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6398305
本传站在史家的客观立场上，依据大量史料，综合分析，写出了李贽复杂的、*后以悲剧收场的一生。对于通州义士马经纶不避利害，大力救援李贽的壮举，着力记述。文字流畅，并带有幽默感，颇具可读性。全书只有十多万字，简明扼要。我以为，这是一本优秀的人物传记。
文史专家 王春瑜
作者大量网罗文献，旁征博引，以丰富的想象力与流畅而苍凉的笔墨，刻画出李贽非圣无法、惊世骇俗、偏激又刚烈的性格特点，再现了一个殉道狂人卫道勇士的艺术形象。给人的印象深刻、持久而强烈，具有很强的阅读冲击力。
文学专家 张水舟
李贽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嘉靖三十一年举人，应会试。历共城教谕、国子监博士，万历中为姚安知府。后弃官，寄寓黄安、麻城 。在麻城讲学时，从者数千人，中间还有不少妇女。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后被诬下狱，自刎死于狱中。李贽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其重要著作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史纲评委》。他曾评点过的《水浒传》《西厢记》《浣纱记》《拜月亭》等等，仍是至今流行的版本。李贽的一生充满着对传统和历史的重新考虑，这也是明朝后期社会思想变革的一个聚焦般的体现。李贽为人狂放不羁，被誉为“一代狂士”。
001 楔子/诏狱殉道——狂人之死
上篇 宦海问道
027 一/海港商裔
032 二/易姓归儒
041 三/百泉隐志
047 四/痛亲之痛
055 五/潜心复活
062 六/醉翁之意
077 七/践履参禅
中篇 流寓论道
091 一/客居天窝
114 二/流寓麻城
124 三/落发自绝
136 四/遣妻弃世
145 五/焦竑状元
157 六/《焚书》不焚
168 七/游会“三袁”
176 八/童心之下
188 九/耿李再晤
192 十/龙湖厄难
下篇 漫游布道
199 一/走沁水 往大同
218 二/会西山 下金陵
226 三/白下客 同宣道
239 四/会利泰 惺相惜
256 五/赴山东 济上翁
263 六/逐游僧 毁“淫”寺
272 七/避黄檗 泊商城
283 八/落通州 魂兮归
294 尾声/道归何处——狂人梦断
303 附录一/李贽年表
314 附录二/主要参考文献
317 后记
万历三十年的早春，李贽在诏狱写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后，自刎颈项，绝世而去。
这种弃绝，是意料之外，也是估算之中！
李贽出道以来……
该结交的，该得罪的，该演说的，该著述的，均已完成，无甚遗憾！
曾辞官、辞乡、弃家、弃发，本不该舍的，舍了！声震朝野！
曾邀约与拜访者络绎不绝，游走南北！享受了非凡的礼遇与待遇，得了！
曾遭遇家难不断、厄运连连之窘境，被生计与生死折磨得甚为不堪！苦了！
曾为了所谓“名利”，频遭诘难与驱逐，客寓四方！承受了常人不能承受之重！受了！
这一切，都因有众多“胜己之友”的帮助，才落地！才化解！
终于，在古稀之年，逃无所逃，无人能助，身陷诏狱！
入得皇廷诏狱！反倒颇有归属感，安全感，甚至是荣誉感，成就感！居间日久，过于安稳，以至平淡！李贽有些难以适应这种无风不浪的宁静！貌似狱友和狱吏已然忘却了他是名满天下的“异端”人物！可他自己绝不曾忘记若干年前有意无意间脱口说出的“有朝一日得荣死诏狱”的念头！此时此地，恰得天时地利之便！只欠一个说法！
怎么个死法，能不能荣死，这绝对是个问题！
等死？病死？这不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和意愿选择！
赐死，皇帝久久没有下诏！
久等而来的却是要遣返老家的小道消息！呜呼哀哉！
既然不能被“名正言顺”地他杀，于是，他选择了“堂而皇之”的自杀！
