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0463914
2.作者常年穿梭于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和美联储、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等高端智库，以及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掌握了大量一手信息；
3.在作者上一本书《即将爆发的货币战争》中，美元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但在《赢得货币战争》一书中，人民币强势崛起，成为耀眼的主角。
在过去16年里，普拉萨德不是穿梭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等中国*金融研究与决策机构，就是奔走在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等美国权威决策与学术机构，他只为把对人民币的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
《赢得货币战争》纵向挖掘中国1300多年货币史，从浩繁史海中撷取史料，提出中国是*个发明与使用纸币的国家，并回顾了1949年以来人民币的演变过程；横向对比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黄金等硬通货币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地位演变和力量增减，极具震撼力地表明：在人民币崛起之路上，中国顶层设计者不仅需要依靠经验规避外部陷阱，更需要用政治智慧化解内在风险。针对汇率市场化、资本账户、流动性、影子银行、股市等金融要素，普拉萨德都提出了鲜明的观点，并为金融系统稳定工作开出了“独家秘方”。他还以旁观者的身份暗示广大投资者，由机构投资者、企业、中国家庭等组成的资本输出主力军正在扩大海外投资组合的多元化程度。
无论你是从事跨境贸易的企业家、亟待认识中国发展模式内在风险的投资者、对中国金融政策感兴趣的学者，还是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崛起的政商决策者，本书都会让你爱不释手。
目录
权威推荐
前言 任重道远，人民币崛起之路，
第1章 前世今生：人民币是怎样炼成的
“盐铁之议”：谁来发行货币
神奇炼金术：世界上最早的法定货币
货币战场上的“抗日战争”
“我愿意收这种新钱”：人民币的诞生
历史见证者：人民币的变迁
奇怪的问题：如何称呼人民币？
第2章 大国博弈的工具
“看不见的手”：汇率存在的意义
汇率管理困境：升值还是贬值
两种人民币汇率
通往储备货币之路
第3章 稳定还是自由：开放资本账户的逻辑
从理想到现实：资本账户的两幅面孔
“自由”的资本账户还有多远？
有控制地放开：QFII与RQFII
追求最优解：外汇投资的多样化
向更广阔的市场进发
甜蜜的痛苦：最大债权人收益为何是负？
积极应对：调整资本流出结构
特洛伊木马？
抉择：独一无二的新模式
第4章 汇率变局
稳定之善
当金融海啸遇上人民币
取舍之道：应时而变的汇率机制
美国的愤怒，市场的选择
中国，唯一的例外？
成长的代价：用心良苦但却事与愿违
为何不再盯住美元？
既非神仙，也非魔术师
蜕变：从“钢制盾牌”到“海绵盾牌”
第5章 国运之战：走向世界的人民币
起始之地：香港
“交易货币”：理所当然的选择
外向的“点心债”，内向的“熊猫债”
人民币的一小步：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
遭遇瓶颈，人民币如何破局？
破局之道：设立离岸清算中心
剑走偏锋：绕过美元，双边货币直接结算
终于等到你：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初露端倪
更大的舞台：人民币的国际格局
第6章 光荣与梦想：人民币的新角色
纳入SDR，人民币登堂入室
玫瑰有刺：成为储备货币为何是一种负担？
基础决定命运：人民币的荣耀并非偶然
人民币的短板
从“草根”到“贵族”
货币互换：雪中送炭，抑或锦上添花？
水到渠成：人民币的“成人礼”
第7章 不确定世界的避风港
金融危机后，为什么美元依然受宠？
梦想总是要有：成为下一种“避风港货币”
“独立的”的中央银行
消除不确定，归根结底看制度
第8章 成大事必经风雨：变革的阵痛
开放资本账户的罪与罚
暗流涌动：金融市场的潜在风险
第9章 乘势而进：强国才有大货币
不只有口号：“中国式”援助
变革：重新定义全球战略
中国身影为何无处不在？
亚投行：无法拒绝的诱惑
要么忍受，要么变革：“金砖五国”的现实选择
“一带一路”：欧亚大陆成为“世界岛”
耐人寻味的画外音
第10章 正在发生的未来：人民币的黄金时代
附录 A 人民币地位提升对美国的影响
附录B 数据统计
前 言 任重道远，人民币崛起之路
对已经不习惯于用理性思维认识中国事务的读者来说，我只希望你们相信，我绝非中国人的崇拜者。相反，我非常清楚中国这个国家及其政府的致命缺陷。我们至少要了解这种文明，并客观看待它，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长补短……因此，最可取的做法就是客观认识（中国）制度的现实状况，而不是停留在昔日的印象中——继续把中国当做打发闲暇时光的笑料，或是反衬所谓西方进步的辱骂对象。
——《“常胜军”》（The ‘Ever-Victorious Army’），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1868年
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1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15％，仅次于GDP达18万亿美元的美国，位居全球第二位。此外，中国也是全球贸易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在全球商品贸易额中占据的份额为12％。除上述两方面因素外，中国在其他维度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30％左右，并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GDP增长中贡献了1/3的份额。总而言之，中国是个一大国（图I.1）。
GDP 贸易额 外汇储备
图I.1 中国与世界之比较（％）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人民银行及世界贸易组织（WTO）
注释：表中数据均为2015年数据。GDP按市场价格计算。贸易额指商品贸易（仅包括商品）。中国在全球商品及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为11％。外汇储备数据从1989年开始计算。
