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1125771
1.朱执信是孙中山的主要助手,文武兼资的革命家、理论宣传家，与党、政、军、学各界要人关系密切，同孙中山、胡汉民、居正、古应芬、陈炯明、蒋介石、胡适等人均有信函往来，是研究辛亥革命，了解20世纪初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不可忽视的历史人物。
2.《朱执信文存》收录目前所能见到朱执信的全部著述，举凡三民主义革命理论阐发、马克思主义译介、当时国内问题思考、国际局势观察等影响较大、引用广泛、具有重要价值的论著、函电、文艺作品均已囊括，全面系统展示了朱执信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发展情况。
3.本书系著名史家张磊先生主编，由中华书局精审精校，首版1979年，2012年增订，2018年再次增订精装出版，近四十年长销，获得学界、读者认可，是了解朱执信著述，研究其社会改革、革命实践思想的案头书。
朱执信(1885—1920)，原名大符，字执信。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理论宣传家。1904年以官费留学日本，结识孙中山、廖仲恺等革命党人。翌年8月，加入中国同盟会，当选评议部议员兼书记。先后担任过《民报》、《建设》等刊物的编辑，致力于资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宣传和理论阐发工作。此外，他还是辛亥革命前专文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及其学说的第1人。作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朱执信更投身疆场，参与组织反清、“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驱逐龙济光等斗争及护法运动。1920年9月，于虎门被桂系军阀杀害。孙中山赞誉其“以文章发挥真理”、“革命中之圣人”。
本书为朱执信著作集，收集了目前所能见到朱执信的全部著述，较为全面地展现了这位民主革命家的历史功绩。该书*初由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是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之一种。2012年曾出版增订本，但限于当时条件，仅将新发现的文献附收书后，并未进行统一的时间排序。今据新发现的文献进行增订，并重新编排，分论著、函电、文艺、杂著及其他四部分，定名为《朱执信文存》，出版单行精装本以为纪念。
前言
编辑凡例
（一）论著
（二）函电
（三）文艺
（四）杂著及其他
附录
后记
前言
朱执信（1885—1920）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光辉前驱，不愧为卓越的理论家和活动家。他短暂的、与时共进的革命生涯，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高潮、低潮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轫阶段，宛如一颗明亮的彗星划过近代中国的黑暗天幕。
一
朱执信原名大符，字执信、蛰伸，诞生于1885年。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广州度过的。那是堪称“天崩地解”的年代。梁启超作出这样的慨叹：“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点之一刹那顷，实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紧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朝政府的统治所造成的深重民族危机和窳败社会状况，在青年朱执信胸中激荡起了爱国救亡与变革现实的热望。1902年，他考入当时新式的“教忠学堂”，颇热衷于探求新知识，并且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了“群智社”。其时，他阅读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和蒋氏《东华录》等书籍，十分服膺于王船山的学说；还开始接触西方新学，诸如《天演论》、《原富》、《民约论》和《万法精理》等著作；此外，在国外发行的《浙江潮》等革命刊物也给予他深刻影响。这些，滋育了朱执信初的变革思想。
……
1917年，孙中山举起反对继承北洋军阀衣钵的段祺瑞解散国会、毁弃约法的护法旗帜。在孙中山主持广东军政府期间，朱执信一直是他的主要助手。然而，缺乏实力的军政府不仅难以有所作为，甚至孙中山也不得不在桂系军阀、政客的排挤下，于1918年5月赴沪。朱执信当时正在漳州协助陈炯明编练粤军，闻讯后也前往上海。作为孙中山的忠实战友，朱执信一面从事准备逐走桂系军阀的活动，一面进行宣传工作，承担了《建设》杂志的编辑和撰述任务。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运动给朱执信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促使他进行不懈的探索和追求。朱执信开始学习俄语，准备到新生的苏维埃国家中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样，他一生中后阶段的理论活动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他的观念基本上仍未越出民主主义的范畴，但时代的新因素毕竟在这个不断追求进步的、忠于革命事业的斗士的著述中得到了反映。
