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9549155丛书名: 中国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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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业在现代工业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不仅能直接为民众提供产品，还为其他产业提供化工原料。
在中国的化学工业史上，有一个不可忽视人物，他不仅创办了当时极为先进的化工厂，还培养了一大批化工人才，大名鼎鼎的化工专家侯德邦就是他的一位工程师。此人乃是中国民族化工业的奠基人范旭东。
建国初年，*提及中国近代史上不能忘记的四个人物，范旭东就是其中之一，而他的功绩，就是他为中国化学工业所作出的贡献。
范旭东离世后，给国家留下了一座至今仍在运作的天津碱厂；他麾下的众多工程师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力量：侯德榜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李烛尘任轻工业部部长，孙学悟任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所长……他派遣赴美求学的年轻工程师学成后全部归国报效，无一滞留不归。
在中国的化学工业史上，有一个不可忽视人物，他不仅创办了当时极为先进的化工厂，还培养了一大批化工人才，大名鼎鼎的化工专家侯德邦就是他的一位工程师。此人乃是中国民族化工业的奠基人范旭东。
建国初年，*提及中国近代史上不能忘记的四个人物，范旭东就是其中之一，而他的功绩，就是他为中国化学工业所作出的贡献。
范旭东离世后，给国家留下了一座至今仍在运作的天津碱厂；他麾下的众多工程师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力量：侯德榜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李烛尘任轻工业部部长，孙学悟任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所长……他派遣赴美求学的年轻工程师学成后全部归国报效，无一滞留不归。
内容简介
19世纪后期20前期，这一百年是中国历*悲惨的一百年，主权被侵犯，国土被蚕食。面对国家的苦难，一批批不屈的中国人义无反顾地站了起来，他们试图以自己的努力，通过发展实业来拯救自己的国家，范旭东就是再这样的背景下，以无比的勇气和决心，向列强垄断的化工业进军，他不仅打破了列强对化工业的垄断，还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时至今日，中国的化工业已经发展到了极高的水平，不仅能自给，还能对外出口，普通大众已经很难直接接触到化工业，而民国时期中国化工业的那段艰难历史也逐渐被人们淡忘，也只有侯德邦和侯氏制碱法还隐隐约约被人们记得，更鲜为人知的是，侯德邦就是范旭东下属企业的一位工程师，侯氏制碱法也是在范旭东的支持下发明的，而范旭东的企业所培养的化工人才更是撑起了新中国化工业的半边天……本书正是为了追述范旭东不平凡的一生，展现他对民族做出的伟大贡献。
本书文笔通俗易懂，故事曲折跌宕，在讲述人物事迹的同时又分析时代特点。通过展现人物不平凡的一生，鲜明地表现人物的个性及功绩。
时至今日，中国的化工业已经发展到了极高的水平，不仅能自给，还能对外出口，普通大众已经很难直接接触到化工业，而民国时期中国化工业的那段艰难历史也逐渐被人们淡忘，也只有侯德邦和侯氏制碱法还隐隐约约被人们记得，更鲜为人知的是，侯德邦就是范旭东下属企业的一位工程师，侯氏制碱法也是在范旭东的支持下发明的，而范旭东的企业所培养的化工人才更是撑起了新中国化工业的半边天……本书正是为了追述范旭东不平凡的一生，展现他对民族做出的伟大贡献。
本书文笔通俗易懂，故事曲折跌宕，在讲述人物事迹的同时又分析时代特点。通过展现人物不平凡的一生，鲜明地表现人物的个性及功绩。
目 录
引子
他的离世，惊动了毛泽东和蒋介石
他的离世，惊动了毛泽东和蒋介石
1 意外的流亡让他奋发图强
范氏孤儿
戊戌变法
旅日十二载
2学成归来何处能报国？
初试制盐
为官两月
3自办精盐厂让国人不再吃掺土的盐
考察塘沽
筹集股金
建厂产盐
4 售精盐打破千年盐业弊病
有盐无市
旧盐商
洋人
夹缝中的生存
5反击日寇收回青岛日占盐业
谁的盐
收回
6筹备制碱反击外侵图自强
碱业格局
初步试验
创办永利
陈调甫技术攻关
侯德榜加盟
7成功出碱为中国化工奠基
调试
黑色的碱
荣誉与艰辛
8 崛起的永利跻身世界的中国工厂
开战
妥协
