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4795466
虞和平的研究，没有强词夺理的架势，颇具大家风度。他主张将“商人”概念与“资产阶级”概念并存使用，将商人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本体。强调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客观存在不用置疑。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广府文化研究会会长 王杰
虞先生的学术关切是将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放在全球史语境中进行考察，既要寻找中国历史与全球历史的共同点，更要探究其相异处，从而为中国历史的未来发展提供这一代人所能有的智慧资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勇
虞和平将现代的理论与历史学的方法结合起来，有利于提示中国现代化所包含的共性和独特性，有助于中国历史学的学科创新，使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演变在现代化的视角下得到一种新的诠释，具有相当大的创新意义。
北京大学教授、*“长江学者” 王奇生
编论学与述往
传承与创新
——我眼中的学人虞和平先生
虞和平先生学术情怀1
从“泛阶级化”“去阶级化”到“再阶级化”
——兼评虞和平的《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
现代化理论研究与中国近代思想史
——兼谈虞和平老师对我的学术提携
近代中国经济现代化如何展开
——兼读《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
经济卷（1900—1949）》
虞和平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创新
商人外交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增长点
——虞和平中国近代商人外交的概念提出及理论贡献
头雁高声：虞和平与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学科建设
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
——以虞和平的相关研究为核心
虞和平与中国现代化研究——
中国口述历史研究的体系化发展与学科建设
——以虞和平领导的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为对象
继往开来：虞和平与中国近代商人研究的创新
商会史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以虞和平的学术活动为线索
中国社团史研究的深入与拓展
——虞和平的理论与范式贡献
虞和平与近代史资料整理研究
虞和平与中国商会史研究
触类旁通见微知著
——虞和平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
第二编书评与书论
《中国现代化历程》与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新体系
——《中国现代化历程》鉴定意见之一．．
对中国现代化史学科体系次完整的理论模式设计和
实际研究尝试
——《中国现代化历程》鉴定意见之二
中国是如何走向现代化的
——《中国现代化历程》鉴定意见之三
对以往中国近现代史框架的突破
——《中国现代化历程》鉴定意见之四
《中国现代化历程》与现代化研究理论体系的建立
——《中国现代化历程》鉴定意见之五
学术性和思想性、学术传承和学术创新的有机结合
——《中国现代化历程》鉴定意见之六
对中国历史学的学科建设具有启迪意义
——《中国现代化历程》鉴定意见之七
现代化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进展
——《中国现代化历程》鉴定意见之八
百年中国历史演变的新诠释
——《中国现代化历程》鉴定意见之九
析薪破理史信文新
——《中国现代化历程》评介
中国现代化解释体系的创新与实证
——评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
新视角中的中国现代化历程
工业化、民主化、民族化与中国现代化
——评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
对以往中国历史的叙述框架的突破
——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导读
中国现代化史观与历史教学
——试论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
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的新收获
——《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评述
商会史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
——评《中国近代商会通史》
资产阶级是中国近代政治运动的风向标
——读虞和平著《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政治运动》
一部从整体上研究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专著
——读虞和平《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开拓之作
——评《中华民国经济史》
通史之“通”
——评《宁波通史》
彰显整体性与独特性的商帮史研究
——评《宁波商帮史》
第三编序人与自序
《20世纪中国企业家风云录》前言
《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前言
《中国现代化历程》绪论
《近代天津商会》序
《清季的洋务新政》编后记
附：师情、友情的结晶——《清季的洋务新政》读后
《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序