尽管中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显然与其经济地位不相匹配。在全球六大经济体的货币中，人民币直到最近才成为世界经济舞台的重要一员。而美元、欧元（使用范围包括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属于世界六大经济体的国家）、日元和英镑这五种货币早已奠定了它们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最近几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扩大人民币的全球化使用，希望以此将人民币推升到全球精英货币的行列。中国既没有实行完全市场化的汇率政策，又没有开放资本账户。这两个方面限制了人民币在全球市场上的使用。即使如此，考虑到中国经济体的庞大体量及其占全球GDP和贸易总额的比重，这些措施还是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本书介绍了中国在推动人民币作为国际金融市场主要货币方面取得的进展。毋庸置疑，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里，人民币在这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但远不能就此判定过去几年里的这种趋势还会持续下去。诚然，即便停下迅猛的前进脚步，也不会影响人民币作为全球主要货币的地位。然而，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行改革，那么人民币的潜力就无法得到充分展现。
货币开道，重塑国际金融新规则
借力金融，提升地缘政治影响力
一部透彻解读人民币、金融系统稳定和地缘政治的代表性作品
阿克休谟图书奖年度经济学获奖作品
《*财经日报》年度推荐阅读金融图书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彭博视点》《外交事务》等权威媒体重磅推荐！
这本书讲什么
尽管中国早在2 000多年前就开始使用某种形式的货币，且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纸币的国家，但人民币的诞生还只是1949年的事情。在本书的第1章里，我们简单回顾了中国纸币的演化史。中国纸币出现于公元7世纪的唐朝，由此追溯至今，历经诸多波折。即便是人民币在当下的起伏波动，也足以演绎出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
不过，围绕人民币，坊间大量传闻皆有言过其词之嫌。部分评论人士甚至走向极端，称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主导性国际货币（The Dominant International）。然而，尽管此类预言颇得人心，但它们往往混淆了货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的特殊角色。
第2章，我们从彼此相关联但截然不同的三个方面，解读了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第一个方面，“资本账户的可兑换性”折射出中国对金融资本流入及流出的限制程度，而这些金融资本是人民币与其他货币兑换的中介。完全开放的资本账户无法限制跨境资本流动；
第二个方面体现为人民币国际化，即把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和金融交易的计价和结算货币。换句话说，就是将人民币用做国际交易媒介；
第三个方面体现为，人民币是否被用作储备货币，也就是说，作为其他央行为平衡国际收支危机的一种保护措施。
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我们将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评价上述三方面内容，并从两个维度展开分析：首先是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其次是人民币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包括对美元及其他现有储备货币的潜在影响。
第3章，从中国政府对资本流动限制政策的调整、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的实际水平等角度，讲述了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演化历史。至于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原因和方式，这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令人好奇的故事。
只要提到人民币，自然就会想到它与其他货币的相对价值，换句话说，就是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始终是很多西方国家政府诟病的话题。比如说，美国政客和政府官员经常抱怨，中国在刻意通过人民币贬值来提振出口，进而不公正地夺走了美国的就业机会。
第4章深入解析了中国货币政策背后的事实及演进方式。
虽然中国对资本流入流出均采取限制措施，但人民币还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成为了全球金融舞台上的一个重要元素。不过，人民币的地位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第5章介绍了人民币取得进步的几个领域，也提出，这些进步带来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不应该过分夸大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
第6章讨论了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迅速提升。考虑到中国既未实行弹性汇率也未开放资本账户，而这两点一直被视为成为储备货币的必要前提。因此，现在谈论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这个话题似乎还为时过早。与其他很多经济问题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或许也打破了常规。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多边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破天荒地将人民币指定为官方储备货币。这就引出了另一个话外音——或许存在某种幕后推力，造成了这个结果。
第7章暂时撇开当下新背景，回归国际金融领域的一个重要传统理论：货币的避风港效应。这是由单纯储备货币引申而来的一个概念。从储备货币的角度来看，它应该是投资者在全球危机期间为获得安全性而希望持有的货币，而不是为了追求外币资产组合的多样化或改善投资收益率。
本章提出了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论点：仅凭经济上的优势，中国还不足以让人民币成为一种避风港货币。要让本国货币成为这样的货币，这个国家就必须建立合理的制度体系，包括独立的司法机制、开放且民主型政府和强大的公共机构（尤其是值得信赖的中央银行）。只有这样，才能让该国货币赢得外国投资者的信任。针对中国政府为落实全面体制改革而采取的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对人民币成为避风港货币所产生的作用，本章做出了批判性评价。
