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0133036
全球经济治理是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在全球经贸经历激烈动荡之际，在中国从全球经济治理的局外人变为重要局内人之际，对这个问题的全面理解至关重要，周宇博士的专著出版正当其时，值得我们开卷细读。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催生了全球经济大变局，现有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和以布雷顿森林机构等国际组织为代表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空前挑战，亟需调整与变革。周宇博士围绕如何构建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展开了深入和系统的分析，提供了独到的理论和历史视角。
过去百年，世界见证了全球化的力量，今天我们面对着全球化的再思考和全球治理的新挑战。如何走出零和博弈和囚徒两难的困境，是全球治理的终极难题。加强经济金融合作与跨境投资，变零和博弈为增量博弈；强化对话与沟通，促进理解与互信以突破囚徒两难；创新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引领世界走向利益分享、交织共赢的全球世纪，是*的选择。在本书中，周宇博士对这一宏大命题从货币体系和投资规则，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等领域进行了有益的研究与探索。
第三章 “无人驾驶”的“非体系”第一节 “非体系”的政策工具箱第二节 外部均衡沦为“子目标”第三节 欧洲的货币区实验第四节 “复活”的东亚布雷顿森林体系
第四章 从“大缓和”到“新常态”第一节 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新常态”和“新平庸”第二节 非常规货币政策第三节 财政政策的外溢性第四节 财政整固与欧债危机第五节 世界经济的“囚徒困境”
第五章 开启“新势头”的国际合作框架第一节 危机后的成功案例第二节 二十国集团“相互评估进程”第三节 对“全球最优”的再思考第四节 协调框架——国际金融安全网第五节 协调框架——投资促增长
第六章 央行货币互换与金融稳定安全网第一节 央行货币互换概览第二节 流动性供给的新渠道第三节 央行货币互换与新国际货币体系雏形第四节 货币互换的优点和缺陷第五节 多层次全球金融安全网
第七章 投资治理：充满挑战的新领域第一节 投资与增长第二节 中美 BIT 与全球投资治理第三节 中美 BIT 的可能路径第四节 基础设施投资与国际合作
结语 全球治理的政治经济学思考第一节 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第二节 透视逆全球化成因第三节 全球化再出发
参考文献
我愿意向读者诸君推荐这部书，因为它是我见到的少数从经济金融角度研究全球治理体系的中文论著之一——其资料丰富、征引广博，自不待言；由于作者工作的关系，颇得风气之先，其分析问题的独特视角，更值得仔细玩味。值此中美贸易摩擦由潜在较量演变为公开冲突之际，值此全球贸易、投资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因美国的一意孤行而狼烟四起，全球化进程显著受到挑战之时，这部专著的出版，显然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全球治理：一个亟待研究的大问题
《新格局》首先按照历史顺序，讨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全球经济发展及各国间经济合作面临的问题，列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国际安排，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失衡长期化趋势，从而得出了建立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具有紧迫性的结论。
研究起始点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崩溃。《新格局》富有想象力地称这一时期之后40余年的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为“非体系”的体系。所谓“非体系”，当然指的是牙买加协议之后，美国摆脱了其维持国际储备货币供给、维护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经济正常运转的义务，事实上开始奉行“美国优先”政策；所谓“非体系”的体系则指的是，自那以来的全球经济金融运行，表面上并不需要各国开展以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主要内容的全球经济治理，然而，一旦全球总需求不再足以支撑这种放任自流的发展模式，外部失衡便会成为问题，全球经济治理便会再度提上议程，而且，每一次轮回都还是由那个摆脱了平衡义务的大国说了算。事实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G20机制立即重启，正是这种“失衡-治理”机制轮回的又一次体现。只不过，这一次的情形似乎与过去不同，在全球治理体系问题再次引起全球关注之时，人们突然发现：自20世纪末开始的国际力量潜移默化的对比变化已经生出了不可忽视的结果，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已经形成前者占优的“剪刀差”，致使他们各自对全球GDP增量的贡献继而对全球GDP存量的贡献，发生了主客易位，并且，这种差异呈现出长期化趋势。基于这一变化，过去始终“被平衡”的广大新兴国家逐渐主动提出了自己的诉求，它们不仅要求在在全球再平衡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要求在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建中体现出自己的存在。