《中国民间组织年志》前言
“中国商人谋略坊”丛书总序
《辑：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序
《清末民初罪犯作业研究》序
《招商局与中国现代化》序言
《中美商人团体与近代国民外交（1905—1927）》序
《国家与经济：抗战时期知识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
道路的论争——以半月刊为中心》序言
《中国商民运动的历史命运》序言
《第四辑：近代中国
社会流动与社会控制》序一
《被误读的群体——香山买办与近代中国》序言
《郑观应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序言
——兼论郑观应的历史地位
《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序言
《国难中的学术与政治：中国经济学界的争鸣
（1932一1937）》序言
《卢作孚年谱长编》序言
《商会与商业行政——北洋政府时期的政商关系
（1912一1927）》序言
《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序言
《中国抗日战争史料丛刊》前言
第四编访谈和发言
近代史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访虞和平研究员-
努力创建中国现代化史学科
——虞和平研究员访谈
孙中山研究：现代化的和社会经济史的
——虞和平研究员访谈
郑观应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参加郑观应诞辰一百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有感
历史时代历史学与社会科学
口述史学的学术特点
——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开幕词
近年来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
附录
虞和平科研成果目录
虞和平七十自述
师门、传道及其他（代后记）
一个传薪者的精神世界（代序）
李瑾
窗子朝南。 吊兰牢牢地占据了书桌一角，尽管疏于浇水，但在阳光看来，似乎过于茂盛了。 电脑偶尔发出微微的轰鸣，一天中，至少有 １２ 个小时它将面对大量的文字，对于庞大的故纸堆来说不过是现实的调味品。 离城３０ 公里，一块被围墙紧紧环绕的住宅被称为蓬莱苑。 在 Ｍ 区 Ｄ 座 Ｊ 号的二楼，穿过列兵一样修长整齐的书架，一张庞大的书桌搁置在面北的窗子前。窗外，一棵棵高大的钻天杨在微风中抖动着碧绿的叶子。
一南一北两张书桌等同于两个驿站，也是时间的背书者。 ６ 年时间，它们见证了一个人 ４５７ 册、３２ 万页稿本抄本的整理和编纂。 两台电脑里，保存着近千万字已出版著述的底稿。 ４０ 年，中国进入了世界，一个人进入了老年。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体会不到黑字变成白发的欢欣与悲切。 如果不被理解或只是被肤浅地接纳，智力的自尊自然止不住现实的创伤和滑坡，那么，又该怎么评价一个人和他孤独的精神世界？一１９７３ 年秋天，虞和平在北京大学开始了他人生第二个起点。 １９６６ 年 １１月 １１ 日，这个在宁波市镇海县大碶区出生、长大的年轻人，坐上火车一路北上，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看到了*。
北大校园是一条均衡的时间分界线，是虞和平的，也是中国学术的。１９７６ 年，虞和平再也不会回到村里干会计了，他以正式工作人员的身份，挺胸走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大门。 面前的道路上铺满了日子砌成的方砖，也铺满了一个个亟待破题的陈年旧识。 对数字的天然敏感让干过会计的虞和平陷入各种表格当中，谁都知道，从数字中拎出清晰的中国形象是一门高超的手艺。 嗣后 ４０ 年，这位“手艺人”栖居在晚清名臣荣禄的府邸里，和这个世界进行复杂而隐秘的对话。 东厂胡同一号，荣禄之后黎元洪的住宅，这一旧一新、一帝制一共和的替代，似乎已预示着虞和平推动的“革命化—现代化”范式的结合和变迁，是多么巧合而又入情入理。
虞和平从不批评人，也不批判人，他对范式的更新是“蹑手蹑脚”的。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比一般人都认同布洛赫“有意的史料”的道理。 真正的历史学是解释的而不是事实的———后者归属于考古学，承认这点和否认这点同样悲哀而无助。 翻开一部部史书，我们所看到的史料都归属于解释，一种言说的技巧。 这一点，詹金斯说得更加洞彻：历史学家们近似于神秘地永远能从他们对“过去”的造访中带回他们想要的历史。 在他眼里，历史作品使用的是形式与体裁被严格规定的语言，并且永远是由一连串修辞工具与文体象征构成的。 虞和平不一定认同“史书出、史料亡”的说辞，但一定相信，范式也好，分期也罢，都是一种寻求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叙事结构。
１９９３ 年，４５ 岁的虞和平才出版了自己的部独立著作《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这个大器晚成的学者，一定想象不到自己的一系列作品打破了范式的怪圈。 《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无异于一枚巨型炸弹，人们忽然发现，一向死气沉沉的商会研究被虞和平将四周的围墙夷为平地了。 当一些机构正忙着把奖项颁给这部作品时，虞和平已悄悄调转了自己的航向，似乎他出现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目的，就是改变集体性说话方式，让一种更多元、更纯粹的语言渗入火种中。 更大的变化在 ２００１ 年，他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化历程》历时 ７ 年问世，学界发现这个个头不高、温文尔雅的人已经成了以现代化范式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个实践者。 这个称呼一定让他惶恐，因为人们遗忘了这样一个事实：１９９３ 年，同时点燃现代化范式导火索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他的授课老师罗荣渠，一个是他的授业恩师章开沅，他们分别拿着《现代化新论》《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试图营救陷入僵化和绝望境地的历史解释方式，而虞和平，还是后一本书的作者之一。
