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新兴经济体合作

随着二战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它们逐渐成为全球经济治理舞台的一支新生力量。从*初的融入，到积极参与和推动变革，新兴经济体为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注入了新的能量与动力。面对这一现象的出现，本书共分八章，从理论、案例和对策建议等三个层面，探讨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合作的动因、合作的前景及中国的应对策略。本书在借鉴既有国际政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认识新兴经济体全球经济治理合作的理论新框架与新变量，指出了未来合作的不确定性与推进的方向。

张立，男，四川岳池人，经济学博士，法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关系、国际战略与全球经济治理，曾在国内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章导论_001

00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新兴经济体合作章导论章导论节选题〖1〗一、研究对象及其界定新兴经济体（Emerging Economy）是指二战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在国际上经济增长较快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不包括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起步较早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如中西欧诸国、美国和日本等）。全球经济治理是指全球经济秩序与其一整套制度、机制、规范、规则和程序等，而且连同它们的实际运行。或者说，全球经济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重大分支，依凭各种制度安排、机制设计和规范规则体系去应对、处理和协调经济领域内的全球性问题。新兴经济体合作是指新兴经济体之间为了共同的目的或利益，从而进行协调配合的各种行为努力与相互和谐状态。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与此同时，由于它既与新兴国家的对外合作和国际竞争战略密切相关，也深刻地涉及新兴国家与老牌发达国家之间的复杂互动，因而它也属于国际关系和国家对外战略领域。冷战结束后，伴随着全球化兴起和形势变化，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正处于一个重大变革时期：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就是体现这场变革的一个主要方面。［美］马丁·休伊森、蒂莫西·辛克莱，张胜军编译：“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第43—50页。作为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新兴领域，全球经济治理旨在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全球性经济问题，这些问题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的繁荣兴衰息息相关，各国需要携起手来共同应对。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贫困与发展援助等的稳定运转，到地区一体化与全球化进程的展开；从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运行和变革完善，到国际经济规范与经济发展模式理念等的革新……诸如此类的议题，都是全球经济治理关心与研究的对象。然而，各国在思考与应对这些公共性问题的过程中，各自的想法与利益诉求并不天然地自动一致，合作也绝非唾手可得。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所指，假定将国家视为理性和自利的行为体，就需要认识到国家间关系存在着和谐、合作与纷争三种不同的状态。其中，和谐是指在这种状态中，行为者的政策能自动地促使其他行为者目标的实现。但是，如果行为者的政策被其他行为者视为阻碍它们目标的实现，那么这就是纷争；只有行为者对政策做出调整，使之变得与他人的政策相容，这种状态才称得上合作。［美］罗伯特·基欧汉，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62—64页。基欧汉认为，合作并不总是和谐的，它可以源于不一致，也往往产生于艰难谈判中，崔守军：“相互依赖与国际合作的相关性考察”，《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第13—18页。包括了国家间在政策和行动上相互调试的行为。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身影变得越来越活跃，尽管它们千差万别，但相互间仍在贸易、金融、气候谈判、地区发展、国际经济组织中开展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协调配合行动，有力地维护了自身的利益，推动了全球经济治理的调整变革。这种合作现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其合作动因与前景也成为本书的研究主题。二、选题依据和理由在当代，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为激动人心的现象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一大批曾经极度落后贫穷的国家摆脱了殖民束缚，走上了独立重建道路。