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之恋，半生温暖：张爱玲后记

上了心的人，才会在心上；动了情的情，才会用深情。愿你岁月无波澜，敬我余生不悲欢。本书以苍凉之笔，讲述一代才女的苍凉晚年。 

对于自己的晚年，张爱玲曾作了这样的描写：“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已经遥遥无期。” 有人说张爱玲前半生华丽后半生凄凉。其实，晚年离群索居的张爱玲，选择的是一种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她说过：“我是名演员嘉宝的信徒……因为一生信奉‘我要单独生活’的原则。”可见，心有所向，哪怕是孤单也是快乐。

静雅，自由撰稿人，杂志专栏作者。擅长抒写人生，记录沉浮过往，还原那些堙没在历史尘埃中的人物，将其感情、性格、生命历程刻画得淋漓尽致，血肉丰满。

章　缘分路口：漂洋过海，遇见你难以割舍的别离 001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014漂洋过海遇见你 033一次牵手，一生白头 052第二章　执子之手：你的天涯，我的海角你是我的，我们相依为命 065掉在时光里的记忆 076因爱妥协 085命运开始施宠 098第三章　归来海上：文化苦旅，遥遥无期终究错过 111爱与崇拜 133你是我的依靠 150爱人长眠 163第四章　美人迟暮：独居生涯，落寞时光囚禁在自己的孤岛 184我要单独生活 202浮萍送尽流光 222质本洁来还洁去 244后记 263

章缘分路口：漂洋过海，遇见你难以割舍的别离胡兰成说，她喜欢在阳光漫洒的清晨用透明玻璃杯泡一杯红茶。然后，躺在茵茵青藤下的长椅上，一个人长时间地缄默不语。彼时，流光从记忆深处开了花。她喜欢看向遥不可及的天空，或是低下头俯视一只只穿梭往复的蚂蚁。年轻时的张爱玲，像极了刚沏好的红茶。她出身名门望族，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在良好家庭条件的熏染下，她从小就热衷于阅读古典文学作品，也擅长绘画、钢琴和英语。那些在墙壁上斑驳了的时光，一片片剥落了她的青春，一片片剥落了她的过往。二十多岁时，她踏着矫健而又青涩的步伐初涉文坛，凭借一部名为《沉香屑·炉香》的短篇小说，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一炮而红。在随后的时光里，她的每一次落笔都惊艳了文坛，每一次发表都绽放了青春。她宛如万花丛中盛开的牡丹，带着淡雅迷人的香味，飞向更高更远的天空。从此，她开始游弋在文学的海洋中，笔耕不辍，写下了不可胜数的佳作。然而，她从未想过有一天会遇到一个人，一样的才华横溢，一样的放荡不羁。他就是胡兰成，比张爱玲大十四岁。如若他不是在夕阳倾泻下的紫藤椅上看了那篇《封锁》，也许至今都不可能认识张爱玲。然而正是那一次巧合，才使他发疯一般追寻她的踪迹。从一页页跳跃着热情与浪漫的短篇故事，一直追寻到她的住所——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在命运的拼凑之下，他们见了面，并于漆黑的长夜中畅谈了五个多小时。她爱上了他的拘谨含蓄，他爱上了她的冷傲情深。然而，爱情之于他们不过是天涯边来往的鸿鹄。在鲜花烂漫的季节里，于美的年华相逢，又于难以割舍的年纪别离。胡兰成的爱来得汹涌，去得急促。他爱张爱玲时曾说：“我只觉得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皆成为好。”不爱她时，却一边勾搭年轻的寡妇范秀美，一边用张爱玲的钱养护士小周。于张爱玲来说，当爱上一个人时，她曾付出全部的真心，掏心掏肺，哪怕明知被骗，也心甘情愿。然而，时间久了，千疮百孔的心也会碾碎成泥。她终究做出了抉择，离开胡兰成占据的堡垒，寻找另一片充满阳光和爱的岛屿。分手时，张爱玲给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钱财，并写信说：“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惟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离开了胡兰成，她仿佛脱离了黑暗的束缚。在泪和恨的翻涌下，她写下了《十八春》、《小艾》等作品。1952年，张爱玲乘着轮渡穿过绵延的海岸线，来到希望和绝望并存的香港。