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4128802
大剑、弯刀、圣十字、投石车……
萨拉丁与狮心王的对抗
骑士团与蒙古西征大军的交锋
百余张精美插图 全彩图文
全景式呈现 十字军东征三大骑士团之——条顿骑士团兴衰史
《条顿骑士团全史》是“战争特典”系列丛书又一力作，《天国王朝：十字军全史300年》姊妹篇。本书以欧洲历史观，全景式呈现三大“圣战骑士团”之一的“条顿骑士团”，在十字军东征漫长的百年间从崛起到没落的完整历史。本书首次采用“年鉴学派”的叙事手法，系统地讲述欧洲各大政治体在“十字军东征”、“北方十字军”、“蒙古西征”以及面对“立陶宛—波兰联邦”崛起过程中的选择和博弈，生动还原历史细节，再现了萨拉丁与狮心王的对抗、骑士团与蒙古西征大军的交锋等战争场景，展现了“条顿骑士团公国”这个中世纪政教合一军事强权的荣辱兴衰。
条顿骑士团全史
楔子：条顿之名——历史上的条顿部族及其精神传承
卷：去往何方
一、骑士崛起——中世纪军事封建领主的出现及其演变
二、白鹰初啼——西斯拉夫人在东欧的扩张和波兰王国的崛起
三、十字军兴——席卷西欧的十字军热潮和先行者们
四、北方圣战——路易七世和康拉德三世尴尬的东征和“文德十字军”
五、应运而生——腓特烈一世的东征和“条顿骑士团”的草创
第二卷：泥沼建国
六、落地生根——“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瓦解和“条顿骑士团”的武装化
七、破土而出——阿卡城内三大骑士团的鼎足而立
八、拉丁帝国——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和条顿骑士团的低潮期
九、黄金诏书——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与“条顿骑士团”外交网络
十、普鲁士人——普鲁士问题的由来和条顿骑士团对当地的征服
第三卷：奔腾年代
十一、宝剑在握——“条顿骑士团”与“宝剑骑士团”的合并
十二、草原帝国——蒙古西征与扑朔迷离的里格尼茨战役（上）
十三、铁骑西进——蒙古西征与扑朔迷离的里格尼茨战役（中）
十四、上帝之鞭——蒙古西征与扑朔迷离的里格尼茨战役（下）
十五、血战冰湖——楚德湖之战和“第七次十字军东征”
第四卷：继往开来
十六、趁虚而入——明道加斯时代立陶宛的内战及与“条顿骑士团”的对抗
十七、圣战落幕——“圣巴萨战争”和“十字军东征”时代的终结
十八、四海为家——阿卡的陷落和“条顿骑士团”的威尼斯时代
十九、新的纪元——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东欧政治格局
二十、但泽血案— “条顿骑士团”侵占波美拉尼亚及德意志王权的纠葛
第五卷：辉煌末路
二十一、战争与和平——“条顿骑士团”与立陶宛、波兰之间的战略拉锯
二十二、西海霸主——“条顿骑士团”的波罗的海霸权
二十三、兄弟阋墙—格迪米纳斯家族的分裂与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建立（上）
二十四、诸子混战—格迪米纳斯家族的分裂与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建立（中）
二十五、夫妻同心—格迪米纳斯家族的分裂与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建立（下）
第六卷：骑士陨落
二十六、剑断旗折—格伦瓦德战役与条顿骑士团的没落
二十七、圣杯倒持——胡斯战争和骑士时代的终结（上）
二十八、轰碎铁骑——胡斯战争和骑士时代的终结（下）
二十九、“后的骑士”—霍亨索伦家族与普鲁士公国的建立
三十、回到原点——普鲁士公国的崛起和条顿骑士团的世俗化改革
附录: 格林瓦尔德战役中的两军军旗
楔子：条顿之名——历史上的条顿部族及其精神传承