人民币取得全球主导地位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金融实力。一旦经济增长大幅放缓或是遭遇金融危机，就有可能改变这种进程。第8章讨论了有可能让人民币崛起之路偏离正轨的潜在经济风险。事实上，中国为强化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而采取了诸多政策，譬如开放资本账户以及强化市场力量对汇率的决定性作用等。然而，如果对某些政策调整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导致中国的经济与金融稳定性面临一系列风险。
针对人民币地位的不断崛起与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权重，还有其与邻国及其他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相互影响，第9章从更广义的地缘政治角度进行了分析。中国正运用自身金融影响力将其他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纳入他的势力范围之内。最终，中国将开始重塑国际金融游戏规则，进而让人民币与其他传统储备货币平起平坐。
美国对中国崛起充满了焦虑和恐惧，当然，对近期中国经济滑落，他们也在幸灾乐祸。中国的汇率制度及其与美国的贸易往来，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政治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毫无疑问，在未来更广泛的政治讨论中，它们依旧是无法回避的话题。第10章对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日渐醒目的地位和影响力进行了评述，尤其是其对美元及全球储备货币结构的影响。
本书所传达的基本观点并不复杂。简而言之：
人民币正在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全球性货币。只要中国不犯错误，进行适当的金融及其他市场化改革，人民币必将成为重要的储备货币，并最终有可能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据10％的份额（相比之下，美元和欧元在目前全球外汇储备的比例分别为64％和21％）。然而，要让人民币成为避风港货币，中国还需进行更广泛的体制改革，并最终对政治、司法及公共制度等方面做出重大调整。但这种改革目前还远未出现。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人民币一跃成为国际经济舞台上的熠熠闪光的明星。在中国货币漫长的发展历史中，这便如白驹过隙般短暂。实际上，在很早之前，一位勇敢的威尼斯旅行家就曾让西方世界关注到神奇的纸币——这个最早起源于中国的发明。
第1章 前世今生：人民币是怎样炼成的
经过一日奔波，来到一个大城镇，名为宝应。在这里，百姓对佛像毕恭毕敬，对死者实行火葬，使用纸币。他们皆为大汗的子民。
——《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马可·波罗（Marco Polo）
按马可·波罗的说法，在13世纪那个时候，中国人的这些做法确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显然，在这位著名旅行家周游中国的旅途中，使用纸币是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最大特征。探险家认为，欧洲人肯定会将这种做法等同于异教徒的仪式。实际上，在当时乃至此后的几个世纪里，使用纸币的想法始终让欧洲人感到百思而不得其解。毕竟，纸币出现在欧洲是几个世纪之后的事情——公元17世纪，欧洲人才开始使用纸币。
其实，中国人最早使用纸币完全符合逻辑，因为纸张就是中国人发明的。作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出现于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公元105年前后，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当时，蔡伦以太监身份进入皇宫，并最终被提拔为宦官。某些文献显示，纸张最早出现于汉朝初期，但纸张的大规模生产则要归功于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在这个领域，中国人的发明不只有造纸术，他们随后发明的木版印刷和活字排版技术也比古滕伯格的印刷技术足足提前了400年左右。后两项发明分别出现在唐朝（618－907年）和宋朝（960－1279年），它们为纸币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条件。
表1.1 中国历史中的主要朝代及政府时间线
早在唐朝，中国就已经开始使用一种被称为“飞钱”的纸币，这也可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雏形。这种纸币在本质上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存单：为免除携带金属货币带来的不便，商人将金属货币或商品留在钱庄做抵押，然后从钱庄取得这种纸币外出经商。这个名字的表面含义就是“飞动的钱币”。一方面体现出，这是一种印刷在纸上的钱，不同于金属货币，一股风就可以把这种纸钱吹走；另一方面，这个名字也说明这种银票的流通速度远远高于金属货币。这种纸质的银票在某些地区的市场上流通并被接受，但流通量和流通地域非常有限。
直到300年后的宋朝，纸币才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在宋朝初期，市场上流通的主要货币是具有一定价值的铜币，这也是最主要的货币形式。然而，在四川地区，随着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商人财富总量的增加，重量较大的铜币不仅严重妨碍商品交易的进行，而且根本就不适用于大宗交易。
公元10世纪左右，在四川省成都市，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交子”的银票（字面意思就是“可交易的货币”），类似于唐朝的存单。随着货币的使用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以及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不断增长，导致当时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钱荒”。到1160年，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会子”的纸币，但只有政府可以发行这种纸币。也就是说，原来由私人钱庄发行可交易货币的权力，全部集中到了政府手里。宋朝官方大力推行这种货币的使用，并在安庆、成都、杭州和徽州等地开办了几家由政府经营的造币厂。据史料记载，按照当时的标准看，这些工厂雇用了大量工人。仅在1175年，杭州造币厂就雇用了1 000多名劳工。
“盐铁之议”：谁来发行货币
