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憔悴——晚明秦淮风云记

卷一   风云

    历史是一种本文，而其中时间、地点、人物则是三个巨大的历史常数，后世的一切因此而改变。总有一些时间节点，对历史改变尤其大；总有一些地点，对文明影响尤其大；总有一些人，能够不由自主地走进历史。我们总是抑制不住地去检阅过去的一切，而真正让我们为之着迷的并不是浩如烟海的各种记载、条文与朝代更替。正如西方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支配历史的绝不是一些空洞无物的形式，而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群。”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大顺元年。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这一年准确地说是四朝共存，五帝并现，各种政治势力光怪陆离，此消彼长，其局面之离乱，整个中国历史。这是一个奇异的时刻： 除去张献忠的西朝可以多少忽略外，三个王朝，三个皇帝，命运各异。三月十九日，明朝皇帝朱由检自缢煤山，李自成入主大内；一个月后的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弃京西逃；五月二日，多尔衮策马进京。短短四十三天，天崩地坼，江山易色，紫禁城两易其主。终，明亡清兴，一个朝代沦落，一个王朝勃兴，史称“甲申之变”。到1645年6月7日（旧历五月十四日丙午），南明献舆图正式投降，大明宣告灭亡。这一年，颠覆、破碎，风雨飘摇，中华帝国这艘大船在惊涛骇浪中载沉载浮。个人的命运在惊惶绝望处或随波逐流或手足无措或艰难抗争，真可谓“滚滚横流水，茫茫末世人”（老舍语）。 

    在我看来，这一年，蕴藏了中华汉文明意味深长的衰败密码，面对外族入侵，汉民族如何应对，其行为与心理的表现颇可玩味。这一年，同样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王朝更替的特色及规律，而面对历史巨变，皇帝、士人与百姓之关系及其表现，历史定式亦清晰可辨，尤其是作为文官集团的士人们的行为路径与思想脉络更加值得勘探。从那个甲申年开始，人们不断想象“民族国家”，持续选择“历史”的叙事策略和话语方式，一直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公元1644年，同样是对汉民族心灵的巨大挑战，是对中国的一种预言和警示，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的诅咒和惩罚。可惜，这个历史时刻就像历史上所有年份一样，写在历史里，却没有刻进后人心里。明清鼎革，可嗟叹之处在于中国文明的陡然中断，拐弯，停滞，延顿，公元1644年的心灵史，值得大书特书。明清易代，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一个世界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