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020115945
弗吉尼亚·吴尔夫（1882-1941），是英国文坛的前卫开拓者之一，她把意识流小说推向世界，级大地影响了全球范围的传统写作手法，成为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个分水岭。
《海浪》和《达洛维太太》是弗吉尼亚·吴尔夫*秀的两部代表作。《海浪》是吴尔夫*代表性的意识流作品。小说通过对六个人物成长经历的刻画，和对富有蕴意的海浪的描绘，揭示了生命的短暂与永恒之间的深刻矛盾。《达洛维太太》是吴尔夫的成名作，也是意识流小说的最初尝试之一，作品着重表现的是书中人物那些似无联系但令人感悟的瞬间印象。
《海浪》前言
《海浪》也许是弗吉尼亚·吴尔夫创作的九部小说最不容易读的一本书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遇到若干关乎可能性的问题；在阅读她此前此后的作品时，都不存在。譬如那些标明“某某说”的内容，怎么可能由人物口中道出；六个人物，又怎么可能聚在一起这样说话；此外，这些人物所“说”的部分与有关海浪的描写究竟是何关系，为什么能够相互穿插在一起，构成这么一种文本。这些问题不予解决，阅读障碍无以逾越。——正因为如此，《海浪》遭到站在小说立场的某些论家的批评，甚至斥为“失败之作”；当然同时也获得了另外一些论家的赞扬。然而即便对于后者来说，作品中前述可能性之存在，仍然有待于得到确认。
梅·弗里德曼作为不很欣赏《海浪》的一人，在《意识流：文学手法研究》中说：“每个人都似乎在对自己或没有听进去的旁听者讲话，而不是在交谈，……当读者随意打开书而看到‘伯纳德说’时，不免为之惊讶，因为下面紧接的话，恰恰是不想说出口的。”只消把《海浪》读上两三页，我们就会表示赞同，即所有这些根本不是人在说话。大概正因为如此，论家称之为一种“内心独白”。可是弗里德曼对此也不认可：“独白本身过于独具一格，难以使人相信是内心独白。……思想的连接是严格符合逻辑的，措辞也符合英文的一般句法。”《海浪》不仅无法归并于一般小说，与意识流小说也有明显差异。那么作家所写的到底是些什么呢。
这一问题在此前的《达洛维太太》和《到灯塔去》中其实已经存在，不过不大彰显罢了。我们无法相信克拉丽莎或拉姆齐夫人置身某一情景之中，真的就是那般想法；作家实际上并未直接描写人物的意识活动，而是在此基础之上有所丰富，有所升华，其间又与人物所处环境多所呼应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称之为“诗化的心理分析”最为恰当。詹·哈夫雷说：“弗吉尼亚·吴尔夫需要的是一个第三人称叙述者，这个叙述者必须来自英国现实主义传统中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的声音，但同时又能意味着把观察和叙述当作一种创造而不是当作一种传达来加以戏剧化。”（《弗吉尼亚·吴尔夫作品中的叙述者和再现“生活本身”的艺术》）正因为叙述者身兼人物内心世界的观察者和分析者，观察、分析与叙述糅杂在一起，所叙述的内容也就不妨有别于人物自己所思所感，读者不至于太不习惯。于是有如哈夫雷所说：“只有一个叙述者的意识，从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事实造成的一片混乱之中创造出秩序，从而说明了它自己，而这个叙述者的意识，似乎便是意识本身。”无论是克拉丽莎，还是拉姆齐夫人，最终都是吴尔夫自己。
到了写《海浪》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人物的内心世界仍然被观察，被分析，并被叙述出来，但是原来的“第三人称叙述者”，也就是那个观察、分析的人消失了。上述观察、分析仍然是把握人物内心世界的主要方式，不过这一工作改由人物自己承担了。作品中标以“某某说”的，就是所观察、分析，并被叙述出来的内容。人物也许相对趋近于自身立场，但至少观察、分析的方式还是吴尔夫式的，亦如哈夫雷所说：“这个叙述者的声音以消融在它所创造的其他人物的声音中而著称，特别是消融在内心独白之中。”弗里德曼曾批评道：“六个人物若是离开了他们的抒情独白，就失去了生命。”然而问题恰恰在于他们通过这种独白获得了生命。
哈夫雷说：“从外表上看来似乎有两种真实（按指‘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但最后呈现为只有一种真实，因为它们是由同一个创造者以同样的方法创造出来的——即从个人的准则和需要中有选择地创造出来的——同样，我认为，在其他场合，弗吉尼亚·吴尔夫的叙述者也都是创造者，而不是真实的或想象中的报道者。”在《达洛维太太》和《到灯塔去》中，人物丰富、升华了的意识活动，正是被创造出来的这样一种新的真实，讲得确切一点，一种新的主观真实。吴尔夫“意识流小说”的真正贡献——尤其是区别于乔依斯、福克纳之处——即在于此。