公开制碱的秘密
9 中国第一个企业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设立科研机构
内刊《海王》
10挑战制酸为中国化工再辟新天地
准备
建厂
11家仇国恨1937年的沦陷
碱厂沦陷
酸厂劫难
12 为抗战而苦撑大后方重建工厂
入川
久大川厂
永利川厂
侯氏制碱法
交通线
华西黄海
13艰苦的逃亡被困日占香港
香港危机
逃亡
14战后的规划一个实业家的工业梦
战后的规划
再次赴美
胜利前夕
胜利后的艰难
离世
免费在线读
1意外的流亡让他奋发图强
范旭东人生的前三十年，大多数时候是在困苦中度过的。他幼年丧父，往往要靠救济度日；后又流亡日本，旅日十余载。尽管艰辛，但是也并非总是不幸。幼年虽然丧父，但是范母勤劳贤良通情达理，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依然省吃俭用供自己的儿子读书；心中对儿子虽有百般不舍，却依旧支持儿子远赴日本求学。其兄范源濂是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对自己的幼弟给予极大帮助。在日留学期间结识许馥女士，结成终身伴侣。
范氏孤儿
1883年10月24日(光绪九年，癸未，九月二十四日)，著名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在湖南长沙东乡诞生。出生时取名源让，字明俊；后改名为范锐，字旭东。
对于弱者而言，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入主中原已有两百余年的大清国，此时已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洋人的坚船利炮屡次轰开大清的国门，昔日不可一世的天朝大国，不得不和来自西方的“无名小国”甚至是近在咫尺的日本，签下割地赔款的条约，就连皇帝的圆明园也被夷人付之一炬。洪秀全，一个落第秀才，更是占去了大清半壁江山，各路大军连续十余年的剿杀才算是平定。
在这样一个年代，普通人需要承担不断增长的赋税，随时还要面临可能降临的死亡，这是一个民不聊生的时代。
对于一个强者而言，这却是最好的时代。动荡的时局如淘沙的大浪，冲刷掉的是无用的废料，留下的是最耀眼的珍宝，只有真正的人才才能在这黑暗的年代生存。这是属于范旭东们的时代。
范旭东降生时，范家原是小康之家。范旭东的祖父曾经在直隶省大兴县任县令，此大兴县即今天的北京市大兴区。此地紧邻京师，元明清三代为“天下首邑”。范氏祖父任职大兴县期间，大清国已开始由盛而衰，此时贪污腐败盛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是范氏祖父却坚持出淤泥而不染，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始终与民秋毫无犯。而正是这样一个清廉的官员，在贪腐成风的时代，毫无疑问就成了官场的异类。这上司眼中，一个官不爱财，就没有能够约束他的手段，不能约束他，那么他就随时可能将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于是对于这样一个不贪的官员，上司处处提防，时时留心，没有任何升迁的机会。范氏祖父自然也看透了官场的污秽，晚年便辞官归隐，在青山绿水中安度余生。
范旭东的父亲名范琛，以教书为业。范父天生体弱，但是却并没有因为体质差而忽略在学问上的修为。范父好学不倦，在教书授业的同时不断求取新知。范旭东年幼时范父便对其进行启蒙教育，教授《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等。
范家育有三子，范旭东最幼。在范旭东之上还有一兄一姊。范旭东的哥哥名范源濂，长范旭东8岁。范旭东降生时范源濂在其父的教导下，学业已经完成启蒙，进了私塾开始进一步学习，13岁那年就考中了秀才。在范旭东早期，范源濂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范旭东的姐姐极为不幸，未婚而卒。
范母谢氏贤良淑德，继承了中国妇女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不仅善于持家，思想也较为开明，支持自己的子女多读书，为了孩子的学业，甚至不惜让两个儿子漂泊海外。
这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三代同堂、衣食无忧。然而在那样一个困难的年代，幸福无疑是一种短暂的奢侈。
1889年，范旭东7岁。这一年光绪皇帝“亲政”，把持朝政数十载的慈禧老佛爷不再垂帘听政，要把权力交给皇帝。然而皇帝亲政却没有给范家以及天下苍生带来任何惊喜，反倒是带来了一连串沉重的打击。
