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的现代化：一个苏南村庄的“集体主义”史（1950~2017）

“农村集体主义”是在农村地区实行的，以社区所有，社区组织控制生产资料，安排生产的社会组织体系。“农村集体主义”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建立，国家力量的推动彻底改变了农村社会的组织形态和产权关系。农村中以家族为主的传统自组织变成了村社的国家基层治理单位，生产资料变成了集体所有，农业生产成为集体经营。虽然在不同的时期，集体的范围和管理的权限有所变化，但自成立之时起“集体主义”就成为当代农村社会*为基本的存在形态，而且至今在很多农村影响力都非常大，可以说，“农村集体主义”是影响中国农村变迁的关键因素。但是以往对于集体主义的研究多是从一个历史片段和一个维度来进行论述，提出一个普遍的解释机制，这导致理论分析与农村的实际发展经验会有很大的分歧。而本文则是尝试分析一个长时段的村庄历史经验，来考察农村集体主义变迁过程，以此提出农村集体主义是在组织和产权两个核心制度规定下的一个不断建构过程，这个建构过程导致了农村实际发展经验的丰富面向。本文所分析的河村是一个具有完整集体主义历史线索的苏南村庄。在合作化运动期间，农村集体在政治运动的浪潮中不断推进，职能不断增加。互助组建立了集体组织架构，初级社赋予了集体生产经营权，高级社赋予了集体资产所有权，同时不断强化对于生活方式和思想动态的政治规训。伴随着集体主义演进的过程，国家权力也不断在农村得到深入。人民公社时期是国家主导的集体主义，国家在生产和分配上拥有*的权力，集体负责具体的执行和微观的调控，同时辅以强大的政治动员来维系国家集体主义的运作。乡村工业时期集体主义转向了社区为主导，国家的控制放松，村社区能够调动村和地方政府的资源来发展工业经济，以村集体为核心成为了重要的发展模式，同时建立了差序型的收益分享格局。后乡镇企业时代村集体的核心作用仍然存在，但个体合作的因素也发挥着影响力，集体通过吸纳个体资本形成了资本运作的发展模式，同时通过福利来维系集体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所以，通过本文所考察的一个村庄的集体主义史可以看出，在当前，农村中集体主义并没有消失，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只是其具体类型在历史中不断建构，展现新的表现形式。这样一种集产权与行政，并且二者相互强化的体制型塑了中国农村特殊的治理方式，使之区别于单纯的行政或经营性组织体系。并且，集体主义的框架对于中国农村的发展模式形成了制约，使得在中国农村，集体主义不断与新的市场、制度环境结合而出现超越理论概括的实践形态。

陈家建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被评为“百人计划青年杰出人才”。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组织研究、城乡发展。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The China Quarterly》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第一章　引论：为什么要研究集体主义？

　　第一节　集体主义对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

　　第二节　集体主义对学术理论意味着什么？

　　第三节　本书如何认识集体主义？

第二章　苏南的农村集体：经验与研究

　　第一节　农村集体主义的概念理解

　　第二节　集体主义与农村基层治理研究

　　第三节　产权研究中的农村集体主义

　　第四节　河村：苏南集体主义历程中的个案

第三章　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农村集体主义的建立

　　第一节　从互助组到合作化：村庄集体主义的开始

　　第二节　“大跃进”：仓促的大集体实践

　　第三节　调整：寻找适当的集体规模

第四章　人民公社：农业计划经济下的集体治理

　　第一节　农业生产的集体经营

　　第二节　集体原则的分配体系

　　第三节　政治动员：集体主义的重要配件

第五章　乡村工业与集体制的发展

　　第一节　包产到户与去集体化的浪潮

　　第二节　乡村工业的发展历程

　　第三节　乡村工业的管理模式

　　第四节　集体企业与农村社区的关系

　　第五节　地方合作主义：集体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第六章　后乡镇企业时代的集体主义

　　第一节　苏南模式转型的研究叙事

　　第二节　转制：集体企业的私有化改革

　　第三节　资本经营：新的集体经济模式

　　第四节　福利型治理：集体与村社区的关系

　　第五节　行政化：苏南集体经济的新趋势

第七章　农村集体主义的类型与历史演变

　　第一节　集体主义并未“终结”

　　第二节　集体主义的三个核心要素

　　第三节　集体制的历史类型

　　第四节　集体制演变的机制

　　第五节　集体主义：中国农村治理的独特制度

　　第六节　集体主义形塑下的中国农村变迁

档案文献

访谈目录

参考文献

附录

探寻中国农村的集体主义之谜（代后记）

序　　言

 

集体主义是当代中国人很熟悉的一种思想，集体制也是中国人很熟悉的一种制度。在当前的中国农村，土地仍然属于集体所有，农民只拥有土地的承包权。大部分村庄也拥有一些集体资产和集体经济。村庄不仅是村民共同生活的一个区域，而且是一个经济实体，在有些地区还非常强大。当前中国农村最为重要的一个政策问题，就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问题。这个问题就与集体主义密切相关。

当前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构架是20世纪80年代初确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可以被简单叫作“包产到户”。这个制度沿袭了自50年代合作化运动以后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但是将土地的经营权和收益权承包给农户经营，农户将其称为“承包权”。承包权在形式上是以个人为拥有形式的权利，但是仅从名称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权利浓厚的“集体”意味。“承包权”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权利资格或权利身份，这个资格或身份就是承包人必须是村集体的成员。所有权归集体，承包后的经营权归农户，所以这种制度又叫作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双层经营体制”。包产到户的改革是为了在不改变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它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包产到户的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里，“集体所有”与“农户承包”之间不断产生出摩擦和张力，也构成了我们理解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线索。

这两者第一轮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由于村庄人口变动而引发的土地调整问题及其带来的各种讨论。村庄人口因为出生、死亡和外娶、出嫁等原因不断地发生变动，而新增人口则由于成为村庄成员而自动拥有承包权。但是由于村集体土地都已经承包出去，所以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将村内的土地重新进行分配：收回已离开或已故村庄成员的土地，并对新增人员分配土地，这个过程是村庄自发进行的，农民称其为“调地”的土地调整过程。调地导致的耕作地块的经常变动会降低农民对土地长期投入的积极性，从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