这只“倦鸟”终于“知还”“归去”！
只是他至死也依然要保持他一贯的惊人之鸣！
李贽走了！自弃乎？弃世乎？留下无尽的争议……
江湖自然一直流传着关于他的传说！
终了了传主的一生！也当交代和总结一下本书的创作缘起与写作过程。这要从我与王春瑜先生的结识说起，2008年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我曾专程赴北京拜访王老师。之后不仅在学术上得到王老师的热情指点，更多时候是王老师帮我提供和争取了各种难得的资源，使我获得了多个机会参与一些社会事务与活动。其中之一便是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中《李贽传》的创作资格。
说来李贽这一传主的认定直接就是王老师帮指定的。按程序，中国作家协会面向全社会公开招标，申请者需提交拟撰写传主的传记提纲，只有通过了文史组和文学组专家的审核论证，方能获得撰写资格。鉴于王老师曾撰写过一些李贽的研究文章，原本他自己拟撰写《李贽传》，我也帮王老师收集了一些基础资料。但不知何故，王老师放弃了！于是建议我撰写提纲，提交申请，并特别叮嘱我要单独写个五千字左右的“李贽之死”的片段，附在提纲之后。
李贽这样的大家以我的学养是难以驾驭的，况且市面上已有多部颇有影响的他的传记，说实话我是没有自信申请和认领的！在王老师的鼓励下，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提交了创作大纲和章节片段。不想，很快就传来喜讯，通过了评审组的审核，获得了创作资格！在后来作家出版社组织的创作交流会上，我才获悉，之所以顺利通过，打动专家组的正是“李贽之死”的片段！必须说，没有王老师的推荐和建议，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完成这样一部传记。
感谢丛书组委会、编委会和作家出版社的邀请，曾参加了两次创作交流会，知足知不足！
感谢文史组专家王春瑜先生和文学组专家张水舟先生对文稿的辛劳审阅！
写作过程断断续续历时三四年，幸有原文竹女士之往来联络、责编韩星先生得力相助，书稿方顺利编校出版。
写作中参考和引用了学界若干已有的研究成果、传记资料，主要参考文献附于文末外，尚有部分零散文献未予标注来源，这里一并对著者致以谢忱。
高志忠
2018年6月16日于深圳大学
楔子 诏狱殉道——狂人之死
大明万历三十年（1602）二三月间，早春的北京乍暖还寒。一簇皇家锦衣卫队突奔京东北通州一院落，院落的主人正是曾因抗疏，被免职归里的监察御史马经纶（1562—1605）。强势的敲门声和呼叫声，惊动了主人和寄居在此的客人。当仆人回报说是皇家官差时，马经纶一时没有缓过神来；而卧病在床的客人反倒突然来了精神气，睁开了半耷拉着的眼皮，原本浑浊的眼神显得异常明净淡定，似乎早有预感，甚至有些迫不及待。遂开口向马经纶道：“此为我而来！请为我取门板来！”
声虽轻缓，却坚定有力。此时马经纶才回味过来，欲说些什么，但终未开口。多年的师友之交都摸清了彼此的秉性，马经纶转身吩咐下人寻来门板，搀扶着客人躺在门板上。此时，官兵已围拢在旁。
“快走！我是罪人，不宜留。”
自称罪人者，正是本传传主，有明一代以“奇谈怪论”闻名天下的狂人和奇士李贽（1527—1602）。
事情缘何来得如此突然，话说二月的一日，一则疏劾李贽的折子到了万历帝朱翊钧手里。大意是：
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谬不经，不可不毁。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近闻贽且移到通州，通州离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毋令贻祸后日。
这份奏疏不可谓极具煽动力，前面列举李贽思想流行海内，影响大众确有事实根据：
沈在《李卓吾传》云：“载贽再往白门，而焦竑以翰林家居，寻访旧盟，南都士更靡然向之。登坛说法，倾动大江南北。北通州马经纶以御史谪籍，延载贽抵舍，焚香和南执弟子礼，而燕冀人士望风，礼拜尤盛。”