就在皇帝亲政的这一年，湖南大旱。范家所在的长沙一带江河湖泊无不干涸，土地龟裂，禾苗枯死，全年颗粒无收。面对如此大旱，官员为了讨好刚刚亲政的皇帝居然隐瞒不报，各地奏折纷纷粉饰太平，吹嘘丰产。可怜千千万万的灾民，既无颗粒收获，还要继续承担繁重的税负。下乡收粮的官吏丝毫不顾百姓死活，依旧大肆收刮。转瞬间断粮者不计其数，即使如范家这般小康之家也无力应对这样的天灾人祸，断了口粮。
很快，旱灾所及之地饿殍遍野，范氏祖父、父亲在饥荒中撒手人寰。范家一夜间一落千丈，一贫如洗。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范母谢氏在既无遗产继承又无亲友可依的情况下，顽强的养育着自己的几个孩子。然而在那样的年代一个女人能做的终究是有限的，不得已范母带着自己的孩子投靠了长沙城里的慈善机构保节堂。这保节堂是封建时代专门用来收留贫苦贞洁妇女的。那时社会上要求女人三从四德，好女不嫁二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这种极其苛刻的道德观的束缚下，许多丧夫后无依靠的妇女选择了投奔保节堂。
然而在保节堂的日子也过得并不轻送，范旭东一家依旧是食不果腹。为了养育自己的孩子，范母拼命劳作，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替别人做针线活，没有一丝闲暇。尽管如此艰辛，收入依然微薄。此时范旭东的兄长范源濂已经十五六岁，有了一些劳动的能力，时不时也能外出打些零工帮助母亲补贴家用。
范母带着两个孩子虽然过得异常艰辛，但是她始终没有让自己的孩子放弃学业。白天范母让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跟随舅舅读书，到了晚上又把范源濂叫到跟前亲自督促他读书。范旭东则跟着姑姑继续学业。
在范母的严格要求下，原本就聪慧机敏的范氏二子学业进步神速。范源濂不到二十岁就学有所成，为了减轻母亲的压力，他很早便外出授课，补贴家用。兄长范源濂有了稳定收入以后，范家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在姑母的帮助下，范旭东拜师学作八股文。这八股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毫无新意。
对这种八股文范旭东极为反感，他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根本无法从八股文中得到满足。在当时科举尚未废除，以八股文考科举功名，是无数读书子弟的梦想，但是范旭东小小年纪便有了反抗八股的思想。他认为，这八股文纯粹是替古代圣贤说话，根本就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见解，他不愿意成为一个替别人发生的皮囊，他要自立，他要有主见，他要发挥自己的能力，他要做真正的自己。十九世纪末期，湖南长沙人文荟萃，当地有名的岳鹿、城南、求忠三书院的执教者，注重做人。范源让虽出身寒门，却深受当地风气所陶冶。
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了磨练了范旭东的毅力，培养了他坚强的品格。这是这样的品格，在范旭东日后的人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他面对各种艰难困苦时，他依然坚持不懈，顽强拼搏。
戊戌变法
1894年，范旭东12岁，这一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遭遇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这一次，大清皇帝天朝上国的美梦终于被惊醒，邻邦日本区区弹丸之地居然把大清国打了个落花流水。一纸《马关条约》不仅丢了属国朝鲜，还被日本占去了宝岛台湾。
战争期间，湖南巡抚吴大澄奉命率兵收复海城。吴大澄是清末爱国将领，曾在与沙俄的领土争端中有力的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然而腐朽贫弱的清军根本无力对抗日军的进攻，在牛庄一战中湘军大败，随后吴大澄也因兵败被革职。
回到湖南后，兵败的吴大澄痛定思痛，深刻反思战败的原因。他要求湖南的学子卧薪尝胆，发愤图强，一雪前耻。在被革职离任前，他还召集湖南的有识之士，商讨在湖南实行自强的新政。经众人商议，一致认为自强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才，奖励学术。
基于此，吴大澄将省内的招贤馆改为求贤书馆，馆内即教授传统中国学科，又兼顾西洋新式学科。其中，中学以宋、元、明理学为主，史、地、盐、槽、兵刑、水利为辅；西学以英文、算学为主，声、光、电、化诸学为辅。
这些新学措施让少年范旭东深深痴迷。他常常到到求贤书馆阅读新式书刊，接触全新的知识。在求贤书馆，范旭东还十分热衷听众人探讨时政，他十几岁的年纪居然听得津津有味。
