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2590124
中国文学的渊与源 6
从汉代宾客之盛衰谈班固《答宾戏》之主旨 8
“潘岳两次婚姻说”辨疑 19
刘勰《文心雕龙》的“文德”论 26
刘勰论鸿都门学发微 35
《文心雕龙•通变》辨正 45
《文心雕龙》析疑三例 54
五言是“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吗？ 62
《钱本草》非唐代张说所作 65
从宋钞本考察《诗话总龟》的早期形态 68
吴澄《送何太虚北游序》本事钩沉 72
白居易与明代吴中诗坛 79
冯复京《说诗补遗》浅论 86
彭士望的诗集、诗论与诗作 98
吴应箕《甲乙遗诗》考 108
从《王介人集》论王翃诗歌 114
少年记忆与《秋柳》诗之微旨 124
关于金和诗歌的两种文献 133
叶昌炽《辛臼簃诗讔》流传、批注和索隐 140
“小说改良会”考探 157
新发现梁启超致张元济等尺牍十七通 169
胡怀琛的“新派诗”理论 175
从新发现的散佚诗稿解读晚年的杨圻 192
“文笔论”之重释与近现代纯杂文学论 204
文道关系论之古今演变 219
俞平伯早年的《中国小说史讲授纲要》 231
洪业《杜甫：中国伟大的诗人》出版的前前后后 243
一笔重要的思想资源——略谈传统文论的精神内涵与现代意义 251
复旦大学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镇。我很有幸，在这里学习和工作，成为学科组的一员。趁此机会，我谈谈个人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几点体会。
首先，要理论与文献两条腿走路。空谈理论不行；仅仅做文献，也不是文学批评史。理论与文献并重，是这门学科奠基者郭绍虞、朱东润等先生开创的传统。上世纪30年代初，郭先生一方面从事宋诗话辑佚、考证的工作，一方面用现代文学观念重新梳理传统文论；新中国成立后，他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为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同时在思考传统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等问题，兼顾理论与文献两个方面。我的老师黄霖先生80年代初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下册，2000年出版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原人论》，也是在理论和文献两方面下过苦功夫，做出大成绩的。我们应该把这个传统保持下去。虚的问题要做得实，实的问题要做的虚。意思就是，提出和阐发“虚”的理论观念，要建立在扎实可靠的文献基础和现象分析上；文献考证本身不是目的，应从具体的文献考辨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问题。举一个例子，明末清初许多反清、抗清、与清人不合作的文人，他们的别集在晚清时期被刊刻出版，现在影印本一般依据的是晚清的刊刻本。我仔细对勘过彭士望、王翃别集的刻本与存世的稿抄本，发现晚清的刊刻本有大量的删削和改动，把那些政治性强的、有违碍字眼的诗文都删改了。这不只是哪个本子更可靠的文献学问题，而是清代的文治和文学批评的一个理论话题。以文献为基础，归结点还是在理论。
其次，读古人的书，思考今人的问题。文学批评史既是一本历史学科，更是一门理论学科。从历史学科的角度说，它本身有许多课题，需要像研究文学史那样去探究；从理论学科的角度说，研究批评史不能只埋头读古书，还须抬眼关注当代社会的问题。过去周作人从批评史上提炼出“载道派”和“言志派”的对立来概括中国文学史，从学理上说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他紧盯当前，用意在为“言志派”个性主义文学开辟道路。郭绍虞用“纯文学”“杂文学”观念的消长来梳理批评史，也不无可议之处，但对于提倡纯文学观念也是不无意义的。思考当前问题，过去曾出现失误，如文学理论上有现实主义，研究批评史就说白居易是现实主义，这种“以古证今”的思维模式今天还很普遍。我觉得传统的意义不在于证明今天已存在的东西，而是提供可以弥补今天缺失的、纠正今天失误的东西。西医治不了的病，用中医来治。比如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理（动词）性情”、“诗可以群”、“德”与“言”、“教化”、“讽刺”、“变化气质”、“自然”等等观念，对于纠正当前文化的一些不良现象，还是有意义的。应该从矫正和批判当代社会不良文化、思考文化发展方向的立场来研究传统的文学批评史问题，这样文学批评史才是有力量的。