基于以上分析，作者得出了若干重要判断：“亚洲乃至全球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改变了国家间互动的方式，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快了变化的步伐。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多极化的趋势越发凸显，全球经济的增长极变得更加多元，国际经济重心东移。无疑，这是一件正在并将持续对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带来深远影响的大事。”那么，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全球经济的主要矛盾何在呢？作者也给出了回答，指出治理的国家化和经济的全球化的结构性矛盾是当前条件下乃至可以预见的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全球经济治理实践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新的思维和新的全球合作框架来应对新的挑战。”对于世界各国来说，这一挑战都是严峻的，中国尤其如此，“继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英美交棒世界经济盟主之后，又一次百年一遇的全球经济大变局正呼之欲出。对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而言，这一过程隐藏着风险，更蕴含着无限的机遇。”
我清楚地知道，作者的上述观点在2015年便已形成，3年后的今天再来看，仍然切中时弊。治学如此，应当可以安心了。
需要深入研究全球化
《新格局》研究的主题是全球化；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则是全球化主题最重要的内容。这些都是非常宏大、非常重要的论题，需要学术界展开长期、持续、深入的研究。借周宇博士专著出版之机，我愿对全球化问题谈点看法。
我同意周宇博士的判断。与其说当今世界出现了去全球化趋势，毋宁说主宰世界200余年的传统全球化范式渐趋式微，已经不符合变化了的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世界正在通过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全面“再平衡”，积极探索全球化的新理念、新范式和新路径。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倡议横空出世，就是在向世界提供解决问题的中国智慧。
传统全球化模式已难以为继
回溯200余年全球化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全球化，只是造就了少数发达经济体的“俱乐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广大殖民地及落后国家进入全球经济体系，实在只是被其宗主国“裹挟”而入的；二战之后的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经济体之进入全球经济体系，也是被发达经济体视为原料产地、商品市场、投资场所和过剩产能转移地“外溢”而入的。这种全球化留下的最主要遗产，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明显地形成了“中心-外围”体系，以及在世界秩序中的等级差别。
在这种“中心-外围”全球体系中，发达经济体显然是主宰一切的“核心国家”，它们主要发展高附加值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同时致力于“制造”并向其他国家输出各类的“规则”、“标准”、“秩序”和“最佳实践”。在另一端，作为全球经济体系的“外围国家”，广大新兴经济体承接了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转移，依托低廉的劳动成本，以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主要从事传统的制造业，并以不合理的价差同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产品相交换，同时，被动地接受各种冠以“国际惯例”、“最佳实践”等基于发达经济体之实践和价值标准的规则、标准、秩序。
这样看来，传统全球化的本质，无非就是发达经济体将其国内的体制、机制、规则、意识形态、甚至文化强行推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过程。因此，传统全球化的推进过程呈现出“规则先行”的显著特点，即发达经济体预设一系列基于自身文化、历史甚至意识形态的规则、制度和治理体系，强迫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接受及执行。这种推进路径的自然结果，就是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三六九等，形成“中心—外围”结构、“西方”和“东方”的分野以及“北方”和“南方”的对立。这种全球化格局，确保了发达经济体高高在上，占据国际分工所形成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有利位置，对广大处于中间地带和外围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进行价值汲取，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毋庸置疑，发达经济体主宰的全球化，始终抹不去其殖民主义的底色。
现在，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完全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发展模式正在逐渐弱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所谓去全球化只是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巨变的表现形式之一。
去全球化的本质是寻求“再平衡”
