式管理注重顺应自然之情的行为规则逻辑，强调行为内容以不破坏关系规则和维持关系交往为前提条件；所以，传统管理聚焦于“德之育”的人情感化和“道之经”的为人教化。另一方面，传统管理思想是以个人身心健康为基准点，不破坏共通性感受状态的先王之道和维持关系情态变化的圣王之道，而情境性认知则是用来调节日常行为的修身工具，本质上遵循天人合一的组织整体性发展和个人生命自然生长的原则。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管理智慧所注重的是整个组织的长治久安和个人成长的安居乐业。

日常生活的温暖，往往在彼此的谦让中产生，同时又形成了在一起做事的无穷驱动力，这是人之常情的内生动力。每次看到，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往往“团聚”于城郊，依赖于传统的血缘、地缘和亲缘来自我保护和相互扶持。这种以家庭和道德习俗支配的日常交往和固定化、一般化的组织活动，在我们身边依然每天发生着；这种具有人之天性的日常组织普遍存在着，几千年来从未曾改变过。管仲说：“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而老子说：“知常曰明”，所以，日常组织行为，没有如西学理论所假设的那样见利勇为；日常思考方式，也没有如西学逻辑所推演的那么不近人情；事实上，幸福生活一刻也离不开淳朴的人情往来。正如阿尔贝托·施韦特（1923）所言，“由于西方思想不敢坚定地进入认识世界的怀疑论的旷野，在它没有到达目的的地方……迄今为止被当作高贵情感的人道信念，能够在一种出于基本思想的、可普遍传播的世界观中得到论证。”
英国天文学家沙里斯（1985）在《新科学的诞生》一书中指出：“前进的道路是转过身来重新面向东方，带着对它的兴趣以及对其深远意义的理解离开西方的污秽，朝着神圣的东方前进”。

老子说：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好的管理理论超越了个体有意识的日常实践活动，并通过顺应自然之情来指导组织整体性持久发展。《鲧禹治水》故事告诉我们，早在4000多年前的中国传统管理智慧便强调“通则久”的治理模式：遵循“天人合一”的人之通性原则，强调“阴阳四时，万物之本”的道法自然逻辑，以礼而通义，逐渐形成了以《管子》《道德经》和孔子学说等为核心并自成语境体系的中国传统智慧。例如，管仲从治理齐国并让其强大四十载的亲身经历中总结出一整套管理原理《管子》。也许，古今的行为内容已发生巨大变化，然而，管仲提出利用关系之道的管理基本原理却未必过时。正如，古诗画里面的南飞的大雁早已物是人非，但几千年来，只因关系规则未变而大雁南飞的组织一直如初。

本书以“日常交往”的行为视角探究战略实践观，主要基于对行为逻辑的客观事实进行考量。首先，再宏伟的企业战略愿景，都是从日常交往的组织实践活动中一步步走出来的；在此过程中，这种日常交往的规则性行为逻辑，并不完全同于西学理论所强调个体理性的认知逻辑。其次，企业日常交往，尽管隐含了行为价值性，却遵从人情交往的主导逻辑；并在合情合理的人情逻辑之下，注重日常行为的规矩礼节性；尤为重要的是，当事人在有意无意之间将内心感受的自然状态作为日常行为的取向，并在一起走向没有止境的未来。显然，企业日常交往的行为逻辑所具有的这些明显特征，与中国传统管理智慧所强调的组织整体性行为内涵高度契合和一脉相承。

本书取副名为“中式管理理论初探”，主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的汉字原义有组织之意，在日常行为层面强调一个组织情境关系化行为，而在思维方式上注重整体性逻辑模式，如“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另外，“中”字隐含地表达了管理之意，在管理手段上强调采取中庸之道，在管理目的上注重“致中和”的无为而治，而在管理途径上侧重于“中和位育”。另外，所谓从西学视角所提出的东方管理，完全遵从个体理性的二分法逻辑，并不同于中国传统智慧所强调的“三生万物”的整体性思维，没东西方之分；况且，他们所讲的东方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在排斥中国传统管理智慧。正因为如此，为区别于当下借助西学理路之下的本土化研究，本书更注重从事“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的中式管理研究。

