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国家创新力强？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未来寄希望于创新，为什么一些国家在创新方面比其他国家更加成功便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作者提出了大胆的、出色的研究性解释，使这本书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导者的书。

——丹·布雷兹尼茨 多伦多大学蒙克创新研究主席及全球事务与政治学教授

    这本书论述精彩、论证缜密、研究透彻，可读性很强，是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创新率差异原因感兴趣的读者的之物。

——朱莉娅·莱恩  纽约大学公共政策教授及创新分析研究员

    为什么有些国家取得了科技发展成就而其他国家则止步不前？ 该书中对关于创新的社会网络系统的论述和创新不安全感理论为这些谜题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这本书同样考察了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和制度。

——罗思琳·薛 天普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

    针对“为什么有的国家创新力强？”这个重要的问题，作者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视角。作者认为一个国家为何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经济和军事威胁以及国内政治和经济紧张局势。

    ——R.B.埃米特，密歇根州立大学詹姆斯麦迪逊学院

    本书是对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一个综合研究，作者结合这一领域*近50多年的研究成果，试图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在科技竞争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很多专家认为国家制度和政策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但对于是哪些制度在起作用并没有共识，也没有具体的证据来支持这一理论。本书直面这一问题，用广泛的证据证明国家制度与政策只是部分解释了国家如何创新，而一个国家国内和国际的人才与商业网络系统在推动一个国家的创新方面比制度和政策更为重要。

    通过比较美国、日本、韩国、以色列、墨西哥和爱尔兰等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创新不安全感”，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内问题与外部威胁之间的平衡，以及随之产生的政治策略，驱动了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力。本书为国家的科技创新力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马克·扎卡里·泰勒（Mark Zachary Taylor）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在耶鲁大学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现在执教于佐治亚理工学院。长期致力于研究为什么有的国家的创新能力比别的国家强这一课题，研究文章发表于《外交事务》《哈佛国际评论》《政策研究评论》等期刊。

致　谢 / 1

部分　卡德韦尔定律 / 1

章　前言　卡德韦尔定律之谜 / 3

第二章　何为创新？如何识别与测量创新？ / 26

第三章　当前世界各国的科技创新能力 / 41

第二部分　国家如何创新？政策和制度 / 63

第四章　创新需要政府支持吗？ / 65

第五章　影响国家创新力的因素 / 102

第六章　为什么有些国家在创新方面更出色？ / 135

第三部分　国家为何创新？创新不安全感 / 171

第七章　技术失败者和创新的政治阻力 / 173

第八章　创新不安全感：国家创新的驱动力 / 205

第九章　创新不安全感的关键案例 / 233

第十章　结语 　创新不安全感及其意义 / 258

附录　关于创新的定义、测量方法和数据 / 281

附录一　创新的定义与争论 / 283

附录二　创新测量简史 / 292

附录三 　创新的测量方法、数据和来源 / 300

注　释 / 314

创新及对创新的不满

    格尼汽车是政治力量阻碍创新的典型例子。不幸的是，格尼汽车只是成千上万或者数以百万的创新中的一个，它们因为所威胁的失败者的政治反对而被迫减慢速度或停止。4 抵制新技术的例子可以大篇幅援引。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在各部门和各国找到有关创新的政治或经济阻力的案例，包括日本明治时期的缫丝业、5 瑞典的渔业、6 挪威的木材加工、7 当代英国的报纸生产、8 法国的半导体、9 遍布工业化世界的艾滋病毒安全血液制品、10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机械机床，11 以及古代罗马的货物运输。12

    新科技的政治阻力妨碍了传统的国家创新率理论，有可能破坏旨在促进创新的政策和制度。它违背了创新的流行性假设。也就是说，根据LMEs 的原则和普通常识，我们倾向于认为创新是中性的：13 新科技扩大了国家生产和消费的可能性，因此，创新尤其从长远来看会造福于每个人。根据这个假设，技术进步的对手要么是低效的寻租者，要么是非理性的卢德派分子（Luddites）。14 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技术进步的主要障碍是市场失灵和网络故障。

