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9810410
读懂传统园林
通过对我国园林专书《园冶》的缜密研究，重新解构《园冶》书里书外的世界，从古籍版本到明代社会。本书带读者了解古典园林的营造法式，窥视明代园林背后的文化，有如置身园中，寻入曲径，通幽转折而揽胜，领略尽中国传统建筑的审美趣尚。
领略活色生香的明代时尚文化生活
以扬州名园影园为例，兼涉豫园、拙政园等各大园林，考察明代士人阶层如何以文人化的园林来作为其身份表征的文化符码，为读者展示了园林中雅集宴会的情形——观鱼、赏花、藏书，以及收集假山奇石、古董名画等玩赏活动，亦论述蓬勃发展的园林化的茶馆、食肆各种，还原出明代消费社会与园林产业更完整丰富的面貌。
《园冶》一书为中国园林建筑专书，一部汇聚古典园林整体兴造知识的宝典，代表了明代叠山建园的造园艺术*。
本书将以《园冶》与明代文人园林生活为思考探索的主体，集中以江南地区为研究的关注范围，通过将《园冶》与江南文人及其园林生活、江南园林的建筑美学结合起来，考察明代江南的社会生活史与园林文化史学，探索了传统建筑的文化密码、美学意蕴及宗教内涵，尝试填补目前关于《园冶》版本书以及叠山师研究的空白，并探究明代消费社会与园林产业的更加完整的面貌。
前 言
章 筑园风尚下的书籍出版与《园冶》
一、明代江南的筑园风尚
二、明代园林风尚下的书籍出版
三、明代的园林营建用书
四、园林兴造专书——《园冶》
五、《园冶》于园林史的文化意义
第二章 《园冶》的版本学研究
一、与《园冶》相关之园林研究成果
二、前人研究《园冶》之待商议处
三、当今《园冶》研究中的版本问题
第三章 《园冶》与明代文人叠山师
一、叠山师之名位初兴
二、叠山师社会地位的变化
三、神工哲匠：文人叠山师计成
第四章 闲雅与修藏：《园冶》中的明代文人园林
一、文人园林的文化认同——以“影园”为例
二、从《园冶》看明代文人园林生活
第五章 风尚与消费：明代江南的城市园林
一、筑园风尚与消费活动
二、筑园风尚与品位展示
三、筑园风尚与园林产业
结 语
参考书目
前言
中国古典园林为古代生活艺术的总体凝练，一座园林所反映的人文内涵与美学成就，其高度不亚于任何其他形式的艺术。就整体而言，园林包括物质载体，如楼阁亭台、花木泉石，亦包括精神载体，如美学思想、哲学思维等。若以社会学的角度思考，明代中后期的园林为社交的场域，提供了人们宴集文会的场所，也是借由其中的珍贵收藏、建筑布设，彰显拥有者社会地位与经济能力的媒介，具有标志园林主身份的文化象征作用。明代为私人园林大量出现的重要时期，不论在典籍文献中的记载，抑或在明人绘画上的记录，均足见当时的园林生活。而明代的江南，因为拥有极佳的自然、人文、社会条件，在三者的相互配合下，亦成为明代私人园林为兴盛的区域。
《园冶》一书为中国园林建筑专书，代表了明代叠山建园的造园艺术，于崇祯四年 (1631)成书，崇祯七年 (1634)付梓。作者计成，字无否，号否道人，明代吴江人。原为山水画家，他将其施画山水的理念与技巧布列于所构建的园林之上，使得所施作的园林享誉一时。五十三岁时，因感无力将其所能施展于更多的园林之上，而薪传无着，故穷其毕生心血与智慧，将冶园的心得与经验援笔成书，以成《园冶》。本书以明代社会的园林时尚为主要的关注对象，而《园冶》为明代园林风尚下的出版产物，体现了明代园林中的精神理想与物质文化，亦总结了明代的园林需求与审美价值。
在空间范围的设定方面，本书以江南地区为探究主体。明初政治初靖，社会多将关注力集中于物质文明之恢复，当时政府的强势控制，除表现在政治上，亦兼及生活与文化。《明史·舆服志》中可见洪武（1368— 1398）当时的禁令：
品官房舍，门窗、户牖不得用丹漆。功臣宅舍之后，留空地十丈，左右皆五丈。不许那移军民居止，更不许于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以资游眺。
因此明初园林的发展十分有限。然在明太祖建国一百年之后，于明中叶宪宗成化年间（ 1465— 1487），政令开始逐渐松疲，海禁渐开，抑商政策逐步放宽，随着江南地区经济的高度发展，三吴地区趋向追求精致、奢靡的生活风尚。而江南地区原本即有优越的地理环境与浓郁的人文气氛，故于此时期之前后，在各地兴起的蓬勃造园风气中，又以江南地区为盛。
然学者探讨江南，多本其地理定义而言，主要包括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的范围可涉及：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金华、太平、宁国、池州、徽州诸地，涵盖了今天江、浙、沪、皖四省市。而本书着眼于社会生活史与园林文化史，聚焦于江南地区的消费经济、商品交易、城市发展与水陆贸易运输，因此，涵盖的面积更广，对江南的定义更宽，亦即在文化地理视角下的江南，包括明代南直隶的十四府四州、浙江布政使司的十一府和江西布政使司的十三府。就江南的自然条件而言。根据统计，明代苏州当时的“园林共有二百七十多处”，其中私人园林二百五十多处。园无石、水不成，园林以水为灵魂，江南境内有太湖、阳城湖、昆承湖等为数众多的