朱国祯在《涌幢小品》中记：“（李贽）邪说横议，最能惑人，为人所推，举国趋之如狂。”
沈瓒在《近事丛残》中载：“（李贽）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务反宋儒道学之说。致仕后，祝发住楚黄州府龙潭山中，儒释从之者几千、万人。其学以解脱直截为宗，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不但儒教溃防，而释宗绳检，亦多所清弃。”
至于“尤可恨者”一句以下，将其描述成一个与妓女白昼同浴，诱引士人妻女去庙里睡觉，甚至强搂人妇同如禽兽就有捕风捉影、织造谎言之嫌。
上疏者何人？乃都察院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张问达（？—1625）是日后东林党有头有脸的党魁之一。谁又曾料这样一个身份的人物会如此用心地指责李贽“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大家也都在猜测曾躲过重重劫难的李贽这次将以何种局面收场！
不得不承认张问达实在是位高人，他使用“罗织”之法，把一些单独看来不成其为罪状的过失贯穿一气，使人觉得头头是道，何况还把可能的后果作为现实的罪行，这也是本朝司法中由来已久的习惯。但说到底，还在于李贽的言行牵涉到道德的根本。既然说者将李贽描述为如此无良无德之妖人，这就促使万历帝下决心要“除暴安良”。
史家认为，在晚明政治斗争中，东林党人是代表早期市民阶层利益而与皇权相抗争的一个社会集团。李贽的一众好友，如袁宏道、汤显祖等，也都是东林党人的拥护者。虽说东林中人鱼龙混杂，有“君子”，也不乏“小人”。但张问达恰恰是东林党人中享有盛名的“君子”之一，且与东林领袖顾宪成同乡。乃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历官知县、刑科给事中、工科给事中、礼科给事中、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吏部尚书等，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官。
民间盛传他曾上疏“陈矿税之害”，“请亟罢天下矿税”，能力所及“多方拮据，民免重困久之”。那么这样一个急民之急的张问达怎么会迫害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充当社会进步的先锋与前驱、最主张要关心民众生活的的思想家呢？话说这位张大人与李贽远近皆无冤仇，只是受了上司当朝首辅沈一贯（1531—1615）的指使，才上奏圣上，攻讦李贽的。
非要探究背后缘由的话，只能说这依旧是万历二十八年（1600）火烧芝佛院，被逐出湖广那场灾难的继续。根源在于还要不要从根本上维护儒家的道德伦理和纲常名教。李贽一贯反对儒家的“君子之治”而提倡“至人之治”，反对儒家的道德伦理至上主义而提倡社会功利主义，而泰州学派的耿定向（1524—1597）和东林党人的认识恰与之相悖。
说到底还是要怪李贽太出名了，其学说在民间的影响实在是大到惊人，尤其是在开明士人之中。他的学说将他置于万历年间中国社会时代矛盾的焦点上。大明统治者既不能容忍民间有比官方意识形态更有影响力的思潮存在，更不能容忍这种新思潮渗入统治集团内部，动摇那定于一尊的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意识形态统治基础。
于是张问达的一纸奏疏不偏不倚地满足了皇家的政治意图。
万历皇帝朱翊钧（1563—1620）很快据奏下旨：
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
其实，万历帝对李贽早有耳闻，对其言论也知晓一二，只是没有想到今天竟然闹到自己的皇城根儿下了，看来非得给点颜色震慑一下不可。
圣旨出，锦衣卫随即扑向京东通州李贽寄居的马经纶府宅。
