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1640628
内容简介
本专著主要分析农户分化背景下陕西省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优化问题,利用微观数据和宏观分析探究农业科技服务的供求契合程度,并给出相应解决对策。主要解决的问题和思考重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阶段陕西省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现状与问题。二是陕西省农业科技成果的供给特征。三是异质类农户的技术需求差异及影响因素。四是农业科技成果供求契合程度如何?异质类农户有关农业科技成果的需求能否得到有效满足。五是如何优化陕西省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前 言
序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建设”,对农业科技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角色进行了准确定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农业技术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农技推广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农技推广方法和模式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矛盾,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推广理念落后、农技供需契合度不高、缺乏有效激励机制等方面。而在我国现行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下,政府在农业技术研发和推广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广大农户通常只是依靠政府的“技术施舍”进行农业生产,即政府对现代农业技术的供给行为。一方面,政府的农业技术与农民实际需要之间存在差距,两者的契合度不高,农业技术在提高当地农业发展水平上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伴随着农业生产商品化进一步发展和农产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部分农户对农业技术的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仅仅依靠政府科研机构的技术支持是远远不够的。
本专著从异质类农业经营主体农技需求特征差异化的视角对陕西省农业科技服务过程中诸多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依托大量调研数据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探究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陕西省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优化的具体方案与措施,工作量饱满,所得结论真实可信。希冀专著能更好地指导现实工作,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并改善生活水平。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建设”,对农业科技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角色进行了准确定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农业技术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农技推广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农技推广方法和模式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矛盾,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推广理念落后、农技供需契合度不高、缺乏有效激励机制等方面。而在我国现行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下,政府在农业技术研发和推广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广大农户通常只是依靠政府的“技术施舍”进行农业生产,即政府对现代农业技术的供给行为。一方面,政府的农业技术与农民实际需要之间存在差距,两者的契合度不高,农业技术在提高当地农业发展水平上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伴随着农业生产商品化进一步发展和农产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部分农户对农业技术的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仅仅依靠政府科研机构的技术支持是远远不够的。
本专著从异质类农业经营主体农技需求特征差异化的视角对陕西省农业科技服务过程中诸多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依托大量调研数据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探究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陕西省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优化的具体方案与措施,工作量饱满,所得结论真实可信。希冀专著能更好地指导现实工作,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并改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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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陕西省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现状分析
第一节陕西省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演变
中国陕西省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是集经济政策、人口要素、生态环境、资源禀赋及地理人文等多种要素相互耦合的复杂社会服务体系。随着陕西省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和提高,农民对农业技术的需求层次和采纳意愿逐渐发生了改变,而且不同空间和时间带来的技术成果的差异明显,使得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内容和形式差别很大。但从本质上,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建立、发展及完善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为目的,其核心都是为农业服务的体系。
总的来说,陕西省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发展与变迁可以分为原始阶段、政府主导阶段和多元化主体参与阶段,不同阶段的行为主体和推广模式存在显著差异。下面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就我国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演变过程进行阐述。
一、陕西省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原始阶段
陕西省的农业技术文明可以追溯到男耕女织,完全可以独立生活的原始社会。4000多年前尧舜禹时期有后稷开始教授种植谷物和嫁接作物。随着人类发展进步,先后王朝阶段对于农业技术服务具有重大影响的是先秦时期。特别是秦孝公时期的改革,开荒地,变制度,到后来就有了更好的代田法和区田法,产生了初期更加系统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汉唐时期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经营和发展关中农业,关中农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汉武帝时期关中地区引进了来自黄河下游地区的冬麦(当时叫宿麦),最后汉朝结束之前冬麦栽培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唐朝时候为关中地区带来了普通筒车、高转筒车和立井水车等工具用以从渠中取水灌溉使灌溉面积和灌溉效率带来了长足的发展。唐朝北宋时首次在陕西省推广借款扶农政策,即农民用从中央借来的钱买种子耕种,在秋收后再用卖农产品获取的收益偿还借款。明成化时期,陕西省榆林边是使用渠水的地方,种稻类、蔬菜等农作物,此时的农业种植技术、水利灌溉及开荒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由于汉南地理位置和气候变化,适合推行二季轮作。清朝时期高产耐旱、适应性广的玉米和湖广、川蜀等大量的移民进入陕南,到了清朝后期,玉米在陕西省已经得到了大力发展和普及。
二、近代陕西省农业科技服务体系阶段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英法等列强在中国倒售鸦片,咸丰时期陕西省效仿国家征收鸦片税中国也是内忧外患。国内又不得不筹集军事费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为了促进陕西省对鸦片的控制,同治年间,当地巡抚刘典带领下,罂粟种植成为一种选择但是要实施征收鸦片税的举措。全省的种植面积和种植规模扩大,一定程度减轻当时中国面临的社会压力。陕西、甘肃两省在左宗棠的指导下设局教习纺织。光绪年间政府设立陕西省营田局,主要开垦荒地近4 000余顷。光绪三十年(1905年)陕西省出现了美利奴羊,改良当地居民养殖品种。民国时期,1921年陕西省出台《种棉规则》;建立农业示范田和培育农棉良种;为了响应国家农林部优良品种的选择,陕西省建立优良品种繁殖基地,后改名西北区服务繁殖站;陕西省派遣专业人员巡查监督小麦服务体系的完成度;培育谷物、洋芋和黑豆等和引进黑麦、番茄、丝瓜、卷心白菜等品种。1929—1931年,陕西省连续3年旱灾,种植面积、范围锐减,农业受到伤害。陕西省农业建设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重视。