大小湖泊与水道，极具筑园的先天优势。加上太湖地区又盛产造园所需的奇美石材，为江南的园林盛景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它处若要造园，则需以河道或是陆路运送石材，如宋代将南石北送的花石纲即为一例。此外，江南水乡的优良气候环境，也为造园所需的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因此，江南得天独厚，具有先天丰富的造园自然资源。
就江南的人文条件而言。据韩明士（ Robert P. Hymes）的研究，南宋时期江南的地方精英已经逐渐崛起，开始以经营地方上的事务为主要思考核心。自南宋以降的精英，在地方主义的框架下，更多地思考地方策略，经营地方化的婚姻关系与人际互动的交流网络。于此前提之下，江南地区得到了良好的人文发展基础，乃至明代时期，江南文风鼎盛。有关明代江南地区的人才辈出，《明史》曰：
吴中自吴宽、王鏊以文章领袖馆阁，一时名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驰骋，文风极盛。
当时文化的繁荣与人文教育的水平，由此可见一斑。南宋后，江南地区经济日趋发达，尤以苏、杭为甚。富庶的江南，生活悠闲，品位优雅，为文人的雅适生活提供了良好的孕育环境。成化以后，以文人为主要参与者，且以苏州为活跃范围的吴门画派兴起，更成为当时江南地区重要的人文景观。而吴门画派的绘画作品中，以山水园林为内容的画作占据相当比例。因此，吴门画派与园林的关系亦至为密切。如著名的吴门四家：沈周（ 1427— 1509）、仇英（1509？— 1551）、文徵明（ 1470— 1559）、唐寅（ 1470— 1524），皆有为己、为人的园林记文，沈周、仇英、文徵明甚至还有许多为园林作记的画作留存下来。因此可知，明代江南地区的画坛与园林之间的互动甚为紧密。除了画家与园林关系密切，明代亦有许多以园林之癖闻名的文人，如王世贞（ 1526— 1590）、祁承?（1563— 1628）、倪元璐（ 1593— 1644）、祁彪佳（ 1602— 1645）等。他们所留下来的许多文献记录，丰富了园林研究的参考资料。
就江南的社会条件而言。明代自成化以后，商品经济日益繁荣，社会日趋富庶，而生活亦渐趋奢侈，以张岱（ 1597— 1679）《陶庵梦忆》所记录的扫墓风俗的变迁为例：
越俗扫墓，男女袨服靓妆，画船箫鼓，如杭州人游湖，厚人薄鬼，率以为常。二十年前，中人之家尚用平水屋帻船，男女分两截坐，不坐船，不鼓吹。先辈谑之曰：以结上文两节之意。后渐华靡，虽监门小户，男女必用两坐船，必巾，必鼓吹，必欢呼畅饮。
文中可见奢华风俗于二十年之间的转变，即便是监门小户，生活用度已显奢侈。而张岱早年家业富厚，所回忆的往事中，记其家中的布设装饰更是极显华丽：
灯皆贵重华美，珠灯料丝无论，即羊角灯亦描金细画，缨络罩之。……而友人有夏耳金者，剪采为花，巧夺天工，罩以冰纱，有烟笼芍药之致。更用粗铁线界划规矩，匠意出样，剔纱为蜀锦，墁其界地，鲜艳出人。
由以上张岱之言，可见明人富裕、精致的生活，亦可以看出江南工匠的极工尽巧，“匠意出样”。早期江南地区的工商活动，多以单一的商品贩卖与近距离的市镇商业形态为多。然而随着社会形态与风尚的变迁，商品数量增多，获利渠道多元化，社会对各种行业的接受度也开始增加。外来人口带来大量的过剩劳力，加上繁重的赋役，这些均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进而逐渐转成独立性的手工业专职，间接为苏州、松江一带能工巧匠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而过于看重财利、欲望的风气，与追求华丽的消费形态，造成了社会上相互竞争奢靡的风尚，工匠的社会地位因此得到提高，进而又依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手工业中心。而江南地区奢侈华丽的竞争风气、高度发展的工艺技术与商品经济，均为明代的园林营建提供了极佳的产生背景。
综合以上自然、人文与社会的有利条件，江南地区成为明代极为繁荣富裕的区域，为兴筑园林成为一时风尚提供了优越的物质与文化契机。本文将以江南为主要研究界域，探讨明代园林风尚下的叠山行业，以及明代江南园林与消费社会的人文互动，兼及探究其中以《园冶》为视角的文人园林生活。
江南，既是明代以文人绘画著称的吴门画派的摇篮，亦为中国园林著作《园冶》的作者——计成（ 1582年生）的所居地。《园冶》为中国古典园林兴造的范式，乃计成集结其毕生的造园经验而成。考证文献所知，在《园冶》问世之前，从来没有一本专书系以园林建筑营造为主要论述范畴，并且图文并茂。计成身兼文人、画家与园林建筑师等三重身份，但是他的文人身份，几乎没有被任何前人研究所重视。虽《园冶》的研究已起步多时，但是多集中在其书的翻译与诠释阶段，迄今尚未见到根据其书的版本与传布作全然清楚的考证研究，更遑论以其书为研究起点探讨明代江南文人生活与园林文化的论述。
