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研究

 《苏轼研究》是复旦大学资深教授、宋代文学专家王水照先生有关苏轼研究的论文集，分总论篇、思想篇、品评篇、影响篇、谱学篇五个专题，对苏轼的文学创作、政治态度、人生经历等方面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不仅全面解读了苏轼的影响力，更反映了作者与时俱进研究苏轼的轨迹。

 王水照，浙江余姚人，1934年7月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78年春，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98年任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现任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文学遗产》顾问、《新宋学》主编等职。所撰著作获省部级、优秀成果奖多项，是当代宋代文学研究的奠基者与拓荒者之一。

 代序：走近“蘇海”——蘇軾研究的幾點反思……1

 代序：走近“蘇海”——蘇軾研究的幾點反思近二十年來的蘇軾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宋代作家研究中可謂獨佔鰲頭。中華書局陸續出版了《蘇軾詩集》（1982）、《蘇軾文集》（1986）、《蘇軾資料彙編》（1994），近問世的孔凡禮先生百萬字的《蘇軾年譜》（1998），又爲蘇軾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性文獻資料。1980年成立的全國蘇軾學會，在組織和推動研究上也發揮了良好作用，先後出版過《蘇軾研究專集》（《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6輯，1980）、《東坡詞論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東坡詩論叢》（同上，1983）、《東坡文論叢》（同上，1986）、《東坡研究論叢》（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論蘇軾嶺南詩及其他》（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紀念蘇軾貶儋八百九十週年學術討論集》（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全國第八次蘇軾研討會論文集》（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中國第十届蘇軾研討會論文集》（齊魯書社，1999）等重要論文集。我們還擁有一批有質量的學術專著和論文。至於普及性的蘇詩、蘇詞、蘇文選本更是不可勝舉。要之，在基礎性資料建設、理論性闡釋探討、鑒賞評析性推介等不同層面上，均有顯著業績可述，在不算興盛發達的宋代文學研究中，也許算得上一道頗有亮色的學術風景綫。然而，處於世紀之交的歷史時刻，對這一研究領域進行回顧與前瞻，我們仍感差距甚遠，深感與研究對象本身所具有的研究價值與意義頗不相稱。蘇軾是我國文化史上一位罕見的全才，是人類知識和才華發展到某方面極限的化身。人們對蘇軾所創造的文化世界，曾有“蘇海”之稱。雖然早宋人李塗的提法是“韓如海”、“蘇如潮”（《文章精義》），但嗣後人們却習稱“蘇海韓潮”。韓文公的“驅駕氣勢，若掀雷挾電，撑抉於天地之間”（司空圖《題柳集後》），以“潮”作喻，至爲恰當；而蘇軾的文化世界，非大海之廣不足以言其“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吕氏童蒙訓》），非大海之深不足以言其“力斡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宋孝宗《御制文忠蘇軾文集贊并序》），“蘇海”遂成定評。清代注釋蘇詩的一位大家王文誥，在他的《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完稿後，續有所得，編爲五卷，即以“蘇海識餘”標題。他説，“蘇海之説舊矣”，以此寓含“汪洋渺瀰、横無涯際，觀於海者，亦足致朝宗之意焉”。甚至連俞樾對“蘇海”表示過“誤矣”之指責（《茶香室叢鈔》卷八），也未能改變這一評價。蘇軾的詩、詞、文、賦、書、畫等皆足名家，都是宋代文學藝術中的標志性成果。蘇軾研究代序：走近“蘇海”陳師道説：“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後山詩話》）以作家姓氏冠於“詩”字前，組成專門術語，在中國詩歌史上，除“陶詩”、“杜詩”、“韓詩”外，蘇軾也獲此不可多得的光榮，昭示其詩歌創作的獨創性與典範意義。面對這位海涵地負、千匯萬狀的一代文宗，我們的確應在已有的研究基礎上更上層樓，提供出整體性的綜合研究成果。其次，蘇軾又是一位複雜而難以評論的作家，在他身上存在着不少研究難點，同時也往往成爲論争的熱點和焦點。如政治態度的變法與反變法，思想上的儒釋道關係，創作分期的劃分，文化性格的特質和核心，這些已經或正在討論的問題以及還將提出的諸多問題，就其繁多和複雜而言，在我國古代作家個案研究中也是較爲少見的。這些問題的存在，正是“東坡世界”包孕豐富、深刻的必然反映，也是學術探討與發展的生長點，研究者大有用武之地。第三，在我國古代作家中，能够持久地跟同時和後世人們建立起親切動人關係者並不多，蘇軾却是其中突出的一位。李白的天馬行空、脱略羈絆，固然使人心折傾倒，但不免太高太遠，難以企及；杜甫忠悃誠篤，感時傷世，人們不能無動於衷，但學起來又太難太苦，蘇軾則是現世性與超越性水乳交融在一起的一位智者。他總是擁有一代又一代的衆多讀者、研究者和文藝家，引起他們連綿不斷的文化懷念，形成了一部以審美陶冶、理性闡釋和創作滋養爲内容的蘇學接受史，並一直延伸到今天。在時下商品大潮汹涌的環境中，蘇軾的全部文化創造並没有失去它的價值和作用。固然，這種作用不是也不可能是急功近利式的，毋庸説是一種無用之用。而無用之用正是一種大用，它是能够成爲當代文化資源的組成部分的。對於蘇軾文化遺産的當下意義和現代轉换，也有待於研究者們的共同探索。翁方綱不止一次地説到，“蘇學盛於北，景行遺山仰”（《齋中與友論詩》），“有宋南渡以後，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石洲詩話》卷五）。他所謂的“蘇學”似主要指蘇詩而言。我們不妨接過這一概念，用以規劃和設計蘇軾研究的整體格局，力求研究的系統性與嚴整化，以争取蘇軾研究的更大突破。譬如説，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可否出版一套蘇學研究叢書，不僅可以涉及蘇軾文學方面的種種貢獻，也可涉及諸如蘇軾與黨争，蘇軾與文學結盟，蘇學接受史乃至蘇軾在日本、在朝鮮等專題；一部翔實全面的蘇軾大傳也是人們久所期盼的。我們不想與批評專書方面的“龍學”、小説方面的“紅學”等顯學相攀比，但展望新世紀的蘇軾研究，懷有這一設想，大概不算奢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