三、中国遭受重大变革时期陕西省农业科技服务阶段
民国时期,陕西省连续3年,种植面积和种植规模遭受重创。1930年进行修农渠灌溉。1934年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承担西北农业科研、生产和技术服务。卢沟桥事变后,为了陕西省更好的发展,陕西省成为战争的后方力量,邀请中东地区农业专家进行研发、品种选育及宣传服务,西北地区种植作物如棉花增加了10倍,产量和种植面积得到短期的发展。国共内战,陕北关中成为战场,关中的劳动力也不能继续农业种植而加入军队,战争对关中地区的土壤和农作物造成破坏,整个陕西省都受到极大影响。
四、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陕西省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战胜国的我国也是呈现一片凄凉的景象,陕西省到处民生惨淡,因此我们急切首先需要恢复生产和发展农业来维护党的领导。陕西省的农业恢复追溯到当年5月,全省解放区进行剿匪运动、减少利率和土地运动,农民对于土地自己当家做主。3年实践,陕西省积极开展生产代表大会、动员大会等会议,大大激励人们的创造性。还有干部和专家共同实地考究田地,切实解决问题。
抗美援朝停战以后,国家从长远的角度巩固政权稳定和农民的急切需求发展农业,陕西省有兰花麦、蓝芒麦、武功27号的培育,互助组30万个,农户达上百万户。县级设农科所、公社设农科站、大队设农科队、小队办实验组,这种体系从湖南引进,得到了上级政府的财政支持,形成了“陕西省四级农科试验网”。虽然一定程度实现了增产增收的目标,但是由于政府主导式命令带来的弊端使农业技术服务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和广泛的应用。陕西省农业部重新有了继续推进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工作,农技服务体系出现短期繁荣。然而,新时期的挑战没有结束,政府主导式农技服务是陕西省政府作为服务过程中的唯一服务主体,科研院所和陕西省西北农学院等高校研发的产品类型和具体特点完全由省政府指定的,服务组织和技术交易全都政府说了算,农民农业上成果的来源也是政府。虽然政府占据此时服务体系的制高点,但是它也是承担了农业服务体系宣传工作的全部成本费用。省政府没有通过科研所和省高校研究基地将他们的科研成果流通市场,而是让自己的技术人员对农户进行培训。不仅因为技术扩散是纵向的,农技服务从省政府到农民的服务方式,而且科研部门根据省政府的要求研发产品,无偿交给政府的模式,也让服务体系更加难以被广泛认可和实现服务体系的供给平衡。
第二节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运作机制
一、农业作物及工具的分析
(一)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棉花和小麦的引种及其本土化
在19世纪末期,美棉在民间依靠多种来源传到西北部,被老百姓称为“洋花”,是当时优质高产品种。民国建立后,陕西省陆续传入一些棉花新种。1918年的小洋花,1926年河南省的灵宝棉,又称为徳棉。民国18年,陕西省大旱,接受陕西美棉种200吨,来赈灾。1933年,陕西省建设厅于长安试种繁衍脱籽棉。1934年,陕西省棉改所成立后,在泾阳、大荔设立棉厂,从事棉种改良,引进4号斯棉、徳棉,更换脱棉。引进的过程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漫长时间的发展变化。无论是最初单一品种的引进还是到后来多种棉种的种植,都是结合陕西省当地生产的实际情况进行的。另外,外来新品种的引进,要充分考虑到风土适应性的外部条件,除了传统理解层面对环境的适应外,还包括引入后自身的改良和变异。而近代陕西省的棉花新品种,面临着同样两个问题,因此,当时的棉花新品种的引进工作主要围绕适应性和变异性开展的。1934年,陕西省建设厅响应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号召成立选育纯良品种、指导棉农、发展农户的服务流程。基于当时黄河沦陷的状态,陕西省成为一大推广中心。1936年,陕西省获得财政拨棉近5000千克斯棉及徳棉种子近4000千克试验推广。1937年,试验成功,并在陕西省大为推广。全面抗战时期,全国经济委员会在陕西省专门设立棉改所,国民政府设立西北中央农业试验棉工作站、农业推广棉产分处,来提高西北棉花质量和产量。1934年,国民党于右任先生任命西北农学院的杨蕴章老师为场长,创办斗口村式农业试验场,现在的陕西省棉花研究所西北中央农业试验所棉作系工作站、农业推广处棉产改进分处,以提高西北的棉花产量和质量。陕西省棉种场1943年成立,用于研究棉花优良品种。陕西省的关中地区因为有大面积的棉花良种,后来成为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的原棉种植培养基地。陕南地区同时有很多的棉种实验基地进行试验发展,并且获得了大量的成果。据陕西省原有农改所的资料显示,陕南农场于20世纪中期进行了棉花育种和种植栽培试验。其中,1941年美棉种比较试验;1941年棉麦栽培试验;之后两年的棉种比较试验。1948年的试验报告显示,本试验系与中农所联合,是全国性的品种适应试验。其最终目的是寻求适应陕南自然条件的最优美棉品种以供选育和推广农技服务体系的发展。本次从上年开始进行,本年是第二年。地点本场自上年起开始进行,本年为第二年。地点:南郑县凹时农场。时期:1948年4月下旬至11月底止。结论:以中农德宇24-424较为优异,川农28-1199次之,得出了优良品种排序。
中国现代引进的国外农业科技,首先是体现在栽培耕作上。棉花的发展史是近代大规模经济作物成功的标志。早在19世纪末,郑观应在上海谈判中对中国近代引进的国外农业科技,主要是栽培种植。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在上海时考究外洋种棉花的方法,在于先买籽,再试种。当时的官员张之洞也认可美国的陆地棉最优,是湖北织布局的棉花原材料。他提出棉花朵大棉多,绒的细度长度,颜色的白度和亮度,带来收入和质量的发展,是以各国讲究种棉的品种来源地,大都选择美国的棉品种。美棉就这样在各地流行起来,在引进美棉的过程,有持土质及棉花来化验的人,化验人员先考察其优劣,并登报宣传。在美棉生产过程中,多比较不同品种的优劣,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优劣。传统中国经验农学的不足,假借引种之事,提出可行之法。
(二)小麦的引种及其本土化
小麦是我国传统作物之一,在中国的饮食文化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小麦历史传播的时间里,既有从关外到中原的由西到东的传播,也有从北到南方不同发展程度之间的引进和传播。经历了上千年的蜕变,到了近代陕西省小麦的重要性不可言喻,这一时间段的小麦试验成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1934年年初,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在陕、甘、宁、青考察选种穗苗32 042个,1935年引进品种潘西维尔世界小麦1220种、中国的小麦1973种。通过各种实验,结果表明,陕西省蚂蚱麦总体表现态势较好。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农艺学科所所进行的较重要的农作物栽培试验工作,获得了较完备的成果,前前后后育成了各种优良品种22种。同时,还进行了小麦播种法、播放数量、化肥用量的实验,小麦和黑麦杂交育种实验,小麦成熟抵抗雨雪的初级实验研究。陕西省自育引进农作物新品种主要包括陕农自育加引进农作物品种如陕农7号、蚂蚱麦、蓝芒麦、西北302、60号、大荔四强麦、武功27号及金大2905、中大2419等小麦优良。1940年,陕西省就有小麦优良品种“陕农七号”,西部有“陕农七号”“泾阳60号”。1940年,陕西省已有陕农七号、泾阳60号、129号及武功27号等优良纯系的引进。它们均属于陕西省当地的蚂蚱麦。除“泾阳60号”外,其他品种形态难以分别。当时,根据陕西省小麦实验计划,除区域实验、优良品种栽培和品种鉴定之外,在关中地区大规模采集单穗,种植在渭南、富平、兴平等县城的品种有碧玉麦和中农28号等小麦蚂蚱麦。1937年,抗战打响后,中国大部分农业富庶的地区深受战争的影响沦为贫瘠之地。陕西省是大后方的主要粮产地和棉产地之一。战区人口的转移使陕西省人口骤增,带来粮食棉产地之一。战区大批人口,内迁来陕,粮食不足成为当务之急。金陵大学在陕西泾阳的西北农事试验场曾育成“蓝芒麦”的良种,并于1936年开始推广,取得一定的成效。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从1934年起,经过对陕、甘、宁等地区3万余个小麦单穗的采集,进行纯系育种,成功育出了“武功27号”小麦,也于1939年秋开始推广,一时成为西北地区最好的小麦良种。1946年开始,陕西省农校针对陕北的小麦,实施小麦品种实验计划,围绕陕西省优良小麦品种比较实验、美国小麦品种比较实验、潘氏小麦品种比较实验3个方面开展的科研攻关。陕西省的实验材料共25种,包括6个陕西农业改进所,4个金陵大学泾阳西北农场,8种纯系品种和6种杂交品种。美国小麦实验主要测验引进外来品种在本土的适应能力,选育出宣传推广的品种及杂交样本。实验包括28种美冬小麦、11种美春小麦以及泾阳小麦。潘氏小麦品种比较实验中,进行小麦各种研究和杂交亲本选择,选择培育出优良纯种作物。农作物的生产由多个环节组成,从种植到结果,需要多种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活动。传统生产活动中,我们十分重视农具以及肥料的作用,因为它们是农业生产过程影响产量质量的因素。近代农业在农机和土壤肥料取得长足发展,推动了农业的发展进步。陕西省在引进这两项技术后,原有基础上的改良,是本土化的重要反映。1947年,碧玉麦和蚂蚱麦为亲本进行杂交,终于成功选育出优良小麦种“碧蚂一号”。其综合品质和单位面积产量等方面指标,均优于当时的优种302号,因此可以作为替代品种。1948年,碧蚂一号在陕西省关中进行的区域试验。近代陕西省小麦育种取得了优良成绩。近代试验科学方法使农业育种工作取得不错的成果。陕西省最早的农业试验机构西安西关农场的服务人员便用纯种混合选育了兰花麦。1948年,碧玛一号的成功使黄河中下游整个地区乃至全中国受益。小麦在我国普遍种植于西南部各省以及长江流域,而陕西省就在其中。陕西省农林改良作物的繁殖场进行的一系列试验,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当时,陕西、河南等省进行的多次示范性比较试验来检验数十种杂交蚂蚱麦的适应能力。通过冬季播种,观察者根据土壤和气候的条件,我们得到小麦的缺苗、冻害以及病虫害的情况,以寻求更好的种植地和优良品种。陕西省为广大百姓提供基础生活所需要的农作物是玉米和小麦。陕西省农业水平的进步,一定程度上要看小麦的种植水平。因此,陕西省开展农业生产活动中,小麦的发展完善和宣传推广的作用十分重要,大力地支持了陕西省经济水平的提高。引进、改良、推广陕西省优良的小麦品种,使其更适应本土环境和增强其技术性。在与本土的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实现陕西省农业科技迈向新的高度。