这种创造出来的主观真实，在上述两本小说中是被置诸客观真实——对克拉丽莎来说，是她的晚会；对拉姆齐夫人来说，是她在海滨别墅的生活——之中，《海浪》却又有所不同。客观真实已经不复存在，另外一种创造出来的真实取代了它。这就是伯纳德、苏珊、罗达、奈维尔、珍尼和路易怎么会在一起“说”的原因。莫洛亚在《吴尔夫评传》中把《海浪》别致地称为“一部清唱剧”：“六个独唱者轮流地念出词藻华丽的独白，唱出他们对时间和死亡的观念。”不过舞台并非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一处，它发生于一个新的空间；在这里他们的交流方式，并不等同于在现实世界中的交流方式。所以这些“某某说”，虽然偶尔能被其他人听到，甚至形成对话，更多的时候则近乎自言自语。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把它叫做“内心独白”。——这个“独”字至为关键，伯纳德等拥有在现实世界中无法比拟的独立性。他们所“说”的常常是他们之间共同的事；但是当他们在“说”的时候，彼此距离非常遥远。
这可以被看做是超越每个人物的主观真实之上，并为他们所共同拥有的一种主观真实。然而它不仅仅是由六个“声音”——彼此多半听不到的声音——所构成的。娜·亚·索约洛娃在《弗吉尼亚·吴尔夫：一个色彩趋于黯淡的世界》中说：“作者为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任务：要把从童年到老年的人的意识进化过程显示出来。意识的每一阶段，都是与自然或宇宙的某一特定状态相应的，而从早晨到黄昏波谲云诡、涛声不绝、变动不已的海上景象，又作为每一个意识进化阶段的前导。”有关海浪的描写具有象征意义，大概无可置疑；然而就像这里所揭示的，如此“相应”，又复“前导”，似乎其间还有一种较之象征更其密切的关系。弗里德曼说：“描写部分并不为独白提供必要的外界背景。”显然并非如此；但是如果简单地把“从早晨到黄昏波谲云诡、涛声不绝、变动不已的海上景象”理解为六个“声音”发生的现实意义上的外界背景，肯定也是不对的。
小说开头，有关海浪及海滨花园的一番描写之后，六个人开始了他们的“说”；所说的都是对于客观真实的感受，——后来伯纳德回顾道：“园子那边是海。我瞧见了某种发亮的东西……”正与最初他“说”的“我看见一个圆圈，在我头顶上悬着。四周围一圈光晕，不住晃动”相对应。这提示我们，描写部分与内心独白共同起始于客观真实中某一具体时刻，具体环境——这也是除内心独白时而涉及的有关人物经历的内容外，《海浪》唯一与客观真实发生联系之处。此后上述两种成分就分别按照它们各自的时间逻辑向后延续，对于海浪来说，是从早晨到黄昏的一天；对于伯纳德等六个人物来说，是几十年，他们活过了几乎整整一生。在这一过程中，两种时间自身的顺序得到严格遵循，无论海浪的变化，还是人物的意识，都是朝向未来的。只是到了最后一部分，伯纳德“说”：“现在来总结一下吧。”人物改为转身面对既往的岁月。如果单看内心独白部分，我们会觉得由这些“某某说”组成的新的真实，只是现实世界之外的一个空间，在时间上仍然属于现实世界。当它们与有关海浪的描写部分相互穿插，形成现在这种文本之后，就完全不同了。海浪是作家所创造的新的真实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确为内心独白提供了“必要的外界背景”，但同样是创造意义上的。直截了当地讲，六个人物的几十年，相当于海浪的一天，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新的时间关系。人物的内心独白发生于其中，或者说，人物的命运发生于其中。这样吴尔夫所创造的真实，才是一种全新的时空关系，它打通了原来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的界限，把它们一并囊括在内。
从这个意义上讲，《海浪》较之《达洛维太太》和《到灯塔去》，的确大大发展了一步。如果说在那两部小说中，客观真实对于作家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有可能造成一种羁绊——按照吴尔夫自己的逻辑，的确如此；虽然换种看法，也许会说它们正是相得益彰——的话，现在她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理想状态。回过头去看她在《本涅特先生与布朗太太》中说的：“我要弄清楚，当我们提起小说中的‘人物’时，我们是指什么而言。”在《海浪》中，她已经把这一概念改造得不仅与她的前辈威尔斯、本涅特和高尔斯华绥等的理解完全不同，而且与她自己在《达洛维太太》和《到灯塔去》中所演绎的也相去甚远。《海浪》是吴尔夫的一部义无反顾之作，甚至对她自己来说，也是绝无仅有的。现在可以回答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了：吴尔夫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任何既有的可能性的可能性。或者如吉·杜南在《弗吉尼亚·吴尔夫：小说的信条》中所说：“吴尔夫的信条就是祛除不可能性。”