吴大澄被革职后，接任的陈宝箴也是一位热心改革的地方实权派人物，他到任之后，继续在湖南施行变法自强的新政策。少年范旭东也能有机会继续接触全新的知识。
正当范旭东在湖南家中苦读时，在京师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1895年4月，日本逼迫中国在日本马关签定《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叙述严峻的形势，同时提出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上书轰动了全国，也成为维新变法的序幕。
此后，全国各地开始宣传变法维新。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宣扬变法；组织强学会。随后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到了1897年冬天，严复创建《国闻报》，在北方与《时务报》齐名的宣传变法的重要阵地。到1897年底，各地已有33个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建立，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
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湖南的维新宣传最为激烈。1896年2月，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强学会，创办了《湘报》，宣扬维新变法，湖南的有识之士纷纷响应。1898年陈宝箴创立“南学会”，兴办“时务学堂”，鼓吹变法维新。他还聘熊希龄为督学，梁启超为总教习，湖南的进步青年纷纷请求拜入梁启超门下。当时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也放弃了在书馆的教书工作，拜梁启超为师，学习新学。当时梁启超的弟子中还有蔡锷，日后成为民国初年杰出的军事领袖。在梁启超众多弟子中，范源濂和蔡锷这一文一武成就最大。
经过连续数年的酝酿宣传，变法维新的时机逐步成熟。随着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法国强租广州湾，英国强租新界和威海卫等一些列侵略事件的发生，全国人心激愤，维新运动从理论宣传转到政治实践。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1898年1月康有再次上书光绪帝，4月，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
在湖南，范源濂作为梁启超的得以门生，也积极参与到湖南的变法运动中。范旭东也追随兄长经历一些变法事件。
后来他在回忆这段时期的史事中写道:记得辛亥革命前十几年、满清政府曾一度试行新政，他们知道非废八股、设学堂，振兴工商业不能立国。所以，在戊戌维新前后一百天中，一切行政设施颇为有声有色，应有尽有。清廷严令各省奉行，尽管有些人反对，但也有些是奉行的，在各省中以湖南为最起劲。他们的新政设施，短期间样样都做了一点，开了一个时务学堂，出版了《湘报》和《湘学报》。和民众接触的就是那空前的南学会，实行通俗演讲……那时年纪很小，住在乡下读书，只见到过一回，现在回想，与其说是听过，不如说是看过，更为恰当。那天，湖南各界名流到的不少，都是坐在台上，演讲的时候也不站起来，声音很小，又是文言，我一点不懂。记得只看见他们坐着摇扇子，仿佛还有一位抽着水烟，这一晃将近五十年过去了，诸位听了，不要笑他们腐旧，要知道那时候，凡是官府出门就要鸣锣清道，排场十足，他们这样不同流俗，降格相从和民众接近，的确是下了最大决心。如果不是真正读通了书，而且有为国为民的心，决做不到。
皇帝虽然颁布了新政，然而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彻底执行之外，全国各地守旧官僚无一真正执行。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
“百日维新”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9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16、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事后，被袁世凯出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成功。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