(三)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农业器具的发展
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工具,经历了2000多年的蜕变有了之后的金属农具再发展成了现在的农业机械的历程。农具是农作物生产以及其他作物种植必不可少的部分,为农作物的种植耕作收获提供了重要支撑。随着西方化的文化传播中,器具的传播成为现代农业的转型良方。近代中国的农机工具,传播初期大多是从国外进口。农田抽水机在农学报也有记载,拟于湘省设立水利公司,购办汽机,置于底水区。我国农业应定大农方针,引进西洋农器,早期为西北开发农业生产的证据。中国畜牧机械方面,引进俄罗斯的割草机和孵化器。清华大学创办的北京模范农场,有奶牛饲养、乳制品加工及消毒、饲料储藏等设备。农业机械化先驱设立现在的南京农业大学农具院。作为机械学家和机械工程教育家,为我国实际情况的农业器具发展带来贡献。总体,不管是清末还是近代,农器具涉及加工、种植、养殖等多个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大量引进农器具并未投入实际生产过程,继续沿用传统农器具。陕西省近代农器具的引进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这一时期的新式农具比较单一,多是为了植棉所采用的农具,如棉田中的拉锄工具、棉花播种的条播机以及喷雾器等。1933年,陕西省机器局曾研制水车、汲水机、凿井机等1050种。1947年,陕西省农改所购于西北股份有限公司的汲水机,用来关中灌溉。当时,陕西省建筑厅曾令陕西省农改所所筹办的小型机械农具试验所,把大荔农场改为农器具示范场。用小型拖拉机带圆盘耙、耕作器、条播机等来进行机器耕作。省农改所拟建立近10处农具修理站,来修理旧物具和解决新式农具的使用问题。1948年6月,“二战”后的国际环境让联合国善后救济署委员会来函请求陕西农改所,购置农业机械器材和农业器具,随着后来西安的解放,一直未付诸实施。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普通农民的创新在陕西农器具的近代化进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农民李育惠的收麦机是以旋转轮做轴,由刀叉柄和收麦网组成的共甲乙两部分的收割机器。不仅成本低而且实用的机械充分体现基层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加上政府的支持,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农业试验机构对尚需改良的农器具进行说明,如农具旋转轮。因为我国以农业为第一产业已经很多年,现代科学不发达。陕西省乡村比较贫困,如果盲目仿效,效果有所不佳,实力有所不理想。收割机是由本研究所辅助制成,一次试验由于材料经费的不足,没有实现成功。以铁为宜,乙部以推动车;前造车辕及装麦框等制造,以木质为宜。这种成本低又实用的机械足以反映当时劳动者的创造力。此外,农业机械的改良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示范推广。农业试验机构对于尚需改进的农具也有了相关说明:“案查本县龙桥镇民人王金详本年五月二十六日呈,麦明农具平衡旋转式人力收获机初试生效,恳请襄助提倡将精深研究以实现,以利民生事。窃惟我国以农业主国已数千年,迄今鲜有进步者原因多而器具不良。今现代科学发达,欧美农具用机械站以农产日丰。饬令该民将机件送所研究,查此项机件试验成功应详加研究,切实改进期臻完善。如果适用该所,酌予资助。”这封关于对人力收获机给省政府的信函,也从侧面反映了民间发明尚需在官方的支持下发挥更大的作用。总的来说,陕西省农机具的引进与改良在近代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效用。但受限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只存在于部分农业条件较好的地区。抗日期间的大规模生产运动使陕西省延安市有了农具厂,专门生产所需棉花及农器具。陕西省边区的军民响应国家鼓励拉动人民积极参与,亲身参与制作的政策,自主研发小型农具。各种灌溉、耕地、弹扎花的机器在农村地区应运而生。但是这些工具的作用小和单一,使得农业生产的其他生产过程不能有效率的进行,陕西省的农业机械化运动前景一片茫然。近代的中国不仅有本国原有的农器具,还有国外引进的洋设备。陕西省农改所为实现农业科学技术更快更远的发展,与其他省相互学习外国专家特别像美国的一些好的经验。陕西省使用新式农具是本省发展的根本。省政府派遣了陕西省的科研人员多次赴京请教美国专家,共商适合陕西省地貌的农业耕作、灌溉等方面的生产技术。然而当时社会存在不稳定因素,关中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的优势条件应该更快引入新式农具生产,是陕西省人民都希望看到的。近代产生了很多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灌溉类器具,而且更多的农业机械应用到了缓解水灾和旱灾的压力。在来往的公函中,我们可以看到:“敝省位居关中,有辽阔之平原,极宜机械耕作。中美农业考察团曾经建议政府列本省为农业机械化实验区。敝省更因水利失修、干旱频仍,亟应凿井灌溉。已故敝省亟须曳引机、凿井机、抽水机以及其他新式农具,倍能凡速实施农业机械化之计划。欣闻贵处备有上项机械,可予廉价配售或租借,供各地公私农业团体施用。用特函恳贵处惠将上项农业机械种类规格,可供数量及各项申请办法见示以申请备。”这些有限的农机具不仅解决了当时农业生产的需要,还为陕西省近代农业机械化的实施提供了条件。1934年,咸阳县派员前往购买两架,群众称带轮拉锄机“经济适用,造福农民”。同时,将8架拉锄机运往渭南县植棉指导所、上庄繁殖场及赤水农会使用。初期制造的拉锄机,经过群众在生产中的实际使用后,有得到改进,由原来一张到人,改为3刃,有利于调整棉花行距。1938年,陕西省农业改进所成立后,在关中地区推广棉花单行、双行条播机、改良拉锄机和五齿中耕器,并开始使用背负式喷雾器防治害虫。这些新式农具的使用,大多限于农场及铁路沿线交通便利的少数重点农村,未能大面积全国推广。1946年5月,中国农业机械特种股份有限公司与陕西省农业改进所协商,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给中国建立农具厂的设备,在陕西省设立农具制造厂,由美国供应机器材料、活动厂房等。后因战争影响未能实现。同年,洛川县安改士发明收获机,三原县王金祥发明人力收获机,经陕西省农业改进南泥湾部队仿制风车,都用于生产。1943年,春耕开始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向延安等县调剂犁铧1万余张,支援春耕生产。
(四)近代土壤肥料技术的引入及发展
我国农业发展的过程,有机肥是用来实现“地力”的传统。近代,化肥的发展,促使农业生产过程当中,越来越多地施用化肥,有机和化肥相互结合施用愈加普遍。近代以来,化肥施用在清朝末期的条件下,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到20世纪初,每年的化肥产量持续很少。为了进一步技术服务,才采用现代科学实验的方法,科研人员进行化肥实验。其中,遵循3项方针:“一是施肥以有机肥料为基础,化肥为辅,相互作用;二是施用化肥主要成分是硫酸铵,其他为辅;三是各种农作物主要是小麦、玉米,其他作物为辅。”这些方针,对我国化肥的推广有很重要的意义。近代的农业科技,将土壤所需营养细分,并且提出农作物生长基本元素包括“氮”“磷”“钾”3种。而化肥产生和应用是建立在植物生长元素的分析和补充。这种条件对化肥的应用,显得有效而精确。肥料使用离不开土壤情况的研究,这样化肥的使用与土壤状态密切相关,只有对土壤进行研究,肥料改革才有动力。天府之国的关中地区是我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种植区和中心区。近代科技生产认识到土壤的作用不仅局限于以往的研究,更多的需要我们更加从理性的角度客观的认识对土壤分析。先人已经认识到土地、植物、气候条件是一个简单的生态系统,植物的生产过程和气候因素影响植物的生长过程没有研究清楚。近代调查发现水、肥、气、热是决定土壤条件的重要因素,想要获得优质土壤,首先对土壤中的氮、磷、钾进行调查。为了土壤调查的方便,陕西省成立了专门的土壤研究机构。中央地质所于1935年派员亲赴渭河进行土壤情况研究。1937年在陕西、甘肃两省近3个月的土壤调查为中农实验所研究了土壤状态、水分、防冲蚀的问题,得出了陕西省土壤状况的直接资料。陕西省乃至我国施肥历史悠久,肥源丰富,有机肥在古代已有100多种。到了近代,肥源不能满足要求,但我国施肥的历史悠久,肥料资源丰富,主要施用的有机肥在明清时期已经达100多种。然而,到了近代时,肥料资源仍然不能满足需求,许多地方还是缺肥。兽骨施肥的方法很早就被我国农民发现,并在许多地区大面积采用,主要包括骨灰和骨粒两种施用方法。然而,从经济与科学的角度来看,大多存在营养成分损失多,肥效迟缓等问题。于是,1938年开始,以四川省农业改进所为代表的农业机构开始倡导施用蒸制骨粉。骨粉经过蒸制后,易于粉碎,也便于分解,使营养成分得到了较好的保留。陕西省的部分地区,也在当时大量推广使用了蒸制骨粉,使水稻的产量普遍提高。推广绿肥也成为了解决当时肥料不足的有效措施。1941年春,陕西省成立粮食增产委员会,由中央农业实验所派员任土壤肥料专业督导。对化肥的引入及推广弥补了传统肥料技术的一些固有的缺陷,改变了作物施肥的单一模式。化肥技术本身所具有的优势,也使得肥料的施用更为精确,也更有针对性。这些改良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使得国内的肥料科技进一步发展,也生产出了更加适应中国农业实际的肥料。从这一点上来说,近代陕西省农业的进步是离不开土壤化肥技术的引进及其本土化的。粮食安全问题是针对陕西省长期以来不存在规律,而是由外在因素如气候、地理位置、制度建设等因素。陕西省的目标是提高生产力,增强科技含量,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产素质水平,进而提升效率和提高产量。在确保陕西省粮食供给充足的情况下,增强品种发展水平,利用好政策和资源优势,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程度,为陕西省带来新的优势和持续稳定的发展。确保粮食安全的情况下,发挥经济比较优势,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促进粮食发展。