承于此故，本书想探讨的是：面对园林风尚与诸多园林撰作、园林相关产业的兴起，《园冶》在当世究竟有怎样的特殊定位？在园林文化史上，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意义？计成其书的撰作观点，是否曾受到其文人与画家背景所影响？假若答案为肯定，那么计成的文人与画家思维，又反映在其书主体意识的哪些方面？此外，目前学界未见针对叠山师一业而进行的深入研究。在教育普及、园林兴盛、文人身份多重化的明代社会，叠山工作者的背景并不局限于艺园山匠，计成亦以画家的身份参与叠山，并且创作园林专书以满足时人叠山建园的需要。在晚明如此重视园林的风尚下，叠山师一业在明代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情况究竟如何，实在值得进一步深究了解。同时，叠山师一职的起源与称谓递变，也有必要一并思考探究。
明中叶后的园林是人际网络交换的场域，是品位、成功展演的舞台，所以品位的展示不仅是必要的社交条件，也是品鉴他人同时被他人品鉴的辨识基准。为了满足园林主的园林活动与品位展示的需求，也为了构筑一个符合自己心意，同时符合当世园林好事者们共同审美旨趣与价值的园林，园林主营建园林时所看重与追求的理想条件为何？在私人园林大量兴起之后，明代的江南文人在其园林中，是如何以其庭园的物质载体，来建构出有别于他者的文化载体，并进而达成表征其品位、身份地位的符号功能？而此中代表明代园林艺术创造的《园冶》，又是如何满足和成就此一物质与精神、文化与社会符码的形成？再者，《园冶》一书反映了时人园林的需求取向与筑园的审美取向，然而目前却未曾见到聚焦《园冶》一书，以其书为视角，而深究文人园林文化意义与明人园居生活样态的研究，亦未见针对园林风尚之于明代城市生活、消费经济而深入探讨的研究论述。
有鉴于此，本书将以《园冶》与明代文人园林生活为思考探索的主体，集中以江南地区为研究的关注范围，希望借由此文，尝试填补目前关于《园冶》版本书以及叠山师研究的空白，并探究明代消费社会与园林产业的更加完整的面貌。
（一）尚雅与远俗
文人园林追求尚雅远俗。前文已述，文人面对俗园的仿效行为，已有唯恐避之不及之感。正如同《长物志》以品位指导的立场陈述当如何活出时下文人风韵，计成也于《园冶》中，以园林设计的角度指导文人建园当如何与俗人有别。
以园林的装饰部分而言，文人看重者为时尚与雅致。前文已述，《园冶》言装饰部分可分为五处，而计成于此五处均提出崇尚“雅”“时”，避免俗套的观点。
首先，装折部分，计成重视不可落于俗套，应当以符合时代潮流的设计为之。因此他提出“窗棂遵时”而设计，且注意到当世与前期的时尚转变，所以他说“古以菱花为巧，今之柳叶生奇”，唯有能“构合时宜”，才能“式徵清赏”，其装折设计才能得到清雅园主的欣赏。而入时、合时也正是当时所谓的雅致。基于观察古今风尚的递变，计成在铺地部分也提醒：
方胜、叠胜、步步胜者，古之常套也。今之人字、席纹、斗纹，量砖长短合宜可也。
因此，即使“路径寻常”，也要做到“阶除脱俗”，足见计成对当时园林风尚的掌握。此外，于栏杆部分也是如此。他提出应以“减便为雅”。因为简单就是时人认同的“雅”设计。时人的喜好已与过去不同，所以“古之回文万字，一概屏去”。
不仅栏杆的设计当如此，在园林的门窗装饰部分，计成更是重视新颖的风尚与高雅的诉求，提出：“门窗磨空，制式时裁，不惟屋宇翻新，斯谓林园遵雅。”再次强调了“林园遵雅”，园林是以雅为上，以雅为追求。此外，为了避免落于不合时宜、过分雕镂装饰的俗套，计成提醒好事者：“切记雕镂门空，应当磨琢窗垣”，使“处处邻虚，方方侧景”。在墙垣部分，计成再度提醒园林应以“从雅遵时，令人欣赏”为理想。谨慎避免如“市俗村愚”般的追求过度装饰，如针对墙垣设计，即曰：
历来墙垣，凭匠作雕琢花鸟仙兽，以为巧制，不第林园之不佳，而宅堂前之何可也。雀巢可憎，积草如萝，祛之不尽，扣之则废，无可奈何者，市俗村愚之所为也，高明而慎之。
山水绘画影响明代园林叠山，可由明代著名叠山师均为山水画家推知。计成身兼文人与画家，其书中指导叠山处，亦多次述及雅俗之别。例如：
园中掇山，非士大夫好事者不为也。为者殊有识鉴。缘世无合志，不尽欣赏。
若不是士大夫之风雅好事者流，是不会在园中堆叠假山的，会这样做的人，必定为“殊有识鉴”之士，因为一般人很难懂得欣赏掇山的真正趣味。而叠山亦需讲求时尚趋势，必须“时宜得致”，且需兼顾雅致画意，能够“深意画图，于情丘壑”。因此文人雅园中，叠山应当仿效古人画意“植黄山松柏、古梅、美竹，收之圆窗”，并且“藉以粉壁为纸，以石为绘”。而要避免“费工类俗”且无意义的盲目复制。文人的园林营建讲求“仿佛片图小李”“参差半壁大痴”f，因为如山水画般的意境正是他们在园林生活中所欲追求的理想。故茅元仪于《影园记》中曰：“士大夫不可不通于画”，因为“园者，画之见诸行事也”。