她深居简出，为香港“美国新闻处”翻译了很多外国名著，也在空闲的时间里博览群书，以消磨独处时沉闷无趣的日子。1954年，张爱玲写了很久的作品《秧歌》、《赤地之恋》终于有了英文版。不久之后，中文版也如天女散花般降临于世。没有了可歌可泣的爱情，小说成了她此生的希冀。她有过消沉，有过痛心，但想到世上还有一个执着的梦，还有一个未完成的理想，她突然又从迷茫中清醒了过来。这一年，她三十四岁，不老，也不再青春。1955年深秋，黄昏渐近，夕阳晚照。张爱玲背负着难民的身份，一个人踏上奔走异国的征程。她还不知道，未来将会面临怎样的遭遇，生活又将带给她怎样的挑战。上次离开，也是同样的黄昏。但不同的是，那时她风华正茂，满怀一腔热血，虽是远行，但终究有回来的一天。而今，当她坐上“克里夫兰总统号”的轮渡，遥望愁云凝重的海陆时，突然有了几分失落和几分感伤。虽然要去的地方是美国，一个世界上很发达的国度，但那里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也没有浪漫唯美的文坛，更没有志同道合的笔友。她想起生死未卜的未来，就觉得像是被放逐到另外一个地方流浪。站在甲板上，扶着粗壮的桅杆，她的心被黑如暗夜的潮水吞噬。在清风徐来的时刻，她忽然想起爱因斯坦临死前说的话——如果一个人在三十岁之前未达到科学上的成就，那他永远都不会有。一字一句，仿佛针扎。永远都不会有？她如今已经三十五了，早已过了三十岁。文学上依旧庸碌无为，未有拿得出手的成绩可言。难道她真的要应验爱因斯坦的遗嘱吗？还是，一辈子就这样沉沦下去，做一个流浪海外的漂客？她不甘心，也不愿服输。张爱玲一直固执地认为，美国将是她实现梦想的舞台。不假时日，她可以载誉而归，不用再躲躲藏藏。而世上的人，也终将抬起头来看她，不再是贬到尘埃里的蔑视。不过，有一件事还是挺让张爱玲开心的。她即将离开之时，宋淇夫妇来到渡口送她。黄昏的秋风吹起张爱玲深黑色旗袍外的深黑色长丝巾，在一声声泪语的告别中，她渐行渐远，而宋淇夫妇仍旧在原地遥遥相望，传达着无尽无穷的思念。大海，黄昏。一生有多少梦被揉碎在遥远无垠的海岸线？连同她小小的执着，一起随着海鸥漫过波澜不惊的海面。她从没想过，当签下难民法后，自己将如何过活。“克里夫兰总统号”并非一个“游轮”，它承载着张爱玲一生的命运，如今若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1953年，美国曾颁布了一条法令，也就是世人常说的难民法。张爱玲，正是在危急关头，在查理德·麦卡锡的担保下，签下了主宰她一生命运的合约。从今以后，她要长居海外，永生永世留在美国。彼时，梦也好，泪也罢，忘不掉的，已忘掉的，都不重要了。遥望远方，湛蓝色的是海，赤红色的是天。浮华的红尘早已将她的心掏空，剩下的不过是还能经受住风吹雨打的躯壳。一阵长叹后，她闭上眼睛深吸着大海的气息。蓦然，清爽、舒适，一切忧愁都随着轻飘的浮云渐行渐远。回到船舱后，张爱玲心中忽然泛起了太多的渴望。她铺开一张崭新的信纸，决定要和好的朋友分享一路上的喜悦。信的开头，她亲切地写道：“亲爱的文美。”但写完称谓后，她却突然止笔了。一声浅浅的抽泣响起，不响，也不沉闷，好像船外泛起的浪花，那样轻，又那样漫不经心。——原来，虽然刚刚离开，她却已经止不住地想念了。这封信从离开香港写起，走走停停，断断续续，一直写到了美国。每一处地方，每一幅画面，每一个人，都成了她和文美美好的谈资。就这样，一封洋洋洒洒近六页的信，被张爱玲生动地写了下来。她颇有感伤地写道：“也许你会想我是受恐吓，怕许久不写信你就会不回信，所以赶紧写了来。事实是有许多小事，一搁下来就觉得不值一说了，趁有空的时候就写下来。你们一切都好？代替双十节的放假，出去玩了没有？别后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离开香港的快乐刚巧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的。”1955年10月24日，张爱玲收到了邝文美给她写的回信。在墨香犹存的信纸上，仍旧跳跃着文美一声声的叮咛。她在百感交集之下，竟有说不完的激动。顿时，她觉得美国也没有那么远，因为大家都在牵念着她，纵使天涯海角，也有一种灵犀。张爱玲的心是炙热的，仿佛冬天洒过的阳光，越是寒冷，越是温暖。她和宋淇夫妇相交二十多年，彼此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想来，也是生命中美好的一段旅程。