二、陕西省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科技概况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人民公社解体,陕西省重新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人民公社化的进程,开始实施从省到乡层层农业科技服务的机制。西北地区在全国经济社会条件发展相对落后。在经历了清政府、国民政府到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以来,总的分为陕北、陕南、关中地区,总的是一个气候差异、地势差异、经济发展差异比较大的一个省。陕北地区处于高原地带,陕西省地处西北地区,主要采用养牛和种杏的方式,关中地区位于平原上加上土地肥沃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先天优势,不仅发展了秦川牛,而且种了水果像苹果、橘子、猕猴桃,陕南地区主要是种植药材经济作物。对于陕西省的农民需求的技术主要集中在隔河的陕南地区。相对来说,陕北和陕南地区相对于关中地区,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较差,而中部地区中省会西安市因其优越的条件,成为了陕西省80%人才的聚集地,目前掌握了像复种、病虫害防治、疫情免疫、良种培育等优质生产技术。
陕西省因其独厚的地理位置,一直是中国的农业大省之一。现代农业中,农业对于陕西省经济的增长更是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农技服务体系很长时间方式单一和效率低下是陕西省的普遍现象,农业崭露头角,农民收入提高的靶目标逐渐才能实现。现在的陕西省除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外,还有科研所、植保站、土肥站、畜牧兽医站、种子企业等科研技术机构,是以乡镇县为基础的农技服务推广体系。形成了县、乡(镇)农技推广机构为基础的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截至2016年年底,陕西省具有各类农业专业技术协会及农民合作组织856个,惠及陕西省30多个县。到2016年年底,各类农业专业技术组织达到1523,合作组织成员达到121 840户,其中,农民成员有118 520户(占整体的96%)。可是,越来越多的社会农业组织加入陕西省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进程中来。这一现象,陕西省农业科技成果整体以提高收益为原则,现行体制及机制为契机,推进农机服务机构、科研高校、涉农企业及科技型企业对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推广和应用。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与指导下,陕西省涌现出了一批先进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模式,针对各区域自身的特点,均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推广试用,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问题的产生。在陕西省关中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因此,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及应用也进行得比较顺利,陕北和陕南地区,由于恶劣的地理及自然环境导致了许多农业科技成果无法实施。因此,陕西省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着严峻考验,如何提高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及应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则成为各级农技推广服务机构的首要任务。陕西省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坚持“政府主导、多元发展”的道路。具体措施是:公益性主导,经营性为辅,实行“一主多元”的发展方式,成功实践了集权、农民专业协会、农业院校为主导、技术产业化发展模式等具有当地特色的发展模式。“公益性为主”是加快构建公益性推广服务机构为主体,加大政府在农技推广方面政策、资金、技术及人员装备等方面的提供力度。“经营性为辅”是指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的发展方式,凡是为农技服务的主体,政府采取扶强扶优的原则,扶持其发展。
从农户的角度出发,对农技推广过程中有关技术需求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所有数据来源于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临潼区、杨凌区、蓝田县及周至县的实地调研,调研采用实地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并发放问卷600份,剔除部分不合格问卷,有效样本达534户,有效问卷占比为89%。
三、陕西省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概况
在国际环境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应该拥有一支国家农技服务队伍。我国又是经济和人口大国,只有拥有属于自己的服务体系,才能为政府更加承担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支持农业的发展。客观准确地确定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在生态系统的定性定位,事关改革的长治久安。截至2016年,陕西省可耕地面积约为3995万公顷,与2015年相比仅增长001%;年内增加耕地面积减少6576%,陕西省较我国其他省份而言,农村规模比较小,规模低,在市场流通不具有竞争力。随着城镇化加快新型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包括公共服务机构、合作经济组织、龙头企业、其他社会力量、公益性和有偿性服务相结合的系统。要想发展好该体系,必须把工作中心放到基层农技服务体系中去。基层服务体系作为与农民直接有联系的体系,以其独特的性质和位置,必须依靠公共服务得以发展。一方面随着服务工作的深入推广,省政府的负担过重和压力过大;另一方面政府和农民、科研人员、宣传服务人员缺乏有效沟通,这导致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技服务体系逐渐落后的结果,农业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而信息来源的方式有政府主导型传播、大众媒体传播、人和人相互传播等方式。政府发布的信息本来没有。虽然大众媒体的宣传影响力大但是由于一些商家虚报谎报营业执照甚至买卖违法商品,给农民的生产带来了损害。由于假冒伪劣商品的难以辨别性和请专家识别的高成本,导致难以直接阻止农民买到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事件的发生。
2016年陕西省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35%,其中,农作物良种在技术进步贡献率中所占比例超过7%,但同农业发达省份相比,依然有较大差距,这些差距具体表现为:首先,农业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尤其是产业发展关键技术和原始性创新技术的对外依赖情况较为严重,产前、产中和产后集成与配套技术的供给数量明显不足。其次,农业技术的应用能力不足,研发人员、推广人员和使用主体的素质普遍不高。最后,农业科技服务体制不顺,科研系统、教育系统和推广系统处于相互独立的运行状态,彼此之间缺乏应有的沟通及联结。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建立完善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陕西省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形成了省、市、县3级推广体系。受经营主体同质化和市场发育程度低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最初农业科技服务体系运行机制大多依照政府部门相关的农业政策进行构建,技术服务的内容集中在农业生产产中阶段,推广路径也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特征,其根本目的在于最大限度上保证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不可否认的是,该机制在计划经济时期对大范围普及农业知识,提升农民科技素质以及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种以政府为中心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在运行过程中的弊端与问题日益凸显。具体而言,第一,政府与微观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行为目标存在较大差异,自上而下的技术传递途径严重忽视了广大农民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技术研究、推广和使用环节之间互相割裂的状态,缺乏足够的协调和统筹。第二,农户分化背景下形成的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使公益性农业技术资源供给不足,所谓农户分化是指由土地制度改革、工业化城镇化推进以及要素市场逐步健全等因素引发的农户从以高度同质化为特征的传统单一型农业向多元化现代农业转变,并最终使农户分化为不同种类和不同规模的异质群体,即分化为:小规模兼业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这些异质类农户在生产目标、经营规模、知识结构、理论水平、风险态度等方面表现出一定差异,因而对农业技术及其传递路径的需求也有所不同,仅靠一元化农技供给主体显然无法满足不同类型农户的需求。