反观俗人叠山，计成述及俗夫只会在围墙内、厅堂前叠起三座假山矗立眼前；或在没有景观可望之处，竟加上观望之亭，实在荒谬：
人皆厅前掇山，环堵中耸起高高三峰，排列于前，殊为可笑。加之以亭，及登，一无可望，置之何益？更亦可笑。
《园冶》一书中如上“雅俗”之辨的论述可见于多处，足见当时文人面对俗园的仿效之风，而产生品位标志渐失的焦虑，也是计成关注的重心之一。
（二）寻静与修藏
“凡结林园，无分村郭，地偏为胜。”营建园林即为寻求心灵平静，因此以“地偏为胜”，即如沈周诗曰：“人寻静处深住，屋向林中小营。”计成也认为构园于山林为的寻静之地，故称“园地唯山林胜”，在山林深处建园不但可以寻幽访静，也可享“天然之趣”。如唐寅作《南园赋有序》时，称位于包山之阳的南园，其山居的美景：“曲蹊长径，芳菲郁荟，蝶蘧蘧而飞，燕喃喃而对，万卉千葩，流红湿翠，春风窥桃杏之丽华，秋霜感蓼莪之憔悴。”可使人“殆有忘世之想”。
即使是不得已必须居于城市而筑园林于城中，也必定要向幽偏
处寻觅，因此计成提出：“市井不可园也；如园之，必向幽偏可筑，
邻虽近俗，门掩无哗。”e即如“半茧园”：
内有山石宏奇诡丽之观，外有竹木阴森挺劲之植，……游其园者，如入山林禅诵之室，而忘其为城市也。
即使是筑园城中，也可以因其幽静，仿佛“如入山林禅诵之室，而忘其为城市”。因此，人们不论是筑园于山林抑或筑园于城市，其目的之一，都是让自己有一个得以寻静的空间。所以计成才称：“兴适清偏，怡情丘壑。顿开尘外想，拟入画中行。”无论在城市抑或山林，唯有觅得一“清偏”之地，才能使自己徜徉在园林的丘壑之间，抛开现实羁绊，陶醉于如画的景致中。
从《园冶》知，园林亦可满足文人的宗教生活。其书亦有专为满足园林供佛需要，而提供的功能设计与纹样设计。例如门窗设计处即举出适合供佛之用的样式，曰：“莲瓣、如意、贝叶，斯三式宜供佛所用。”对于主人清修密隐的斋室，计成也为使人兴起“肃然斋敬之义，盖藏修密处之地”，而建议采用聚气与收敛的做法，使建物不致过于开敞。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之后，至于南北朝期间在社会上已极为普遍，唐宋以降，名僧与名士的往来频繁，因此，明人于园林中修习佛法的例证并不罕见。如顾大典（ 1596年卒）的“谐赏园”即“奉大士像，香灯清静，俨若禅居”。王世贞于“弇山园”中曾“建一阁，以奉佛经”e。而钱谦益为之作记的“西田别墅”，其主人甚至于园林中举办佛事：
主人通西方《观经》，妙达圆净，如佛所言，或有佛土，以园观台观而作佛事。
文人园林中的宗教生活，亦可见于《长物志》与《遵生八笺》：
筑基高五尺，余列级而上，前为小轩及左右俱设欢门，后通三楹，供佛庭中，以石子砌地，列幡幢之属，另建一门，后为小室，可置卧榻。
内供释伽三身，或一佛二菩萨像，或供观音乌思藏鏒金之佛。价虽高大，其金鏒甚厚，且慈容端整，结束得真，印结趺跏，妙相具足，宛如现身。人能供理，亦增善念。案头以旧磁净瓶献花，净碗酌水，列此清供。昼爇印香，夜燃石灯，稽首焚修，当得无量庄严功德。
从文震亨教导好事者如何营建佛堂，高濂教导好事者如何布置佛堂，均显示当时宗教信仰确实融入于部分文人的生活中。此外，《小辋川记略》中，其园林主不但在园中祀有观音大士以及祖先，甚至还奉有“汉关壮缪侯像”。当然，明代还有许多寺院、庙观与园林结合的例证，其中苏州的建于元代、由禅师叠石自建的“狮子林”即为著名的例子。
前文已述，文人园林经常有避客的需要。文人于园中享受幽静之乐，若面对偶有扰人清静的宾客来访时，计成也设想了解决之道。特别是主人读书处，为园林立书房基时，计成提醒当“择偏僻处，随便通园，令游人莫知有此”。在实证运用上，计成为“影园”所设计的避客之法，便使园林主十分满意，除郑元勋与《影园自记》述及之外，茅元仪作《影园记》时，也注意到计成的巧妙设计使“影园”中的读书堂，既可避客又可藏书。
计成“令游人莫知有此”的避客设计，显示园林建筑师已考虑到当时园林主的避客需要。事实上，有些明人园林完全是为了避客而建。陈继儒于《许秘书园记》中，认为筑园于城市之中，游人太众，且经常在园中喧笑，主人不胜其扰，雅兴大失，因此认为有避居乡野的必要：
然通人排闼，酒人骂坐，喧笑呶詈，莫可谁何，门不得坚扃，主人翁不得高枕卧，欲舍而避之寂寞之滨，莫若乡居为甚适。
另外，崇祯十年（ 1637）徐汧（ 1596— 1645）筑室于楞伽山治平寺，四十余年后，其子徐枋（ 1621— 1694）为其作《思乐亭记》时，即言徐汧当初建亭的原因正为避客：
治平寺方丈之左，有亭三楹，昔我先君文靖公所筑也。……先君子每春秋祭扫辄过之，爱其地幽胜，流连不能去，因筑亭于此，为避暑避客地焉。
因此，无论是避客于深斋别院，还是独坐“静扰一榻琴书”，从计成的设计中，可以看出明人于园林中所欲追求的无非一个静谧的自适空间。
（三）乐闲与灌园
园林是文人享受乐闲生活的场所。因此《园冶》开卷的《园说》即提出园林生活的闲适景况，为：