事实上今天家喻户晓的“条顿骑士团”（Teutonic Order），其初的全称为“耶路撒冷的德意志圣玛丽医院骑士团”（Order of Brothers of the German House of Saint Mary in Jerusalem）。如果按照字面直译，“条顿骑士团”的真正名字似乎应该叫做“以耶路撒冷的圣玛丽医院为据点的德意志圣战者兄弟会”。如此一来不仅佶屈聱牙，而且给人一种非常不正式的“民间组织”的感觉。那么为什么威风凛凛的“条顿骑士团”的简称和全称之间，会给人以如此的云泥之分呢？或许我们不得不从“条顿”之名和欧洲中世纪的所谓“骑士”制度讲起。
“条顿”在拉丁语中写作“Teutones”或“Teutoni”，早见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史籍之中。用于指代那些生活在中欧北部沿海地区自称“Teutsche”蛮族。根据根据古罗马天文学家克劳狄乌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具体生卒年龄不详，一般认为活跃于公元1世纪）所绘制的欧洲地图，“条顿”部族的主要活动范围为德意志地区北部日德兰半岛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间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
托勒密的这一认知，在古罗马时代便遭到了诸多学者的质疑。毕竟“条顿人”日后与其他日耳曼部落联手南下，一度杀到罗马共和国所控制的亚平宁半岛中部。因此在大多数罗马人的概念里，“条顿人”的活动范围近在咫尺，似乎不应该居住于那么偏远的北方苦寒之地。托勒密这一引发长久学术争议的论断，直到近代才为考古发现所证实。
通过不断考古挖掘，德国和丹麦的历史学家终证实，日德兰半岛在距今3000多年以前，的确曾是古日耳曼部族的重要聚居地域。1921年考古学家在丹麦艾特韦镇（Egtved）附近的一座贵族墓葬中发现一具保存完好的年轻女性遗骸，其死亡年代约为公元前1370年。在此后近一个世纪里，这位被称为“艾特韦女孩”（Egtved Girl），都被视为是条顿等居住于德意志北部地区的日耳曼贵族阶层的代表。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锶同位素检测等高科技手段在考古领域的运用，“艾特韦女孩”的身世却有了全新的解释。
通过保存对“艾特韦女孩”的牙釉质分析，丹麦国家博物馆的研究者认为“艾特韦女孩”并非出生于日德兰，而是来自于德意志南部的黑森地区。而关于她缘何会北上。研究者相信她很可能是通过当时日耳曼诸部之间的政治联姻，而从自己的家乡远嫁到了日德兰半岛。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艾特韦女孩”从黑森来到日德兰之际，怀着怎样的情愫。但毫无疑问的是，当时的日耳曼诸部均饱受着恶劣自然环境的困扰。人们发现她短暂的16岁生命之中，竟有14个年头因饥饿导致骨骼发育延缓，胃里更只能找到一些燕麦、榛子，更多的是杂草籽及鸟食水蓼。
尽管古日耳曼人没有留下成文的信史来记述自身的苦难。但在其口口相传的北欧神话之中，我们仍不难管窥其生活现状：根据日耳曼的创世神话，他们的祖先是天空之神吐伊斯托，他与大地女神伊娃共同孕育了民族神曼努斯。在以日德兰半岛为中心的北欧地区，曼努斯的子孙逐渐占据了整个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地区。
之所以没有选择向温暖的南方迁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当时密布于北德平原之上的高大植被。冰河时代的末期， 一望无际的苔原和桦木丛林遍布整个欧洲大陆的中部。仍处于蛮荒状态的日耳曼人无力对抗丛林中的猛兽，只能借助着航行于江河中的独木舟，向北进入更为苦寒的大海。他们中的幸存者终成为了“海上霸主”——维京人的祖先。