当前人们匍匐在物欲之下，成为欲望的俘虏，患得患失，没有自性，没有定见。“物”与“我”的问题其实一直贯穿整个中国文化史，儒家、道家、佛家从不同角度解决二者的矛盾。“物”与“我”也是文学批评史的一个基本问题。“感物兴情”说，喜柔条于芳春，悲落叶于劲秋，人没定见，是不自由的。中唐至宋代出现了“不感物”“超感物”的诗学心理机制。苏轼说“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黄庭坚说“决定不是物，方名大丈夫”，强调的是诗人的超越性人格，“我”终于战胜了“物”，成为超越世俗的、自由无碍的主体，这是宋诗背后挺立的主体性人格。我前几年出了一本《中国分体文学学史•诗学卷》，花费很多笔墨谈中唐至宋代这种超越性的人格精神，视之为中国人精神发展的新层次。其实在下笔的时候，更多思考的是当前的社会问题。在今天我们需要提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决定不是物，方名大丈夫”的超越性人格精神来对抗噬人的物欲。又如对“人性”问题的思考，过去人们一讲到文学中的“人性”，马上想到袁枚。但我对袁枚“性灵说”的认识是，在诗学发展史上，它表现为与传统诗教的分离，与格调诗学的决裂，代表着一种新的方向，即诗歌的个性化方向。但是，在传统意识形态依然十分坚固的思想堡垒中，这种新的思想动向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扭曲的。清代中期的社会还没有给予个人真情以充分舒展的空间，还没有新的曙光来照亮诗人的心灵，因此这时所谓的性灵、真情、个性化，只是在个人一己的私情俗欲上放荡，表现出颓废的色调。尽管这种世俗化是对正统理学思想的反叛和嘲弄，但它本身是带有先天不足的。如果沿着其庸俗性的一面发展，将会是人性的堕落、艺术的堕落。在《古诗讲读》里，我特地引出袁枚《马嵬》：“莫唱当年《怅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爱言情之作”的袁枚，能将笔触深入到普通民众中去表现他们的真情，这是清代“性灵”文学的进步。袁枚诗中所咏对今天的文坛依然无不针砭意义。
第三，读世界的书，思考中国的问题。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首先当然是要把我们自己的文史哲书籍读好，这是不言而喻的。这里说的是要不要读外国书，如何读外国书。自100多年前门户开放后，国人没有不受外国思想影响的。王国维曾提出“学无中西，学无新旧”，有深厚的中学基础，更有利于吸收西学；有了一定的西学视野，可更深刻地认识中学的特点。今天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多读一点外国书，总是有帮助的。但是，切忌把在国外特定的文化传统中生长出来的文学命题上升为文学的“基本原理”，用来阐释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这种“以西律中”的方法曾经很流行，造成了严重的失误。如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史诗？有的人就说《诗经》中的《生民》是史诗。过去说“文学是用形象反映生活”，这是基本原理，但是在刘勰《文心雕龙》里没有发现“形象”，于是或贬斥《文心雕龙》没有认识到文学的本质，或对《文心雕龙》加以曲解以比附。又如20世纪初的研究者把欧美十七、十八世纪出现的“纯文学”观念引入中国，感叹中国是“杂文学”、“大文学”观，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纯文学”，其实西方古代的文学观念也是很庞杂的，雄辩术什么的都是文学，“纯文学”的产生非常晚。钱钟书先生说“参斠人我，辨别异同”，这应该是对待外国文化应有的态度。朱自清先生曾受“新批评”科学主义精神的影响，治中国文学批评史，努力要把中国文论的范畴解释清楚，撰著了《诗言志辨》，是一部经典著作。但“新批评”把作品当作独立的“文本”，切断它与作者、读者的联系，这个原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杜甫的诗歌，如果不联系杜甫其人、其时代，那是解释不清楚的，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不因“新批评”的引入而失效。古人说：“同而不同处有辨。”今天对待中外文论，也要做这种辨析，不能再把外国的理论当做裁判官，把自己的祖先当做阶下囚。
海外汉学也是外国的书，读时应区别对待。海外汉学分为两类，一类是余英时、杜维明、王德威等先生，既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又具有国际化的视野，着眼点在研究中国的问题，他们的著作更能给人以启发。现在搞文史的，大约多多少少都受到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的一点影响。另一类人，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说法新奇，多禁不起推敲。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在传播中国文化上作出的贡献，但不应该把他们奉若神明，抬高他们的学术，仰其鼻息，尊为范式。举一个例子来说：潘岳的悼亡诗非常有名，但是现存文献关于他与妻子杨容姬婚姻的记载是有矛盾的。日本学者兴膳宏先生《潘岳年谱稿》较早注意到这个矛盾，提出疑问。