凉亭浮白，冰调竹树风生；暖阁偎红，雪煮炉铛涛沸。渴吻消尽，烦顿开除。夜雨芭蕉，似杂鲛人之泣泪；晓风杨柳，若翻蛮女之纤腰。移竹当窗，分梨为院；溶溶月色，瑟瑟风声；静扰一榻琴书，动涵半轮秋水。清气觉来几席，凡尘顿远襟怀。
因此，计成于《相地》篇曰：“寻闲是福，知享即仙。”能够悠闲地享受平淡生活，才是营建园林的极致追求。
此外，灌园是文人享受乐闲生活的活动。计成认为，文人园林中的农事行为不是建园的主要目的，而是园中林池景观或园主享受田园之乐的边际效益。
据 John W. Dardess研究，明代初期的文人虽热衷田园生活，但园林所种植者，主要系提供日常生活所需，而此种情况与他们必须应付当时严苛的赋税相关。 c的确，以苏州为例观察之，明初文人园林具有自给自足经济功能的例证甚多。
15世纪，聂大年（ 1401— 1456）为蔡升作《西村别业记》时，言园主于别业中享受“田园之乐，生殖之殷，山水登临之胜。…… 可以仰而看山，俯而临水，食其地之所入，以供粢盛伏腊之费”。韩雍 （1421— 1478）“葑溪草堂”园中不但植有果树，还种有菜蔬” ；王宠的“越溪庄”中“果取之树，笋取之竹，蔬取之畦，茭蒲取之渚”，可食的作物甚多；而翁彦升（生卒不详）的“集贤圃”中，不但“有果可俎”，尚且“种茶数亩者，有茗可采”。王世贞为许从龙（生卒不详）作《养余园记》时，即根据许从龙所养之余，赞而歌曰：
“园有畲，可稼可蔬，乐子之恒余。园有瀁，可钓可网，乐子之能养。”可知“养余园”中有稼、蔬之外，还有鱼可食。
嘉靖以后，园林奢侈妍丽之风日炽，园林中的生产机能亦没有被完全废远。潘允端于 16世纪中（ 1559）建“豫园”时，其园之西有“蔬圃数畦”，不但“每岁耕获”尚有盈余，还可“尽为营治之资”，作为自称有园林之癖的园主的营建之资，而其园林也因此“渐称胜区”， 显示其园的耕植收获应当不错。此外，张岱生于 16世纪末（1597），幼年曾游“快园”，见园中土地肥沃，果实累累，园丁将物产交易于市，日可得一叉钱：
快园为御史大夫五云韩公别业。……诸公旦先生为韩氏倩，改为精舍，读书其中，妇翁曰快婿也，因以名园。……前有园地，皆沃壤高畦，多植果本，公旦在日，笋橘梅杏，梨楂菘蓏，闭门成市，池广十亩，豢鱼鱼肥。 有桑百株，桃李数十树，收其直，日可得耘老一叉钱。
足示即便在 16世纪中与 17世纪初，园林在观赏功能外，依然保有生产功能。
《园冶》成书于 17世纪前叶，其时江南的园林文化已兴盛超过百年，在当世的园林雅致时尚外，计成注意到园林所提供的田园之乐。面对时人对园林的种种需求与机能，计成也做出了回应。他在《村庄地》的设计中提到：”建议可营建门楼以
“门楼知稼，廊庑连芸。 供登临观稼，将菜圃连接于廊庑之外。由此可知，《园冶》认为园林的观赏性与生产性同时存在，虽晚明文人园林多为品位与地位的展演舞台，但不能避谈其的确有生殖产能。
然值得注意的是， 17世纪计成书中的优雅文人园林，其建园目的并不在于获利以营生。园林的产能并非风雅的园林主所关心者，安闲与趣味才是文人建园的主要目的。这一点在计成书中可以得到清楚的证明，他明言：“安闲莫管稻粱谋。”反之，若是一座以生产性质为目的而建的园林，是不可能“莫管稻粱谋”而“安闲”者。计成并没有否认园林的生产功能，但是，其书所主张的园林生产功能，系主要伴随闲暇之乐，因园林的产能不是园主所赖以维生的经济来源，而是归隐田园，享受自耕自足的一种生活趣味。园林重要的功能不在生产，而在使园主享受惬意的田园生活。他说：
秋老蜂房未割，西成鹤廪先支，安闲莫管稻粱谋，沽酒不辞风雪路，归林得意，老圃有余。
能够“安闲”，才是一名有余裕的“老圃”。因此蜂房不必急于割取，庄稼既熟，可以先安排鹤粮。计成眼中，有优雅闲情、有经济余力的园林主，是对稻稼收入丰歉可完全不必理会之人，而唯有此一类人，才能够真正体会到归隐田园，恬淡为老农的乐趣。因此，园林的产能是园林景观中所伴随的附加价值，而非主要价值。《长物志》中，文震亨也不讳言，有些观赏花木在观赏之余，的确伴随有若干的实用功能：
玫瑰，一名徘徊花，以结为香囊，芬氲不绝，……宜充食品。
青桐，有佳荫，株绿如翠玉，宜种广庭中，当日，……其子亦可点茶，生于山冈者，曰冈桐子，可作油。
椿树，髙耸而枝叶疏，与樗不异，香曰椿，臭曰樗。圃中沿墙宜多植，以供食。
萱花，萱草，忘忧，亦名宜男，更可供食品。
青桐子可用于饮茶，亦可用来制作桐油，玫瑰、香椿与今日称为金针花的萱草于观赏之外，均可当作食品，但是这些都是在园林的闲雅生活之外的附带价值。
对于园林的生产性与经济价值，学者柯律格已做过深入的探讨。柯律格认为不能全然以美学的观点来看待明人的园林，园林的经济生产功能，也应当是观察明人园林文化意义的思考取径之一。其书以“拙政园”为例，认为园林中的植物在商品经济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园林中的水资源也为园林提供了许多潜在的经济来源。但柯律格更进一步指出： 16世纪以前的苏州园林主要以生产性质为主，16世纪以后，园林的货殖作用丧失，逐渐转为消费性与观赏性的空间。本书以《园冶》为起点观察明代的文人园林，针对此看法，尝试提出不同的商榷意见以回应。
