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1690177
美国历代总统无不受到强烈浓厚的文化的影响。本书详尽地揭示了美国总统和流行文化的相互影响，让读者以这流行文化这一独特视角对历届总统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导言
从西塞罗到史努姬：文化是如何塑造美国总统的 / 001
章 开国元勋：为智慧与美德而阅读 / 009
乔治·华盛顿以及戏剧性的领导才能 / 011
宣传册与思想的传播 / 013
史上读书多的领袖 / 014
非读书人士的思想 / 017
退化论和反对美国低劣观 / 017
第二章 剧院以及19世纪的平民大众 / 021
走出国门：戏剧演出踏上友好访问之旅 / 025
戏剧与民主 / 027
演员与观众：一个民主政体中的剧院 / 029
亚当斯和杰克逊：启蒙领导者与普通民众 / 032
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一位工作狂总统 / 034
第三章 林肯：阅读是寻求进步的一种工具 / 037
林肯的阅读频率 / 040
林肯心目中的重要作品 / 041
《汤姆叔叔的小屋》：文化战火下的奴隶制以及废奴主义 / 043
林肯：平易近人的读者 / 046
后章节：林肯与戏剧 / 047
第四章 西奥多·罗斯福：文化与命运 / 051
西奥多·罗斯福：“阅读于我是一种怪癖” / 053
罗斯福的职业生涯：书本作为职场培训基地 / 054
一心为民的读书爱好者 / 057
白宫岁月里的休闲活动 / 059
后一位读书的总统 / 062
第五章 折射来的荣耀 / 065
互惠互利的支持 / 071
第六章 富兰克林·罗斯福：作为文化输出的总统 / 075
罗斯福：职业生涯巧借广播“东风” / 077
作为总统的罗斯福 / 079
罗斯福和名人崇拜 / 081
罗斯福的影响 / 083
第七章 音乐与追求酷炫 / 085
杜鲁门：弹钢琴的总统 / 087
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摇滚，但不在白宫 / 089
尼克松与反主流文化的上升 / 094
尼克松之后的总统音乐：嗑药与竞选歌曲 / 099
第八章 总统的电影：在影片中寻找领导模式 / 107
电影场景的变换 / 112
影迷总统的得势 / 115
第九章 “茫茫荒原”：总统和电视 / 125
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电视饱和时期的总统任职 / 131
尼克松和他的黑名单 / 140
喜剧小品时代的总统 / 144
看着电视长大的总统：克林顿、布什和后任总统 / 154
第十章 阅读与当代总统 / 161
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在雷达下读书 / 163
肯尼迪：刻意宣传出来的阅读 / 165
肯尼迪之后：多读书，少宣传 / 169
吉米·卡特：萎靡之路上的快速阅读 / 171
里根：比你想象中的更爱读书 / 173
克林顿：昭告天下的阅读 / 177
对布什阅读的错误低估 / 182
第十一章 奥巴马，流行文化的成熟产物 / 187
作为读者的奥巴马：从沙发里解脱出来 / 196
社会名流：如何靠电视取得成功 / 203
奥巴马与新闻 / 206
结论 / 213
如何在流行文化和智慧内涵中寻求平衡
附录 总统涉足流行文化的规则 / 216
致谢 / 220
译后记 / 224
参考文献 / 227
索引 / 275
特维·特洛伊带我们浏览了总统们是如何消费流行文化，同时又被流行文化消费的，这本书读起来非常有趣。无论读者是喜欢历史还是流行文化，只要他们一拿起这本书，就会发现总统的逸事和业余爱好不仅具有教育意义，而且还让人感到愉快。
——威廉·J.贝内特，前美国*长，电台广播主持人
特维·特洛伊写了一本节奏紧凑、让人惊喜，而且也非常令人愉悦的书，这本书不仅审视了总统们如何影响文化，还审视了文化如何影响他们以及总统制度本身。
——卡尔·罗夫，乔治·布什总统前副幕僚长、高级顾问，作家
作为一个分不清卡戴珊和基辛格的人，我发现这本关于总统如何应对流行文化的书不仅有用，而且不可缺少。特维·特洛伊给我们画了一幅很好的路线图，它让我们了解到每一届入主白宫的总统是如何把握流行文化的脉搏，同时又不会心跳过速。
——麦克·麦柯里，前白宫新闻秘书
特维·特洛伊写了一部群星璀璨、妙趣横生、见解深刻、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它谈论了美国总统是如何吸收同时代的流行文化，而这些文化又是如何开阔他们的视野，并塑造他们的总统生涯——从他们读的书，到他们看的戏，到后来他们看的电视和电影，再到奥巴马所使用的社交媒体。读完这本书，会对我们的总统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斯图尔特·E.艾森施塔特，卡特总统的前首席国内政策顾问