在上述框架之下去理解“海浪”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恐怕就不止是一种对应关系了。林·戈登在《弗吉尼亚·吴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中把这种描写与《到灯塔去》第二部“时过境迁”联系起来，是独具只眼的。海浪，海滨花园，以及花园中的小屋，种种景色变化，显然处于异常细微而又不动声色的观察——某些地方甚至使我们联想到后来罗伯－格里耶式的纯客观描写——之中，那么谁在观察着这一切呢。类似的眼光我们在上述“时过境迁”中见过。戈登说：“《海浪》一开始就像造物者一样，写了一个无人的宇宙，它后来就有了居住者。”“时过境迁”具有同样性质，虽然它只是人们离去——包括死亡——和剩余的人归来的一个间隙而已。《到灯塔去》中这一部与前后两部的对比，和《海浪》中有关海浪的描写与“内心独白”的对比不无类似之处。如果说前者意味着人之存在与否的话，后者同样向我们展示了两个极向——这正是吴尔夫所创造的新的真实或新的时空关系的两极。一端属于造物的，自然的；另一端则是人自己。也就是说，在对应关系之上，还有一种相互观照的关系：有关海浪的描写部分，映衬着伯纳德等人的存在；伯纳德等人的内心独白，则有一个天长地久、生生不息的背景。
关于《海浪》中六个人物的相互关系，论家多有论述。小说临近末尾处，伯纳德所“说”的一段话，也许对理解此点有所助益：
“如今我自问：‘我到底是什么人？’我一直在谈到伯纳德、奈维尔、珍妮、苏珊、罗达和路易。我等于是他们全体合而为一么？我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突出的么？我不知道。我们一起坐在这儿。不过如今波西弗早已死了，罗达也已死了；我们被彼此分开；我们并不聚集在这儿。可是我并没找到任何能把我们分开的障碍。我和他们是分不开的。当我这会儿在说这些话时，我就觉得‘我就是你’。我们看得那么重的所谓彼此的区别，我们那么热心维护的所谓个人人格，如今都抛开了。”
如此说来，“彼此的区别”，“个人人格”，都曾经存在；不过“如今”在伯纳德这儿“合而为一”，而这个伯纳德并不同于与奈维尔等并列的伯纳德。这是小说最后一部分与前八个部分之间的一种发展，一种变化；当然同时还伴随着别的发展变化，即如此时汇聚了伯纳德、奈维尔、珍妮、苏珊、罗达和路易——或许还应加上虽未发出“声音”，却为所有“声音”所关注的波西弗——的伯纳德所“说”：“在我身上也涌起了浪潮。它在逐渐扩大，高高耸起。”这是另外一种“合而为一”，发生于“我”与海浪之间；而吴尔夫所创造的真实——首先由六个“声音”，继而由有关海浪的描写和内心独白所组成——最终完成于此。在此之前，我们恐怕还不能不承认六个“声音”的相对独立性，有六个生命的确活在其中；虽然体现为内心独白的不同历程，而又为作者事先确定的各自的性格基调所导向而已。
这里伯纳德最终将伯纳德、奈维尔、珍妮、苏珊、罗达、路易以及波西弗“合而为一”，说来与《达洛维太太》中克拉丽莎最终将塞普蒂莫斯与她自己“合而为一”，以及《到灯塔去》中莉莉·布里斯科和其他活下来的人最终将拉姆齐夫人与他们“合而为一”多少相仿。都体现了吴尔夫本人对于生命的深切感悟。对于作家来说，或许正是全部寄托所在。杜南说：“也许因为小说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结尾，要有一个限度，所以作家给某些读者以失败的感觉。小说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想把对世界的体验和盘托出，并把这个任务、这种职责赋予写作；成功之处，就在于让写作经受住了这种考验。而失败之处呢，就在于小说的必然性，结束的必然性，作品总得有一个结尾，因为要有一个形式，外在于书的主题的形式。”的确吴尔夫诗化的心理分析——《海浪》中的内心独白仍可归属此类——最具魅力之处，主要还在对于过程灵动而饱满的揭示，而这一过程似乎并无自行终了和归为任何结论的趋势；然而即便结尾的设置限制或简化了这种揭示，对于吴尔夫来说，仍然非这样结尾不可。
止庵
《达洛维太太》前言
长篇小说《达洛维太太》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吴尔夫的成名作，也是西方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的最初尝试之一。文学评论家丹尼斯·普帕德指出，吴尔夫认为传统的欧洲叙事形式已经变得过于造作，对作家束缚过多，使他们难以用富于诗意的、印象主义的方式表现生活。他说：“吴尔夫相信，表现人物的似无联系但令人感悟的瞬间印象，是对小说形式的极大改进。吴尔夫争辩说，这种瞬间印象（如果放在一起统观的话）可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同时也符合她的思想，即人的个性不能只靠语言来表达。”丹尼斯·普帕德（Dennis Poupard）《二十世纪文学批评》1986年版第20卷第390页，引文自译。《达洛维太太》就是吴尔夫将上述思想付诸实践的成果。该书体现了现代主义作品的反传统倾向和“极端化”、“片断化”、“非连续性”的特点。《达洛维太太》在题材、风格和写作方法上都有许多创新，本文仅就其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加以论述。
一