不过，我需要提醒一句，虞和平的现代化范式不是排斥而是包容了革命化范式。 这是一种叙事技巧还是一种开放性，我还没有确切的答案。
二万寿路甲十五号院。 五号楼的大厅里，悬挂着令我垂涎的岭南画派大师关山月的巨幅梅花图。 在一层面南的 ５１２１ 房间，我见到的虞和平，已是５５ 岁的中年人。 此前一年，我辗转通过一个朋友拿到了签名本《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继而购买了《中国现代化历程》，这两部书完全颠覆了我以前的史学观念之塔。
院子里竹影扶疏，一个比较靠谱的说法是，８７ 版电视剧《红楼梦》在这里取了几个镜头。 我甚至怀疑，林黛玉还在池子边葬下了一篮子沾着露水的花瓣。 依稀记得，虞和平在幽静的回廊中转头望了望，同行的，是他的爱人，一辆代步的旧式捷达车停在不远处。 我表达了投身师门的愿望，虞和平温和地笑了笑，没有解释或多说什么，这和他在白纸上的汪洋恣肆截然相反。 事后证明，我对他“不解释”“不多说”的惶恐毫无道理，虞和平比我这个山东人更谙孔孟之道，他以书本铺平了通往东厂胡同的坑坑洼洼。
我次读虞和平的作品，便被他的解释迷住了。 我得承认，书中充满了啧啧称奇的句子，我忽略甚至准确地说是遗忘了某些细节，终沦陷于其中的观点。 虞和平早期的作品中，我自以为发现了他的聪明和狡黠。 他把手术刀首先切入了商会的身体，对这样一个僵死多年的动物下手是多么的安全，这自然也符合博士研究生的风格，从具体的角度入手进而解剖一个宏大机器的肌体。 尽管师从虞和平多年，我依旧无法准确地说出现代化范式的准确含义，将其界定为一个概念是多么简单和愚蠢，但我已然知道，现代化范式，首先是一种解释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不遵循一定的规范，而是有自己的节奏，一步步支撑着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我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现代化范式是史学理论研究的次思想大解放。 这句话下面，被狠狠地画了两道横线。 现在，我固然为这一幼稚而又深邃的想法感到惊讶，但更惊讶的是，自日记中发现，当天上午，我逃了一节考古课。……
某天，虞和平忽然对我说：我发现了张之洞的“密探”。 这句话提醒了我，编辑这样一部大书不是剪刀加糨糊，而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校读。他又不无遗憾地叹息写论文的时间被一张张档案填满了。 这件小事我觉得有必要记载，就写在了自己的评论集《纸别裁》里：可惜，虞和平先生因公务繁忙，不能专文研究，而是嘱我阅读茅海建的成果，并微信告诉我，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都有张氏的“密探”。 我完全理解出版社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担忧，出版社把书籍当衣食却不能直接拿来吃，它们要理想更要市场。 而虞和平则是理想主义的，他夜以继日地赶路，不是沉浸在自以为是的幻觉里，而是企图还世界一个清晰的答案。
我觉得有必要更正一种偏见，阐述哲理的才是思想家，整理资料的不是，多么固执而执拗的误会啊。 历史已经不再满足于一种叙述方式，而是为多种叙述提供基本的素材，正是一页页档案的拼接，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故事或图谱。 在这些档案前，我更愿意将虞和平形容为机器人，他放弃利用编纂技法提供一种“隐喻性描绘”，他原原本本地将档案摆出来而不是考证、论述和分析。 他的分析工作已经在现代化范式中完成了，而不需要再次矫情地证明自己的敏锐和深邃。 史料学功夫位于思想史食物链的*，还有什么比提供完整、充盈的素材更富于挑战和富于超越性价值呢？
自在和勤劳似乎是虞和平一生的基调。 他努力保持着对中国现代化的想象力，也努力在档案室里寻找旧式中国的影子。 但这种努力丝毫没有改变个人为数不多的嗜好和兴趣，他在自己的斗室或微小的世界里点一根烟、泡一杯茶，然后安静地敲击开某人的信札或日记，间或玩几把空当接龙的游戏。 而虞和平热衷的游戏，就是钻进文字里，寻找和重新理解悲伤的、深沉的或舒畅的中国痕迹。
这是一个传薪者的精神世界，他能出得来，我们，却进不去。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８ 日晚草于北京寓所
商会史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评《中国近代商会通史》梁艳玲
近代以来，商会作为商人的社团组织和市场的中介组织，一直在国内和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商会史才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经过几代学人 ３０年的努力，商会史研究已成为海内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并拓宽和深化了经济史、社会史、城市史尤其是现代化史、资产阶级史等相关研究领域。 作为一部里程碑式的标志性学术成果，《中国近代商会通史》的出版，一定意义上是整个商会史研究的总结和归纳。
《中国近代商会通史》皇皇 ２００ 余万字，按时间线索分为四卷：卷为晚清时期（１９０２—１９１１），第二卷为民国初期（１９１２—１９２７），第三卷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１９２８—１９３７），第四卷为抗战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１９３８—１９５３）。 该书以商会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重大问题为中心，探讨商会制度的演进、商会与政府关系、商会的政治参与、商会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商会与国家形态间的复杂关系等种种问题，尤其是借鉴和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商会存在的社会与法理基础、商会的组织与运作原则及其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进而探讨了商会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关系。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成果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学者一致认为，《中国近代商会通史》是中国商会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作品。