第八章 总统的电影：在影片中寻找领导模式
1905年，哈利·戴维斯（Harry Davis）在匹兹堡开设了家独立运行的剧院，主营移动画面的展示业务，自此，美国人对电影的喜爱便开始了。他把它称作“nickeldeon”（五分钱娱乐场），一个由入场价格和希腊语“剧院”合成的词汇。尽管大批美国人涌入这类剧院，但这种场所开始受人尊重又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人们不想挤在一间暗室里看那些闪烁不定的光线，”历史学家戴维·拿梭（David Nasaw）解释道，“几乎将近20年之后，美国人才开始接纳电影。”
对于很多人来说，和陌生人挤在一间暗室里是很恐怖的事情。老板们于是便将剧院改造成了既有酒吧般亲切感又有高级酒店般安全感的场所，观众的畏惧心理便烟消云散了。华丽的外部装潢、窄窄的入口、身着制服的保安以及引导员确保了观众们的举止端庄得体，这样剧院看起来既安全又有吸引力。为打消观众们对于剧院卫生状况的疑虑，剧院还安装了早期的空气调节系统，排出较脏的气体，吸入新鲜空气。让公众接受影院的后一道障碍，便是上流人群不愿意和那些乌合之众坐在一起看电影。“特邀晚场”观影方式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问题。
即便这样，好莱坞也花了不少时间才抓住美国人的想象。D.W.格里菲斯曾恳求威尔逊总统支持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电影业正为赢得尊重而艰苦努力着。在白宫放映电影对于新生的电影业来说是一个里程碑。1918年4月，威尔逊通告全国，在国家参战期间，民众可以去看电影，这对电影业来说又是一个巨大帮助。
由于电影业费尽了周折才被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总统跟之后的总统不同，他们成长时没有看过电影，但他们长大成人后也确实喜欢电影。沃伦·哈丁在白宫晚宴后放映了电影。加尔文·柯立芝曾为了在火车上看完电影而让迎接人员在车站苦苦等待。但电影业仍处于新生期，有声电影直到1927年才出现，而好莱坞成长为业内大鳄则是更晚的事了。
然而，一个敏锐的观察者是能够预见这种新式媒体会变得多么有影响力的。例如，沃特·普理查德·伊顿（Walter Prichard Eaton）1915年就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撰文，肯定了电影的新型力量：“小的乡镇……也可以和大城市一样看到电影放映师，（而且）约翰·邦尼（John Bunny）和玛丽·璧克馥（Mary Pickford）可以同时在几百个城镇‘主演’。”他接着说道，“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个5000人以上的城镇还没有电影院的……”伊顿估计，10%的美国人口，即1000多万人在看电影。
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会赞赏伊顿话语中的政治蕴含。位利用电影的政治能量的总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不足为奇。在他的理解中，电影有着团结国家的力量。电影中展示的共同经历超越了种族、年龄、地理和阶层的界限。作为秀的政治家，罗斯福是不会忽视这个机会的。在别人还都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罗斯福已经把目光投向了好莱坞。他的目标就是让电影明星们光辉闪耀，并把他们变成自己的支持者和竞选成员。这十分奏效，比起他所有的前任以及绝大多数继任者，罗斯福在招募和利用明星方面是成功的一位总统。
就在罗斯福向好莱坞寻求政治支持的同时，电影制片人也开始欣赏自己手中拥有的权力。1934年，曾因社会主义者身份而落选加州官员的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稳稳获得了民主党内的州长提名，这让他的工作室主管路易斯·B.梅耶（Louis B. Mayer）感到沮丧。作为好莱坞向政界的次进军，梅耶和电影业募集到了资金并采用了一些宣传手段来遏制辛克莱。