全球化是一个可以使参与各国都得到好处的进程，当然，居于这个进程主导地位的发达经济体，分润了更多的好处。如今，位列世界500强的公司，多数仍是西方国家的公司。迄今为止，发达经济体使用的能源远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它们享受的生态环境优于别国，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破坏生态的产业“被分工”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结果；它们至今仍然处在全球资本、商品及服务流的高端；它们是全球教育体系的中心；它们是最大的旅游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们至今仍然是绝大多数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并仍然不断挥舞着这些规则“大棒”责难甚至“制裁”他国。
然而，正是这些享受着全球化最大好处的国家，如今却在无穷尽地抱怨受到了他国的“不公平待遇“，遭受了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侵略”，等等。这些说法当然只是幌子，不值一驳。不过，我们需要探寻这些谎言背后的缘由。
最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出人意料地产生了动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主导地位的结果。一方面，发达经济体作为本轮全球金融风暴的中心，举凡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财政结构以及金融结构等，均存在严重的缺陷，这些缺陷长期不得调整，导致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导的传统全球化格局渐入迟暮；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特别是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彻底改变了全球经济版图，为全球经济发展增添了大量新因素。可以合理地预见，在未来的全球发展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传统全球治理机制“礼崩乐坏”，是发达经济体走向全球化对立面的又一原因。前已述及，“二战”以来，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主导下，国际社会在几乎所有领域中都建立了专门的治理机构，并相应制定了专业化的治理规则、最佳实践和惯例。这些机构及其运行规则，共同构成了完备的全球化治理机制。这些机构、规则和机制一向运转有效，但显然未能经受住本轮危机的冲击。2007年以来，全球反危机的实践告诉我们：现行的全球治理机制既不能有效应对传统挑战，更无法适时应变日趋复杂的非传统挑战，几乎所有的国际治理机构和治理机制都已失灵。可以认为，“二战”以来建立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已经开始崩塌。近年来，全球举行双边、多边峰会的次数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但世界仍不安宁，便是全球治理机制“礼崩乐坏”的明证。
总之，数百年来，发达经济体已经习惯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保持巨大落差的优越地位，已经习惯了这些国家俯首帖耳地听命于他们的格局，它们不能接受广大后发国家“赶上来”的现实，更不能接受这些国家要求发声的正当要求——一旦这种状况出现，它们不由自主地就会发出特权和优越感丧失的哀鸣。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15年10月5日在《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达成协议后发表的声明，就清晰地表达出他们的心声：“当超过95%的潜在客户生活在我们的国境之外，我们不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相比而言，面对新的世界格局，特朗普王顾左右而言他，远没有奥巴马来的诚实。
寻找全球化与国内发展战略的契合
如果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开始显现的去全球化浪潮完全归结为某种背离历史发展的逆流，甚至归诸“阴谋”，那肯定是偏颇的。因为，去全球化有其“不得不为之”的必要性，更深刻地，蕴含着探讨建立新型全球治理机制的必然性。
先看发达经济体，不妨以美国为例。奥巴马政府的一系列表态和表现，固然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对传统全球化的否定，但是，其基本的取向还是要另辟蹊径，重塑全球化的格局，借以重拾美国对全球化的引领和掌控。TPP、TTIP云云，本质上还是某种“另起炉灶”的全球化方案。至于特朗普，虽然多有保护主义言论，而且其某些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确实会产生去全球化的效果，但是，在“美国优先”和“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总方针下，我们还是看到了其推进全球化的新思路：一方面，他所领导的美国政府不愿像历届美国政府一直热心做的那样，成为全球化之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他要求自己的盟友和类如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也承担这种责任和成本；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一改过去主要在多边框架下推动全球化并寻求美国利益的老路子，转而主要通过双边框架，一对一地推动同各国的经济交往，并借助其独特优势寻求美国利益的最大化。