宋朝政府禁止使用私人发行的货币，其理论依据是，只有政府才能保证稳定、可靠的货币供给，从而为经济活动提供支持。但这项规定也引发了争论。实际上，早在近1 000年前只流通金属币的汉朝，政府的货币发行职能就已成为争论的焦点。针对货币的社会作用以及货币发行特权归属的早期讨论，出现在汉朝，即所谓的“盐铁之议”。这些讨论出现在公元前80年左右，会议场所限制在皇宫范围，参与者是代表各个领域的60多位学者。作为一场针对国家现行政策的辩论大会，本质是对汉武帝时期推行的各项政策进行总体评价，因而其涉及面甚广，但核心是政府与民间管理国家经济的职责。
当时，很多儒家学者认为，最好应避免由政府独揽国家的铸币大权，因为这会导致政府毫无节制地滥用铸币权。主张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学者认为，市场本身会迫使货币的私人发行者主动维持货币价值，并提出朝廷造福于民的方式应该是“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
但负责财政和金融事务的朝廷官员则坚持相反的立场，而且他们的观点也得到了一批学者的赞成。这一派主张，政府独揽铸币权最有利于保证货币价值的稳定，而币值稳定是经济繁荣的基础。即便是大力宣扬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汉朝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也认为，发行货币是政府无可争议的特权。他耗用12年精力，完成了记述中国上下近3 000年历史的巨著《史记》。书中提到的人物多达52万人，并成文于2.1万片竹简之上（当时尚未发明纸张）。
在《史记》中，司马迁借助前车之鉴提出警告，让私人肆意铸币，将导致货币价值被人为操纵，经济被肆意玩弄。汉武帝手下的御史大夫也坚决主张由政府垄断铸币权。在看来，如果由皇帝统一控制国家的货币，百姓就不会有心思再去服侍其他主人。而且统治者统一发行货币，人们自然也就不会怀疑货币的真伪了。
进入宋朝，汉朝的货币大论战再次成为焦点。只不过，这一次政府无需再担心纸币发行权，因为它已经告知天下，只有政府才有能力保证金属货币与纸币维持稳定的价值比。
当时这场针对货币问题的大辩论，还隐含着另一个问题。宋朝学者对纸币本身的看法也不相同。宋朝史学家、政治家叶适曾批评纸币就是一文不值的“空钱”。他的意思是，如果不适当控制发行量，就会导致通货膨胀一发而不可收拾，进而降低收入水平，阻碍经济发展。和其他很多人一样，叶适认为铜钱才是最主要的货币，即“母币”，而铁币和纸币则是母币的“子孙”，或者说，是衍生出来的货币。当时的很多人赞同叶适的观点——只有金属货币才是有价值的储备。但他们也认同，只要朝廷严格控制发行数量，纸币是行之有效的交换媒介。史学家邱俊的观点得到了宋朝政府的普遍认可：只有采用多种形式的货币，才能发挥其诸多职能。
最终，铜币短缺和纸币泛滥导致货币价值不稳定，这成为宋朝败落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宋朝与北部女真部落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军费需求大大增加，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问题。汉朝儒家学者及宋朝知识分子都曾担心，政府独揽货币发行权不可避免会导致货币滥发，造成经济混乱。这种担心得到了验证。实际上，这种影响已经超越经济范畴，并最终导致宋朝走向灭亡。
战败的宋朝被迫放弃中国北方的核心领地，逃到南方。最终，宋朝终结于蒙古帝国第五代大汗、开国者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的手里。在征服了宋朝的南方领土之后，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并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
神奇炼金术：世界上最早的法定货币
在公元13世纪的忽必烈王朝，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图1.1），他在这里发现了一种新的“炼金术”——它甚至比把普普通通的金属变成黄金更神奇。他听说了一种神奇的钱——用纸做成，而且不需要以贵金属库存为基础。这种炼金术出现在元朝的都城元大都，突厥语中被称为“汗八里”（意为“大汗之居处”），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在他的游记中，马可·波罗写道：
汗八里城中有一个大汗的造币厂。在那里，大汗用严格的工序制造货币。据称，他们确实拥有炼金士的神秘手段……这种纸币的制造必须由政府批准，在形状和工序上完全与制造真金白银一样……经过这些程序，纸币获得通用货币的地位。所有伪造货币的行为，均会受到严厉惩罚。因此，在这种纸币被大量制造出来之后，便可以流通于大汗领土上的每一处，任何人都不敢冒生命危险而拒收这种货币。他的所有臣民都会不加思考地接受这种纸币，因为在他们收到这些货币后，就可以用它们再去购买自己需要的任何商品。总之，用这种纸币可以买到任何物品……大汗的所有军队都用这种纸币发饷，他们认为它与金银等值。基于上述原因，有一点或许可以明确，大汗对财产的支配权远远超过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君主。
图1.1 马可·波罗在汗八里的皇宫宫殿里，由Angus McBride绘制。
资料来源：布里奇曼图片公司（Bridgeman Images）授权提供
马可·波罗看到的货币是印刷在由桑葚树皮制成的纸张上。元朝政府最初使用木版印刷印制这种纸币，随后改为铜版印刷。各种形状的流通卷均被称为“钞”（图1.2）。
图1.2 元朝的流通卷及印版
资料来源：PHGCOM，经Creative Commons机构取得。
注释：这种流通卷被称为“至元通行宝钞”。纸币下面文字的意思是，该流通卷可在各省份流通，且无到期日；伪造者将被处以死刑；向官府举报伪造行为的人可获得5块银元，且伪造者的全部财产均归举报者所有。
尽管纸币早在宋朝就已经开始使用，但以下两项发明还要归功于忽必烈：纸币和法币。和当代国家的货币一样，元朝政府发行的货币不以任何贵金属或有形商品为依托。因此，尽管货币本身没有内在价值，但作为交换媒介依旧得到普遍接受。由此可见，这种货币属于不兑现货币，是依靠国家强制力而发行，而且仅由发行这种货币的政府提供担保。这个创新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因为铜本身就很稀缺。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时代，铜很难满足制造金属货币的需求，而且，以铜为主的青铜合金被大量用于制造雕像及其他物品。因此，铜供给非常紧缺。
此外，忽必烈还把他们的货币变成法定货币，换言之，这是一种由法律认可的官方支付媒介。在债务人用其来偿还借债或其他金融债务时，出借人必须接受。在汗八里的统治下，纸币被广泛采用依赖于政府声誉，当然，对拒不接受者给予肉体惩罚的作用或许也不能忽视。
在忽必烈于1294年去世之后，元帝国逐渐陷入混乱，其繁荣也成为过眼烟云。政府肆无忌惮地发行纸币削弱了人们对元朝货币的信心，并使纸币的流通陷入僵滞，甚至导致以物换物的商品交易方式再度兴起。瘟疫、干旱和洪水等一系列自然灾害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饥荒蔓延，怨声载道。经济管理的不当，暴动频发，进一步加剧了危机，并最终招致元朝灭亡。