好莱坞成功阻止了辛克莱的仕途，这也对理查德·谢里丹·阿姆斯（Richard Sheridan Ames）产生了影响。在《哈珀斯》（Harper’s）的一篇文章中，他推测电影对于公众观点的塑造潜能是任何其他文化或政治机构都不能比拟的：“如果好莱坞决定要按照自己的原则来改变国家会怎样呢？它有钱有工作室又有人才。它控制着主要的影院和好的广告媒体。”尽管反辛克莱运动是一次保守运动，在其后几十年里好莱坞的政治腔调却不同以往了。阿姆斯关于好莱坞特有能量的正确评论并不是对某种特殊信息的意识倾斜。“无论多少书籍、期刊或手册都比不上相机带来的图形真实感和它的视觉效果。”这种无法企及的心理影响，阿姆斯警告说，对于美国民主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潜在影响：“尽管我们的民主仍立足于宪法对于言论自由的保障，但没有任何群体或派系可以与真实的影像顶嘴。”电影工作室主管也认为阿姆斯言之有理，但他们把自己的政治权力视为机遇而非麻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好莱坞成为一个强大的宣传引擎，虽然如大势所趋，好莱坞的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微妙，但这个强大的引擎几乎从未空转。
罗斯福与好莱坞的接触，不管是与影星还是工作室老板，都成效显著。他以一种的方式亮相并主导着荧幕。描绘罗斯福总统的电影，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要比关于其他总统的电影多得多。甚至连他的宠物狗法拉都参与了演出—1943年米高梅拍摄了一部关于小狗日常的短片，情节可人。
终其一生，罗斯福未在任何一部影片中被设定成瘸子的形象，他在好莱坞的影响力可见一斑。事实上，罗斯福首次以轮椅总统形象示人是在2001年迈克尔·贝（Michael Bay）的《珍珠港》（Pearl Harbor）中。［1960年拍摄的《旭日东升》（Sunrise at Campobello）讲述的是罗斯福在担任总统之前与脊髓灰质炎抗争的故事。］
好莱坞对于罗斯福的优级待遇让总统的回馈也变得容易。1938年，爱莲娜·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在《电影剧本》（Photoplay）上承认“我们罗斯福一家都是电影爱好者”，并列举了总统喜欢的几部电影，包括《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与1933年由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和梅·韦斯特（Mae West）主演的喜剧《我不是天使》（I’m No Angel）。1942年，作为东翼大楼工程的一部分，罗斯福在白宫建了一座电影院，这个影院不仅为总统们看电影提供了便利，而且它也是一个邀请宾客为自己赢得政治优势的好去处。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它也是一个恩惠，因为一位名为保罗·费舍尔（Paul Fischer）的白宫电影放映员对1953年至1986年间放映的每一场电影都做了详细记录。但这个剧院也是好莱坞参与白宫事务的明证。罗斯福的电影院给好莱坞电影工作坊提供了一个与总统接触的直接渠道。
当杜鲁门在罗斯福去世后接管白宫的时候，这个渠道就不像以前那么有效了。杜鲁门几乎没有踏进过这间白宫影院，而是选择读书或听音乐来打发业余时间。在西锁岛（Key West）上的“小白宫”里，他为嘉宾们播放过电影，但他自己却不曾看过。尽管他极少看电影，但杜鲁门却有着自己的钟情之作—亨利·方达（Henry Fonda）主演的西部片《侠骨柔情》（My Darling Clementine）。
艾森豪威尔年轻时便认为电影院是一个求爱的好地方，所以当他执政时，电影又回到了白宫。电影、桥牌和高尔夫是他的三大爱好。他在白宫影院看了超过200部电影，绝大多数都是西部片。白宫门卫J.B.韦斯特（J. B. West）回忆说：“为艾森豪威尔总统提供足够的西部片是值班室人员的主要工作，因为他已经把所有的西部片都看完了，甚至看了三四遍。”1968年，艾森豪威尔在沃特里德陆军医院时，约翰逊总统送了他一张银幕、一个放映机和一个电影放映员，并允许他进入白宫影像资料室。
艾克喜欢的西部片之一、盖瑞·库珀（Gary Cooper）的经典之作《正午迷情》（High Noon）讲述的是一个小镇治安官在全镇居民都畏缩在家中的情况下独自一人与意图报复行凶的匪徒们搏斗的故事。盖瑞·库珀的角色与总统有着诸多相似点。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总统们都表达过对这部影片的热爱，包括罗纳德·里根、乔治·W．布什和将它看了20多遍的比尔·克林顿。
艾森豪威尔的孙子戴维将其祖父对西部片的钟爱归结为他儿时所受的影响。“爷爷喜欢西部片，”他写道，“因为他童年是在堪萨斯的艾比利尼度过的（Abilene），听惯了关于‘老西部’的故事。”在这位未来总统出生之前20年，狂野比尔的故事还在艾比利尼的大街小巷传唱。“西部片中的‘寥廓苍穹’背景和西部小说盛行的‘与自然抗争’的主题都深深吸引着他。”