留在日德兰半岛的日耳曼人面对着大自然的严酷考验，常年的冰封、不时窜出丛林的猛兽、可怕的海侵和喷发的火山，共同构成了“诸神黄昏”般的末日记忆。冰霜巨人压垮了彩虹之桥，魔狼芬里厄吞噬了“众神之父”，巨大海蛇耶梦加得的血液淹死了雷神托尔，而“火云邪神”史尔特尔抛向天空的“胜利之剑”终将整个神国化为了灰烬。
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下，为了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日耳曼诸部之间常常会爆发血腥而残酷的恶斗。2015年1月20日，丹麦考古学家便在东日德兰（East Jutland）的一处沼泽中发现数百具骸骨。从其身上的伤痕和散落在周边的斧头、长矛、棍棒等武器来看，这显然是一处2000多年前的战场遗迹，但是研究人员并无法确定他们的真实身份。
根据对地球气象数据的还原。考古学家认为从公元前6世纪左右，日德兰地区在连续几个世纪中都笼罩在可怕的低温寒潮之中。难以为继的生活状况，令包括“条顿人”在内的日耳曼诸部终选择背井离乡，辽阔的欧洲腹地迁徙。而此时来自欧洲中部的凯尔特人已经挥舞着他们的铁制兵器征服了高卢和不列颠群岛，日耳曼诸部无力正面与之交锋，其中一支选择了沿着海岸线向西迁徙，这些被称为“弗里斯兰人”的日耳曼后裔成为了荷兰人的始祖。而更多的则沿着奔腾北来的易北河南下，抵达了富庶的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
在广阔的新天地里，日耳曼诸部遭遇的个对手是凯尔特人的分支——“波吉人”。扶老携幼的日耳曼移民大军无心与之缠斗，便匆匆继续南下的步伐。谁也没有想到“波吉人”所盘踞的这一地区，日后竟然会成为日耳曼民族历次崛起的踏脚石——那就是意为“波吉人之国”的波希米亚（即今天的捷克）。
越过了“波吉人”的地盘之后，日耳曼诸部大军进入了匈牙利平原。当地陷入分裂状态的几个凯尔特部落无力抵御背负着生存压力的日耳曼大军，只能向盘踞阿尔卑斯以南的罗马求援。此时的罗马刚刚灭亡了缠斗多年的老对手迦太基，征服了阿尔卑斯山北麓的外高卢，平息了西班牙地区的叛乱，控制了整个希腊，正处于信心爆棚的状态。于是元老院大笔一挥便派出了由执政官帕庇里亚斯·卡尔博（Gnaeus Papirius Carbo）所指挥的2个军团北上“靖边”。
公元前112年，帕庇里亚斯·卡尔博所部抵达边境城市阿奎莱亚（Aquileia，在今天意大利东北部），并在这座拉丁同盟城市附近的高地修筑起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按照执政官帕庇里亚斯·卡尔博对所谓“蛮族”战术的理解，他认定急于求战的日耳曼诸部必定会主动来攻，届时罗马军团可以凭借完备的防御工事先挫敌锐气，然后再一举荡平对手。
帕庇里亚斯·卡尔博显然低估了他的对手，日耳曼诸部在对罗马军队的防线展开了一系列侦察之后，终选择了不战而走。担心落个“大军轻出、劳而无功”骂名的帕庇里亚斯·卡尔博，随即率军展开追击。不想却在今属奥地利的施泰尔马克州境内，中了日耳曼诸部的埋伏。
猝不及防陷入敌重围之下的罗马军团伤亡惨重，帕庇里亚斯·卡尔博苦战之下，自认无力回天，只能带着不足6000残兵趁雨夜突围。但帕庇里亚斯·卡尔博虽然侥幸在战场上保全了首级，而躲不过元老院的弹劾，终只能选择在流放途中自行了断。
这场发生在公元前112年的罗马与日耳曼民族之间的战争，被罗马方面称为“诺瑞亚战役”（Battle of Noreia）。尽管卡尔博及他的军团被日耳曼人打的丢盔弃甲，但是日耳曼大军却没有趁势翻越阿尔卑斯山，直捣亚平宁半岛的打算，毕竟摆在在松散的日耳曼各部面前的不是争霸的雄心，而是现实的生存考量。一部分日耳曼部落选择了向东进入巴尔干半岛，在那里他们遭遇了色雷斯人的抵抗。另一些则抱着衣锦还乡梦想的酋长们则率部北归，至今在丹麦的博物馆里仍保存着他们的战利品。
更多的日耳曼人选择了西进，他们中的骨干是为骁勇的三大部落：“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日耳曼诸部为什么要横渡莱茵河杀入高卢地界？史学界至今仍颇多争论。但是沿着凯尔特的聚居区前进，夺取他们手中的地盘和铁器，显然是先现实和合理的解释。