作为一名高产作家，美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德尔玛（Alexander Del Mar）是美国财政部统计局的第一任主编。在1885年创作的《古往今来的国家货币史》（A History of Money in Ancient Countries）一书中，他认为，缺乏货币约束性是造成元朝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
尽管人口和贸易额大幅增长，但远远落后于纸币的发行速度，因此，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货币贬值。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对人口和贸易增长所具有的积极效应，现在却因其过度增长而造成了恶性后果……货币的增长扩快及和过度总量，彻底颠覆了旧的社会秩序。整个国家民不聊生，权利纷争此起彼伏，国家陷入自相残杀和混乱之中。
元朝灭亡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明朝（1368－1644年）。明朝在1368年开始发行流通券，直至13世纪中叶（图1.3）。在此时期，金属币和纸币同时使用，但以纸币为主。然而，政府不加约束地发行纸币，很快就造成了恶性通胀，侵蚀了纸币的购买力，也使得商人越来越不愿意接受纸币。最终，纸币被彻底废弃，银币和铜币逐渐成为商业往来中唯一被接受的支付手段。
图1.3 明朝的纸币
资料来源：摘自《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关于东方奇国之书》（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Sir Henry Yule；London: John Murray, 1903），布里奇曼图片公司（Bridgeman Images）授权提供。
注释：最上面一行文字为银票的名称（“大明通行宝钞”）。纸币中间方框内文字的意思是该银票可在各省流通。下面方框内文字的意思是，伪造银票者将被处以死刑；向官府举报伪造者将获得250两银子的奖励，且伪造者全部的家产归举报者所有。
清朝（1644－1911年）政府直到1853年才允许发行纸币。当时，政府急需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筹措军饷。这场内战从1850年延续到1864年，是人类历史中最血腥的一场战争之一，估计有2 000万人死于这场内乱。清政府在此期间发行的银行券以白银和铜为基础。
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成为英国和法国的战败国，随后，各国政府纷纷开始在中国的贸易口岸开设银行，发行自己的银行券。清政府最初并没有提出异议，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这种行为实际上就外国列强在经济上的侵略。国家主权和利益就此落入外国人之手，而货币就是外国人掠夺中国的武器。
最终，清朝的第十一代皇帝光绪与西方列强展开了一场货币控制权之争。他批准创建一家由上海商人经营的银行。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次年，它成为第一家发行纸币的现代中国银行。但由于清政府随后又设立了其他发行纸币的银行，导致市面上同时流通多种银行券，使得政府很难维持货币系统的稳定。为解决这个问题，1905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第一家国家性银行，以期对政府财政和货币体系进行更有效的调控。大清银行是唯一拥有制造金属币和发行纸币特权的银行，并负责管理政府资金。尽管这对稳定货币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这种作用几乎是昙花一现。
货币战场上的“抗日战争”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随之而来的是政治、经济的剧烈震荡和连绵不断的内战。各省政府和金融机构纷纷开始发行自己的纸币。不过，这些货币的使用范围非常有限。
1912年，以革命派姿态出现的国民党，最终彻底推翻了封建君主王朝，并在孙中山领导下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党派。1925年，孙中山逝世，蒋介石之后接过国民党的指挥棒。到1928年，蒋介石已基本平息了中国内战，并将大部分地区的军阀势力笼络到一起。1928年11月，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家正式的国家银行——中央银行，并将其总部设在上海。中央银行拥有发行金属币和纸币、开展外汇交易、发行政府债券等权力。其他私人银行或国有银行也可发行货币。这些货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但所有货币均以白银储备为基础。也就是说，纸币持有者可以在发行银行将纸币兑换成白银。
1934年下半年，随着全球白银价格的上涨，大量白银以合法或非法途径流出中国，导致中国的白银储备趋于枯竭。1935年年初，这些中国银行持有的白银储备出现了大幅萎缩，削弱了国有货币体系的基础，并将中国的金融市场推到崩溃的边缘。
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开始推行“法币改革”，撇弃了以白银储备为基础的货币制度，并指令三家银行发行“法币”（国家指定的纸币）。当时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成为最早有权发行“法币”银行券的银行（图1.4）。随后，中国农民银行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也就是说，只有这四家银行有权发行法币。为提升民众对货币的信心，这种法币在原则上可以与当时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英镑以及美元等进行自由兑换。
与此同时，早已侵占了中国东北的日本，加快了侵吞中国领土的步伐。日本人迫不及待地建立它们对中国货币的控制，以此作为经济占领的手段。1938年，日本设立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开始发行与法币竞争的货币。实际上，日本人通过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纸币与法币之间的这场直接对抗，被某些史学家成为“货币战争”。
图1.4 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法币”
资料来源：由伦敦Waterlow & Sons造币厂为国民党中央银行印制，扫描件原件由Faka Handa拥有，经Creative Commons机构取得。