后来宋淇曾回忆说：“二十多年过去了，她的旧信已积成了一大堆，我们偶尔翻阅，读到那些富于‘张爱玲笔触’的字句，又像在斗室中晤对清谈了。”1955年11月，“克里夫兰总统号”在美国的旧金山入境。她下船后，还没有来得及欣赏一座城市的繁荣，就跟着熙熙攘攘的人潮，乘船到了旧金山50号码头。然而，她不曾休憩，又坐上了异域风味浓厚的出租，来到了世界上繁华的大都市——纽约。在繁华的纽约，她看到了耸立的高楼，看到了喧闹的港口，看到了错落的街道，也看到了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汽车……虽然很美丽，虽然被繁华充斥着，但却透露着美利坚文化独有的符号，可这并不是她想要的。所以，一向外冷的张爱玲很自然地认为“一切都是别人的，与我无关”。这是一座陌生的城市，她遇到了一群陌生的人，也开始了一段陌生的生活。而然，炎樱的出现，就像一朵梅花悄悄在寒冷的冬季送来了一抹暗香。在美国初次见到炎樱，张爱玲仿佛被青春上身，蓦然想起在香港上大学时的点点滴滴。那时两个人一块嬉笑怒骂，又一块天南海北地胡侃。她们从未想过有一天会离开熟悉的校园，进而辗转到远离亲朋的海外。也未曾想到，多年后的相见，竟早已被时光狠狠欺骗，彼此已然人近中年。被晨曦萦绕的炎樱是开朗的，仿佛一个没有经历过沧桑、落寞的孩子，随处可见朗朗的笑容。而她呢？命运好像总爱与她开玩笑，让二十三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应验成真。十二岁时，张爱玲写过一篇《不幸的她》。文中大体上说，一对相亲相爱的姐妹，阔别十年后再聚首。然而物是人非，她们不再风华正茂，也不再秀丽俊美。岁月的洗礼终让一个人幸福美满，另一个人飘零无依。所以，当一切华丽谢幕之后，炎樱生活得很快乐，她却独自在美国流浪。现在，她就是那个无处安身的飘零客。张爱玲是感性的，对于往事，她有自己独到的回忆方式。不论朋友也好，亲人也罢，都在她回旋往复的思念里轮回。那些老去的年华，不仅没有从她的心田中洗涤尽，反而像酿成的美酒，飘来醇美的香味。张爱玲初到纽约之时，还没有地方栖息，所以暂时投宿到炎樱家中。在她的眼中，寄人篱下的滋味是极其不好受的。虽然她和炎樱关系很好，友谊也平淡中见真情。但张爱玲的性格是独立的，当年和姑姑住在一起时，她们就经济分明，况且是住在朋友家，并未有一丝一毫的血缘关系。她在心中挣扎和乞求：我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需要一处僻静的院落，而非在他人屋檐下过活！直到后来，张爱玲找到了一间职业女子宿舍。虽然房子很破旧，天天被形形色色的贫困女人环绕，但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她觉得还不错。张爱玲满怀一腔热忱来到纽约，准备找好时机大干一场。在炎樱家住了一星期后，等来了一个极其振奋的消息——炎樱要带她去见胡适，一个在中国政坛和文坛都响东东的人物。1949年4月，曾经在中国政坛显赫一时的胡适如流星般陨落。他不再过问时局动荡的政事，也乘坐豪华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在碧海蓝天下，随着一群追求自由的海鸥来到了美国。曾经有多少豪情壮志被揉碎在浮藻间，沉淀成彩虹似的梦？如他，一身才华和思想也被埋没，只得远渡重洋，从此开始飘零闲居的生涯。早年，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多少政界、文化界的人都视他如恩师。抗战以后，他又担任驻美大使，集万千骄傲于一身。而今，繁华荣耀转瞬即逝。他丧失了挥金如土的钱财，也不再有高高在上的官衔。他晚年生计清苦，竟连佣人都请不起，一直拿笔的双手也开始操持家务。在夫人江冬秀来纽约之前，所有的大事小事，他都要亲力亲为。纵然有时劳累，有时清闲，但少了很多红尘中的负担，一心扑到《水经注》的研究上，他的生活也增色不少。在与晚辈友人的一次畅谈中，他颇为感慨地告诫他人：“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他是在告诫他人，又何尝不是在慨叹自己呢？曾经的风华正茂，曾经的衣食无忧，到如今竟连一份像样的差事都谋求不到。尽管年轻时他曾荣膺几十个美国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过书，但若想在人才济济的美国谋职，仍旧困难重重。直到1950年5月，胡适在百般努力之下，才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谋求到一个小小管理员的职务。