日耳曼诸部与世仇高卢的火并，本应是罗马人乐享其成的好事，何况此时共和国的大批精锐正在新近征服的北非与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缠斗。但元老院上下都急于找回“诺瑞亚战役”惨败的场子，于是曾在外高卢和西班牙任职的执政官希拉努斯（Marcus Junius Silanus）被从北非召回，统帅4个罗马军团北上“长袍高卢”（注1）行省，支援与罗马同盟的高卢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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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得知日耳曼驻军覆灭的消息，垂垂老矣的屋大维顿足捶胸，彻夜高呼：“瓦卢斯，把我的军团还给我！”尽管屋大维矢志复仇，但他的继承人提比略却显然对莱茵河以西的土地缺乏兴趣。他将对付阿米尼乌斯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养子——德鲁苏斯之后便率军前往东方，对抗帕提亚和新近崛起的宗教领袖——耶稣。德鲁苏斯虽然在与阿米尼乌斯的交锋中占尽上风，甚至被罗马民众爱戴的称为“日耳曼尼库斯”（意为“日耳曼征服者”）。但是功高盖主的猜忌，却终令继承“奥古斯都”的提比略将他提前调往东方。
随着公元19年德鲁苏斯的郁郁而终，罗马和日耳曼的战争也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罗马彻底放弃了征服这些蛮族并建立殖民地的企图，转而寻求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来建立防线。在这条帝国边境以北，日耳曼各民族在交融与厮杀中逐渐形成了所谓“德意志”的政治共同体。关于这个共同体的具体定位，或许还是诗人席勒的答案为中肯：“德意志？你在哪里？思想和艺术上的德意志从何处开始，政治上的德意志兰就从何处结束。”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德意志与其说是一个政治或地理概念，不如说是一种精神和灵魂的纽带。而作为这种日耳曼人以武力开拓自身生存圈的前驱和殉道者，条顿之名也由此被德意志人所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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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长袍高卢（Gallia Narbonensis）：也称“纳尔波高卢”，指罗马化的高卢部族，囊括了以普罗旺斯为中心的今法国南部地区。
注2、山南高卢（Cisalpine Gaul）：也称“近高卢”，指意大利半岛北部到阿尔卑斯山脉南麓，罗马共和国从公元前220年从凯尔特人手中征服的土地。
事实上，罗马帝国的地理学家很早便以注意到了盘踞中欧的日耳曼人与东欧地区原住民在人种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并以维瓦斯河（Vistula rivers）为界对其进行区分。从莱茵河到维瓦斯河以西地区被称为“日耳曼尼亚”（Germania），而维瓦斯河以东、东到伏尔加河、北到希柏里尔、南到黑海和里海的区域内则被称为“萨尔马提亚”（Sarmatian）。