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和各种探索，一批国家紧跟西方先进工业化国家的步伐，从众多后起国家中脱颖而出，经济进入持续增长轨道，国力显著攀升，一举成为世界瞩目的新兴经济体。如在冷战时期，有东亚“四小龙”以及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在冷战结束后，有俄罗斯、印度、中国、巴西、南非、印尼、越南等。这些国家人口庞大密集、斗志昂扬、后劲十足，正在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新角色和新明星，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现有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其影响到底会有多深多远，至今难下定论。从国际治理视角看，经济治理领域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及持续发展的关系为直接而重大，其所受到的后者造成的冲击也为显著而直接。虽然新兴经济体的成长曾经大大受益于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支持，但是该体系的建立初衷是为了体现和维护霸权国家的利益，［美］约翰·伊肯伯里，赵明昊译：《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它不可能与作为被支配对象的新兴经济体的利益和诉求相一致，这两者间有着先天的、内在的矛盾关系。这种不和谐关系在现行贸易、金融和投资规则上已经反映得十分明显，这些国际性规则几乎都旨在照顾西方发达国家在产业、投资和金融领域等方面的利益并发挥其优势，而非一视同仁地对待新兴经济体，因而新兴经济体在与发达国家通过沟通对话等方式进行直接的抗争的同时，它们相互之间也加强了互动联系，掀起了合作的大序曲、大浪潮。从双边到多边、从地区到全球、从贸易到投资，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各种合作行动方兴未艾，它们协调立场，发出共同声音，质疑既有规则，提出新的解决方案。由此，新兴经济体的合作日渐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与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一大新潮流和新趋势。这种局面不禁令人回想起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情景。但是，上一次南南合作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转变为目标的努力却收效甚微。反观今日，时代背景已迥然不同，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利益交织、难解难分，各新兴经济体的内部状况也大相径庭，这就引出了本书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新兴经济体这种合作态势的出现是偶然的吗？这种合作能走多远、多久？会不会招致失败？如何才能避免失败？这种合作将以何种形式得以推进？是渐进式还是大爆炸式？是搞修正主义改良还是革命性的推倒重来？这种合作又将分布于哪些领域？总之，围绕着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新兴经济体合作这一中心论题，可以衍生出一系列具体的问题，有待我们去探讨和解答。更进一步地看，按照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主流观点，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不仅由实力超群的霸权国家构建，而且就算霸权衰落后，这些业已运行中的规则制度也能凭借历史惯性和内在弹性得以自行延续维持，因而全球经济秩序将保持稳定，变革并不那么容易发生。这将使得新兴力量通过改变现行秩序以扭转利益分配格局的美好愿望落空。那么，对新兴经济体而言，情况是否真的就如此悲观呢？如何才能打破旧的秩序框架，重构新的利益关系？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经济权力的流散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后果呢？回顾历史，近的一次全球治理框架更替，也就是美国治下的全球秩序替换掉英国治下的全球秩序，也是经历过两次惨痛的世界大战才实现的。这似乎意味着，秩序的更替尤其是如吉尔平所说的体系的变更，很难在不付出殊死努力或重大代价的情况下得到实现。吉尔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用来描述国际政治变革的类型学模式（［美］罗伯特·吉尔平，宋新宁、杜建平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44页）。他区分了国际政治变革的三种类型：体系的变更、系统性变革和互动的变化。体系的变更包括国际体系本身的特征所发生的主要变化，体系的特征主要是指构成该体系的各种实体或主要行为者的性质，国际体系的特征是由该体系重要的实体如帝国、民族国家或者多国公司等所决定的。系统性变革涉及一个国际体系统治的变化，是一种体系内部的变化而不是体系本身的变更，它包括权力在国际上分配的变化、威望等级的变化以及体系中具体规则和权利的变化。互动的变化，其含义是指一种国际体系中的行为者之间政治、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互动，或者是各种进程的变化，这类变化不包括该体系权力和威望的所有等级的变化，但通常包括具体体现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利和规则的变化。按照吉尔平的这一分类，仅有互动的变化尚不足以称为世界新秩序，只有体系的变更和系统性变革才能带来世界秩序的真正革新。但是，如果发达经济体固执己见，又将如何面对联合起来的新兴经济体施加的压力与挑战呢？它们能够对新兴经济体合作采取视而不见的“驼鸟”态度吗？