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3050760
目录
凯恩斯《凯恩斯文集·预言与劝说》（1919～1940）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20）
庇古《福利经济学》（1920）
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1927）
米塞斯《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1930～1969）
米塞斯《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1944～1956）
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1949）
米塞斯《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1949）
米塞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1981）
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1931）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954）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44）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1945）
哈耶克《哈耶克文选》（1950～1980）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1960）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1973）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1988）
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1955）
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1957）
加尔布雷思《富裕社会》（1958）
加尔布雷思《经济学与公共目标》（1973）
罗斯巴德《人、经济与国家》（1960）
罗斯巴德《权力与市场》（1972）
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1995）
罗宾逊《经济哲学》（1962）
罗宾逊《凯恩斯以后》（1973）
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1973）
西托夫斯基《无快乐的经济学》（1976）
弗里德曼《自由选择》（1979）
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1980）
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1992）
吉尔德《财富与贫困》（1981）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
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2005）
洪特、伊格纳季耶夫《财富与德性》（1983）
森《伦理学与经济学》（1986）
森《以自由看待发展》（1999）
森《生活水准》（1987）
森《正义的理念》（2009）
柯兹纳《市场过程的含义》（1992）
卢兹、勒克斯《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挑战》（1998）
布隆克《质疑自由市场经济》（1998）
罗斯柴尔德《经济情操论：亚当·斯密、孔多塞与启蒙运动》（2001）
爱德华兹《如何与经济学家争辩》（2002）
伯恩斯坦《财富的诞生》（2004）
赛德拉切克《善恶经济学》（2009）
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2010）
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2012）
希勒《金融与好的社会》（2012）
布坎南《宪政的经济学阐释》（1989）
布坎南《财产与自由》（1993）
阿克洛夫、希勒《动物精神》（2009）
萨缪尔森《中间道路经济学》（1973）
克鲁格曼《致命的谎言：揭开经济世界的真相》（1998）
卡尼曼《思考，快与慢》（2011）
莱亚德《不幸福的经济学》（2005）
安尼尔斯基《幸福经济学：创造真实财富》（2007）
麦吉本《幸福经济：从“更多”到“更好”》（2007）
博伊尔、西姆斯《新经济学》（2009）
繁荣社会的幸福宣言
后记
“斯密之谜”的一种解释
英国学者亚当·斯密（1723～1790）给后人留下了两个“谜”：一个谜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一般称为斯密的“价值之谜”，说的是钻石用处小而价格高，与水用处大而价格低的矛盾，这个谜的谜底被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边际学派给出，得到大家公认；另一个谜是斯密去世后的19世纪中叶，由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提出的，一般称为“斯密之谜”“斯密问题”“斯密难题”“斯密悖论”，说的是斯密两部著作即《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的矛盾。这个谜的谜底，一百多年来众说纷纭，未有定论。本书关注的正是这一个未解之谜。
“斯密之谜”的几种解释
对于是不是存在“斯密之谜”，本身就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斯密之谜”是个伪命题，没有“谜面”，也就无从谈到“谜底”了。在认为确实存在“斯密之谜”的人中间，对于“谜面”到底是什么，也有不同意见。而谜面的确定（两个不同的斯密，如何表述，如何概括，如何比较），直接关系到谜底的探究和揭晓。
有人说，矛盾在于《道德情操论》中把人的行为归结于同情，与《国富论》中把人的行为归结于自私。《道德情操论》表明，斯密在伦理学上是利他主义者，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是同情心；而《国富论》则表明，斯密在经济学上是利己主义者，研究经济世界的出发点是利己心。也有人说，《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其实是同一个经济学的“上下册”。
《道德情操论》是经济学的“感性学分册”，《国富论》是经济学的“理性学分册”。有人认为，“斯密之谜”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冲突问题。这种冲突，17世纪中叶的霍布斯提出过，与斯密同时代但比斯密成名早的休谟提出过，休谟和斯密之后的康德提出过，现代的帕森斯和哈贝马斯也提出过。