正如“日耳曼尼亚”意为日耳曼人的土地一样，居住于“萨尔马提亚”地区的各大民族也被罗马人统称为“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由于距离太过于遥远，即便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饱学之士对“萨尔马提亚人”知之甚少。仅凭口口相传的一鳞半爪，在公元前5世纪由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25年）在其所撰写的《历史》一书中，对“萨尔马提亚人”的起源和生存现状充满着希腊神话般的瑰丽想象。
希罗多德认为“萨尔马提亚人”是游牧于伏尔加河流域，曾频繁对巴比伦、亚述、波斯等西亚帝国造成威胁的“斯基泰人”（注1）与居住于黑海之滨、由女性战士组成“亚马逊”（Amazon）们的后裔。希罗多德之所以有这样的设想，或许是缘于其得知“萨尔马提亚”的妇人“和男人们一起骑马打猎；在战争时作为健妇耕作；穿着和男人们相差无几的衣服”。从而认为“继承了祖先亚马逊人的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近代不断有人调侃斯拉夫人为“战斗民族”似乎也不算太过离谱。
尽管希罗多德的观点带有浓郁的主观臆断，但在今天的历史学家看来，他的说法却可谓是“虽不中、亦不远矣”。通过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的考古挖掘，基本可以断定，“萨尔马提亚人”兼容并蓄的吸收了伏尔加河流域的游牧部族和黑海沿海的农耕文明，并在不断向西迁徙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部族文化。
活跃于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史学家“老普林尼”（注2），由于曾在日耳曼尼亚行省的骑兵部队中服役，并曾广泛的走访过当地的日耳曼诸部族。因此在其所撰写的《自然史》一书中，对“萨尔马提亚人”的描述也显得更为专业和详细。根据“老普林尼”的说法，“萨尔马提亚”一词是拉丁语中“武器”和“种马”的组合。因此萨尔马提亚人天生就是骁勇善战的骑兵。
“老普林尼”之所以对萨尔马提亚人有如此直观的认知，很大程度上还缘于这一时期，该部族已经越过东欧平原、深入多瑙河流域，与罗马帝国的边防部队之间爆发了直接冲突。但此时的萨尔马提亚人显然还不具备与正处于国力状态的罗马帝国抗衡的能力。在一连串的挫败之后，“萨尔马提亚人”被迫主动向罗马帝国输诚，并将大批精锐骑兵充作罗马帝国的辅助部队。甚至有史学家认为日后名动英格兰的亚瑟王（Arthur Pendragon），便是在罗马军队中服役的萨尔马提亚骑兵。
萨尔马提亚人的西迁，自然引来当地日耳曼部族普遍的敌视。从公元1世纪开始，双方便在东欧平原展开了空前惨烈的角逐和厮杀。这一局面直到公元4世纪中叶“匈人”袭来才画上了一个并不完美的句号。由于同为游牧部族，萨尔马提亚人与“匈人”之间很快便形成了战略同盟。并在“匈人帝国”崩溃之后，成为了这一辽阔疆域的主宰。
在这一历史进程之中，萨尔马提亚人也在不断消灭和同化残留于当地的日耳曼部族过程中，逐渐转变了其生活方式。其中生活于德意志易北河、奥得河和维斯瓦河流域的萨尔马提亚人率先放弃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在步入了男耕女织的农耕文明。西方史学家称之为“维涅德人”（Vistula Veneti），而日耳曼人则以蔑称其为“文德人”（Wends，有奴隶之意）。而本文为了叙述上的统一，采用今天约定俗成的“西斯拉夫人”的称谓。
日耳曼人虽然在精神上对这些外来者充满了敌意，但是在查理大帝建立统一的加洛林王朝之前，一盘散沙的日耳曼诸部仍无力将其驱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耳曼人与西斯拉夫人之间力量对比的天平很快便出现了失衡的现象。到公元10世纪时，西斯拉夫人在北德意志地区的大多数定居点均沦为了日耳曼人所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的附庸。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固然是因为西斯拉夫人远离古希腊、古罗马所建立起环地中海文明圈，无法如日耳曼人那般通过“蛮族入侵”的方式，直接汲取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成果。但更为主要的是，占据了东欧辽阔土地的西斯拉夫人在由游牧时代转入农耕社会之时，走上了名为“农村公社”的特殊发展道路。