这部通史的主要作者，包括虞和平、马敏、朱英以及郑成林、魏文亨等，是商会史研究的中坚力量，３０ 年间一直活跃在这一领域的前沿阵地。 ３０ 年来，商会史研究经历了革命化、现代化和反思化研究模式的变迁。 革命化阶段（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至 ９０ 年代初），商会史研究主要解决“商会是什么”，标志是 １９８１ 年章开沅提出商会“是从整体上考察资产阶级不可缺少的重要课题”。 其研究思路是“资料、问题和领域是新的，但思考的角度和路数却是旧的，多数研究者仍然习惯于从政治史的角度去思考商会问题，以政治因素（又往往化约为革命与否、进步与否）作为商会评价的关键值”。 虞和平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与中国资产阶级完整形态的形成》《论清末民初中美商会的互访和合作》《近代商会的法人社团性质》《商会与中国资产阶级的“自为”化问题》，朱英的《清末商会与抵制美货运动》《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以及徐鼎新、钱小明的《上海总商会史》，都是革命化研究模式的产物。 现代化阶段（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至 ２１ 世纪初），商会史研究主要探讨“商会怎么样”，以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出版为标志，形成了近代商会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的主流地位，同时也确立了商会史研究的专门史地位。 同时，在虞和平、朱英、马敏等学者的推动下，形成了北京、上海、武汉、天津四个商会研究中心。 反思化解阶段（２０ 世纪初至今），商会史研究主要分析“商会研究向何处去”，标志是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从商会研究到商人、商民运动等研究的适度转向及其对商会史研究的反思，其虽然涌现了很多较有分量的新论著，但总体上没有跳出现代化范式的研究思路和超越章开沅及章门弟子虞和平、马敏、朱英等人的研究高度。 代表性作品包括马敏的《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观念研究》、朱英的《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贾中福的《中美商人团体与近代国民外交（１９０５—１９２７）》和李娟婷的《商会与商业行政：北洋政府时期的政商关系（１９１２—１９２７）》，以及虞和平对商人这一群体的大范围研究和探索。 这一时期，学者集中对商会史研究进行了反思，比如，虞和平对商会史研究的对象、时间跨度和内容的局限性进行了评判；马敏指出现代化理论在给商会史研究带来新的问题意识、概念话语、分析视角与新方法的同时，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朱英则提出中国商会史研究的新突破要在理论和方法上继续创新，注重解决理论阐释与实际论述相脱节的情况。
上述商会史研究的三个阶段变化及其成果，完整地体现在《中国近代商会通史》之中，该著作时间轴从 １９０２ 年写到 １９５３ 年，长达半个世纪；覆盖面几乎涵盖了除西藏之外所有地区的商会；学术上凸显问题意识，勇于开拓新领域，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商会史研究的“碎片化”倾向，将研究视野重新拉回到宏大、系统和整体叙事的场域中。 《中国近代商会通史》学术贡献巨大，限于篇幅，这里只梳理出几个较为重要的方面。 一是该书界定了商会的性质和地位。 对商会性质的界定，是学术界一个非常关注的问题，该书正本清源，明确提出商会既非官方、半官方机构，亦非“官督商办”性社团，而是一种商办的法人社团。 二是该书指出了中国资产阶级由自然存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过渡。 商会的出现使资产阶级形成了真正的地区联合，并得以有组织地参加和发起地区性的乃至全国性的经济和政治活动。 特别是 １９１３ 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正式成立，使资产阶级全国性统一行动成为可能。 三是该书拓宽了商人外交和商会外交的新领域。 商人外交和商会外交是商人自己的有组织的外交活动，大多以商会为主体，它既是国民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民间经济外交的主体，是国民外交和民间经济外交的交叉。 该书集中考察了商人阶级在近代中国争取民族经济发展、民族独立和国际平等地位中所发挥的作用。 四是该书突出了商会的商业行政参与，商会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带动了实业革命的到来。
总之，作为目前商会史研究重要的一部作品，《中国近代商会通史》不但客观地吸收了前人的观点，并且融入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一开创性工作，必将对商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模式范式等方面，特别是商会史研究的学科建设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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