然而这份得来不易的工作没能维持多久，也于两年后华丽落幕。张爱玲来寻访胡适之前还不知这些，她的脑海里依旧是那位洋溢着孩童般烂漫笑容，眼睛弯起来像月牙的老师。她一直认为，不论时光怎样蹉跎，胡适在她心中的大师地位永远不可撼动。当天中午，在炎樱的陪同下，张爱玲来到了东城81街104号的公寓。这是一座用白色的水泥方块砌成的房子，四周种满了花花草草，俨然一副农家乐的样子。炎樱告诉她，胡适先生就住在这里。多年来，有不少投书的文人来找他，只为求得一字一句中肯的评语。张爱玲听后很钦佩地说：“胡适先生的确是很多作者的精神导师。”从喧闹的街道走进不高不矮的门洞，蓦然抬头，忽见一排排高楼梯突然铺陈开来。张爱玲很熟悉，这正是独有的港式建筑。彼时，她仿佛回到了刚上大学那会，又想起一路走来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两人上了楼梯，一股檀香气味飘了过来。转眸间，一张张红亮的桌椅，一个个靛青色的花瓶，犹如梦境般将她带回到古色古香的中国。过了一会，张爱玲才半分清醒半分痴醉地想起来，原来这里是胡适的家。而今，胡适带给她的是怎样的感觉呢？张爱玲也不知，只是觉得在文学路上迷茫困顿时，总需要一盏明灯指引她。而他，正如漆黑的长夜中的灯火，即便天涯海角，也能看到零星的光芒。小时候，她就发疯般爱上了胡适点评的书。《海上花》、《醒世姻缘》，每一本都写得平淡中见自然。她爱这种文风，长大后也极力向这种文风看齐。很多年以后，当一本名叫《秧歌》的书横空出世时，张爱玲的个念想就是寄给胡适看。其实，早在1954年，张爱玲就曾把《秧歌》寄给胡适，并附上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像评价《海上花》一样的评语。不久后，她在诚惶诚恐中收到了胡适的来信，那是一封亲笔回信，在小笺上的每个字都像经过精心雕刻，漂亮极了。他用细毛笔将看后的感慨如泼墨山水画般一气呵成地记了下来，还连连称颂，说已达到了“平淡近自然”的境界。细心的张爱玲还发现，胡适在书名的左侧加了一行，后来却通用引语号。当他用了引语号时，后来又忘了，仍用一行曲线。他说：“……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十分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得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以上说的话，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请你不要见笑。我读了你十月在信上说的‘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刻，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我读了这几句话，又读了你的小说，我真的感觉很高兴！如果我提到的这两部小说所产生的效果单止产生了你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十分满意了。……”（节选自西岭雪的《张爱玲传》）那时，张爱玲手捧信笺，在阳光下微笑，在清风中歌唱，如获珍宝般将信夹在《秧歌》的书稿中。后来到了1957年，张爱玲想申请到南加州亨廷顿·哈特福基金会去时，曾请胡适做担保。而就在那天，胡适将改过的《秧歌》转交给她。在黄昏的流光漫照下，张爱玲看到了胡适精心的圈注，还有扉页上的题字。他潇洒飘逸的笔墨浸透了厚厚的纸张，犹如中国画中墨染的江山，印证着一代文坛领袖对她的认可。而今，胡适已经六十二岁了，即便脸上依旧挂着憨态可掬的笑容，却也早已看不到青春的踪迹。他身穿一袭长袍，戴着一副黑边眼镜，见到张爱玲时很亲切地迎了上来，俨然一副正派恩师的样子。至于胡夫人，在端茶送水间，透露着大家闺秀的和蔼，纵然圆圆的脸上也浮现了苍老，但却依然掩盖不住年轻时娇美的锋芒。胡夫人是安徽人，一上来就给张爱玲带来很亲切的感觉。彼时，夕阳如静水倾泻而下，洒过胡夫人白皙的脸庞。张爱玲在时光的轻叩下，听到了胡夫人泉水叮咚般的呢喃声。张爱玲从未想到能在异国他乡听到纯正的安徽口音，就像从冬天一下子来到了春天，那些被流光斑驳了的往事，也如潮水般打了过来。这是她从小就听熟了的老家女佣的乡音啊，此时怎能不让她感慨万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