当北京开始捕杀维新派人物时，湖南也陷入危机。湖南的守旧派开始将矛头指向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守旧派官僚上书慈禧太后，称陈宝箴身为封疆大吏，不但不奉太后懿旨查处维新派，反而包庇他们。要求将陈宝箴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而戊戌政变遇难的“六君子”中，刘光第、杨锐都是陈宝箴所保荐，谭嗣同也积极倡导湖南新政，梁启超则是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
这就让清廷有了充足的理由罢免陈宝箴。1898年冬天，陈宝箴被罢免，接替陈宝箴的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虽热衷于洋务，但是他却反对变法，他的目标是在不改变中国政治结构的前提下，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实现富国强兵。主政湖南之后，张之洞立即按照慈禧的旨意废除新政。维新变法期间湖南的维新派机关全部被查封，关于维新变法的书刊言论一律被禁止。同时发出逮捕令，全省缉拿维新派成员。
一时间湖南上下人心惶惶，抓人的捕快遍布大街小巷，维新派成员危在旦夕。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是梁启超的弟子，也是湖南维新的参与者，他也成了被通缉的要犯之一。迫于形势，范源濂只能选择流亡他乡。带着借来的盘缠，他和一批维新派成员一道赴上海避难。在上海范源濂等人收到梁启超从日本发来的信函，邀他们去日本求学。当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东渡日本寻求救国之道，成为许多有志之士的选择。于是范源濂等人便启程赴日，开始了流亡海外的生活。
范源濂出走之后，清廷鹰爪并不甘心，他们不断到范家骚扰范母和年少的范旭东，甚至威胁如果不供出她大儿子的去处，就要拿小儿子抵罪。清廷的威胁让范母意识到自己的小儿子也处在了危险之中，一旦清廷狗急跳墙，就很有可能加害范旭东。为小儿子的安全，范母把范旭东送到了一处书馆攻读古文，学雕刻和绘画，希望以此为掩护，减少清廷对范旭东的威胁。
范旭东在书馆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一年的时光，转眼间已是1900年，这一年范旭东18岁，也正是这一年改变了他的命运。
范旭东人生的前三十年，大多数时候是在困苦中度过的。他幼年丧父，往往要靠救济度日；后又流亡日本，旅日十余载。尽管艰辛，但是也并非总是不幸。幼年虽然丧父，但是范母勤劳贤良通情达理，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依然省吃俭用供自己的儿子读书；心中对儿子虽有百般不舍，却依旧支持儿子远赴日本求学。其兄范源濂是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对自己的幼弟给予极大帮助。在日留学期间结识许馥女士，结成终身伴侣。
范氏孤儿
1883年10月24日(光绪九年，癸未，九月二十四日)，著名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在湖南长沙东乡诞生。出生时取名源让，字明俊；后改名为范锐，字旭东。
对于弱者而言，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入主中原已有两百余年的大清国，此时已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洋人的坚船利炮屡次轰开大清的国门，昔日不可一世的天朝大国，不得不和来自西方的“无名小国”甚至是近在咫尺的日本，签下割地赔款的条约，就连皇帝的圆明园也被夷人付之一炬。洪秀全，一个落第秀才，更是占去了大清半壁江山，各路大军连续十余年的剿杀才算是平定。
在这样一个年代，普通人需要承担不断增长的赋税，随时还要面临可能降临的死亡，这是一个民不聊生的时代。
对于一个强者而言，这却是最好的时代。动荡的时局如淘沙的大浪，冲刷掉的是无用的废料，留下的是最耀眼的珍宝，只有真正的人才才能在这黑暗的年代生存。这是属于范旭东们的时代。