在创作《达洛维太太》的初始阶段，吴尔夫曾在日记里谈到她的构思：“在这本书里，我大概有太多的想法，我想表现生与死、精神健全与精神错乱；我想批评这个社会制度，展示它是如何运转的，展示它最强烈的方面。”同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吴尔夫摈弃了传统的刻画人物性格的方法，大胆地试验了新的手段。正如英国文学评论家安德烈·桑德斯所言：“她的小说试图‘消解’人物，同时又在一个美学的形态或‘形式’范围内重新建构人类的经验。她寻求表现瞬间感觉的本质，或者说是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心理活动的本质，然后将其向外扩展，达到对模式和节奏的更广泛的认识。瞬间的反应、即逝的情感、短暂的刺激、游离的思绪，都被有效地‘卷曲’成一种连贯的、有结构的文体关系。”安德鲁·桑德斯（Andoew Sanders）《牛津英国文学史》1996年版第515页，引文自译。
吴尔夫采取的最主要手段是描写人物的意识流，包括他们的一系列感觉、想法、回忆、联想和反思。这样做是为了从人物本身的视角出发，去展现他们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小说的直接背景是一九二三年六月的伦敦，主要情节非常简单，仅描写英国下议院议员的太太克拉丽莎·达洛维从早晨上街买花到午夜家庭晚会结束这十几个小时里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所想。然而从小说一开篇，作者就带领我们直接进入主人公的意识之中，随着她的意识流，我们逐渐了解到她从十八岁到五十二岁这三十四年间的生活经历和感情纠葛。此外，我们也了解到另外两个主要人物彼得和塞普蒂莫斯的心理与感情历程。小说重点展现了英国中上层阶级的人物的精神风貌，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心中的惶惑、焦虑、恐惧和渴求，同时也间接地反映了大战结束后五年间英国社会的变迁，如战争的影响、传统观念的衰败、社会差别的缓和、社会气氛的宽松、海外殖民统治的动摇，等等。可以说，意识流不仅是这部小说的写作手法，而且构成了小说的题材。
为了描写人物的意识流，吴尔夫使用了内心独白的方法，记录人物在意识层面上的内在感情历程。内心独白有直接和间接两种，吴尔夫在这里使用的主要是间接内心独白，即用第三人称来叙述人物的心理活动。小说开头的第三段是个典型的例子：多有意思！多么痛快！因为她过去总有这样的感觉，每当随着合页吱扭一声——她现在还能听见那合页的轻微声响——她猛地推开伯尔顿村住宅的落地窗置身于户外的时候。早晨的空气多么清新，多么宁静，当然比现在要沉寂些；像微浪拍岸，像浮波轻吻，清凉刺肤然而（对于当时的她，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来说）又有几分庄严肃穆；当时她站在敞开的落地窗前，预感到有某种可怕的事就要发生；她观赏着鲜花，观赏着烟雾缭绕的树丛和上下翻飞的乌鸦；她站着，看着，直到彼得·沃尔什说：“对着蔬菜想什么心事呢？”——是那么说的吧？——“我感兴趣的是人，不是花椰菜。”——是那么说的吧？这一定是他在那天吃早餐的时候说的，在她走到屋外的台地之后——彼得·沃尔什。他过些天就要从印度回来了，是六月还是七月，她记不清了，因为他的来信总是那么枯燥无味；倒是他常说的几句话让人忘不掉；她记得他的眼睛、他的折叠小刀、他的微笑、他的坏脾气，还有，在忘掉了成千上万件事情之后，还记得他说过的关于卷心菜的诸如此类的话——多奇怪呀！作者就是这样把我们带进克拉丽莎·达洛维的意识之中。克拉丽莎清晨来到户外，从自己的感受联想起年轻时的往事，又想起过去的恋人彼得·沃尔什，记起他将要从印度回来。短短的一段不仅介绍了两个主要人物，而且把小说的时间跨度一下子拉回到三十多年之前，把过去与现在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当时她站在敞开的落地窗前，预感到有某种可怕的事就要发生”，一句话点出了克拉丽莎性格的重要特点——恐惧心理。更有意义的是，克拉丽莎的意识流里充满对自己的审视和评价，使我们得以较深刻地了解她的内心世界。例如，她走在大街上，看着过往的车辆，触景生情，思绪万千：现在她不愿意对世界上的任何人评头品足。她觉得自己非常年轻，与此同时又不可言状地衰老。她像一把锋利的刀穿入一切事物的内部，与此同时又在外部观望。每当她观看那些过往的出租车时，总有只身在外、漂泊海上的感觉；她总觉得日子难挨，危机四伏。这并不是因为她自作聪明或自恃出众。她究竟是如何靠丹尼尔斯小姐传授的那点支离破碎的知识度过这半生的，连自己也不明白。她什么都不懂，不懂语言，不懂历史；她现在很少读书，除了在床上读些回忆录；然而对她来说，这里的一切，那些过往的出租车，绝对有吸引力；她不愿对彼得评头品足，也不愿对自己说三道四。通过这段直白我们了解到，克拉丽莎虽然有钱有地位，但生活并不幸福。她的内心充满危机感和恐惧感。有时她甚至想到了死：“那么这要紧吗？走向邦德街时她问着自己，她的生命必须不可避免地终止，这要紧吗？所有这一切在没有她的情况下必须继续存在，她对此生气吗？相信死亡绝对是个终结难道不令人感到欣慰吗？”这段内心独白为以后情节的发展作了铺垫。