    本章所述表明，这种成见是不正确的。科学进步和技术变革不是中性的。新科技会帮助一些人，也会伤害其他人。有时被新科技伤害的那些人的利益正在不断地和不可挽回地被消灭。15 例如，新科技是可以在经济上分配的，因为它允许人们以更高的效率执行既定活动。因此，它可以通过提高生产率或因素积累使采用者在经济中处于竞争优势。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也表明，新科技可以通过改变劳动力需求、消费模式或信息的获取使一个社会群体受益或处于不利地位。16 新科技也可以改变工作、通信、战争、制造、运输等人类活动的性质， 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从事这些活动的人的角色或身份，并因此改变他们的社会、经济或政治地位。17 新科技可以侵蚀那些与注定要失败的旧科技密切相关的人的财富和政治权力。科技发展的新制度、新政策和新网络亦是如此。它们可以跟创新一样重新分配财富、权利和威望。这意味着，即使人们普遍支持科技发展，也会有人反对推动创新所必需的制度和政策。

    变革会威胁一些团体，而有利于其他团体。创新的这一方面正是我们讨论科技政策和制度时经常忽略的问题。18 这样的威胁是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创新见解的核心。他把创新称为“创造性毁灭”，是新生事物杀死旧事物的过程。19 破坏元素至关重要，因为它为新生事物清除道路。航空公司在改善商业和休闲旅游的过程中击败了城际客运铁路和跨远洋航班。人们愿意为更快的出行手段买单。随着航班安全性和舒适性的提高，航空公司逐渐取代了其他交通工具。熊彼特的观点解释了为什么有人会反对创新。失败者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创新会造福社会，但也会产生受害者，这些受害者会反击。

    这里的观点并不是说这些“技术失败者”反对所有的科技。很少有人发现恐惧症患者渴望居住在茅草屋或将社会恢复到工业化前的简朴。事实上，一般来说，大多数“失败者”公开称赞科技。他们反对的通常是某种特定创新，这种创新威胁了他们个人的经济财富、社会地位、政治权力或坚信的文化价值观。这种反对既不少见，亦不是特别邪恶。事实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这种反对形式是心怀内疚的，至少间接来看如此。例如，汽油消费者和石油产业都不喜欢缴税以支持替代能源研究。工会反对可以代替工人的技术。科德角的度假者和企业主激烈阻挠在近海建造丑陋的风车的计划。福音派基督徒不希望他们缴纳的税钱花在干细胞研究或者新的避孕技术上面。没人想要核电站或垃圾场建在他们的街区。我们热爱科技，只要它不是威胁我们个人利益的特定创新；另外， 我们不想承担发展或扩散新科技的费用或风险。

    问题是，即使对零碎科技的微弱的间接反对，也可以不断累积，产生很大的影响。当“失败者”反对某种特定技术时，他们也打击生产这一技术的行业，以及所有相关的工作和投资者。如果这些现状利益集团赢了，那么他们可以阻止未来的创新者、企业家和投资者把他们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用在其他新技术上。失败者反对的所有的税收、法规、补贴等会不断累积，阻碍社会科技进步。一千次削减之后，科技就会消亡；数以百万计的微小拖累之后，它就会停滞——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几个重要的利益集团就可以阻挠科技进步。

    还要注意的是，政治阻力会影响创新者、投资者和企业家，因此会妨碍科技进步的每一个阶段：从研究到开发到批量生产。我们发现扩散和创新之间混乱交叉。这两种现象有时是相互依存的，很难将它们分开。这本书没有解决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然而，理论和历史都强烈表明，有效阻碍扩散会导致创新减少。如果一项创新得不到广泛推广，那么STEM 人才、企业家和投资者将无法获得足够的投资回报。许多人因此会远离科技，追随其他的投资。

    如果你的发明从来没有走出实验室，并得到普遍使用，你为什么还要承担所有的风险、费用，花费宝贵的时间进行创新？许多创新者会回到“正常”的工作或把他们的创造力和资源转向金融、宗教、战争或其他途径，这样，他们可以得到所追寻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