其实，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日益强烈感觉到变化的必要性，不妨以中国为例。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经济增长对内过度依赖投资，对外过度依赖外需，是其主要表现。所谓“过度依赖外需”，无非指的是我国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政策，从而造成进出口总额以及贸易和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过高。为了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使得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我们必须扭转这种趋势。经过多年努力，这一目标已经基本达到：我国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最高时曾达到65%，2017年已降至32%；我国贸易顺差占GDP比重也从最高时的16%，降至2017年的3.4%，经常项目顺差占比更在同年降至1.4%。应当说，经过持久不懈的努力，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需的“不可持续”状况已经得到有效扭转。然而，倘若将这一成就置于全球化的框架中分析，结果又将如何呢？毋庸讳言，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降低的过程，同时客观上产生了去全球化的结果。放眼世界，20世纪中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采取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客观上都产生了促进全球化发展的结果。本轮金融危机以来，为了纠正全球经济失衡，多数国家都对本国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从而大大减少了贸易顺差（甚或出现逆差）。多数国家都如此行事，合成的结果自然就是全球贸易增长低于全球GDP增长，显示出去全球化的趋势。
如果再将由贸易差额变化引致的资本流动的变化考虑在内，并考虑到各国都在致力于在本国内平衡储蓄和投资，那么，各国调整本国发展战略所产生的去全球化结果将更为明显。
传统全球化范式需要调整的必要性，还因为它在全球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诚然，根据众所周知的比较优势理论，贸易参与双方均会收获“得自贸易的收益”，而且整体所得一定大于所失。然而，就在人们喜悦地看到“帕累托效率改善”总是伴随着国际分工和协作的深化如期而至之时，一个绕不开的福利问题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全球化的深化固然使各方受益，但是，受益的程度可能有霄壤之别；当今天全球贸易带来的超额好处在危机逐渐深化过程中趋于消耗殆尽时，确保这些好处被广泛分享就变得无比重要。简言之，由贸易增长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已经累积到不可忽视的程度了。平息利益受损者之不满，建设一个更为公平的世界，成为进一步推进全球化回避不了的严峻挑战。
如此看来，如果将国内因素和全球因素综合起来考察，将全球化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效应同其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效应结合起来分析，特别是，如果我们将以上因素置于世界各国都在推进本国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深刻背景下去分析，“去全球化”显然是一个原因、过程和结果都相当复杂的事情。我们倾向于认为，如今去全球化的种种现象确实证实了旧全球化模式之不可持续，然而，这些现象同时意味着，世界各国正在积极寻找本国发展战略与全球化步调相契合的新机制和新格局。
中国成为推动全球化的新引擎
2017年1月17日，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经济全球化问题发表了主旨演讲。正值大洋彼岸的新任总统以筑高墙、“禁穆令”、高边境税等等“新政”向世界传递出单边主义、贸易冲突等不安信息之时，习主席的讲话无疑给世界带来了推进全球化的正能量。习主席的宣示再次清晰地向世界传递了这样的信息：经过数百年潮起潮落，如今，中国成为了经济全球化的中流砥柱；而中国用来引领全球化未来走向的利器，便是“一带一路”倡议。这标志着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如果说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化是要在全球复制“华盛顿共识”的话，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则不然。后者希望给世界带来的，是命运共同体。我们看到，“一带一路”所串联的，大多是比较落后、比较贫穷的国家和地区。以“一带一路”为号召的全球化，是在承认世界多元、各国一律平等的前提下，努力在多元和趋同之间寻找平衡。这样一种全球化范式，确认各国一律平等，追求包容性与发展的可持续性，力求使各个国家、各国内部的各地区，真正平等卷入全球化进程并共享全球化的收益。它提倡各国因地制宜，根据本国情况，探寻符合自己发展利益的具体路径和方法。这样的全球化，致力于撮合参与国之间的产能合作，因而，它是推进各国实现工业化，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生活需求的全球化，是帮助参与国解决贫困问题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致力于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合作共赢，打造命运共同体。
借周宇博士专著出版之机，写上以上感想，既为推动此类研究助力，更希望周宇博士今后能够贡献出更多的好作品。当然，衷心希望得到专家指正。
李 扬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20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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