在上述两例中，吴尔夫都再现了主人公的自由心理联想过程。她还用同样的方法描写退伍军人、精神病患者塞普蒂莫斯的意识流，逼真地再现了他的狂想和恐惧。塞普蒂莫斯参加过世界大战，残酷的战争使他对战友的阵亡麻木不仁，并使他得了“弹震症”。退伍后他时时被负罪感所困扰，导致精神失常。小说里有多处展现他的自由心理联想。例如，一次他坐在公园里冥想，突然跑来一只狗，他受到惊吓，恐惧感倍增，觉得狗正在变成人，进而思索自己能看出狗变人是因为热浪的缘故，而热浪将会化解自己的遗体，最后只剩下一根根神经。小说里还有很多类似的冥想，表现了这个人物对生活的恐惧与绝望，也为他后来跳楼自杀埋下了伏笔。
在许多情况下，人物的某些深层次的情感很难用语言表达，因此就需要使用意象来代替语言，让读者从中体会人物的情感。下面一段克拉丽莎缝补衣裙时的意识流就含有十分耐人寻味的意象：宁静降临到她的身上，平静，安详，此时她手里的针顺利地穿入丝绸，轻柔地停顿一下，然后将那些绿色的褶子聚敛在一起，轻轻地缝到裙腰上。于是在一个夏日里海浪聚拢起来，失去平衡，然后跌落；聚拢又跌落；整个世界似乎越来越阴沉地说：“完结了。”直到躺在海滩上晒太阳的躯体里的心脏也说“完结了”。无需再怕，那颗心脏说。无需再怕，那颗心脏说，同时将自己的重负交给某个大海，那大海为所有人的忧伤发出哀叹，然后更新，开始，聚拢，任意跌落。那个躯体则孤零零地倾听着过往蜜蜂的嗡嗡声；海浪在拍打；小狗在吠叫，在很远的地方吠叫，吠叫。此处的大海意象一方面反映了克拉丽莎对手中缝着的绿衣裙的印象，另一方面也暗示她的心情极不平静，仍在考虑着死亡问题。她那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思绪尽在这意象之中，十分耐人寻味。
从这部小说可以看出，意识流是吴尔夫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方法，具有很大的魅力，它能使读者洞悉人物的内心世界，觉得他们真实可信，这是传统的叙事方法难以做到的。
二
由于一个人物的主观视角有一定的局限性，吴尔夫又借助了其他人物的视角。这种多元视角的方法可以丰富人物形象，也有助于展示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作者在塑造克拉丽莎形象时，除了使用克拉丽莎本人坦诚自省的视角以外，还使用了其他人物的视角。这些人物包括她过去的恋人彼得·沃尔什、她过去的亲密女友萨莉·西顿、她女儿的家庭教师基尔曼等，甚至包括一个从未引起她注意的斯克罗普·派维斯。他们的意识流从不同的方面提供了对克拉丽莎的看法，从而使她的形象立体化。例如，斯克罗普从旁观者的角度描述了克拉丽莎的外在形象：她是个“有魅力的女人”，“有几分像小鸟”，“体态轻盈，充满活力”。基尔曼和萨莉很了解克拉丽莎，因此提供了较为深入的看法。基尔曼认为克拉丽莎“缺乏文化修养”，是个“既不懂悲伤又不懂快乐的女人”，是个“随随便便浪费自己生命的人”。萨莉说克拉丽莎“心地纯洁”，对朋友“慷慨”，但“在内心深处是个势利眼”。
彼得·沃尔什的视角更为重要，因为他曾是克拉丽莎的恋人，又一直生活在他们夫妇圈子的边缘，处于观察和了解他们的有利地位。彼得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的教育，刚从生活工作多年的印度回国，因此能用新的眼光回顾过去的恋情，能较冷静地审视克拉丽莎一家及其上层社会的朋友，并对他们做出批判性的评价。例如，彼得回伦敦看望克拉丽莎后，边走边思考克拉丽莎为人处世的态度：……对她明显的评语是：她很世俗，过分热衷于地位、上流社会和向上爬——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事实；她向他承认过这一点（你如果费一点儿力气的话总是能让她承认的；她很诚实）。她会说她讨厌穿着过时的女人、因循守旧的人、无所作为的人，也许包括他自己；她认为人们没有权利袖手闲逛，他们必须干点儿什么，成就点儿什么；而那些大人物、那些公爵夫人、那些在她家客厅里见到的头发花白的伯爵夫人们，在他看来微不足道，这非什么重要人物，而在她看来则代表着一种真正的成就。她有一次说贝克斯伯拉夫人身板挺直（克拉丽莎自己也是同样；她无论是坐还是站从不懒散地倚着靠着；她总是像飞镖一样直挺，事实上还有一点僵硬）。她说她们有一种勇气，对此她随着年龄的增长钦佩有加。在这些看法中自然不乏达洛维先生的见解，不乏那种热心公益的、大英帝国的、主张税制改革的统治阶级的精神，这种精神已进入她的思想，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虽然她的天资比理查德高两倍，但她却不得不通过他的眼睛去看待事物——这是婚姻生活的悲剧之一……彼得的这番评价基于他对克拉丽莎的深刻了解，因此能一针见血地揭示她精神空虚和趋炎附势的特点。总之，从多元视角出发去审视人物，更符合现代人观察事物的方法，因而使人物显得更加真实可信，便于读者认同。
三