范旭东降生时，范家原是小康之家。范旭东的祖父曾经在直隶省大兴县任县令，此大兴县即今天的北京市大兴区。此地紧邻京师，元明清三代为“天下首邑”。范氏祖父任职大兴县期间，大清国已开始由盛而衰，此时贪污腐败盛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是范氏祖父却坚持出淤泥而不染，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始终与民秋毫无犯。而正是这样一个清廉的官员，在贪腐成风的时代，毫无疑问就成了官场的异类。这上司眼中，一个官不爱财，就没有能够约束他的手段，不能约束他，那么他就随时可能将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于是对于这样一个不贪的官员，上司处处提防，时时留心，没有任何升迁的机会。范氏祖父自然也看透了官场的污秽，晚年便辞官归隐，在青山绿水中安度余生。
范旭东的父亲名范琛，以教书为业。范父天生体弱，但是却并没有因为体质差而忽略在学问上的修为。范父好学不倦，在教书授业的同时不断求取新知。范旭东年幼时范父便对其进行启蒙教育，教授《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等。
范家育有三子，范旭东最幼。在范旭东之上还有一兄一姊。范旭东的哥哥名范源濂，长范旭东8岁。范旭东降生时范源濂在其父的教导下，学业已经完成启蒙，进了私塾开始进一步学习，13岁那年就考中了秀才。在范旭东早期，范源濂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范旭东的姐姐极为不幸，未婚而卒。
范母谢氏贤良淑德，继承了中国妇女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不仅善于持家，思想也较为开明，支持自己的子女多读书，为了孩子的学业，甚至不惜让两个儿子漂泊海外。
这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三代同堂、衣食无忧。然而在那样一个困难的年代，幸福无疑是一种短暂的奢侈。
1889年，范旭东7岁。这一年光绪皇帝“亲政”，把持朝政数十载的慈禧老佛爷不再垂帘听政，要把权力交给皇帝。然而皇帝亲政却没有给范家以及天下苍生带来任何惊喜，反倒是带来了一连串沉重的打击。
就在皇帝亲政的这一年，湖南大旱。范家所在的长沙一带江河湖泊无不干涸，土地龟裂，禾苗枯死，全年颗粒无收。面对如此大旱，官员为了讨好刚刚亲政的皇帝居然隐瞒不报，各地奏折纷纷粉饰太平，吹嘘丰产。可怜千千万万的灾民，既无颗粒收获，还要继续承担繁重的税负。下乡收粮的官吏丝毫不顾百姓死活，依旧大肆收刮。转瞬间断粮者不计其数，即使如范家这般小康之家也无力应对这样的天灾人祸，断了口粮。
很快，旱灾所及之地饿殍遍野，范氏祖父、父亲在饥荒中撒手人寰。范家一夜间一落千丈，一贫如洗。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范母谢氏在既无遗产继承又无亲友可依的情况下，顽强的养育着自己的几个孩子。然而在那样的年代一个女人能做的终究是有限的，不得已范母带着自己的孩子投靠了长沙城里的慈善机构保节堂。这保节堂是封建时代专门用来收留贫苦贞洁妇女的。那时社会上要求女人三从四德，好女不嫁二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这种极其苛刻的道德观的束缚下，许多丧夫后无依靠的妇女选择了投奔保节堂。
然而在保节堂的日子也过得并不轻送，范旭东一家依旧是食不果腹。为了养育自己的孩子，范母拼命劳作，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替别人做针线活，没有一丝闲暇。尽管如此艰辛，收入依然微薄。此时范旭东的兄长范源濂已经十五六岁，有了一些劳动的能力，时不时也能外出打些零工帮助母亲补贴家用。
范母带着两个孩子虽然过得异常艰辛，但是她始终没有让自己的孩子放弃学业。白天范母让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跟随舅舅读书，到了晚上又把范源濂叫到跟前亲自督促他读书。范旭东则跟着姑姑继续学业。
在范母的严格要求下，原本就聪慧机敏的范氏二子学业进步神速。范源濂不到二十岁就学有所成，为了减轻母亲的压力，他很早便外出授课，补贴家用。兄长范源濂有了稳定收入以后，范家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在姑母的帮助下，范旭东拜师学作八股文。这八股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毫无新意。
对这种八股文范旭东极为反感，他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根本无法从八股文中得到满足。在当时科举尚未废除，以八股文考科举功名，是无数读书子弟的梦想，但是范旭东小小年纪便有了反抗八股的思想。他认为，这八股文纯粹是替古代圣贤说话，根本就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见解，他不愿意成为一个替别人发生的皮囊，他要自立，他要有主见，他要发挥自己的能力，他要做真正的自己。十九世纪末期，湖南长沙人文荟萃，当地有名的岳鹿、城南、求忠三书院的执教者，注重做人。范源让虽出身寒门，却深受当地风气所陶冶。
