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影剧春秋

    
黄宗江所著的《影剧春秋》是“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之一。本书编选了黄宗江的自述性文章以时间为序，叙述了黄宗英一生的主要事迹，包括家世出身、学生生活、演剧生涯、难忘师恩、带笔从军、爱情家庭、人生知己等。《影剧春秋》可使读者加深对黄宗江的认识和理解。

    
黄宗江(一九二一—二０一０)，作家、演员、编剧。浙江瑞安人，十岁时即以“春秋童子”的笔名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独幕剧，后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积极参加南开剧社的活动，毕业后入燕京大学外文系，与孙道临等一起组织燕京剧社，演出《雷雨》等名作。一九四０年退学至上海成为职业演员，参加了话剧《愁城记》、《蜕变》、《正气歌》、《楚霸王》、《春》、《秋》及电影《乱世风光》等的演出。一九五八年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先后创作了《海魂》、《柳堡的故事》、《农奴》等优秀的电影文学剧本。作品多次在国内和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曾被聘为西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二０—０年十月十八日因病去世。

     沉船上的父亲
一位编辑朋友来电话，说是正在组一辑“父亲节”的文章，要我也写一篇。这“父亲节”属西方礼俗，我作为中国一人子人父从未过过，但这的确是个值得提倡的好节日，应附议求同。我生于一九二一年，已是“五四”之后，在我家和我自己身上已不存封建孝道，但还是尊敬父母、孝顺父母的，也可说孝还是孝的，顺则未必也。

    
我父亲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无需列传，但总得略报家门，才能说明他是怎样的无关重要。我父黄曾铭，字述西，小名阿贝，浙江瑞安人氏。据推算，当生于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其父和其祖父均为清翰林。我父清末留日，学电机于东京高工，毕业回国后居然赶上了最后一科的洋翰林。入民国，在北京电话局任工程师，兼工大教授，一九三二年原职调青岛，一九三四年死于伤寒。一生似无大事可记，但对自家子女的影响、性格形成，还是重要的。

    
他死时才四十七岁，我这长子才十三岁，现在我七十三了，一别六十载矣，记得我和妹妹宗英、弟弟宗洛等在棺前守灵，四叔自家乡来奔丧，他长得和爸爸很像，方进院门，就被小弟弟宗汉一眼看见，那时他才三岁（如今也六十三岁了），直奔上楼，向妈妈高呼着：“爸爸又活了！”其清脆震人的声音至今犹在我耳。爸爸当然是不能再活了。那些日子我常梦见爸爸。我在梦里对他说：“你是爸爸，可是你到底是死了，我还是有点儿害怕，今后
……”此后他再未入我梦，六十年过去了，我是忘了他，但又时常记起。我从小至今爱吃的东西几乎都是他带着我去吃的——从北京街头的热油炸鬼，到南味的糍饭、咸豆浆，以至日本料理的“鸡素烧”……
我尤其记得他带着我去看过的京戏，从梅兰芳、杨小楼，直至陈德霖、龚云甫、王长林……我日后以戏剧为终生职业即源于此。我在学校同乐会上演京剧、话剧乃至歌剧，父亲都是我最早的、最最热烈的观众。他对母亲说过，干脆把老大（即我）送富连成或戏校。可惜我的嗓子属破锣，有自知之明，知道“祖师爷没赏饭”。

    
我们应属所谓“书香世家”，但父亲从未命我读任何一本书。可是他多次带着我和老二（时老三老四小妹尚小）从厂甸转入杨梅竹斜街，商务、中华、世界诸大书局均在街内，信远斋也在，购书之余，少不了喝两碗酸梅汤。走出斜街，把口又是开明、北新诸新书店，在这些庙堂里我初识叶圣陶、安徒生、谢冰心、周氏兄弟……《爱的教育》、《十五少年》、《鲁滨逊漂流记》、《瑞士家庭鲁滨逊》……
我父亲是学电机的，不是学者，又不治文史，书房里的书并不算多，但有两大箱黑漆红字的《四部备要》，分陈经史子集。我也难无师自通，但总算从此得知世界上有孔孟庄荀李杜太史公……书架上还有一大套巨册的日本精印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这也可以说是我的美术知识以至美学观念的起点，遗憾的是也可以说是自己的顶点了。其他重要的还有巨册《戏考》、一套十几册的《福尔摩斯》。

    
父亲从未要求我们读什么，甚至对我们的课业也从不过问。乃至我父亲死后，亲友父执偶对我这老大说两句今后要好生读书之类，我竟感到是一种从未领受过的训诫。

    
我也没听见我父亲的日常语汇里出现什么政治术语，诸如最通常的“民主自由”之类，但看来他是极其民主、自由的，又不是放任的，对子女还是有家教家序的，以身教代言教的，甚至身亦不显。所以我家家风，相传至今，对民主与自由是崇尚的，但对极端民主与绝对自由之类也是从无幻想的。

    
当然，父亲生于斯世，也不可能是全然脱离政治的。我很小时就听母亲说过，父亲留日回来，原被邀去“南满”工作，那就赚大钱了，但父亲坚持到北京。他留日，甚通日语，有不少日本朋友。有一次母亲给我看父亲给她的信，说是从北京到青岛的火车上，听见日本人谈话，明目张胆地谈及侵略中国的意图。父亲极其愤慨。记得他有一次苦笑着对我们说：“爸爸要参加共产党了！”虽属戏言，似亦话出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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