为了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吴尔夫还采取了一种措施。她设置了两条平行发展的叙事线索，一条表现克拉丽莎，另一条表现塞普蒂莫斯。这两个人物从来没有见过面，只是在小说即将结尾时，克拉丽莎才听精神病医生布拉德肖爵士谈起塞普蒂莫斯自杀的事。吴尔夫曾说过，她塑造塞普蒂莫斯的目的是让他作为克拉丽莎的“替身”（double），以便“使达洛维太太的形象完满”。塞普蒂莫斯与克拉丽莎是互相映衬、互为补充的。克拉丽莎属于上层阶级，且精神健全；塞普蒂莫斯则属于平民阶级，并患有精神病。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实质上并非如此。从宏观上讲，这两个人物生活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从微观上讲，他们的心理状态极其相似——都被孤独感和恐惧感所困扰，都常常想到死亡，都相信人死后仍有灵魂存在。正因为如此，塞普蒂莫斯的死讯才会在克拉丽莎的心里引起强烈的反响。克拉丽莎不禁深思：她有一次曾把一先令硬币扔进蛇形湖里，以后再没有抛弃过别的东西。但是他把自己的生命抛弃了。他们继续活着（她得回去；那些屋子里仍挤满了人；客人还在不断地来）。他们（一整天她都想着伯尔顿，想着彼得，想着萨莉），他们会变老的。有一种东西是重要的；这种东西被闲聊所环绕，外观被损坏，在她的生活中很少见，人们每天都在腐败、谎言和闲聊中将它一点一滴地丢掉。这种东西他却保留了。死亡就是反抗。死亡就是一种与人交流的努力，因为人们感觉要到达中心是不可能的，这中心神奇地躲着他们；亲近的分离了，狂喜消退了，只剩下孤单的一个人。死亡之中有拥抱。克拉丽莎正是从塞普蒂莫斯自杀一事得到了启示，认识了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她认识到，塞普蒂莫斯自杀是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对比之下，自己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塞普蒂莫斯帮助她重新认识了自己。可以说，这是她觉醒的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克拉丽莎一生中完全遵循上流社会的道德规范，就连婚姻也是为了满足向上爬的需要，她的社会地位和安逸生活是以牺牲个人的尊严和爱情为代价的，也给她带来了困惑和痛苦。克拉丽莎和塞普蒂莫斯对于生死问题的看法是互为补充的，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的心理造成的影响。吴尔夫让这两个背景迥异的人物互为映衬，从各自的角度探讨他们所共同关心的生死问题，真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
在这部小说里，吴尔夫还使用了讽刺手法来传达她对英国社会制度的批评。她讽刺的对象主要是上层阶级中那些非常保守的、坚决维护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人。这些人永远生活在过去，死死抱住殖民主义不放，无法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布鲁顿勋爵夫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对印度人民要求摆脱英国统治的斗争做出了如下反应：……布鲁顿夫人想听听彼得的意见，正好他刚从那个中心地区回来，而且她要让桑普森爵士会见他，因为作为士兵的女儿，印度局势的荒唐，或者说是邪恶，确实使她彻夜难眠。她已经老了，干不了什么大事。但是她的房子、她的仆人们、她的好朋友米莉·布拉什——他还记得她吗？——都在那里要求效劳，如果——一句话，如果他们能派得上用场的话。要知道她虽然从来不提英格兰，但是这个养育着众生的岛屿，这片亲爱又亲爱的土地已溶进她的血液之中（尽管她没读过莎士比亚）；如果有史以来有一个女人能戴头盔射利箭，能领兵出征，能用不可抗拒的正义去统治野蛮的部族，并成为一具没有鼻子的尸首躺在教堂的盾形坟墓之中，或变成某个古老山坡上被青草覆盖的小土堆，那个女人就是米莉森特·布鲁顿。尽管她受到性别的限制，又缺乏逻辑思维能力（她感到给《泰晤士报》写封信很困难），但她仍时时想着大英帝国，并且通过与那个全副武装的战争女神相联系得到了像步枪捅弹杆的身姿和粗犷的举止，因此不能想象她即便死后能与大地分离。也不能想象她会以某种精灵的形象游荡于那些已不再悬挂英国国旗的地区。要她不当英国人，即便在死人中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这段意识流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一个维护殖民统治的“爱国者”形象。此外，彼得对老帕里女士的评价“她会像一只寒霜里的小鸟，死去时仍用力抓住树枝”也生动地勾画出这类人物的本质。
吴尔夫还讽刺了其他一些人物。例如休·惠特布雷德在王宫担任卑职，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精神病医生威廉·布拉德肖爵士靠着“均衡感”隔离压制病人，“不仅自己发家致富，而且使英国繁荣昌盛”。作者还借彼得之口谴责了战争给青年人带来的灾难：“丰富多彩的、不甘寂寞的生命则被放到满是纪念碑和花圈的人行道底下，并被纪律麻醉成一具虽僵挺但仍在凝视的尸首。”