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了磨练了范旭东的毅力，培养了他坚强的品格。这是这样的品格，在范旭东日后的人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他面对各种艰难困苦时，他依然坚持不懈，顽强拼搏。
戊戌变法
1894年，范旭东12岁，这一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遭遇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这一次，大清皇帝天朝上国的美梦终于被惊醒，邻邦日本区区弹丸之地居然把大清国打了个落花流水。一纸《马关条约》不仅丢了属国朝鲜，还被日本占去了宝岛台湾。
战争期间，湖南巡抚吴大澄奉命率兵收复海城。吴大澄是清末爱国将领，曾在与沙俄的领土争端中有力的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然而腐朽贫弱的清军根本无力对抗日军的进攻，在牛庄一战中湘军大败，随后吴大澄也因兵败被革职。
回到湖南后，兵败的吴大澄痛定思痛，深刻反思战败的原因。他要求湖南的学子卧薪尝胆，发愤图强，一雪前耻。在被革职离任前，他还召集湖南的有识之士，商讨在湖南实行自强的新政。经众人商议，一致认为自强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才，奖励学术。
基于此，吴大澄将省内的招贤馆改为求贤书馆，馆内即教授传统中国学科，又兼顾西洋新式学科。其中，中学以宋、元、明理学为主，史、地、盐、槽、兵刑、水利为辅；西学以英文、算学为主，声、光、电、化诸学为辅。
这些新学措施让少年范旭东深深痴迷。他常常到到求贤书馆阅读新式书刊，接触全新的知识。在求贤书馆，范旭东还十分热衷听众人探讨时政，他十几岁的年纪居然听得津津有味。
吴大澄被革职后，接任的陈宝箴也是一位热心改革的地方实权派人物，他到任之后，继续在湖南施行变法自强的新政策。少年范旭东也能有机会继续接触全新的知识。
正当范旭东在湖南家中苦读时，在京师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1895年4月，日本逼迫中国在日本马关签定《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叙述严峻的形势，同时提出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上书轰动了全国，也成为维新变法的序幕。
此后，全国各地开始宣传变法维新。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宣扬变法；组织强学会。随后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到了1897年冬天，严复创建《国闻报》，在北方与《时务报》齐名的宣传变法的重要阵地。到1897年底，各地已有33个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建立，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
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湖南的维新宣传最为激烈。1896年2月，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强学会，创办了《湘报》，宣扬维新变法，湖南的有识之士纷纷响应。1898年陈宝箴创立“南学会”，兴办“时务学堂”，鼓吹变法维新。他还聘熊希龄为督学，梁启超为总教习，湖南的进步青年纷纷请求拜入梁启超门下。当时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也放弃了在书馆的教书工作，拜梁启超为师，学习新学。当时梁启超的弟子中还有蔡锷，日后成为民国初年杰出的军事领袖。在梁启超众多弟子中，范源濂和蔡锷这一文一武成就最大。
经过连续数年的酝酿宣传，变法维新的时机逐步成熟。随着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法国强租广州湾，英国强租新界和威海卫等一些列侵略事件的发生，全国人心激愤，维新运动从理论宣传转到政治实践。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1898年1月康有再次上书光绪帝，4月，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