国内学者顺着兴膳宏的疑问，说潘岳再婚了，凭空猜测，毫无文献根据。人家提个疑问，打个问号；我们就把它坐实，划上了句号。我们这种跟着人家跑的学风，实在是要不得的！大家还记得“屈原否定论”在20世纪里闹得沸沸扬扬几十年。70年代，日本学者否定屈原的存在，大陆学者捍卫屈原的存在，争执不下。其实，日本学者否定屈原的存在，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们用一个声音说话，显然有自己的政治用心。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做论文，以引用外国文献为自豪，转弯抹角绕到某些大汉学家头上。在他自己认为是炫博，其实正暴露出自己的幼稚。英国学生研究莎士比亚，难道会频频征引陆谷孙教授的《莎士比亚研究十讲》，引以为荣吗？如果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权掌握在外国人手里，那就是我们的大悲剧。研究中华传统文化，需要有自主意识。对于外来学说——不论是东洋还是西洋的，都要多加检视，不能盲目相信。一百年前，30余岁的黄人撰著《中国文学史》，旨在熄灭国人“厌家鸡爱野鹜之风”。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文史学者来说，这个任务依然很艰巨，很迫切。
第四、多读前面的书，研究后面的问题。这一点主要是就我个人说的，不具有普遍性。六朝以前的研究，如果没有新材料的出现，不大可能有重大的创获，研究者应该注重传承，而不是一味地求创新。比如刘勰《文心雕龙》，今天研究的人很多，如果能把刘勰提到的作家作品认认真真地读透，把《文心雕龙》文本钻研透彻，在研究中把它传承下去，就是很了不起的，不能抱着一鸣惊人的心理去琢磨实现大的突破。明清时期不一样，有大量的材料没有人去整理研究，有很多空白点，需要人去垦荒。所以做学位论文在明清时期很容易找到题目。但是研究明清时段，不能眼睛只盯着明清，应该系统地阅读先秦汉魏以降的书，前面的基础越牢靠，对后面的认识越真切深刻。如明代的诗话，大量地论述前代的诗歌，如果不读前人诗歌，或者读得少，明代诗话就读不透。翻看请人的文集，多是讨论经、子、史的问题，如果没有对前面上古、中古时期知识的相应储备，清代的别集就读不下去。像张舜徽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那真正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因为张先生小学、史学功底好。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以上四个方面，是我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所取的路径。这条道路实在漫长，我只能说是尚在起步而已。古人说：“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我把自己的“路头”说出来，就是希望得到行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免得路头差了，误入歧途。
2011年，我曾将此前的论文结集为《诗歌评点与理论研究》，作为庆祝我的老师黄霖先生七秩华诞文丛之一种由凤凰出版社推出。现在这本集子收录的是自2011年以来公开发表的24篇学术论文，主要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理论与文献研究，因此取名曰《文论求实》。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陈尚君主任要推出一套学术文丛，承蒙不弃，将这本集子纳入其中，我心存感激！拙书稿是否会拉下这套学术文丛的整体质量，我又是诚惶诚恐的。其中一定存在许多不足和不当，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这些论文曾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献》《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理论研究》《复旦学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苏州大学学报》《明清小说研究》《山东社会科学》《南京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过，许多编辑老师都给予我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激！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刘赛先生为拙书稿费心费力！我只能以更勤奋的工作来回报大家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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