“农村公社”在波兰被称为“奥波莱”（opole），在捷克则被称为“奥布奇嫩”（obciny），在罗斯地区则以“米尔”（mir）或“维尔弗”（wierw）的形式出现。尽管名称不同，但其基本组织形式却大同小异。在“农村公社”之中，自耕农以家庭为单位享有房屋、农具和牲畜，而耕地、牧场、森林、水源则为集体所有，定期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
尽管由于公社内部的分配不均等原因，“农村公社”中也出现了村社长老和部族领袖日益富有，普通社员日益贫困终不得不依附于富有者的情况。但这种封建化的进程相对于日耳曼部族在征战杀伐之间，迅速形成“骑士—领主—国王”三级封建采邑制仍可谓相对缓慢。而依托于“农村公社”的经济基础所形成的“自然信仰”、“先祖信仰”，也阻碍了天主教在西斯拉夫人中的传播。
经过漫长的发展，西斯拉夫人的“农村公社”逐渐发展成为设有城墙等防御设施的大型定居点为中心的城邦，这些城邦在相互攻伐或合纵连横间逐渐形成了国家的概念。在公元9世纪一位名叫巴伐利亚的日耳曼学者的笔记之中，记述了德意志西北的西里西亚（注3）和波美拉尼亚（注4）两地，西斯拉夫人王国林立的景象。而在日耳曼人无法企及的所谓“小波兰”（Lesser Poland）和“大波兰”（Greater Poland）地区，这一时期已然呈现出王权争霸的景象。
所谓“小波兰”，指的是以克拉科夫为中心的今天波兰东南部地区。根据英格兰传教士所撰写的《日耳曼尼亚志》，公元9世纪中期，一个名为维斯瓦王国（Vistulans）的政权在“小波兰”地区崛起，并逐渐吞并了周边的桑多梅日（Sandomierz）等城邦，成为地区霸主。可惜这个新兴的政权很快便迎头撞上了名为摩拉维亚帝国（Great Moravia）的庞然大物。
摩拉维亚是一个由迁徙至今捷克东部的西斯拉夫人所建立的封建王国，由于与拜占庭帝国接壤，摩拉维亚通过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传教士，接受了大量先进的科技和文化成果，并转化为对外扩张的强劲动力。在公元846年到公元894年的罗斯蒂斯拉夫（Rastislav）和斯瓦托普卢克（Svatopluk）两任君主统治时期，摩拉维亚先后波希米亚、西里西亚、斯洛伐克西部等地，国力达到。在这样的巨兽面前，刚刚崭露头角的维斯瓦王国自然毫无悬念的遭到了碾压。
可惜摩拉维亚帝国的命运也随即急转直下，在斯瓦托普卢克之子莫吉米尔二世（Mojmir II）短暂统治时期，这个曾经强盛一时的西斯拉夫王国，在内忧外患中迅速崩塌。尽管从统治者个人的角度来看，年轻的莫吉米尔二世的确有性格过于软弱、赏罚不明等缺陷。但真正导致摩拉维亚乃至日后诸多西斯拉夫政权往往在辉煌之后迅速落幕的，更多源自于其外部环境和自身政治体制上存在的巨大缺陷。
从国际环境来看，西斯拉夫人位于西欧的日耳曼诸国以及东方的游牧部族之间，极易遭到来自上述两个方向的牵掣和夹击。南部还有盘踞于匈牙利平原的“匈人”后裔——马扎尔人（Magyars）。而在政权内部，建立在“农村公社”之上的封建王国，又注定了其整合和动员能力，远远落后于周边的强敌，来自东正教和天主教的信仰渗透，更往往令其教会系统左右摇摆、甚至陷入分裂和内讧之中。摩拉维亚帝国崩溃导致整个西斯拉夫世界陷入分裂，被迫纷纷向神圣罗马帝国和拜占庭输诚、寻求保护的同时，一个新生政权正逐渐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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