由于国民党发行的这种法币可与英镑和美元等储备货币自由兑换，因此，其接受度远超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扭转局面，日本侵略者规定，在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上不得流通法币。也就是说，法币必须兑换为联合准备银行的货币才能使用；随后，日本又在上海开设的外国银行将法币兑换为硬通货。考虑到白银储备下降会导致法币大幅贬值，上海各银行开始限制法币对白银的兑换数额，以维护硬通货储备的数量。最初，为维护法币价值，国民党政府还为上海的这些银行提供外汇支持。但这很快就耗尽了政府的英镑及美元储备，进而大大削弱了民众对法币稳定的信心。虽然英国和美国政府也曾在短期内为法币提供支援，但没过多久，法币还是失去了信任。
1941年，国民党重庆政府与汪精卫南京伪政府之间的这场货币战争，已演变成一场赤裸裸的徒手厮杀。1941年1月，南京伪政府建立中央储备银行，并在上海设立分行。该银行开始发行自己的银行券，与国民党的法币针锋相对。在上海，很多银行家被迫与中央储备银行合作。伪政府曾邀请上海银行界领袖朱保全加入银行董事会。遭到拒绝之后，汪精卫派出特务，强行绑架朱保全，并将他关押了10天。
一个月后，国民党特务用枪支和自制炸弹袭击了中央储备银行位于上海的分行，并屡次试图刺杀银行官员（有一次得手了）。南京政府以同样手段做出回应，他们用手榴弹对支持国民党的上海银行发动袭击，并对部分银行员工进行迫害。有一次，伪政府特务用炸药炸毁了一座银行大楼，导致7人死亡，多人受伤。在这一轮以暴制暴的对抗中，国民党占得上风，但他们也为这场暂时的胜利付出了惨重代价。
随着抗日战事吃紧，为充实军费开支，国民党政府开始肆无忌惮地发行货币。1937年，法币的发行量还只有14亿元，然而到了1948年，其发行量已是一个天文数字——660万亿元。毋庸置疑，唯一的结果就是物价飞涨。根据一项估计，在这段时期，物价上涨幅度达到3 500万倍，这让法币几乎变成一张废纸。
1948年，为避免恶性通胀导致国家经济崩溃，国民党政府开始发行金圆券。单从表面理解，这似乎应该是一种以黄金为基础的纸币。但事实表明，国民党政府显然还没有认识到货币政策的严肃性。仅仅在10个月的时间里，金圆券的流通量就增长了65万倍。显然，政府根本就没有足够的黄金储备作为这些所谓金圆券的价值基础。
尽管国民党政府曾承诺，这种金圆券的最大面额就是100元。但是不到一年的功夫，市面上就出现了面值为1百万元的金圆券。与此同时，其他反抗日本侵略的省份也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包括“抗币”和“边币”。1945年，日本侵略者向盟军投降，也宣布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占领就此结束，但这却未能将这些货币统一起来，因为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国内战争一触即发。
“我愿意收这种新钱”：人民币的诞生
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曾出现了短暂而脆弱的平静，但这种平静只不过是一场全面内战的前夜。1946年，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凭借雄厚的群众基础和高超的军事策略，共产党的军队逐渐占据上风。随着共产党力量的不断扩大，出现了一种以“圆”为面值的纸币。1948年秋天，大部分地区已经被中国共产党控制。1948年12月1日，也就是在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不到1年时间，中国共产党设立了一个新的金融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PBC），负责制定和管理国家货币政策。这样，中国人民银行就成了中国的中央银行，其职能类似于美国的美联储。中国人民银行是在合并三家银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三家银行分别是北海银行、华北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最初，中国人民银行的总部设立在华北银行所在地、河北省首府石家庄。
成立后不久，中国人民银行即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并将这一货币命名为“人民币”。顾名思义，这种货币是“属于人民的货币”。对该货币的命名，与共产党的宗旨相一致，即一切都属于“人民”。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禁止外国货币、黄金及白银在市场上流通。此外，新的政权也在着手清除由国民党政府发行且依旧流通的银行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成立时，人民币已缩写为“RMB”，并作为通用货币符号一直沿用至今。
1949年年初，在共产党领导层中，大部分人倾向于将毛泽东的头像印在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上。毕竟，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毛泽东就是新中国的奠基人和创始者。但毛泽东拒绝了这个提议。据称，毛泽东当时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怎么能把我的像印上呢？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再说吧。”直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泽东才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长（1954年，他的正式头衔被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图1.5 开国大典
资料来源：布里奇曼图片公司
注释：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站在他的左手边的是董必武（双手相握在前）。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领导人之一，也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图1.5）。和他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很多同志一样，当然也包括毛泽东，董必武亦长期热爱书法艺术，其书法水平是公认的。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和一位优秀的书法家，董必武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书写所有人民币纸币最上部的“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据说，董必武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在他看来，这是极其严肃的一件事，容不得半点疏忽。为此，董必武特意沐浴更衣，怀着无比庄重和虔诚的心情，工工整整地写下这6个字。
相传，在看到1949年发行的第一版人民币面世时，毛泽东兴奋异常。他说：“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有了自己的政权，现在又有了自己的银行和货币，这才真正是人民当家做主!”