艾森豪威尔本人的解释则没有那么浪漫。他告诉赫鲁晓夫，西部片仅仅是一种不错的娱乐形式。1960年9月，在戴维营（Camp David）举行的一场与苏联领导人的会晤中，总统承认，“我知道（西部片）对于他们来说没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欣赏起来也不需要费脑筋，但里面确实有许多绝妙的情节。而且，我也很喜欢马。”对艾克来说，值得欣慰的一点是，赫鲁晓夫也曾是西部片的专业影迷。他告诉艾森豪威尔，“斯大林在世时我们总在一起看西部片，电影结束时，斯大林总谴责影片所反映的意识形态。但第二天我们又会坐在一起接着看另外一部西部片了。”赫鲁晓夫承认，“我自己对于这种题材的电影也没有抵抗力。”“好，”艾森豪威尔答道，“我们将会看一些西部片和其他影片。”
苏联来访者们甚至要比艾森豪威尔的一些亲密盟友更喜欢西部片。艾森豪威尔曾在葛底斯堡（Gettysburg）的私人农场中为来宾们放映过《锦绣大地》（The Big Country），电影结束后，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兴味索然。在他眼中，这部“叫伟大国家还是什么来着的”电影“居然长达3小时”，“枯燥极了”。而艾森豪威尔却将它看了4遍。
艾克对于西部片的热爱，就像他的其他爱好一样，塑造了他品位简单为人也简单的形象，就像基姆·菲利普斯芬（Kim PhillipsFein）写的那样，“经常因为喜爱高尔夫、扑克、桥牌和西部题材小说而被自由派嘲笑。”这也是一种盛行的观点，直到斯蒂芬·安布罗斯（Stephen Ambrose）和弗雷德·格林斯汀（Fred Greenstein）在历史学界发起了修正主义运动后才有所改变。修正派认为，艾森豪威尔的确放映的是简单的片子，但这背后却取得了很大成效，保持了冷战危险时期的和平。西部片就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西部片是切合当时时代主题的影片。就像J.霍伯曼（J. Hoberman）写的那样，“艾森豪威尔时代是西方的鼎盛时期，那时美国自命为世界警察，枪手取代了牛仔成为西方的典型英雄……”
电影可以让艾森豪威尔的另一面—不同于和蔼的公众形象的那一面，得以释放。在《这个愤怒的时代》（This Angry Age），一部由法国导演勒内·克雷芒（Rene? Cle?ment）执导，探索后殖民时期越南的家庭与压抑的电影上映十分钟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告诉他的妻子（是她选择观看的这部电影），“你不能选择看这种烂片，”说完气呼呼地走了。他也从不看罗伯特·密查姆（Robert Mitchum）参演的电影。电影放映师费舍尔（Fischer）回忆道：“当他知道了密查姆与大麻搅在一起的时候，他决定再也不看密查姆的片子了。”这位硬汉演员是当时为耀眼的明星之一，因此要绕开他的影片是很困难的。费舍尔曾经选了几部密查姆镜头不多的电影蒙混过关，但艾克只要在银幕上看到密查姆的名字或面孔就会立刻离开。不过，从艾森豪威尔在白宫的8年时间里看过的影片数量来看，他对于绝大多数玛米和费舍尔为他选择的片子还是满意的。
电影场景的变换
和音乐一样，电影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现代科技对于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影响却不尽相同。尽管富有争议性的内容越来越常见，但像收音机和电视之类的广播技术仍然让流行音乐无处不在。可是当越来越有争议的内容迫使许多美国人寻求别的文化形式时，这些同样的技术捧红的不是电影而是它的替代物。
在《好莱坞对美国》（Hollywood vs. America）一书中，迈克尔·梅德韦德（Michael Medved）将1965年奥斯卡影片奖得主、适合家庭观看的《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与1969年该奖项得主、不适宜家庭观看且被列为限制级影片的《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做了比较，指出后者仅仅卖出了前者三分之一的票房。梅德韦德将这种差异视为其“好莱坞与美国决裂”设想的一个早期证据。在分析票房回报率后，梅德韦德总结道：“1965年到1969年间，娱乐产业价值在改变，观众们带着恐惧和不适感从影院中逃了出来。”他强调，公众的反感是永久性的：“幻想破灭的观众们从那时起就远离了影院，直到今天—只要这个行业不重新回到积极和流行的轨道上来，观众们是不会重返剧院的。”
这些变化发生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但白宫当时却置身事外。总统府通常是后一个机构来接受席卷全国的文化变革。但林登·约翰逊也许提前预见了这一变革。他下台后曾抱怨过美国电影中正在出现的新花样。他看到出演《毕业生》（The Graduate）的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和多丽丝·卡恩斯（Doris Kearns）（那时还不叫古德温）时问后者道：“我实在想不通，那样一个糟糕的人怎么就是你心目中的英雄呢？”