或者它们能够通过细小的让步来进行安抚吗？但是，无论如何它们都不应当轻视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冲动和勃勃雄心。这种冲动既源自各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也源自崛起后所带来的对国家持续发展的信心与欲望的进一步提升，而且有关过去辉煌历史的经久记忆也令一些新兴经济体雄心万丈。所以，如果现行治理体系已经成为它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发达国家要想浇灭新兴经济体变革全球经济治理的梦想几乎是徒劳的。近年来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一些合作已经表明，如果现行治理体系不能朝着它们的设想进行演进，它们就不排除另起炉灶的可能，比如金砖银行以及亚投行的设立，就是新兴经济体这种意志与决心的反映。与此同时，全球贸易谈判近年来的停滞不前，以及地区化贸易协定的时兴，也反映出新兴经济体并不再安于逆来顺受地听任发达国家的支配。在国际投资领域，有关劳工、环境标准、知识产权等的争议持续不断，同样表明了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在投资规则上的分歧。另外，这种割裂还存在于资本流动和汇率机制等金融领域。因此，伴随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合作的加强，其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经表现出一种看似日益严重且明显的内在紧张关系。这种紧张是新兴经济体的积极进取与主导现行治理体系的发达经济体的消极保守两个方面的各种动能综合作用的结果。正是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变革已被视为共识。然而，需要变革是一回事，新兴经济体能否持续推动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变革实现又是另一回事。在变革的梦想与现实之间还有着一条深深的鸿沟，诸多阻力因素令这一新颖的合作趋势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首先，它们离有效隔绝发达国家的干预影响仍相距甚远。新兴经济体虽然已经实现起飞，但是发达国家群体在总体实力上仍占优势，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在技术、金融和知识上的优势并没有被打破，正是这些优势构成了发达国家在相互依赖关系上的主动或支配地位，新兴经济体并没有摆脱所谓的边缘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态势，因此新兴经济体或将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屈服于力量对比的无情现实，不是破坏而是被“收编”纳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现行经济治理体系。其次，现行经济治理体系的持续运行也与新兴经济体利益攸关。新兴经济体仍将获益于现行体系所提供的诸多国际公共品，无论是在规范、理念或是更为实际的协调功能、资源提供等方面，现行体系都展现出其不可断然取代的价值与现实意义。新兴经济体仍将继续受惠于这样一个远非完美的框架，所以在变与不变中该如何取舍，新兴经济体需要通过不断的尝试来把握界限。第三，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异质性和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将可能进一步阻碍它们的联合与团结。新兴经济体各自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关切要受制于本国国情和发展战略的影响，这决定了它们的合作会受到各国历史、文化、地缘、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治结构特征等诸多因素的复杂影响，当某些因素不断变化并与其他因素相结合而产生新的化学反应时，合作的不确定性也就增加了。更重要的是，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增长发展很难完全保持同步，这是由各国增长的机遇与限制有所不同决定的，而这种不平衡性也会令它们的合作受到干扰或影响。比如，经济周期的极度不同步就会大大增加它们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上的难度。第四，发达国家的分化瓦解战略也可能会损害新兴经济体的团结，阻滞其合作的深入进行。这种楔子战略在国际政治中并不罕见，而且发达国家的个别让利显然远比整体让利更加合算，所以基于发达国家的威胁利诱，个别新兴经济体不得不退出合作的情况也是有可能发生的。综上所述，新兴经济体合作的确既受不竭的内因驱动，又面临外因的重重束缚。在新兴经济体合作变革的愿望与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保守防御之间，存在着一种并不容易调和的内在紧张关系。在各种复杂的动能困扰下，新兴经济体合作至少展示出两种可能的发展前景：一种是相对乐观、开放的，认为新兴经济体能够扮演重要乃至关键性的角色；另一种则大致是悲观的、保守的，认为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变革的意义不大。这两种前景，究竟哪种出现的概率更大，以及这两种不同前景又会如何得以发生，这便是本书试图作答并给出细致论证分析说明的核心主题。这样，选取本论题展开深入研究，也就不仅具有智识探究上的丰富价值，能够帮助我们密切跟踪现实形势，把握现实中的大趋势、大变化，及时地给予系统的思考分析，加深对现有相关理论的理解、反思和创新探索，同时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讲，更有着实践和操作层面上的重要政策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