在湖南，范源濂作为梁启超的得以门生，也积极参与到湖南的变法运动中。范旭东也追随兄长经历一些变法事件。
后来他在回忆这段时期的史事中写道:记得辛亥革命前十几年、满清政府曾一度试行新政，他们知道非废八股、设学堂，振兴工商业不能立国。所以，在戊戌维新前后一百天中，一切行政设施颇为有声有色，应有尽有。清廷严令各省奉行，尽管有些人反对，但也有些是奉行的，在各省中以湖南为最起劲。他们的新政设施，短期间样样都做了一点，开了一个时务学堂，出版了《湘报》和《湘学报》。和民众接触的就是那空前的南学会，实行通俗演讲……那时年纪很小，住在乡下读书，只见到过一回，现在回想，与其说是听过，不如说是看过，更为恰当。那天，湖南各界名流到的不少，都是坐在台上，演讲的时候也不站起来，声音很小，又是文言，我一点不懂。记得只看见他们坐着摇扇子，仿佛还有一位抽着水烟，这一晃将近五十年过去了，诸位听了，不要笑他们腐旧，要知道那时候，凡是官府出门就要鸣锣清道，排场十足，他们这样不同流俗，降格相从和民众接近，的确是下了最大决心。如果不是真正读通了书，而且有为国为民的心，决做不到。
皇帝虽然颁布了新政，然而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彻底执行之外，全国各地守旧官僚无一真正执行。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
“百日维新”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9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16、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事后，被袁世凯出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成功。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
当北京开始捕杀维新派人物时，湖南也陷入危机。湖南的守旧派开始将矛头指向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守旧派官僚上书慈禧太后，称陈宝箴身为封疆大吏，不但不奉太后懿旨查处维新派，反而包庇他们。要求将陈宝箴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而戊戌政变遇难的“六君子”中，刘光第、杨锐都是陈宝箴所保荐，谭嗣同也积极倡导湖南新政，梁启超则是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
这就让清廷有了充足的理由罢免陈宝箴。1898年冬天，陈宝箴被罢免，接替陈宝箴的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虽热衷于洋务，但是他却反对变法，他的目标是在不改变中国政治结构的前提下，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实现富国强兵。主政湖南之后，张之洞立即按照慈禧的旨意废除新政。维新变法期间湖南的维新派机关全部被查封，关于维新变法的书刊言论一律被禁止。同时发出逮捕令，全省缉拿维新派成员。
一时间湖南上下人心惶惶，抓人的捕快遍布大街小巷，维新派成员危在旦夕。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是梁启超的弟子，也是湖南维新的参与者，他也成了被通缉的要犯之一。迫于形势，范源濂只能选择流亡他乡。带着借来的盘缠，他和一批维新派成员一道赴上海避难。在上海范源濂等人收到梁启超从日本发来的信函，邀他们去日本求学。当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东渡日本寻求救国之道，成为许多有志之士的选择。于是范源濂等人便启程赴日，开始了流亡海外的生活。
范源濂出走之后，清廷鹰爪并不甘心，他们不断到范家骚扰范母和年少的范旭东，甚至威胁如果不供出她大儿子的去处，就要拿小儿子抵罪。清廷的威胁让范母意识到自己的小儿子也处在了危险之中，一旦清廷狗急跳墙，就很有可能加害范旭东。为小儿子的安全，范母把范旭东送到了一处书馆攻读古文，学雕刻和绘画，希望以此为掩护，减少清廷对范旭东的威胁。
范旭东在书馆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一年的时光，转眼间已是1900年，这一年范旭东18岁，也正是这一年改变了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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