在第一套人民币发行不久，《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指出，新的货币代表了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失败：
这一次的统一币制，完全不同于蒋介石的货币制度。蒋介石的目标是制造通货膨胀，为政府掠夺人民创造条件。而这一次的统一，则是让我们的货币体系更简单、更高效，促进商品和生产资料的交换，刺激经济发展。因此，它会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繁荣……此外，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只要持有新人民币，就能买到任何他们需要的东西。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当时已进入核心领导集体，并在后来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和他的同事陈毅以及负责上海金融事务的骆耕漠外出吃饭。在用新版人民币向小摊贩购买食物时，他们问道：“你们愿意收这种新钱吗？”小商贩兴高采烈地回答：“我愿意收这种新钱！大家都收这种钱！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可不一样，那东西只能放在厕所里当手纸用。但新钱可值钱了，有了这种新钱，什么都可以买得到。”尽管真实性无从考证，但这种故事的意义是明确的，它给民众使用新货币注入了信心，并强调了一种基本政策，即新中国绝不会像以往的政府那样，肆无忌惮地侵蚀货币价值。
据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正式成立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曾私下再次请示过毛泽东，是否可以将他的头像印在人民币上。毛泽东再次拒绝，他这样做出于的原因：首先，终其一生，毛泽东都憎恨钱财；其次，毛泽东拒绝规搞个人崇拜，并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旧社会意识形态的残毒”，他坚定地维护集体领导政策。在当代人的思维中，这的确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的毛泽东肖像，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中国的象征。
历史见证者：人民币的变迁
第一版人民币的面值从1元到5 000元，但大面额人民币纸币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越来越不方便。1955年，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发行新人民币，并正式将人民币的计量单位规定为“元”。1元新币兑换10 000元旧币，这一币值一直沿用至今。这一套人民币还出现了更小面额的人民币，1元钱被划分为10角钱，1角钱又进一步划分为10分钱。人民币的最小面额为1分钱，它相对于英镑的1便士。
第二套人民币的面值从1分到10元不等。所有纸币正面的上部均印有“中国人民银行”字样，纸币背面同时采用蒙古语、藏语和维吾尔语标明面额。1962年开始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又增加了壮语。在纸币正面使用汉语、背面使用其他四种语言的传统也一直沿用至今。
图1.6 第四套纸币，1987年开始发行
第四套人民币的纸币在1987年投入使用。这套货币的纸币采用了不同的设计方案。其中，5元面值纸币正面是一位藏族女性和一位回族男性；50元面值的人物是一名炼钢工人、一位农民和一名知识分子；100元面值纸币则是四位已故中国领导人的侧面头像：毛泽东（逝世于1976年）、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图1.6）。
第五套人民币在1999年10月开始发行，当时正值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时期。随即，《老友》杂志发文称：“中国人民始终有一个梦想，就是将毛主席的肖像印在人民币上。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现在，所有面值的人民币纸币均为毛泽东的正面画像。
图1.7 第五套人民币的纸币，首次发行于1995年。
资料来源：DnDavis
北京市印刷局的一位官员指出，在设计第五套人民币的时候，孔子、李白、岳飞和李时珍等著名历史人物都曾被考虑用做纸币正面的肖像。但是设计人员随后认为，在钞票上使用知名人物的头像有助于遏制伪造，而最为中国人熟知的人物无疑就是毛泽东（图1.7）。正如一位中国记者在报道中所言：
即便是有知识的中国人，也很难分辨出华山、黄山、泰山和衡山之间的差别。中国还有很多文盲，而且人们在文化程度上差异巨大。但有一点却毋庸置疑，所有人都认识毛泽东。因此，如果将毛泽东主席的头像印在钞票上，会有助于人们识别假币。
奇怪的问题：如何称呼人民币？
今天我们会发现，讨论中国的货币不仅是金融领域的核心，也是城市日报及各类电视新闻节目的一个热门话题。你肯定会注意到，有些人喜欢将中国的货币称为人民币，有些人则干脆称之为“元”。在上文中，我在解释中国货币的发展历程时，同时采用了这两种说法。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尽管两个词经常被混用，但它们的内涵却不尽相同。如前所述，作为这种货币的名称，人民币的含义在字面上可以理解为“属于人民的货币”。而“元”则是以这种货币对商品计价的单位。