因此,陕西省的农业科技服务必须注重各类农户对农业技术的需求,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从需求动向来说,根据自身质量需求能在市场上买到更合适的有质量保证的生产技术,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实现了科学成果到现实生产力的转变,采用公益与有偿服务相结合的体系。为深度实现文明和谐、共同服务、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积极发展民间科技服务组织,大力推进科研投入,大力招商引资,让龙头企业带动陕西整体发展全方位从科技投入开发和成果实现体系化的科技服务。
农业科技服务是实用技术和科研成果顺利有效地应用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农业科技服务体系问题的探究和机制优化方案的设计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民增产增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理论意义。从农户技术需求特征视角,探究陕西省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化趋势下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创新问题,围绕异质类农户农业技术需求的差异化、多元化发展,优化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探析同异质类农户农业技术需求相匹配的农业科技服务模式及实施方案,有助于丰富农业科技服务理论体系,化解现阶段陕西省农业科技服务过程中面临的理论指导困境。另外,对异质性农户技术需求契合度进行分析,深化农户生产行为理论的研究,有助于完善农户行为理论的研究体系。
(2)实践价值。通过对陕西省不同农户农业科技供需的调研,分析小规模兼业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经营户等异质类农户供需契合状况,构建同异质类农户需求相适应的农业技术供给与服务方案,实现了农业科技服务的针对性和匹配性,在最大程度上提升了农业技术的推广效率。另外,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优化为农户技术需求信息的反馈和传递创造了条件,有助于在农业技术研发、推广及应用环节形成良性循环,实现科研和生产更好地对接,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与转化的效率,对于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一节陕西省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演变
中国陕西省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是集经济政策、人口要素、生态环境、资源禀赋及地理人文等多种要素相互耦合的复杂社会服务体系。随着陕西省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和提高,农民对农业技术的需求层次和采纳意愿逐渐发生了改变,而且不同空间和时间带来的技术成果的差异明显,使得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内容和形式差别很大。但从本质上,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建立、发展及完善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为目的,其核心都是为农业服务的体系。
总的来说,陕西省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发展与变迁可以分为原始阶段、政府主导阶段和多元化主体参与阶段,不同阶段的行为主体和推广模式存在显著差异。下面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就我国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演变过程进行阐述。
一、陕西省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原始阶段
陕西省的农业技术文明可以追溯到男耕女织,完全可以独立生活的原始社会。4000多年前尧舜禹时期有后稷开始教授种植谷物和嫁接作物。随着人类发展进步,先后王朝阶段对于农业技术服务具有重大影响的是先秦时期。特别是秦孝公时期的改革,开荒地,变制度,到后来就有了更好的代田法和区田法,产生了初期更加系统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汉唐时期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经营和发展关中农业,关中农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汉武帝时期关中地区引进了来自黄河下游地区的冬麦(当时叫宿麦),最后汉朝结束之前冬麦栽培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唐朝时候为关中地区带来了普通筒车、高转筒车和立井水车等工具用以从渠中取水灌溉使灌溉面积和灌溉效率带来了长足的发展。唐朝北宋时首次在陕西省推广借款扶农政策,即农民用从中央借来的钱买种子耕种,在秋收后再用卖农产品获取的收益偿还借款。明成化时期,陕西省榆林边是使用渠水的地方,种稻类、蔬菜等农作物,此时的农业种植技术、水利灌溉及开荒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由于汉南地理位置和气候变化,适合推行二季轮作。清朝时期高产耐旱、适应性广的玉米和湖广、川蜀等大量的移民进入陕南,到了清朝后期,玉米在陕西省已经得到了大力发展和普及。
二、近代陕西省农业科技服务体系阶段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英法等列强在中国倒售鸦片,咸丰时期陕西省效仿国家征收鸦片税中国也是内忧外患。国内又不得不筹集军事费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为了促进陕西省对鸦片的控制,同治年间,当地巡抚刘典带领下,罂粟种植成为一种选择但是要实施征收鸦片税的举措。全省的种植面积和种植规模扩大,一定程度减轻当时中国面临的社会压力。陕西、甘肃两省在左宗棠的指导下设局教习纺织。光绪年间政府设立陕西省营田局,主要开垦荒地近4 000余顷。光绪三十年(1905年)陕西省出现了美利奴羊,改良当地居民养殖品种。民国时期,1921年陕西省出台《种棉规则》;建立农业示范田和培育农棉良种;为了响应国家农林部优良品种的选择,陕西省建立优良品种繁殖基地,后改名西北区服务繁殖站;陕西省派遣专业人员巡查监督小麦服务体系的完成度;培育谷物、洋芋和黑豆等和引进黑麦、番茄、丝瓜、卷心白菜等品种。1929—1931年,陕西省连续3年旱灾,种植面积、范围锐减,农业受到伤害。陕西省农业建设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重视。
三、中国遭受重大变革时期陕西省农业科技服务阶段
民国时期,陕西省连续3年,种植面积和种植规模遭受重创。1930年进行修农渠灌溉。1934年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承担西北农业科研、生产和技术服务。卢沟桥事变后,为了陕西省更好的发展,陕西省成为战争的后方力量,邀请中东地区农业专家进行研发、品种选育及宣传服务,西北地区种植作物如棉花增加了10倍,产量和种植面积得到短期的发展。国共内战,陕北关中成为战场,关中的劳动力也不能继续农业种植而加入军队,战争对关中地区的土壤和农作物造成破坏,整个陕西省都受到极大影响。
四、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陕西省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战胜国的我国也是呈现一片凄凉的景象,陕西省到处民生惨淡,因此我们急切首先需要恢复生产和发展农业来维护党的领导。陕西省的农业恢复追溯到当年5月,全省解放区进行剿匪运动、减少利率和土地运动,农民对于土地自己当家做主。3年实践,陕西省积极开展生产代表大会、动员大会等会议,大大激励人们的创造性。还有干部和专家共同实地考究田地,切实解决问题。
抗美援朝停战以后,国家从长远的角度巩固政权稳定和农民的急切需求发展农业,陕西省有兰花麦、蓝芒麦、武功27号的培育,互助组30万个,农户达上百万户。县级设农科所、公社设农科站、大队设农科队、小队办实验组,这种体系从湖南引进,得到了上级政府的财政支持,形成了“陕西省四级农科试验网”。虽然一定程度实现了增产增收的目标,但是由于政府主导式命令带来的弊端使农业技术服务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和广泛的应用。陕西省农业部重新有了继续推进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工作,农技服务体系出现短期繁荣。然而,新时期的挑战没有结束,政府主导式农技服务是陕西省政府作为服务过程中的唯一服务主体,科研院所和陕西省西北农学院等高校研发的产品类型和具体特点完全由省政府指定的,服务组织和技术交易全都政府说了算,农民农业上成果的来源也是政府。虽然政府占据此时服务体系的制高点,但是它也是承担了农业服务体系宣传工作的全部成本费用。省政府没有通过科研所和省高校研究基地将他们的科研成果流通市场,而是让自己的技术人员对农户进行培训。不仅因为技术扩散是纵向的,农技服务从省政府到农民的服务方式,而且科研部门根据省政府的要求研发产品,无偿交给政府的模式,也让服务体系更加难以被广泛认可和实现服务体系的供给平衡。
第二节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运作机制
一、农业作物及工具的分析
(一)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棉花和小麦的引种及其本土化