尽管肯尼迪和约翰逊千差万别，但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点—对于经常看电影这件事没有足够的耐心。肯尼迪要比约翰逊更喜欢电影，也想表现得像个文化专家。他似乎也喜欢影星，尤其是年轻女星，这比他喜欢电影本身要强烈得多。他向往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那样的生活，而不是仅仅在银幕上看看。他和许多一线女星传出绯闻，比如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莎莎·嘉宝（Zsa Zsa Gabor）、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简·曼斯菲尔德（Jayne Mansfield）、吉恩·蒂尔尼（Gene Tierney）、金·诺瓦克（Kim Novak）、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索菲亚·罗兰（Sophia Loren）和安吉·迪金森（Angie Dickinson）。
比起银幕上的画面，肯尼迪更喜欢与真实的人打交道。他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回忆说：“除了人格和政治，我从未听过肯尼迪真正兴趣盎然地谈论过什么话题。”肯尼迪大学时期的恋人米米·奥尔福德（Mimi Alford）回忆，他愿意把睡觉以外的时间都花在社交上，除了不断地面对面交谈，总统一天平均要接打40多个电话。“他是个坐不住的人，”她说，“或者说他不愿意浪费时间在搜集信息或者大笑上，他就喜欢与人交往。”阿瑟·施莱辛格补充说：“肯尼迪对电影不是极度热爱，如果电影不是非常精彩，他通常会在开场20分钟或30分钟后离开。”但在压力大的时候，他会坐下来看完一整部电影。众所周知的是，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他看了“那个时代他喜爱的女演员奥黛丽·赫本”主演的《罗马假日》（Roman Holiday）。与苏俄的对峙让总统每天晚上开会到11点，当时在白宫一起熬夜的奥尔福德回忆说：“我决定去睡觉了，当他终上楼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由于奥尔福德已经入眠，肯尼迪和老朋友也是助手戴夫（帕沃斯）［Dave （Powers）］“一起观看《罗马假日》，度过了一夜”。“尽管我们相聚多数是为了床笫之欢，”奥尔福德伤感地写道，“但绝不是这种场合。”
《罗马假日》是肯尼迪在白宫所看的48部电影中的一部。为了维护自己年轻力盛的名声，他喜欢看一些“热血电影”，包括《斯巴达克斯》（Spartacus）、《乱世忠魂》（From Here to Eternity）、《桂河大桥》（Bridge on the River Kwai）以及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影片。1961年8月16号，白宫影院放映的一场电影却不是寻常之作。放映师保罗·费舍尔说，肯尼迪那天看的是克里夫·理查德（Cliff Richard）和劳伦斯·哈维（Laurence Harvey）主演的《咖啡邦戈》（Expresso Bongo），一部现已被人遗忘的电影，讲述的是音乐圈的一个骗子发现一名新星的故事。在费舍尔为白宫放映的5000多部影片中，这是一部他没有说明总统和谁一起观看的电影。记录册上只标明了“一位来宾”。尽管那天晚上的嘉宾是谁我们不得而知，但它仍引发了一些充满嘲讽的猜测。
和肯尼迪一样，林登·约翰逊对电影也没有耐心。他一心都扑在工作上，没有时间看电影或培养其他的兴趣。艾森豪威尔甚至推测约翰逊“缺乏内压测量计来提醒自己何时应该放松。除了政治以外他没有爱好和兴趣”。约翰·康纳利回忆说约翰逊曾经问过自己“拉娜·特纳是谁”。
对于约翰逊来说，电影冗长无聊，但有一例外—关于他自己的电影。他喜欢的是美国新闻署1966年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一个总统的国家》（A President’s Country），由格里高利·派克（Gregory Peck）担任解说。约翰逊和派克在电影拍摄期间变成了好朋友，总统甚至考虑在第二届任期（因越战而化为泡影）时任命这位演员为驻爱尔兰大使。《一个总统的国家》在白宫拍摄了18次，其中有12次都有总统参与。但美国民众没有观看这部纪录片，它被派发到98个美国大使馆，但没有在国内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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