首先，考诸史料，以 16世纪作为界分明代江南园林由生产性走向观赏性的分水岭，似乎并不十分理想，此外，园林的功能，当真可言由生产性“递进”至观赏性？
柯律格认为， 16世纪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社会上崇侈华丽的风气兴起，园林中的果树地位逐渐降低，被许多没有经济价值的罕见花草所取代。诚然，特别是明代中期以后的城市园林，成为奇花异木的展演舞台，但无论是 16世纪中期抑或后期，园林的生产功能都不曾全然隐退于游观性质的园林之外，甚至有部分园林的收获，在自给之外尚有剩余，而将园中所盈，提供市场以交易金钱。前文所引的“豫园”与“快园”即为二例。更遑论 17世纪初期成书的《长物志》与《园冶》，均述及了园林景观或乐闲生活中，所伴随的附加生产价值。而况，园林生产性与观赏性二元机能的结合，甚至于 17世纪末叶亦依然可见。吴伟业替画家王时敏作《归村躬耕记》时，即曰王氏“将躬耕于此”，钱谦益为此园作记时，亦曰：“瓜田错互，豆篱映望……农歌满耳，主人所以明农而省稼也。”然园中依然保有观赏性，主人“开种竹之圃于东郊，筑艺菊之亭于北郭”。又如叶奕苞 （1661—1687）之“半茧园”，即使园中广植稻、秫， 依然具有观赏性，主人规划园林“位置莫不有意，嘉卉林立”。
显见，16世纪以后的园林，并没有由生产性“递进”至观赏性，此二元同时存于园林中。因此，若以 16世纪作为生产性园林走向观赏性园林的分界线，则恐怕稍嫌不够真确。
另外，柯律格也许忽略了一点，即中国文化中文人耕读以治生的传统。此传统自长沮、桀溺的避世耦耕，与《归去来辞》中的解官归田园，一直延续至清， e而文人的耕读自养传统，并没有与园林的观赏性互相冲突。或许计成正因深明于此，在《村庄地》中，在园林以得景为终原则的前提下，强调菜圃不可于园中喧宾夺主，而须为其另辟一地以保持园林的雅致景观，故计成建议菜圃须设在园林的廊庑之外。而此观点亦同见于《长物志》中：
豆棚、菜圃，山家风味，固自不恶，然必辟隙地数顷，别为一区，若于庭除种植，便非韵事。
因此，较为客观的说法是， 16世纪以后，受到社会崇尚富丽，以奢侈为竞的氛围影响，园林在追求高雅格调的观赏性之外，也没有完全放弃其伴随景观或不影响景观的生产性。园林的确走向了精致奢华的风尚，然而，在园林炫耀性与可观性增强的同时，仍没有脱离儒家文化耕读自养的传统，部分文人园林反而同时拥有观赏性与生产性。
关键在于，晚明文人园林的生产功能，并不是维持园林运作的主要经济来源。在明代以时尚、风雅、精致、华丽为追求的文人园林中，或许可以见到文人耕读传统的自给经济功能，但其生产价值只是附带于园林情趣的边际效益。
明代文人园林虽然重视风雅与时尚，却并不反对借园林以躬耕劳作。也就是说，当文徵明称赞王献臣于“拙政园”中“筑室种树，灌园鬻蔬，逍遥自得，享闲居之乐”时，王氏的“灌园”，并不是真的为了“鬻蔬”以营生，而只是因为“爱潘安仁闲居之篇”，欲效法之，王氏的“乐闲于灌园”，无非是深明“归林得意，老圃有余”的田园趣味罢了。
（四）卧游与玩赏
明中叶后旅游风气兴盛，不论是上层社会的士大夫抑或是平头百姓，多喜好旅游。前人研究中，认为商品经济的发达，货物运输的发展，无形中促进了市镇间的交互流动，也直接推动了明人旅游的兴盛，而商贾往来、商业类图书的出版，对旅游相关行业的兴起更是多有助益。此外，学者也认为明代社会尚奢风气的兴盛，亦使旅游成为一种炫耀式的消费。而政治变动、官场失意、心学解放，也是促成明人走向旅游的原因之一。 如袁中道（ 1570— 1623）即言其好游之因，正因为失意，而希望借旅游以舒缓心绪，“少泄其雄心”。同时，明代是一个重视雅癖爱好的时代，除了园林之癖，袁中道也自称是有“好游”之癖者，自言曰：
天下质有而趣灵者莫过山水。予少时知好之，然分于杂嗜，未笃也。四十之后，始好之成癖。
因此，兴筑园林为文人满足旅游生活的方式之一。明代类似袁中道而喜好旅游的文人很多，计成《自序》中也述及早年历游燕、楚。明中叶后，在旅游风气与园林风气俱盛的情况下，许多文人便将好游之心寄托于园林之中，《重葺休园记》中即言：
明崇祯末，天下习于晏安，士大夫争驰好游，虽宇内有寇贼之警，若无足当其顾虑者。于是，家居则谋登眺游息之所，园亭往往而盛。
由当时“士大夫争驰好游”可知，部分园林的兴起，其实与当时文人为谋一“登眺游息之所”的游览风气有关。亦即文人们意欲于园林之中实践其旅游生活。谢肇淛认为，宋代营建园林假山，多用雄黄、焰硝掺土和之以筑，不但可使假山避免蛇类栖息，重要的是，当焰硝升起烟雾的时候，云气蒸腾，仿佛真山，因此这种园中假山，正可以当作卧游之戏，以代替实际的真山游历经验：
宋时巨室治园作假山，多用雄黄、焰硝，和土筑之。盖雄黄能辟虺蛇，焰硝能生烟雾，每阴雨之候，云气浡郁，如真山矣。假山之戏，当在江北无山之所，装点一二，以当卧游。