在19世纪末期,美棉在民间依靠多种来源传到西北部,被老百姓称为“洋花”,是当时优质高产品种。民国建立后,陕西省陆续传入一些棉花新种。1918年的小洋花,1926年河南省的灵宝棉,又称为徳棉。民国18年,陕西省大旱,接受陕西美棉种200吨,来赈灾。1933年,陕西省建设厅于长安试种繁衍脱籽棉。1934年,陕西省棉改所成立后,在泾阳、大荔设立棉厂,从事棉种改良,引进4号斯棉、徳棉,更换脱棉。引进的过程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漫长时间的发展变化。无论是最初单一品种的引进还是到后来多种棉种的种植,都是结合陕西省当地生产的实际情况进行的。另外,外来新品种的引进,要充分考虑到风土适应性的外部条件,除了传统理解层面对环境的适应外,还包括引入后自身的改良和变异。而近代陕西省的棉花新品种,面临着同样两个问题,因此,当时的棉花新品种的引进工作主要围绕适应性和变异性开展的。1934年,陕西省建设厅响应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号召成立选育纯良品种、指导棉农、发展农户的服务流程。基于当时黄河沦陷的状态,陕西省成为一大推广中心。1936年,陕西省获得财政拨棉近5000千克斯棉及徳棉种子近4000千克试验推广。1937年,试验成功,并在陕西省大为推广。全面抗战时期,全国经济委员会在陕西省专门设立棉改所,国民政府设立西北中央农业试验棉工作站、农业推广棉产分处,来提高西北棉花质量和产量。1934年,国民党于右任先生任命西北农学院的杨蕴章老师为场长,创办斗口村式农业试验场,现在的陕西省棉花研究所西北中央农业试验所棉作系工作站、农业推广处棉产改进分处,以提高西北的棉花产量和质量。陕西省棉种场1943年成立,用于研究棉花优良品种。陕西省的关中地区因为有大面积的棉花良种,后来成为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的原棉种植培养基地。陕南地区同时有很多的棉种实验基地进行试验发展,并且获得了大量的成果。据陕西省原有农改所的资料显示,陕南农场于20世纪中期进行了棉花育种和种植栽培试验。其中,1941年美棉种比较试验;1941年棉麦栽培试验;之后两年的棉种比较试验。1948年的试验报告显示,本试验系与中农所联合,是全国性的品种适应试验。其最终目的是寻求适应陕南自然条件的最优美棉品种以供选育和推广农技服务体系的发展。本次从上年开始进行,本年是第二年。地点本场自上年起开始进行,本年为第二年。地点:南郑县凹时农场。时期:1948年4月下旬至11月底止。结论:以中农德宇24-424较为优异,川农28-1199次之,得出了优良品种排序。
中国现代引进的国外农业科技,首先是体现在栽培耕作上。棉花的发展史是近代大规模经济作物成功的标志。早在19世纪末,郑观应在上海谈判中对中国近代引进的国外农业科技,主要是栽培种植。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在上海时考究外洋种棉花的方法,在于先买籽,再试种。当时的官员张之洞也认可美国的陆地棉最优,是湖北织布局的棉花原材料。他提出棉花朵大棉多,绒的细度长度,颜色的白度和亮度,带来收入和质量的发展,是以各国讲究种棉的品种来源地,大都选择美国的棉品种。美棉就这样在各地流行起来,在引进美棉的过程,有持土质及棉花来化验的人,化验人员先考察其优劣,并登报宣传。在美棉生产过程中,多比较不同品种的优劣,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优劣。传统中国经验农学的不足,假借引种之事,提出可行之法。
(二)小麦的引种及其本土化
小麦是我国传统作物之一,在中国的饮食文化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小麦历史传播的时间里,既有从关外到中原的由西到东的传播,也有从北到南方不同发展程度之间的引进和传播。经历了上千年的蜕变,到了近代陕西省小麦的重要性不可言喻,这一时间段的小麦试验成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1934年年初,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在陕、甘、宁、青考察选种穗苗32 042个,1935年引进品种潘西维尔世界小麦1220种、中国的小麦1973种。通过各种实验,结果表明,陕西省蚂蚱麦总体表现态势较好。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农艺学科所所进行的较重要的农作物栽培试验工作,获得了较完备的成果,前前后后育成了各种优良品种22种。同时,还进行了小麦播种法、播放数量、化肥用量的实验,小麦和黑麦杂交育种实验,小麦成熟抵抗雨雪的初级实验研究。陕西省自育引进农作物新品种主要包括陕农自育加引进农作物品种如陕农7号、蚂蚱麦、蓝芒麦、西北302、60号、大荔四强麦、武功27号及金大2905、中大2419等小麦优良。1940年,陕西省就有小麦优良品种“陕农七号”,西部有“陕农七号”“泾阳60号”。1940年,陕西省已有陕农七号、泾阳60号、129号及武功27号等优良纯系的引进。它们均属于陕西省当地的蚂蚱麦。除“泾阳60号”外,其他品种形态难以分别。当时,根据陕西省小麦实验计划,除区域实验、优良品种栽培和品种鉴定之外,在关中地区大规模采集单穗,种植在渭南、富平、兴平等县城的品种有碧玉麦和中农28号等小麦蚂蚱麦。1937年,抗战打响后,中国大部分农业富庶的地区深受战争的影响沦为贫瘠之地。陕西省是大后方的主要粮产地和棉产地之一。战区人口的转移使陕西省人口骤增,带来粮食棉产地之一。战区大批人口,内迁来陕,粮食不足成为当务之急。金陵大学在陕西泾阳的西北农事试验场曾育成“蓝芒麦”的良种,并于1936年开始推广,取得一定的成效。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从1934年起,经过对陕、甘、宁等地区3万余个小麦单穗的采集,进行纯系育种,成功育出了“武功27号”小麦,也于1939年秋开始推广,一时成为西北地区最好的小麦良种。1946年开始,陕西省农校针对陕北的小麦,实施小麦品种实验计划,围绕陕西省优良小麦品种比较实验、美国小麦品种比较实验、潘氏小麦品种比较实验3个方面开展的科研攻关。陕西省的实验材料共25种,包括6个陕西农业改进所,4个金陵大学泾阳西北农场,8种纯系品种和6种杂交品种。美国小麦实验主要测验引进外来品种在本土的适应能力,选育出宣传推广的品种及杂交样本。实验包括28种美冬小麦、11种美春小麦以及泾阳小麦。潘氏小麦品种比较实验中,进行小麦各种研究和杂交亲本选择,选择培育出优良纯种作物。农作物的生产由多个环节组成,从种植到结果,需要多种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活动。传统生产活动中,我们十分重视农具以及肥料的作用,因为它们是农业生产过程影响产量质量的因素。近代农业在农机和土壤肥料取得长足发展,推动了农业的发展进步。陕西省在引进这两项技术后,原有基础上的改良,是本土化的重要反映。1947年,碧玉麦和蚂蚱麦为亲本进行杂交,终于成功选育出优良小麦种“碧蚂一号”。其综合品质和单位面积产量等方面指标,均优于当时的优种302号,因此可以作为替代品种。1948年,碧蚂一号在陕西省关中进行的区域试验。近代陕西省小麦育种取得了优良成绩。近代试验科学方法使农业育种工作取得不错的成果。陕西省最早的农业试验机构西安西关农场的服务人员便用纯种混合选育了兰花麦。1948年,碧玛一号的成功使黄河中下游整个地区乃至全中国受益。小麦在我国普遍种植于西南部各省以及长江流域,而陕西省就在其中。陕西省农林改良作物的繁殖场进行的一系列试验,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当时,陕西、河南等省进行的多次示范性比较试验来检验数十种杂交蚂蚱麦的适应能力。通过冬季播种,观察者根据土壤和气候的条件,我们得到小麦的缺苗、冻害以及病虫害的情况,以寻求更好的种植地和优良品种。陕西省为广大百姓提供基础生活所需要的农作物是玉米和小麦。陕西省农业水平的进步,一定程度上要看小麦的种植水平。因此,陕西省开展农业生产活动中,小麦的发展完善和宣传推广的作用十分重要,大力地支持了陕西省经济水平的提高。引进、改良、推广陕西省优良的小麦品种,使其更适应本土环境和增强其技术性。在与本土的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实现陕西省农业科技迈向新的高度。
(三)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农业器具的发展
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工具,经历了2000多年的蜕变有了之后的金属农具再发展成了现在的农业机械的历程。农具是农作物生产以及其他作物种植必不可少的部分,为农作物的种植耕作收获提供了重要支撑。随着西方化的文化传播中,器具的传播成为现代农业的转型良方。近代中国的农机工具,传播初期大多是从国外进口。农田抽水机在农学报也有记载,拟于湘省设立水利公司,购办汽机,置于底水区。我国农业应定大农方针,引进西洋农器,早期为西北开发农业生产的证据。中国畜牧机械方面,引进俄罗斯的割草机和孵化器。清华大学创办的北京模范农场,有奶牛饲养、乳制品加工及消毒、饲料储藏等设备。农业机械化先驱设立现在的南京农业大学农具院。作为机械学家和机械工程教育家,为我国实际情况的农业器具发展带来贡献。总体,不管是清末还是近代,农器具涉及加工、种植、养殖等多个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大量引进农器具并未投入实际生产过程,继续沿用传统农器具。陕西省近代农器具的引进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这一时期的新式农具比较单一,多是为了植棉所采用的农具,如棉田中的拉锄工具、棉花播种的条播机以及喷雾器等。1933年,陕西省机器局曾研制水车、汲水机、凿井机等1050种。1947年,陕西省农改所购于西北股份有限公司的汲水机,用来关中灌溉。当时,陕西省建筑厅曾令陕西省农改所所筹办的小型机械农具试验所,把大荔农场改为农器具示范场。用小型拖拉机带圆盘耙、耕作器、条播机等来进行机器耕作。省农改所拟建立近10处农具修理站,来修理旧物具和解决新式农具的使用问题。1948年6月,“二战”后的国际环境让联合国善后救济署委员会来函请求陕西农改所,购置农业机械器材和农业器具,随着后来西安的解放,一直未付诸实施。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普通农民的创新在陕西农器具的近代化进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农民李育惠的收麦机是以旋转轮做轴,由刀叉柄和收麦网组成的共甲乙两部分的收割机器。