孔子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中华优秀文化诞生于数千年的民间传统智慧。为此，本书立足于企业日常交往的三个基本事实，并从淳朴的民间智慧发掘鲜活的中式组织原理。，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多的与处于未知和无法感知到的“无世界”打交道；第二，走向未来的还有和你在一起的周围人，人们言谈举止都会影响你的内心感受，还决定了你努力所期盼的社会声誉和想要的结果；第三，人们内心感受随情境变化而发生改变，随情境性暗示而产生新的认知框，有意识状态总在变化。另外，从中国传统智慧来看，坚守一件事，并不是意味着反对其他事，也不是与其他事割裂开来，甚至可以说，是依存于其他事。也许，以善抑恶，并非理论上的以善去恶，而是心向民间传统智慧，这可能是中式管理理论研究的出路。正因为如此，本书在总体上遵从关系本位的主导逻辑：日常行为从“人之通性”出发，行“仁义之道”，依存于共通性感受的人之常情而走到一起；随着关系情态的起承转合，在“一阴一阳”的日常交往中进行共创即时性世界；企业日常行为因新情境产生和进入，在共通性情态唤醒过程中遇见维护礼义规则的任何可能性，并在具体的发生情境里顺应自然之情变化，只取其一而行之。

老子说：“万物生于有，而有生于无”。企业长期发展的日常组织实践告诉我们：越是长远的，越要靠人情关系；越是难做的，越是依靠人情关系。显然，在现代企业管理实践中，遵从礼义规则的人情关系，既不是一个企业组织的血和肉，更谈不上是企业组织的脊梁。但是，毫无疑问，人情关系是一个企业日常组织活动的灵魂，也是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经脉，更是企业组织得以持久发展的根基。然而，如果过分注重价值规则，必然会伤害自然之道的关系本位，进而有可能断送企业未来发展之路。
也许，当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成语境，必然遭到西学逻辑肢解中国传统智慧，常常被他们断定为是自相矛盾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深入探究人情交往在企业日常交往中的基础性作用，强调不违背道义规则和维护人情关系的前提下如何进行日常管理，这是现代管理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因此，本书所讲的内容，尝试地超越个体理性思维，试图让管理者拓展心胸格局，遵从人为处事之道，也并没排斥个人能力提高和组织任务完成。

事实上，利润化，未必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也不是企业永续存在的充分条件；而真正能让企业经久不衰的是，日常性组织行为所遵循的关系规则。中国传统文化“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另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陈寅恪2001）。方东树说，要想了解古书中的思想，不是只有依靠训诂考证方式，还可以用义理来了解古人的内心世界，也就是说，义理不只是中国传统智慧的社会心理，更多的是中国学问的方法论。本书立足依存民间传统智慧的企业日常交往实践活动，借助中西方相关理论成果，重新阐述由祖先传下来的传统管理智慧。然而，限于修为和水平，笔者甚为惶恐，生怕误读了先哲们的初衷，同时还希望同行不吝赐教。

在本课题研究和本书成稿阶段，笔者指导的部分博士生和硕士生也参与到课题研究之中。其中，硕士生许晓娜、李笑男、王萍、张昌盛等参与了前期实地调研和资料收集整理，硕士生姜葵助和王萍参与了第1章的撰写，硕士生姜葵助参与了第2章的撰写，硕士生王智谦参与了第3章的撰写，博士生肖宇佳参与了第4章的撰写，硕士生姜葵助和博士生肖宇佳参与了第5章的撰写，硕士生张红玲和博士生肖宇佳参与了第6章的撰写，硕士生许晓娜参与了第7章的撰写，博士生飞参与了第8章的撰写。以上参与课题研究的各位博士生和硕士生对本书的编撰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在写作和出版的过程中，还得到了多方同仁的帮助，感谢之言还未启口就开始惶恐。首先，感谢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长期以来对笔者研究工作给予的大力支持。其次，十分感谢我的同事苏敬勤、党延忠、武春友等教授的勉励和关怀，以及东北财经大学高良谋教授的帮助；同时，感谢本课题成果的5位匿名专家所提出的中肯并富有建设性的评审意见。后，还要衷心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

潘安成

2017年10月于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