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方法论

      19世纪，在传统历史研究逐渐退化为现代历史学科时，《史学方法论》为其确立了*全面和系统的规范，在西方历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先驱者的作用。此书亦可视为兰克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总结。 

      19世纪后半期，在史学专业化的驱动下，急需将史学研究法充分解释，整理成系统的方法论教材，以便训练专业史学工作者有所凭借。德国史学家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正是因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其出版于1889年，后不断增订再版。该书融合了伯伦汉长期所致力的中古史史料考证心得，以及19世纪新兴起的学科国民经济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同时也呈现他在唯心史学与实证史学的冲突中所采取的立场。他从历史研究的对象到史料的定义与分类，以及史料的考证方法与解释，如何综合叙述，都先后有序地进行了细密的解说。该书在传统史学蜕变为现代历史学科的过程中，为现代历史学科的确立建立了全面、系统的学术规范。

伯伦汉：德国历史学家。

李孝迁：浙江苍南人，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中外学术交流史研究。在《中华文史论丛》、《史学史研究》、《史学月刊》等刊物发表四十余篇学术论文，专著有《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2007）、《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2014），编校《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2014）。   

丛刊缘起/1

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及其在东亚的知识旅行——代前言/1

序/1

章史学之概念及本质/1

节史学之概念/1

第二节史学概念之史的变迁/8

第三节史料之范畴及分类/16

第四节史学与其他科学之关系/33

第五节历史与艺术之关系/55

第六节史学之本质与任务/60

第二章方法论/70

引言/70

节历史方法之特质/72

第二节方法之确定（历史之正确性）/74

第三节方法之史的发展/82

第四节方法学之分类/102

第三章史料学/103

引言/103

节史料之分类/104

第二节史料之搜罗及抉剔/106

第三节补助科学/109

第四章考证/120

引言/120

节真伪之辨别/121

附录窜改{t3}/128

第二节史料之外表上的推定/132

第三节考订与编纂/153

第四节史料价值之内在的推定/160

第五节史料之互相校勘/184

第六节事实性之整个的判断/192

第七节材料之考证的整列/195

第五章综观/200

引言/200

节解释/202

第二节综结/217

第三节复述与幻想/223

第四节一般因素之综观/227

第五节历史哲学/245

第六节综观之本质（客观性与主观性）/267

第六章叙述/278

史学方法论序

本书第二版，继1889年版发行之后，也早已售罄。因客观环境及个人因素，这次双版发行的修订工作有所延宕，原因是对方法学问题的兴趣近年来重新觉醒并大量攀升，国内的相关文献急速增加，而国外尤有过之，具体的说，是辅助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哲学领域有了更具广度及深度的研究发表，要掌握它们确实颇费时日。读者会察觉到，我绝不把那些新文献视为讨人厌的捣乱者或竞争者，而以或多或少礼貌性的姿态敷衍以待。这种态度在方法学领域里非常有害于学术的发展，但却是主流，我的书就够常遭遇到这样的对待。相反的，从一开始，我所努力的就是把这个领域里所有新的发表整合进来，针对每个有用的思绪赋予它们应得的地位，彰显其价值，即是其中有些是零碎的、补充性的论述，或者是真正冲着我的而来、跟我相左的论点，这样的努力我至今不改。我相信，跟其它成绩斐然的学门一样，在我们的领域里，真诚地对待新发表的研究是学术进步的前提。

因为数十年来方法学、历史哲学及社会科学不被重视，尤其是图书馆里外国出版品极为不足，要完全掌握及了解分支极广的新文献，不仅不容易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对这里大学图书馆的各位主任给予的相关支持，我谨献上感谢。

手边的这版本增添了大约144页。学院哲学家他们虽然一向偏好讨论自然科学的方法学，但是他们现在终于开始从知识论及逻辑学范围里深入的处理所谓的人文科学的方法学，而历史学家及社会学家近来也对这个主题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在书中相关的段落也就深入的处理它，尤其是在章第四节与第六节，以及第五章第五节里，我讨论了它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及集体主义研究方向的冲突。同时，在第五章第四节里我也评介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文地理学以及其他辅助学科的新研究成果。我将这版的书名也加上了“与历史哲学”几个字，并不是因为我在这版里增添了这方面的内容，其实书名一开始就该有它，只是当时这几个字会让史学界的同仁们觉得陌生及怪异，而如今这点根本不必再有所顾虑了，因为这本书近来甚至在哲学界里都已属于注目的对象。

我必须强调，我所征引的新近发表的研究，事实上都充分而且以特定的方式，强化我书中原来就刻画出的基本信念。我的基本信念出自我深知彼此对立的唯心主义与自然主义两者皆仅具有片面性。这一点我早在1880年出版的小书《历史研究与历史哲学》深入地讨论过了。在小书里我勾勒出两者对个人与集体行为、对政治史与文化史、对价值与事实取向的不同看法，同时我也强调这两者的片面性可以用一个更高的、结合两者之长的、整合性的观点来克服，在这个新观点之下，由个别的人与事所构成演化脉络可以纳入整体及全面的发展中，并得到它的位置，而且不同的历史集体现象，因为它们关注文化及自然在个人与群众身上塑造出不同的特质，因此集体现象之间的差异性会呈现出来。我在那本小书里推崇孔德，指出他的民族心理学的观点让历史研究变得极为丰富与多样，即使我如此地要将孔德融入我们学门的研究中，我还是强调，片面低估历史中个别性的价值，绝不可取。这个基本信念在这本书里从版起就曾经展现给读者，现在，在第五章第四小节第二条里，我进一步强调民族或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是个人心理学之外，不可或缺的观点，而且方法学上它必须结合整个研究步骤，从史料的考证一直到历史的解释。我之所以必须做如此的强调，因为许多专业同仁忽略我提出的近代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对立的论述，也无视我极力肯定社会心理学理论是的划时代发现，甚至有一个自命不凡的人无礼的宣称从格维纽思（Georg Gottfried Gervinius）与朵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以降“新的历史方法学工具书”里没有在这方面提出新意。

近几年来的方法学论战（参阅第665页起的内容）给了我宝贵的讯息，让我在个别的小地方有更透彻的了解，但是它没有改变我早已从那些对立而领悟出的立场，我甘冒论战狂热份子认为我在扮演“智者那坦”角色的风险，在这个论战中我确实没有理由要选择任何一边站，这点从我前面的论述就可以看得出。我所代表的扬弃自然主义与唯心主义两者片面性的观点，因为哲学的全面转向，它的基础越来越稳固（参阅第679页起的内容），同时长期以来不重视哲学思维与知识方法学的风潮也开始退去。我乐观的期待我的书在新趋势里有所贡献并强化它，作为个尝试者，正如我在初版时提到的，我要从基本概念到细微又具体技术性作法，把学科里所有项目全部加以整合陈述，这项努力的主旨及内容我在第158页起的部分做了细述。

前人有关历史方法学以及历史学方法理论的著作，我在第二章第三节新版的第220页起提出并勾勒其特色。

我感谢善意读者小而多的修正建议，未来我仍然会为此而充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