不仅成本低而且实用的机械充分体现基层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加上政府的支持,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农业试验机构对尚需改良的农器具进行说明,如农具旋转轮。因为我国以农业为第一产业已经很多年,现代科学不发达。陕西省乡村比较贫困,如果盲目仿效,效果有所不佳,实力有所不理想。收割机是由本研究所辅助制成,一次试验由于材料经费的不足,没有实现成功。以铁为宜,乙部以推动车;前造车辕及装麦框等制造,以木质为宜。这种成本低又实用的机械足以反映当时劳动者的创造力。此外,农业机械的改良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示范推广。农业试验机构对于尚需改进的农具也有了相关说明:“案查本县龙桥镇民人王金详本年五月二十六日呈,麦明农具平衡旋转式人力收获机初试生效,恳请襄助提倡将精深研究以实现,以利民生事。窃惟我国以农业主国已数千年,迄今鲜有进步者原因多而器具不良。今现代科学发达,欧美农具用机械站以农产日丰。饬令该民将机件送所研究,查此项机件试验成功应详加研究,切实改进期臻完善。如果适用该所,酌予资助。”这封关于对人力收获机给省政府的信函,也从侧面反映了民间发明尚需在官方的支持下发挥更大的作用。总的来说,陕西省农机具的引进与改良在近代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效用。但受限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只存在于部分农业条件较好的地区。抗日期间的大规模生产运动使陕西省延安市有了农具厂,专门生产所需棉花及农器具。陕西省边区的军民响应国家鼓励拉动人民积极参与,亲身参与制作的政策,自主研发小型农具。各种灌溉、耕地、弹扎花的机器在农村地区应运而生。但是这些工具的作用小和单一,使得农业生产的其他生产过程不能有效率的进行,陕西省的农业机械化运动前景一片茫然。近代的中国不仅有本国原有的农器具,还有国外引进的洋设备。陕西省农改所为实现农业科学技术更快更远的发展,与其他省相互学习外国专家特别像美国的一些好的经验。陕西省使用新式农具是本省发展的根本。省政府派遣了陕西省的科研人员多次赴京请教美国专家,共商适合陕西省地貌的农业耕作、灌溉等方面的生产技术。然而当时社会存在不稳定因素,关中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的优势条件应该更快引入新式农具生产,是陕西省人民都希望看到的。近代产生了很多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灌溉类器具,而且更多的农业机械应用到了缓解水灾和旱灾的压力。在来往的公函中,我们可以看到:“敝省位居关中,有辽阔之平原,极宜机械耕作。中美农业考察团曾经建议政府列本省为农业机械化实验区。敝省更因水利失修、干旱频仍,亟应凿井灌溉。已故敝省亟须曳引机、凿井机、抽水机以及其他新式农具,倍能凡速实施农业机械化之计划。欣闻贵处备有上项机械,可予廉价配售或租借,供各地公私农业团体施用。用特函恳贵处惠将上项农业机械种类规格,可供数量及各项申请办法见示以申请备。”这些有限的农机具不仅解决了当时农业生产的需要,还为陕西省近代农业机械化的实施提供了条件。1934年,咸阳县派员前往购买两架,群众称带轮拉锄机“经济适用,造福农民”。同时,将8架拉锄机运往渭南县植棉指导所、上庄繁殖场及赤水农会使用。初期制造的拉锄机,经过群众在生产中的实际使用后,有得到改进,由原来一张到人,改为3刃,有利于调整棉花行距。1938年,陕西省农业改进所成立后,在关中地区推广棉花单行、双行条播机、改良拉锄机和五齿中耕器,并开始使用背负式喷雾器防治害虫。这些新式农具的使用,大多限于农场及铁路沿线交通便利的少数重点农村,未能大面积全国推广。1946年5月,中国农业机械特种股份有限公司与陕西省农业改进所协商,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给中国建立农具厂的设备,在陕西省设立农具制造厂,由美国供应机器材料、活动厂房等。后因战争影响未能实现。同年,洛川县安改士发明收获机,三原县王金祥发明人力收获机,经陕西省农业改进南泥湾部队仿制风车,都用于生产。1943年,春耕开始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向延安等县调剂犁铧1万余张,支援春耕生产。
(四)近代土壤肥料技术的引入及发展
我国农业发展的过程,有机肥是用来实现“地力”的传统。近代,化肥的发展,促使农业生产过程当中,越来越多地施用化肥,有机和化肥相互结合施用愈加普遍。近代以来,化肥施用在清朝末期的条件下,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到20世纪初,每年的化肥产量持续很少。为了进一步技术服务,才采用现代科学实验的方法,科研人员进行化肥实验。其中,遵循3项方针:“一是施肥以有机肥料为基础,化肥为辅,相互作用;二是施用化肥主要成分是硫酸铵,其他为辅;三是各种农作物主要是小麦、玉米,其他作物为辅。”这些方针,对我国化肥的推广有很重要的意义。近代的农业科技,将土壤所需营养细分,并且提出农作物生长基本元素包括“氮”“磷”“钾”3种。而化肥产生和应用是建立在植物生长元素的分析和补充。这种条件对化肥的应用,显得有效而精确。肥料使用离不开土壤情况的研究,这样化肥的使用与土壤状态密切相关,只有对土壤进行研究,肥料改革才有动力。天府之国的关中地区是我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种植区和中心区。近代科技生产认识到土壤的作用不仅局限于以往的研究,更多的需要我们更加从理性的角度客观的认识对土壤分析。先人已经认识到土地、植物、气候条件是一个简单的生态系统,植物的生产过程和气候因素影响植物的生长过程没有研究清楚。近代调查发现水、肥、气、热是决定土壤条件的重要因素,想要获得优质土壤,首先对土壤中的氮、磷、钾进行调查。为了土壤调查的方便,陕西省成立了专门的土壤研究机构。中央地质所于1935年派员亲赴渭河进行土壤情况研究。1937年在陕西、甘肃两省近3个月的土壤调查为中农实验所研究了土壤状态、水分、防冲蚀的问题,得出了陕西省土壤状况的直接资料。陕西省乃至我国施肥历史悠久,肥源丰富,有机肥在古代已有100多种。到了近代,肥源不能满足要求,但我国施肥的历史悠久,肥料资源丰富,主要施用的有机肥在明清时期已经达100多种。然而,到了近代时,肥料资源仍然不能满足需求,许多地方还是缺肥。兽骨施肥的方法很早就被我国农民发现,并在许多地区大面积采用,主要包括骨灰和骨粒两种施用方法。然而,从经济与科学的角度来看,大多存在营养成分损失多,肥效迟缓等问题。于是,1938年开始,以四川省农业改进所为代表的农业机构开始倡导施用蒸制骨粉。骨粉经过蒸制后,易于粉碎,也便于分解,使营养成分得到了较好的保留。陕西省的部分地区,也在当时大量推广使用了蒸制骨粉,使水稻的产量普遍提高。推广绿肥也成为了解决当时肥料不足的有效措施。1941年春,陕西省成立粮食增产委员会,由中央农业实验所派员任土壤肥料专业督导。对化肥的引入及推广弥补了传统肥料技术的一些固有的缺陷,改变了作物施肥的单一模式。化肥技术本身所具有的优势,也使得肥料的施用更为精确,也更有针对性。这些改良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使得国内的肥料科技进一步发展,也生产出了更加适应中国农业实际的肥料。从这一点上来说,近代陕西省农业的进步是离不开土壤化肥技术的引进及其本土化的。粮食安全问题是针对陕西省长期以来不存在规律,而是由外在因素如气候、地理位置、制度建设等因素。陕西省的目标是提高生产力,增强科技含量,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产素质水平,进而提升效率和提高产量。在确保陕西省粮食供给充足的情况下,增强品种发展水平,利用好政策和资源优势,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程度,为陕西省带来新的优势和持续稳定的发展。确保粮食安全的情况下,发挥经济比较优势,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促进粮食发展。
二、陕西省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科技概况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人民公社解体,陕西省重新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人民公社化的进程,开始实施从省到乡层层农业科技服务的机制。西北地区在全国经济社会条件发展相对落后。在经历了清政府、国民政府到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以来,总的分为陕北、陕南、关中地区,总的是一个气候差异、地势差异、经济发展差异比较大的一个省。陕北地区处于高原地带,陕西省地处西北地区,主要采用养牛和种杏的方式,关中地区位于平原上加上土地肥沃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先天优势,不仅发展了秦川牛,而且种了水果像苹果、橘子、猕猴桃,陕南地区主要是种植药材经济作物。对于陕西省的农民需求的技术主要集中在隔河的陕南地区。相对来说,陕北和陕南地区相对于关中地区,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较差,而中部地区中省会西安市因其优越的条件,成为了陕西省80%人才的聚集地,目前掌握了像复种、病虫害防治、疫情免疫、良种培育等优质生产技术。