此外，陈继儒坦言，不能得享佳山大水，不得已而兴筑园林于城市的人，其目的即为宽慰士大夫的五岳之志。因此，计成认为好是筑园山林之间，以充分享受旅游的乐趣，因为择地山林，可享受：
好鸟要朋，群麋偕侣。槛逗几番花信，门湾一带溪流，竹里通幽，松寮隐僻，送涛声而郁郁，起鹤舞而翩翩。阶前自扫云，岭上谁锄月。千峦环翠，万壑流青。欲藉陶舆，何缘谢屐。
园林中可得旅游之趣，欲游山，则可以乘竹轿以代步；想玩水，可手持一支木杖随行，何须羡慕辋川与金谷二园，计成曰：
看山上个篮舆，问水拖条枥杖；斜飞堞雉，横跨长虹；不羡摩诘辋川，何数季伦金谷。养鹿堪游，种鱼可捕。
麋鹿温驯可亲，上文中的“养鹿堪游”，反映出为了增加卧游山林的自然之趣，明人还喜爱在园中养鹿同游。除了上文之例，王世贞也在“弇山园”中兴筑鹿室以栖之，亦增一景。
当然，若能偕美人而遨游园林，自然更为盛事。《晋书》即记谢安（ 320— 385）游山时，必偕美人：“安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四时不谢，宜偕小玉以同游。
因此，计成也言：”有美人相伴于园林之中，自然是令人更加愉悦的事。然而，在明代的社会文化中，好女色已不足为奇，明代文人亦有好男色的风习。如张岱即自称其“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因此，明代文人园林中不乏迎合此趣味者，如江盈科（ 1553— 1605）《后乐堂记》中曾记园林主拥有善歌男童声伎，园主选在酒酣耳热的子夜，要其为嘉宾而歌：
公蓄两娈童，眉目姣好，善鸜鹆舞，子夜歌，酒酣，命施铅黛，被绮罗，翩翩侑觞，恍若婵娟之下广寒，织女之渡银河，四坐宾朋无不凝盼解颐，引满浮白，饮可一石而不言多。
园林居室中所收藏的山水画，有时也是“神游山水”的一种表现。明人旅游时喜爱在将景致托之以图画或诗文为记，谢肇淛即曾“每 到一山梦寐，常不忍忘古人，或托之图画，或为敲诗作记，以供卧游”。而这些山水图画，也往往成为不能游历其间者可神游其中的寄托，何良俊自述：
正恐筋力衰惫，不能游历名山，日悬一幅于堂中，择溪山深邃处，神往其间，亦宗少文卧游之意也。
故而，园林中有山水画，画中有山水，观者心中也有山水。可见，画山水者，可以使人神游其间；建园林者，也可以使人有如卧游于山水之间，因此计成曰：“兴适清偏，怡情丘壑。顿开尘外想，拟入画中行。”这也正是何以计成以一名山水画家可以游刃有余于园林的营建，而同时于园林中，不断追求、强调园林景观中山水画意的原因之一，进而使园林如画，画如山水。亦因如此，郑元勋得到计成为其设计园林，赏心之余，也赞“无毁画之恨”。
为了满足文人书画玩赏的生活需要，计成于《屋宇》设计中，作七架酱架式设计时，即强调“不用脊柱，便于挂画”，以回应明人于园林中悬挂绘画，赏玩古董的需求。而这种需求也为文震亨的《长物志》所重视，并进而提出悬画的建议：
悬画宜高斋中，仅可置一轴于上，若悬两壁及左右对列，俗，长画可挂高壁。
绘画之外，园林也是文人藏书、赏书、校书、著书与读书等活动的场所。计成也多次提及设计藏书空间的技巧，以及美化书房的叠山方式。
观鱼也是园林中的玩赏活动。《立基》中在建设亭榭之际，计成便为观赏池鱼的园林活动做出了安排，建议园亭好设于水边：
花间隐榭，水际安亭，斯园林而得致者。惟榭只隐花间，亭胡拘水际，通泉竹里，按景山颠，或翠筠茂密之阿；苍松蟠郁之麓；或借濠濮之上，入想观鱼；倘支沧浪之中，非歌濯足。
文震亨也建议清晨与有凉风的月夜为的赏鱼时机：
宜早起，日未出时，不论陂池、盆盎，鱼皆荡漾于清泉碧沼之间。又宜凉天夜月，倒影插波时时惊鳞，泼剌耳目为醒，至如微风披拂，琮琮成韵，雨过新涨，縠纹皱绿，皆观鱼之佳境也。
明人在园林中喜畜名鱼，特别是有饲养金鱼的风尚。王世贞即于弇山园中饲养金鱼：“阁前俯方沼，下蓄金鱼数百头。”而针对此一玩赏生活，计成为此设计了叠金鱼缸之法：
金鱼缸如理山石池法，用糙缸一只，或两只，并排作底。或埋、半埋，将山石周围理其上，仍以油灰抿固缸口。如法养鱼，胜缸中小山。
因此，计成认为园林中“种鱼可捕”之外，赏鱼亦属文人的园林生活之一。由此可知，《园冶》中的鱼既有可食性亦具观赏性。
（五）别业与雅宴
文人营建园林别业并于其中雅宴待客的由来已久，《园冶》对此风极为重视。计成于《相地》篇的《郊野地》条，建议筑园于城郊之外郊野地，正因为距城市不远，适合作为主人避暑别业与待客之所：
郊野择地，依乎平冈曲坞，叠陇乔林，水浚通源，桥横跨水，去城不数里，而往来可以任意，若为快也。……
两三间曲尽春藏，一二处堪为暑避，隔林鸠唤雨，断岸马嘶风；花落呼童，竹深留客；任看主人何必问，还要姓字不须题。
这种距离城市不远，仅“去城不数里”，主人可任意往来的园林，多半介于城市与山林之间，而主人通常不一定长住其中，故称之为“别业”。李日华（1565— 1635）道：
自昔仕进之士，于公居第宅之外，择夫山林胜境，筑室其中，谓之别业。别业者，谓别所营也。
画家王时敏当时即拥有两个居处，一为城中的宅第以居住，一为近郊的别业供其宴饮、待客：