马经纶执意要陪李贽一起入京。
李贽说：“逐臣不入城，这是皇明祖制。且你尚有老父需要照顾。”
马经纶义愤填膺道：“朝廷说先生是‘妖人’，而我窝藏‘妖人’，是同谋。咱们要死死在一块儿，我决不让先生一人入狱而自己独留。”
行至通州城外，马经纶的京中好友闻讯前来劝告，家中仆人也奉其老父之命哭着劝留。马经纶终不为所动，义无反顾执意从行，一路陪伴李贽入京。
就这样，李贽在这个迟到的春天里，被抬进了北京城，投进了皇家监牢。
入京第二天，审讯旋即展开。解差将李贽拖至大堂，丢在阶下。审判官大金吾喝问：“大胆李贽，为何妄撰妖书？”
卧倒在皇家法堂前的李贽朗声道：“老朽著述甚多，俱在，于圣教有益无损。”
简短的过堂之后，大金吾笑称卓吾老头子顽固倔强，不复再审，令押回监狱，待禀明圣上，听候发落。
这种平淡无奇、草草收场的审讯让李贽少去了几分预期的亢奋。
作为御批之案，一切审理自然都是严格按照万历帝的意旨进行的。
且看作为一个奇人皇帝，面对一个犯了错的奇人臣子，他会如何处置呢？
万历帝奇在任性、贪财、好色，但关键时刻头脑绝不糊涂。他当然知道像李贽这样一个官至正四品者，以其阅历能力和广受拥戴的人品，完全可以继续获得擢升，名正言顺地享受“名教”中的“乐地”。他却弃官而去，宁愿“混迹”江湖，寓居各地，交往者也都是有身份的朝廷中人，私生活能放荡到哪里去？何况此老已风烛残年。
万历皇帝自然也明白，一旦卷入政治是非，在男女关系上的谣言是官场上攻讦他人的惯用手法，所以他对李贽的“桃色新闻”并不觉得不可饶恕。但李贽作为常行走于朝廷贵胄之家，南下北上各地名胜，又被迎入各地书院布道讲学，更撰写各种“妖书”阐述怪诞学说，这行为、这言论、这影响无论如何是绝对不能容忍和开恩的。
这个问题上，万历帝必须坚守原则，必须对李贽予以更强力的反制，要让李贽绝望。宫中传言，万历帝曾在朝堂之上郑重发言：“如果这次教训好了李贽，将来规矩也就立下来了。这么做是让李贽周边人物清楚，跟朝廷打交道是有规矩的，谁任性胡来，是要被打屁股的。”显然“杀一儆百”已然是万历帝与众大臣的共识。
因此，他才决定以“敢倡乱道”的罪名将李贽逮捕治罪。所以才有庭审大堂之上审判官大金吾丝毫不予提及其男女之事等生活作风问题，他们要的就是其交代“敢倡乱道”的思想言论问题。不经意间，李贽被定位为明朝赫赫有名的思想犯，当然，这样的罪名也当是李贽所乐意承担的。
李贽入狱的消息很快在坊间传播开来，女婿庄纯甫、弟子汪本钶日夜兼程赶到京城，候住在诏狱旁，方便照应。马经纶更是奔走申告，呼吁营救。多方努力下，事态也渐趋缓和。见李贽在狱中观书吟诗精神尚可，马经纶便抽空回到通州，去安慰焦虑中的老父。
平心而论，在大多数文儒看来，招摇过市的李贽下狱实在是罪有应得，然而又不免心生别扭。明朝以儒学治天下，排斥异端自然是应有之义，但这一宗旨并没有严格地付诸实施。就在批捕李贽前后，那个人称西僧抑或西儒的利玛窦已然在朝廷重臣的引荐下，借助自鸣钟等西洋器物讨得了皇家的欢心，满足了皇族的私欲，因此获万历帝恩准，可以兴建教堂进行传教。一时为数不少的朝中重臣，包括大学士、尚书乃至皇帝的妃嫔都成为上帝的信徒，而万历皇帝本人和母亲慈圣太后则是对佛教颇有兴趣的。虽说在万历十五年（1587）曾因礼部的奏请，万历帝有过下令禁止士人在科举考试中征引佛典的先例。可就在十二年后的万历二十七年（1599），即李贽被捕前三年，万历帝还经常对京城内外的佛寺捐款施舍，又屡次派出宦官到各处名山巨刹进香祈福，在好几次大赦的诏书中，更是充满了佛家慈悲为本的语气。他甚至还特意对文渊阁的大学士们宣告，说他自己正在研读“道藏”和“佛藏”。所以，突然把提倡异端的罪魁祸首加之于“游儒”李贽，毕竟不能算作理直气壮。
归家后的马经纶见所托各种关系实在无甚效力，情急之下，完全顾不得个人安危，奋笔上书《启当事书》《与李麟野都谏转上萧司寇》为李贽辩护，斥责张问达奏疏中的虚妄、污蔑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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