陕西省因其独厚的地理位置,一直是中国的农业大省之一。现代农业中,农业对于陕西省经济的增长更是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农技服务体系很长时间方式单一和效率低下是陕西省的普遍现象,农业崭露头角,农民收入提高的靶目标逐渐才能实现。现在的陕西省除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外,还有科研所、植保站、土肥站、畜牧兽医站、种子企业等科研技术机构,是以乡镇县为基础的农技服务推广体系。形成了县、乡(镇)农技推广机构为基础的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截至2016年年底,陕西省具有各类农业专业技术协会及农民合作组织856个,惠及陕西省30多个县。到2016年年底,各类农业专业技术组织达到1523,合作组织成员达到121 840户,其中,农民成员有118 520户(占整体的96%)。可是,越来越多的社会农业组织加入陕西省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进程中来。这一现象,陕西省农业科技成果整体以提高收益为原则,现行体制及机制为契机,推进农机服务机构、科研高校、涉农企业及科技型企业对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推广和应用。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与指导下,陕西省涌现出了一批先进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模式,针对各区域自身的特点,均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推广试用,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问题的产生。在陕西省关中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因此,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及应用也进行得比较顺利,陕北和陕南地区,由于恶劣的地理及自然环境导致了许多农业科技成果无法实施。因此,陕西省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着严峻考验,如何提高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及应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则成为各级农技推广服务机构的首要任务。陕西省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坚持“政府主导、多元发展”的道路。具体措施是:公益性主导,经营性为辅,实行“一主多元”的发展方式,成功实践了集权、农民专业协会、农业院校为主导、技术产业化发展模式等具有当地特色的发展模式。“公益性为主”是加快构建公益性推广服务机构为主体,加大政府在农技推广方面政策、资金、技术及人员装备等方面的提供力度。“经营性为辅”是指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的发展方式,凡是为农技服务的主体,政府采取扶强扶优的原则,扶持其发展。
从农户的角度出发,对农技推广过程中有关技术需求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所有数据来源于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临潼区、杨凌区、蓝田县及周至县的实地调研,调研采用实地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并发放问卷600份,剔除部分不合格问卷,有效样本达534户,有效问卷占比为89%。
三、陕西省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概况
在国际环境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应该拥有一支国家农技服务队伍。我国又是经济和人口大国,只有拥有属于自己的服务体系,才能为政府更加承担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支持农业的发展。客观准确地确定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在生态系统的定性定位,事关改革的长治久安。截至2016年,陕西省可耕地面积约为3995万公顷,与2015年相比仅增长001%;年内增加耕地面积减少6576%,陕西省较我国其他省份而言,农村规模比较小,规模低,在市场流通不具有竞争力。随着城镇化加快新型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包括公共服务机构、合作经济组织、龙头企业、其他社会力量、公益性和有偿性服务相结合的系统。要想发展好该体系,必须把工作中心放到基层农技服务体系中去。基层服务体系作为与农民直接有联系的体系,以其独特的性质和位置,必须依靠公共服务得以发展。一方面随着服务工作的深入推广,省政府的负担过重和压力过大;另一方面政府和农民、科研人员、宣传服务人员缺乏有效沟通,这导致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技服务体系逐渐落后的结果,农业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而信息来源的方式有政府主导型传播、大众媒体传播、人和人相互传播等方式。政府发布的信息本来没有。虽然大众媒体的宣传影响力大但是由于一些商家虚报谎报营业执照甚至买卖违法商品,给农民的生产带来了损害。由于假冒伪劣商品的难以辨别性和请专家识别的高成本,导致难以直接阻止农民买到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事件的发生。
2016年陕西省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35%,其中,农作物良种在技术进步贡献率中所占比例超过7%,但同农业发达省份相比,依然有较大差距,这些差距具体表现为:首先,农业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尤其是产业发展关键技术和原始性创新技术的对外依赖情况较为严重,产前、产中和产后集成与配套技术的供给数量明显不足。其次,农业技术的应用能力不足,研发人员、推广人员和使用主体的素质普遍不高。最后,农业科技服务体制不顺,科研系统、教育系统和推广系统处于相互独立的运行状态,彼此之间缺乏应有的沟通及联结。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建立完善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陕西省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形成了省、市、县3级推广体系。受经营主体同质化和市场发育程度低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最初农业科技服务体系运行机制大多依照政府部门相关的农业政策进行构建,技术服务的内容集中在农业生产产中阶段,推广路径也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特征,其根本目的在于最大限度上保证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不可否认的是,该机制在计划经济时期对大范围普及农业知识,提升农民科技素质以及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种以政府为中心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在运行过程中的弊端与问题日益凸显。具体而言,第一,政府与微观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行为目标存在较大差异,自上而下的技术传递途径严重忽视了广大农民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技术研究、推广和使用环节之间互相割裂的状态,缺乏足够的协调和统筹。第二,农户分化背景下形成的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使公益性农业技术资源供给不足,所谓农户分化是指由土地制度改革、工业化城镇化推进以及要素市场逐步健全等因素引发的农户从以高度同质化为特征的传统单一型农业向多元化现代农业转变,并最终使农户分化为不同种类和不同规模的异质群体,即分化为:小规模兼业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这些异质类农户在生产目标、经营规模、知识结构、理论水平、风险态度等方面表现出一定差异,因而对农业技术及其传递路径的需求也有所不同,仅靠一元化农技供给主体显然无法满足不同类型农户的需求。
因此,陕西省的农业科技服务必须注重各类农户对农业技术的需求,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从需求动向来说,根据自身质量需求能在市场上买到更合适的有质量保证的生产技术,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实现了科学成果到现实生产力的转变,采用公益与有偿服务相结合的体系。为深度实现文明和谐、共同服务、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积极发展民间科技服务组织,大力推进科研投入,大力招商引资,让龙头企业带动陕西整体发展全方位从科技投入开发和成果实现体系化的科技服务。
农业科技服务是实用技术和科研成果顺利有效地应用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农业科技服务体系问题的探究和机制优化方案的设计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民增产增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理论意义。从农户技术需求特征视角,探究陕西省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化趋势下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创新问题,围绕异质类农户农业技术需求的差异化、多元化发展,优化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探析同异质类农户农业技术需求相匹配的农业科技服务模式及实施方案,有助于丰富农业科技服务理论体系,化解现阶段陕西省农业科技服务过程中面临的理论指导困境。另外,对异质性农户技术需求契合度进行分析,深化农户生产行为理论的研究,有助于完善农户行为理论的研究体系。
(2)实践价值。通过对陕西省不同农户农业科技供需的调研,分析小规模兼业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经营户等异质类农户供需契合状况,构建同异质类农户需求相适应的农业技术供给与服务方案,实现了农业科技服务的针对性和匹配性,在最大程度上提升了农业技术的推广效率。另外,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优化为农户技术需求信息的反馈和传递创造了条件,有助于在农业技术研发、推广及应用环节形成良性循环,实现科研和生产更好地对接,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与转化的效率,对于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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