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爱情，从未老去

     韦莲司一直是胡适生命中最好的倾听者。在她面前，他总是自然地将内心真正的想法袒露，从相遇时他的学业，他的思想，到后来他的婚姻，家庭，他的白话文运动，还有他的寂寞，和令他痛苦的一切的一切。
    一九一七年七月，胡适回到了上海。两星期后，他乘船返乡。同年十二月三十日，胡适与江冬秀在家乡举行了婚礼。尽管是包办婚姻，但婚后夫妻二人倒也称得上是和睦美满，相敬如宾，看起来胡适“人生的实验”得到了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结果。
一个月后，胡适给韦莲司写信讲述自己的新婚生活：“我结婚已经七个多星期了，还没向你报告这件事。我高兴地告诉你我妻子和我都相当愉快，而且往后能相处得很好。”
    胡适的兴致勃勃，更衬得韦莲司的萧索。沉浸在新的幸福中的男人似乎忘记了，他这样兴奋而热烈地描述自己的婚礼和新娘，会带给韦莲司怎样的痛楚和心酸。
   也许，他正是要借此来遗忘在美国的那些日子，遗忘他们的交往中那些朦胧的暧昧和确实的心动，以及更多的心灵的交会和灵魂的相契。
一边，胡适拥着新婚妻子，伴着至亲家人，自己领导和推广的白话文运动正轰轰烈烈地进行着，他的生活自此走入了不寻常。情感与事业双丰收的胡适如沐春风，心情格外舒畅，生活重心的转变，使得他和韦莲司的通信也渐渐少了。
    另一边，正所谓“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自从胡适回国后，韦莲司对他的思念已如潮水般漫涨，不曾有所稍减。自此她开始正视自己对胡适的感情，这也许就是人们口中说的爱。而等到她收到胡适讲述新婚生活的信之后，她终于彻底看清自己的感情归属，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居然已经爱他爱得那样深了。
     “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然而阳光已使我的荒凉，成为更新的荒凉。”这种感情上的变化给韦莲司的内心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灼痛与忧伤，但是她并未对已为人夫的胡适提起过。直到十年之后，她在自己四十二岁生日那天写了一封未寄出的信，吐露了当年的苦楚：“我今天重读旧信，读到那封宣布你即将结婚的信，又再次地让我体会到，对我来说，那是多么巨大的一个割舍。我想，我当时完全没有想跟你结婚的念头。然而，从许多方面来说，我们在精神上根本老早就已经结了婚了。因此，你回国离我而去，我就整个的崩溃了。”
     纵使分离得久，纵使相思得苦，生活还是会继续，命运也依然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将命定的两个人推向同一个轨道。
      一年之后，他们又恢复了通信。此时，胡适的白话文运动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白话文运动已成事实，而且进展速度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当时北京重要的报刊几乎都在发表白话文作品。他在信中向韦莲司报告自己回国后在学问上以及文化界取得的傲人成绩，他也和从前一样，将自己心中的疑惑，遇到的问题一一说给她听。而韦莲司总能给胡适带来最理性的思考方式和最妥帖的安慰，难怪胡适总是称自己在与韦莲司交往中“一直是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