讽刺手法的使用，不仅有助于刻画人物形象，而且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它给小说增添了社会批判意义，而这正是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
吴尔夫使用意识流、多元视角、人物的映衬和互补、讽刺四种方法塑造出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读者接触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较深刻地体会到人物的思想感情，这是《达洛维太太》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不仅如此，作品还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由于作者打破了按时间顺序叙事的格局，让人物的意识流倾泻而出，作品似乎给人以“杂乱无章”的感觉。然而正是这种叙事方法才使读者摆脱了被动阅读的地位。他们必须细心阅读，努力从“杂乱”之中找出“章法”，理顺事件的始末，弄清人物之间的关系，从而发现人物性格并理解作品主题。这种方法虽然增加了阅读的难度，但能促使读者发挥主动性，积极解读书中的涵义，可以收到较好的阅读效果。
谷启楠
吴尔夫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是英国文坛的前卫开拓者之一，现代主义文学与女性主义潮流的先锋，即使她本人并不喜欢某些现代主义作者（如乔伊斯）。她大大地革新了英语语言。她在小说中尝试意识流的写作方法，试图去描绘在人们心底里的潜意识。[5] 她和当时的詹姆斯·乔伊斯，还有法国的普鲁斯特等创作意识流文学作品的作家一起，把意识流文学推向世界，极大地影响了世界范围内传统的写作手法，他们的出现成为了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一个分水岭。爱德华·摩根·福斯特称她将英语“朝着光明的方向推进了一小步”。她在文学上的成就和创新性至今仍然产生影响。
弗吉尼亚不幸的生活经历，使她如含羞草一般敏感，又如玻璃般的易碎，她是优雅的，又是神经质的，一生都在优雅和疯癫之间游走。有人这样描述弗吉尼亚，准确地把握住她的精神气质：“她的记忆有着隐秘的两面——一面澄明，一面黑暗；一面寒冷，一面温热；一面是创造，一面是毁灭；一面铺洒着天堂之光，一面燃烧着地狱之火。”[14]
对于吴尔夫的女性主义，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认为：真实的弗吉尼亚，像其他女性作家一样，追求真理。但是追求真理的女作家当时并不被人理解，而笔记中对詹姆士·斯特雷奇及其剑桥朋友的描写，便是例证。莱辛认为，弗吉尼亚的尖刻，也是她面对敌视女性的社会的一种反应，“后人似乎不得不使弗吉尼亚变得温柔、可敬、平和、优雅，于是便看不到那粗鲁、苛刻、声音刺耳的部分，而这些也许是创作的源泉。弗吉尼亚最终以文质彬彬的女文人告终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我们当中谁也没有想到扮演吴尔夫的会是一个年轻漂亮时髦的姑娘，不苟言笑，永久的蹙眉，显示证明她有许多艰深的思想，正在深思……天哪！这个女人不生病的时候享受生活；喜欢聚会，朋友，野餐，远足，短途游览。”
——百度百科
《达洛维太太》
达洛维太太说她要自己去买鲜花。
因为她已给露西安排了很多事做。几扇屋门将从合页上卸下；朗波尔迈耶店里的工人要来。再说，克拉丽莎·达洛维想，今天早晨多么清新啊，好像是专为海滩上的孩子们准备的。
多有意思！多么痛快！因为她过去总有这样的感觉，每当随着合页吱扭一声——她现在还能听见那合页的轻微声响——她猛地推开伯尔顿村住宅的落地窗置身于户外的时候。早晨的空气多么清新，多么宁静，当然比现在要沉寂些；像微浪拍岸，像浮波轻吻，清凉刺肤然而（对于当时的她，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来说）又有几分庄严肃穆；当时她站在敞开的落地窗前，预感到有某种可怕的事就要发生；她观赏着鲜花，观赏着烟雾缭绕的树丛和上下翻飞的乌鸦；她站着，看着，直到彼得·沃尔什说：“对着蔬菜想什么心事呢？”——是那么说的吧？——“我感兴趣的是人，不是花椰菜。”——是那么说的吧？这一定是他在那天吃早餐的时候说的，在她走到屋外的台地之后——彼得·沃尔什。他过些天就要从印度回来了，是六月还是七月，她记不清了，因为他的来信总是那么枯燥无味；倒是他常说的几句话让人忘不掉；她记得他的眼睛、他的折叠小刀、他的微笑、他的坏脾气，还有，在忘掉了成千上万件事情之后，还记得他说过的关于卷心菜的诸如此类的话——多奇怪呀！
她站在人行道的石沿上挺了挺身子，等着达特诺尔公司的小货车开过去。一个有魅力的女人，斯克罗普·派维斯这样评价她（他了解她的程度就跟威斯敏斯特区的居民了解自己紧邻的程度差不多）；她有几分像小鸟，像只鸟，蓝绿色，体态轻盈，充满活力，尽管她已年过五十，而且自患病以来面色苍白。她站在人行道边上，从未看见过他，她在等着过马路，腰背直挺。