烟客自奉常谢政，幅巾里门，有城中赐第以安起居，有近郊别墅以娱杖屦，图书足以供朝夕之玩，宾客足以接谈笑之欢。
此外，文人还可建园于宅边以开宴待客。除了在城郊的别业，有时园主会选择在其宅边建园。这种利用宅边隙地所建的园林，园在宅旁，不但可乐闲、护宅，亦方便主人接待宾客：
宅傍与后有隙地可葺园，不第便于乐闲，斯谓护宅之佳境也。开池浚壑，理石挑山，设门有待来宾，留径可通尔室。竹修林茂，柳暗花明；五亩何拘，且效温公之独乐；四时不谢，宜偕小玉以同游。日竟花朝，宵分月夕，家庭侍酒，须开锦幛之藏；客集征诗，量罚金谷之数。多方题咏，薄有洞天。
文中所提到“客集征诗”与“多方题咏”，显示计成对于文人的文会创作雅集传统，亦表熟悉、认同。
此外，值得留意的是，计成于上文的设计中提到“设门”与“留径”二事，是因为要照顾到园林主既有“待来宾”的宴客需要，也有寻静于园中，希望不受打扰的需要，所以在设置园林游赏之门时，同时强调另外留出一条小径，可供其他家人通往主人所居的“尔室”，以使内外有别。即如计成为吴又于所建之“东第园”，正为傍宅园林。又例如明中叶苏州府儒学廪生王诠（ 1458— 1522）的“且适园”亦建在其屋之后，王诠“购屋买田，且耕且读，既又辟其后为园，杂莳花木，以为游观之所”。王世贞记太仓詹事公父子的“王氏园”，也是建于宅后隙地，东西长仅三百余尺，南北长约为东西长度的三倍，面积虽然不大，但园主好花，故园中广植花木，牡丹多达三百多株，菊花更是牡丹的双倍，且常于花时招客。
傍宅的园林，若交通方便也有利于接待宾客。筑于宅旁的园林，面积或许不大，但通常位于居城中或交通要冲，正适合接待宾客雅集。而园林交通方便，也会有助于名流聚集。前文已述，扬州自古即为交通便利之处，园林的文宴盛事更是不胜枚举。以扬州负文会盛名的“休园”为例，计东（ 1625— 1676）言园主“卜筑于宅之西”，而其园正为交通繁汇之地的傍宅园林。此外，苏州素为江南水都，“艺圃”位于苏州商贾阛阓的商业闹区，“艺圃”园主子息也以读书好士之名，使骚人雅客，“日夜到门”聚于园中：
今贞毅先生，复用先朝名谏官优游卒岁乎此，而其两子则以读书好士，风流尔雅者，绍其绪而光大之，马蹄车辙，日夜到门，髙贤胜境，交相为重，何惑乎四方骚人墨士，乐于形诸咏歌。
为了招待文人园林中的宾客，计成也在园中规划了供宾客休憩的房馆。这种为留客而设置的空间，在园林中极为常见，例如：
离薋园，园故里人朱氏之菜壤也，东西不能十余丈，南北三之。……左室可读书，以得竹故，署曰碧浪，右室可栖客，曰小憩轩。……第诸名大夫士人，不以余鄙而时过从。
王世贞的“离薋园”正是一座建于太仓城中鹦鹉桥东的园林，园林亦小，虽然“东西不能十余丈”，但王世贞布设得宜，颇得林园之趣，同时，又得名士大夫时时访于此园，因此园中设有留客的“小憩轩”。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经营一座风雅的园林，不但是文人追求身份辨识与消费文化的表达方式，亦为文人面对品位标志渐失的焦虑之后，一种有意“与俗有别”的区隔途径。因此，他们通过园林中种种纹样与装饰形式的“时、雅”设计，试图尽力摆脱俗人的追逐仿效。另外，透过计成的园林设计，可窥知当世文人无论是否沉潜于宗教，他们都在园林中有寻静、修藏，甚至有远避扰人之客的需要。此外，透过计成所见，文人园林中以“乐闲”为其生活基调，因此，即便是园林中的田作与农事，也只是晚明文人们在田园中体验灌园生活的趣味，而非是以灌园为生的农耕经济。因此，本节也借文献例证对柯律格的园林经济观点提出回应，16世纪后的园林，其中虽然多以奇花异木的装饰性植物为主，但文人园林并没有全然放弃传承已久的耕读传统，16世纪以后江南的部分文人园林，其观赏性与生产性并存。
在体验灌园趣味之外，文人也尝试将其“五岳之志”移转至园林之中，他们使园林生活与旅游风尚结合，不但在园林中叠假山以仿真，也在厅堂悬挂山水，使园中内外都仿佛是桃源山水的环境置换。
园林是文人展现时尚与炫耀品位的舞台，正如同游历山水需要游伴，文人园林也需要同好与主人同乐、共赏，因此，文人在园林中集会吟咏，并时常举办名流雅士的宴饮。故《园冶》中亦可见计成对明人营建别业之风，并对于别业中的文会生活做出回应与设计，不论是位居郊野的园林别业，抑或位于城市隙地的宅边别业，文人都可于其中享受到美好的园林生活。
总此，计成眼中的文人园林生活是优雅的、乐闲的，是不必为经济担忧的生活；是可以在园中乘舆卧游，或是邀朋一同品位古玩的随兴生活。而不论文人们时而有之的安静需要，或时而以文、绘、花、乐为雅集的需要，无论他们选择何种的园林生活，透过《园冶》我们所看见的文人园林都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精致园林，简言之，正是风雅与品位均有余裕的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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