如果走进北京红桥的某个珠宝商店，你会在二楼遇到热情洋溢的店员，他们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向你推销“货真价实”的蔻驰（Coach）背包——“只收你1 000元，绝对最低价”（约合160美元）。如果你摆脱纠缠，准备登上最适合外国人的珠宝店三楼时，急切的商家马上会把价格降到300元，并神秘兮兮地对你说：“这个价格只给你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你根本就听不到有人提到“人民币”这个词。
这与英镑的情况类似。英镑是英国货币的名称。但是在伦敦，你却看不到“sterling”这个词。假如你走进约克郡的一家酒吧，服务员会递给你一份用英镑（pound）、而不是先令（sterling）标价的价签。
更有趣也更容易令人困惑的是，有些人习惯于将中国货币的数额写成“100元人民币”（RMB 100 yuan）。这颇有点像“10美元”的写法（$10 dollars），虽然看上去有点啰唆，但没有任何坏处。
此外，导致问题更复杂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口语中还经常以“块”来代替“元”。在用“块”来表示物品价格时，就像是纽约人用“buck”来代替“美元”或是伦敦人用“quid”来表示物品的价格。
货币名称问题上的混淆，一定程度上源于大众媒体的误导。目前对人民币已形成若干习惯说法。在指代人民币时，《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以及彭博和路透等新闻通讯几乎一致在使用“元”这个词。假如在《华尔街日报》官网上以“元”为关键词搜索2015年1月1日到12月31日期间的新闻，我们会得到2 285个条目。而在同期内搜索“人民币”这个关键词，只能得到149个条目。
我曾就这个问题咨询过《华尔街日报》的两位记者。他们说，这是当下的时尚，“大家都熟悉‘元’这个概念，它因此成了我们的首选，但我们也不禁止‘人民币’”。同样，《彭博新闻》（Bloomberg News）也习惯于使用“元”。当彭博记者使用“人民币”这个称呼时，文章通常会做出特殊提示，“这是中国货币的另一个名称”。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编辑规范在这个问题上用心良苦。“在以往的参考文献中，通常可以不使用中国的音译词。但对中国的货币，在数量上需换算为等额的美元。”但是现在，该规范则做出补充说明：“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使用‘人民币’一词……通常，‘元’仅限于报价或是对不同人民币金额有多种参照的文章……但在这种情况下，可提供简单的解释，即‘元’是中国货币‘人民币’的缩写。”
因此，即便《华尔街日报》的读者都知道“元”的含义，也需提醒他们“人民币”（RMB）的意思。《纽约时报》的读者都熟悉“人民币”，但要提醒他们“元”的内涵。毫无疑问，它们也从某个方面反映了这些报纸的读者。
在《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编辑规范中，他们首先对“元”和“人民币”这两个词的差异进行了说明，以避免记者在使用它们的时候出现歧义：“人民币的意思就是属于人民的货币，它是元的正规用语，相当于先令与英镑的关系。”《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则喜欢使用“人民币”，人民币与元的使用频率为6 : 1。但《金融时报》的记者似乎认为，读者应有足够的分辨力，无需过多的解释，即可对区分这两个词。
在本书提及中国货币的时候，我的说法似乎有点学术化，即以“人民币”作为中国货币的正规用意，并缩写为RMB。但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也使用了“元”。
相比之下，美元就是“dollar”。我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朋友肯定会坚决反对，他们会提出，既有美国美元，还有澳元和加元。实际上，目前全球有34个独立国家将本国货币命名为“dollar”，不仅有美元、澳元和加元，还有洪都拉斯元和特立尼达元，而且至少有6个国家直接使用美元作为本国的官方货币，包括厄瓜多尔和巴拿马。
在这种情况下，本书取其狭义内涵，即在使用“dollar”时，仅指美国美元，而在用“dollar”指代其他国家货币时，通常会特殊说明。
不过，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使用“人民币”或“元”作为本国货币的名称。日元及韩元也曾被归入这个类别。这三个国家都使用“元”或“圆”，其含义为“圆形”或“环形”，而且三个国家最初均采用汉语中的同一个字“圆”。今天，它们的货币名称在写法上已不再相同。有趣的是，日元和人民币的货币符号均为“￥”。这一点或许令人费解，“元”这个字并非起源于元朝。实际上，早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就出现了被称为“圆钱”（圆形的钱币）的硬币，而元朝则是在16世纪之后才出现的。
在本章里，我们回顾了公元7世纪以来的中国纸币发展史。可以看出，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经济的步伐休戚相关。自1999年最新版人民币发行以来，中国货币进化里程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它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并开始扮演主导性角色。在我们着手对过去20年人民币的发展进行分析前，必须理解几个关键性概念。因此，在第2章里，我们的视角将从历史转向经济。
因此，我们不妨借用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某个章节的结束语：“现在，让我们换个话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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