笔者认为，《道德情操论》的斯密和《国富论》的斯密并非截然相反、针锋相对、不可调和，因为《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斯密长时间地、交叉地、多次打磨而成。
《道德情操论》初版于1759年问世，1790年的第6版是定型版；《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出版，1786年的第4版是定型版。不管有意无意，斯密的思想不可能是断裂的、游离的。说《道德情操论》的斯密和《国富论》的斯密完全是一回事，没有一点差别，也说不过去。那么差别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前面列出的几个“谜面”都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还有一个“谜面”，那就是《国富论》的主题是“财富增长”，而《道德情操论》的主题则是“欲望约束”。
“斯密之谜”的谜面与谜底认为《国富论》的主题是“财富增长”，应该不会有什么疑义，但认为《道德情操论》的主题是“欲望约束”，明确提及的人不多。如果细读此书，会找到许多证据，限于篇幅，只引一段：“称为节制的美德存在于对那些肉体欲望的控制之中。把这些欲望约束在健康和财产所规定的范围内，是审慎的职责。但是把它们限制在情理、礼貌、体贴和谦虚所需要的界限内，却是节制的功能。”《道德情操论》论及的“道德情操”，在斯密时代，就是用于说明具有自私本能的人，为什么又不可思议地会具有克制这种自私本能的能力。
简单地说，笔者给出的“谜面”是“财富增长”和“欲望约束”（两者看似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那“谜底”呢?就是幸福，或者说是“幸福化”。“幸福=效用／欲望”的公式是萨缪尔森给出的，但这个公式体现的思想内涵，在斯密那里是存在的。《国富论》就是告诉人们，如何使“财富”（更现代的表述就是“效用”）更快更大地增长；《道德情操论》就是告诉人们，如何使“欲望”在道德规范约束下不至于恶性膨胀（这和许多宗教所推崇的“无欲”是有区别的）。
为什么会有“斯密之谜”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斯密那里，分述财富增长（《国富论》）和欲望约束（《道德情操论》），对于“幸福化”而言，思想上、逻辑上和操作上都是一致的，为什么后来会演变成一个世界性“难题”—“斯密之谜”了呢?这是因为，斯密之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离弃了幸福。这种离弃，在凯恩斯（1883～1946）那里达到极致，至今还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在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于19世纪中叶提出“斯密之谜”之前，汤普逊（1775～1833）就非常明确并尖锐地指出了经济学对“幸福”的这种离弃。他在1822年完成的《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一书中写道：一切研究经济学的人，“都可以被分为两派—精神学派和机械学派。‘精神学派’宣称人只要依靠自己的精神力量，差不多不必凭借物质的从属作用，就能够得到幸福；‘机械学派’则正好采取了另一个……他们的目标就是做出这样的安排……尽可能多地生产……另一方面，则是想出各种办法来找到足够的消费者使用生产出来的这些物
品……这一派学者所关心的，只是怎样达到额的生产和保证的消费或有效需求。”
汤普逊所划分的两派，前一派到后来基本上不再被认为是经济学家（至少不是主流经济学家），而后一派则离“幸福”越来越远。开始的离弃，也许只是研究方法的需要：一是因为幸福没有标准的统一的定义，很难定性，进而造成幸福很难定量；二是财富确实是增进幸福的重要手段。所以，在很多的经济学研究中，直接研究的就是既容易定性又容易定量的财富。
对“效用”的研究，逆转了经济学发展离弃幸福的趋势，是难得的对幸福的回归。讲“效用”比讲“财富”更靠近幸福，但这种回归并不彻底，也不成功，因为效用也很难计量。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管经济学家的内心是否还记得“财富增长可以带来幸福增长”的假定，经济学的发展，表现出对幸福越来越漠视和疏远。西尼尔（1790～1864）明确说：“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我所要研究的不是幸福而是财富；我不但有理由省略，而且也许必须省略掉一切与财富无关的考虑。”到了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奠基人的马歇尔（1842～1924），财富也好，效用也好，进一步被规定为必须由货币来表示，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使个人的货币收入化（包含 了企业的利润化）。
如果一点讲，凯恩斯关注的就是一个国家总体的货币收入（现代说法就是GDP）。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也好，Is—LM模型也好，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只要消费沦落为生产的附庸和工具，幸福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GDP崇拜症的根源。就我国的情况看，在经济改革之前，有点汤普逊所批评的“精神学派”的倾向；而经济改革之后有一段时间，则有点汤普逊 所批评的“机械学派”的倾向。事实证明，这两种倾向，都不是“幸福化”这个终极目标本身。回归幸福：“两个斯密”合二为一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财富增长促进幸福增长”只是一个假定，而非一个的普遍的真理。在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的回归中，许多研究表明，财富增长不一定带来幸福增长。在这些经济学家中，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誉为“现代斯密”的阿玛蒂亚·森，是一个代表；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也是一个代表。但是，完全否定这个假定，认为财富增长一定不带来幸福增长，甚至是一定带来幸福的负
增长，也是不对的。财富增长不一定带来幸福增长，在逻辑上并不能够推出幸福增长要求财富负增长（实证研究也不支持这种推论）。
回归幸福的经济学，也不否定已有的经济学的成就。幸福经济学作为分析和追求效率的科学，当我们记住成本和收益不只是以货币计量的所费和所得，其终极目标是“幸福化”时，仍然是非常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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