1920年秋，孙中山决心驱除窃据广东的军阀。朱执信被派赴漳州敦促粤军西进。9月21日，朱执信为策划虎门炮台守军反正被桂系军阀所部杀害，结束了短促而光辉的一生。孙中山惊闻噩耗后表示：对“好的同志”的牺牲，“痛惋难言”，“使我如失左右手”，“吾党失此长城”。
二
1905—1908年是民主革命形势高涨的年份，也是朱执信理论活动的始发期。他把阐发、宣传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作为主要任务，这个阶段中所写的诸多政论，在两年之久的两派大论战中有着重大的战斗作用，传播了革命民主派的思想和纲领，驳斥了保皇派的反革命谬论，揭露了清朝政府的“假立宪”骗局。
这一时期，民族主义无疑是朱执信在他的著述中阐发的中心论题。与保皇派为清朝政府的民族压迫狡辩粉饰的言论针锋相对，朱执信在《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驳〈法律新闻〉之论清廷立宪》等政论中宣扬了强烈的“反满”思想。他认为国内民族矛盾不容抹煞。满洲统治者残酷地奴役和压榨广大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众，致使“中国之民，久受困苦于此恶劣政府”朱执信：《驳〈法律新闻〉之论清廷立宪》。。同时，满洲统治者对外丧权辱国，使得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彼视汉人土地，不甚爱惜，何靳以贻之列强。宁有警以为外患，复谋自新之事哉”，实际上，充当了西方列强的鹰犬。朱执信确信清政府不会进行诸如“立宪”之类的真正社会改革。因为，满洲统治者与汉族人民“相视如仇雠”，“侵侮无所不至”，而任何进步的社会改革会导致统治者所享有的特权——例如“特任之官，特廪以禄”的取消，这是朽败已极的满洲统治者不能接受的。“其所志无过金玉奢靡，则不惮以贪婪为业。”朱执信告诫人们要摒于清朝政府的幻想，并且尖锐地揭穿了“假立宪”之类伎俩的反革命性质。必须抛弃以“为人所征服之国家为国家”的抹煞民族矛盾的保皇派谬论，即所谓“国家主义”，因为，这是“奴隶主义”、“服从主义”。为了进行“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乃至“免外国之侵凌”，就必须“反满”、“驱除鞑虏”，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
……
应当指出，朱执信还是先在中国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人士之一。他的战友何香凝忆称：“在同盟会中，朱执信是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热衷于“社会革命”的革命民主派成员必然会——如同列宁所指出的——“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一文中，朱执信片断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某些内容。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有其赞扬的方面，他十分称道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尔克素欲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而救此蚩蚩将为饿癦之齐氓。”显然，他的相关述评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历史的局限使得他难以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正确和全面的理解，例如，比较强调了“社会救济之策”，而未能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系统的介绍；夸大了在价值规律基础上产生的小生产者的分化，却忽视了为资本主义诞生过程所必需的“血腥的”原始积累，以致得出马克思的资本“从掠夺得”的论点对于“资本起源”阶段“不无过当”的评论。此外，把马克思与拉萨尔并列以及对拉萨尔的介绍，也表明了同样的缺陷。
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和条件，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介未能如同在五四运动前后那样引起深远的反响。
三
作为孙中山的忠实战友，朱执信在辛亥革命后的坎坷岁月中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除了进行实际革命活动外，朱执信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在1914年期间写下了一系列著述。
反对袁世凯的暴政，是朱执信理论宣传的中心。朱执信尖锐地抨击了袁世凯倒行逆施的举措，指出这不过是“少数阀阅富豪，戴一独裁总统”。其次，朱执信把矛头指向秉承袁世凯的旨意为“帝制自为”制造理论根据的“学者”和政客们——从美国顾问古德诺直到所谓“六君子”——的各色谬论。他着重批驳了喧嚣一时的“开明专制论”，并且指出了这种谬论包藏着恶毒的政治阴谋，“其志固在专制不在开明也”。在当时政治逆流的情势下，揭露袁世凯的反革命面貌和建立洪宪王朝的鬼蜮心肠，显然具有实际战斗意义。
……