由于在威斯敏斯特住了——有多少年呢？二十多年了——克拉丽莎相信，你即使在车流之中，或在夜半醒来，总能感觉到一种特殊的寂静，或者说是肃穆；总能感觉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停顿、一种挂虑（但那有可能是因为她的心脏，据说是流行性感冒所致），等待着国会大厦上的大本钟敲响。听！那深沉洪亮的钟声响了。先是前奏，旋律优美；然后报时，铿锵有力。那深沉的音波逐渐消逝在空中。我们是如此愚蠢，穿过维多利亚街时她这样想。因为只有老天爷才知道一个人为什么如此热爱和如此看重它，人们发明了它，把它建造在自己周围，打乱它，又每时每刻重新创造它。然而那些衣着最为平俗的女人，那些坐在门前台阶上（酗酒自毁）的最最痛苦沮丧的人们，对它同样情有独钟；真没办法，她相信就连议会的法案都无法改变这种心态，原因只有一个：他们热爱生活。在人们的目光里，在疾走、漂泊和跋涉中，在轰鸣声和喧嚣声中——那些马车、汽车、公共汽车、小货车、身负两块晃动的牌子蹒跚前行的广告夫、铜管乐队、转筒风琴，在欢庆声、铃儿叮当声和天上飞机的奇特呼啸声中都有她之所爱：生活、伦敦、这六月的良辰。
因为现在是六月中旬。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但对福克斯克罗夫特太太这样的人例外。昨晚她在大使馆心事重重，十分悲痛，因为她的好儿子战死了，这样一来那所古老的庄园宅邸就定得归一位堂兄弟了。又如贝克斯伯拉勋爵夫人，听说她在主持慈善义卖开幕式的时候手里拿着电报，她最心爱的儿子约翰战死了。然而战争毕竟结束了，感谢老天爷，终于结束了。现在是六月，国王和王后都在白金汉宫。虽然时间还早，但到处都能听到有节奏的声响、马蹄疾驰的嘚嘚声、球板击球的啪啪声。洛德板球场、阿斯科特赛马场、拉内拉赫俱乐部和其他一切，都包裹在晨曦构成的蓝灰色轻柔细网之中，但是随着时光的推移，这网将会逐渐展开，将它们显现出来；同时在草坪和球场上将会出现奔腾的马驹，它们前蹄触地，立即跃起，还有旋转击球的小伙子，以及穿薄透布衣裙的嬉笑的姑娘们，她们在彻夜狂舞之后仍不忘带着怪异的长毛狗出来散步。就在这么早的时辰，小心谨慎的贵族遗孀们已经坐着自己的汽车匆匆去完成神秘的使命。店主们拿着人造的和天然的钻石在橱窗里忙个不停，他们把惹人喜爱的海绿色胸针摆在十八世纪的背景上以吸引美国人（但是你必须注意节省，不要轻易给伊丽莎白买东西）。而她则以一种不合常理的、执着的热情像以往那样爱着这一切；她本人就是这一切的组成部分，因为她的前辈曾在几代乔治国王宫中担任过朝臣；就在今天晚上她自己也要点燃灯火，主持晚会。可是多么奇怪呀，一进圣詹姆斯公园，那么寂静，那薄雾，那嗡嗡声，那缓慢浮游的快乐鸭群，那长着喉囊的水鸟摇摆而行。是谁正向这边走来，背向政府办公楼，恰如其分地提着绘有皇家盾形纹徽的公文箱？那不是休·惠特布雷德吗，她的老朋友休——令人爱慕的休！
“你早啊，克拉丽莎！”休很随便地打着招呼，因为他们两人从小就相识，“你这是到哪儿去啊？”
“我喜欢在伦敦散步，”达洛维太太说，“真的，比在乡下散步舒服。”
他们刚进城——可惜——是来求医的。别的人进城来看电影，看歌剧，带女儿见世面，而惠特布雷德夫妇却来“看医生”。克拉丽莎到疗养院去过不知多少次，探望伊夫琳·惠特布雷德。伊夫琳又病了吗？伊夫琳身体很不好，休说，同时努着嘴，挺挺他那着装得体的、具有高度男性美的、十分丰满的身体（他几乎总是穿得过于讲究，大概不得不如此，因为他在宫廷里有个小差事），暗示他的太太有点儿内科病，对此老朋友克拉丽莎·达洛维是了解的，就不用他细说了。是啊，她确实了解，多讨厌的病啊！但与此同时，克拉丽莎不知为什么像小妹妹似的意识到自己头上的帽子。这帽子不适合清晨戴，是吗？因为休总使她产生这种感觉，当休一面快步前行，一面下意识地提提帽子并说克拉丽莎真的像个十八岁的姑娘，还说他本人当然会出席她的晚会，伊夫琳坚决主张他去，他可能要晚到一会儿，因为他必须先带吉姆的一个儿子去参加宫中的晚会，云云——她和休在一起时总感觉自己的个子变小了，像个中学生，可是她爱慕休，固然因为早就认识他，但她确实认为休是有个性的好人，尽管理查德差点儿被他气疯，至于彼得·沃尔什，至今没有原谅她，就因为她喜欢休。
她还记得在伯尔顿时的一幕幕往事——彼得大怒；休无论如何不是他的对手，但也绝不是彼得说的那种傻瓜，不仅仅是理发师的发型木模。当休的老母亲让休放弃射击，或要他陪伴去巴斯市的时候，休二话不说，绝对从命；他确实不自私，至于像人家说而且彼得也认为的，休没心没脑，除了英国绅士的礼貌和教养以外一无所有，这只不过是她亲爱的彼得在盛怒之下说的气话；休可能执拗，可能难对付，但是他可爱，值得在这样的早晨与之一起散步。
（六月已给树木披上绿装。宾里科一带的母亲们在给婴儿喂奶。新闻从舰队街传送到海军部。繁忙的阿灵顿街和皮卡德利街好像温暖了公园里的空气并使树叶发热发亮，使它们升腾于神圣活力的气浪之上，这活力是克拉丽莎所热爱的。去跳舞，去骑马，她一向喜爱这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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