毫无疑问，朱执信的理论活动是有着积极斗争作用的。在那个沉郁的时代，这些政论堪称斗士的呐喊。但是，朱执信的思想在这个阶段尚未获长足的发展：如对民权主义诸课题的阐述大体未曾超越《民报》时期水平，先前理论活动中的缺陷也大抵未能有所克服。首先，朱执信也像许多革命党人一样相信清朝政府的瓦解意味着民族主义的实现，因而一度未能继续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把理论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华民族的大敌——帝国主义。反之，还对帝国主义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幻想和轻信。例如，认为列强支持袁世凯，只是要使“中国安定”以便“经济之竞争”，并且幻想革命“成功迅速而干涉无由而至”。其次，朱执信在捍卫共和制度的过程中并未发展民权主义。他仍然相信欧美“代议制度”是完善的，未能深察它们日益反动的实质。辛亥革命以来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屡遭“顿挫”，也未曾使他深入考虑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的现实性。再次，朱执信对人民群众的认识和估计也是带有片面性。在那革命处于低潮的阶段，他痛感人民精神面貌中的消极方面：“只知有共和，而于共和之内包（各属性），初未尝领会”，甚至对于政治“若不相关”。但是，他却未能理解这种现象乃是统治阶级造成的恶果，人民群众将在变革现实的活动中改造主观世界。显然，上述情况并非偶然：表明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走到自身的降弧期，必将为新的革命运动所代替，而革命民主派曾持之战斗过的理论、纲领和方针则面临着历史进程的扬弃。
四
1919—1920年的民主革命转变年份，是朱执信理论活动的高峰期，他写下了约四十万字的著述，几占他一生为文的大半。朱执信在此期间曾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宣传工作，原因在于革命形势急剧发展的需要。辛亥革命失败以来的压抑氛围被打破了，如同朱执信所指出的：“民国以来，到现在，总要算这个时候有光明。”沸腾的社会政治生活，文化领域中的激荡，纷至沓来的新问题……迫切要求革命运动的指导者认真思考，予以科学的概括、阐释和解决。切实反映社会实际和密切结合当前斗争的著作显示了朱执信思想的重大发展，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发生着积极作用，具有时代先导的意义。当然，这也是世界范围革命浪潮高涨——特别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的结果。
……
朱执信在有关革命斗争问题所持的新观念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在有关革命斗争的系列论述中，充实了许多积极的新内容。如在论及革命运动应以何种社会力量为基础时，朱执信进一步发展了过去以“细民”为革命主力的观点。至于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武装的思想，对于革命运动有着迫切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然，上述观念依然有着不容忽视的缺陷。工农群众仍被视为需要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唤起”和“扶助”的对象，而建立革命武装的方案则包含着不少空想成分。
朱执信关于一系列社会思潮和运动的著述不可忽略。他对五四运动前后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采取了积极态度，不仅投身其中，并力求给予正确引导。他热烈参与了新文化运动，他以进化、发展的普遍观念作为向腐朽事物挑战的武器。他坚信宇宙万物“无所谓永远，无所谓”，“一切事实皆应与人生进化之道路以为评价”。僵死的“宗教信条”必须“打破”，政治、法律和道德“亦应随社会以改变”，“秩序是永远有的，永远的秩序是没有的”。这样，世界才会“有进化、有革命、有改造”。同时，朱执信还就新文化运动本身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既反对了不务实际的空谈，也反驳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偏见，明确指出：“真要研究问题，自然也要研究到一个主义上来，没有可以逃得过的。”学生运动也为朱执信所关注，他充分估计了学生运动的作用和意义：“为之唤起言论，为之率先实行”，“博一国之同情，生绝大之效果”。同时，告诫青年学生切不可使运动限于学界和拘于一隅，而应使之“遍于各阶级各地方”；青年学生必须懂得“没有农工的帮助”，“学界”也没有真正的力量的道理，要去“运动乡下人爱国”。在对当时各种破坏学运的谬论进行反驳时，朱执信强调了学生的社会义务，指出对国事的淡漠有悖于“国民之资格”。求学的目的在于“办事”，“真正的学问是要同社会有脉络贯通的”。朱执信劝阻青年学生切勿为宗教所“毒害”，形成慢性的精神自杀。此外，朱执信对妇女运动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这些紧密结合当前斗争的政论在社会政治思想生活中发生了积极的战斗作用，它们是朱执信后期著述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如闪电之耀亮”，而非时的逝世中断了朱执信的思想和实践的光辉进程。他的政治生涯——特别是后的思想高峰期如此短暂，以致许多卓越见解未能得到充分阐发，不少正在开展的探索与践行突遭中止。
虽然壮志未酬，英名青史长存！
编者
2018年春·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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