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6398992
集感性与理性于一体，融温度与力度于一炉，
《有我之境》，兼具才情灵性与思想锋芒的文学批评。
评论集《有我之境》分四辑共计，收录了《南方文坛》杂志主编张燕玲从业三十几年来70余篇重要、精彩的文学评论文章。
面对文学批评对象，作者遵循文学的规律性，而非“我愉悦即万物皆欣欣向荣, 我忧伤即万物皆倾颓百态”；又融入了作者的所感、所思、所省，诚如评论家黄伟林所说：张燕玲的文学批评不仅“自我加入”“眼里有他”，还能将批评对象所蕴含的人生境界和人格修养与其自身的人生阅历沟通融合，是“有人之境”的批评，拥有与其批评对象同样甚至更高的精神高度。
第一辑
寻找文学的立足点 2
建构日益丰富阔达的文学批评格局
——近年文学批评的一种观察 7
文学批评三人行 10
批评的难度 16
孩子的，也是成人的
——兼议儿童文学创作的难度 20
理论期刊发展的难度
——以《南方文坛》为例 23
散文与杂文创作的难度
——关于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答记者问 27
当下文学创作的难度 31
论玛拉沁夫 41
有担当的文艺批评才是真的批评 86
第二辑
历史缝隙间的家国情怀
——读赵本夫的长篇新著《天漏邑》 90
以修身来修文 以修文来修身
——关于李修文的《山河袈裟》 94
身体的荒诞史 人心的后悔录
——读东西的长篇新作《后悔录》 98
所有的念想都因了农历 101
王跃文长篇新著二题 105
草根生活的寓言化
——朱山坡《风暴预警期》 110
书写苦难中的人性温暖与重量
——孙向学的长篇新著《落尘》 114
沟通雅俗写作的路径
——读朱东的《沧海之约》 118
般若，般若 121
张冲的困境：杨争光的互文 124
短篇小说的临门一脚 126
奔跑着成长：邓湘子《像风一样奔跑》 132
静虚的声音
——关于吴玄的小说 135
失血的村庄
——读李约热的《巡逻记》 138
无法埋葬的孤独
——读皮埃尔·佩居的《孤独的女孩》 140
天堂的守望者 143
山之阿 水之湄 150
风情人情两相宜
——读凌渡散文 153
与时代同行
——《国运——南方记事》札记 159
写什么与怎么写同样重要 162
个人性的岭南叙事 164
根性的乡土叙事 166
历史的现实与飞翔的大地
——关于廖德全的历史散文 169
公元1999
——怀念张钧 172
一棵精神之树 175
以画面穿透情感
——关于《鸢尾花图文书丛》 177
第三辑
女性写作：冲突与和解 180
虚实之间
——以梁鸿的《神圣家族》为例 186
片面的深刻
——阎真长篇小说《因为女人》的性别悲剧 190
穿心而过，女性的疼痛
——读潘向黎的长篇小说《穿心莲》 194
隐秘盛开的西街
——评《朗霞的西街》 198
在漫游中狂想
——林白的《致一九七五》 201
似水如月见素心 205
李欣伦的《重绘劳动者的身影》 210
文心如月
——关于黄蓓佳的长篇新著 213
静水深流
——范小青的短篇小说 216
女性的精神牧场
——梅卓的中短篇小说集《麝香之爱》 219
你永远无法走出你 223
血水赤婴 226
广西双桅船
——读杨映川与贺晓晴 229
玫瑰花开
——广西女作家札记 232
像夜莺一样歌唱
——关于阿毛的《变奏》 237
独特的乡土少儿
——青年作家王勇英的南方写作 240
岭南都市的天然叙述者 247
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
——读旧海棠作品记感 250
第四辑
野气横生的南方写作
——关于近期广西长篇小说的一种描述 256
文学变局中的广西少数民族青年作家 265
文学桂军的一种释读 276
海南文学的三个关键词 283
充满时代感与丰富性的新的文学版块 290
用双眼还原活的现实
——以深圳网络文学大赛非虚构文本为例 295
以精神穿越写作
——关于广西的青年作家 299
新的文学版图
——崛起的广东青年作家群 307
平实的收获
——2004年广西青年文学扫描 315
南方的果实 319
散文创作中的仫佬三杰 324
从瑶乡出发 327
山里山外
——《都安作家群作品选》札记 330
风生水起
——广西环北部湾作家群作品札记 333
从“鬼门关”出发
——成长中的玉林作家群 342
寻找绚丽多彩的八桂文化 348
理性的自觉
——从茅盾文学奖看广西近年长篇小说创作 351
《南方文坛》与前沿批评
——“广西文化舟”在北大百年讲堂 357
《南方文坛》与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 361
与《今日批评家》结缘
——关于《我的批评观》 371
八十年代的文学果实
——张燕玲访谈录 375
几年前，评论家黄伟林曾以《有难度的批评》为题如是论说我的评论写作：张燕玲的文学批评是“有人之境”的批评，她不仅“自我加入”、“眼里有他”，更重要的是，她能将批评对象所蕴含的人生境界和人格修养与她自身的人生阅历沟通融合，她拥有与其批评对象同样甚至更高的精神高度。（见《文艺争鸣》2010年第4期）“更高”实在不敢当，但“有人之境”说，却深得我心。
伟林兄的评价谱系，源自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有我之境”；反观自己从业三十几年的文学批评，的确是在感觉中立论，所观所读常常无意识地将自己的感情色彩融入其中,似物物皆着我之色。其实“有我之境”，于我也是双刃剑和照妖镜，作者的成色一目了然，既隐含着我的心性及所思所感，当然也表明自己还缺乏一份理性节制、一种悠远恬然，对批评对象的过于自我加人，不时显出与批评对象欠自然契合、欠理性逻辑，似有修炼不足之嫌。
当然，有我之境，并非止于我愉悦即万物皆欣欣向荣, 我忧伤即万物皆倾颓百态。面对文学批评对象，当然得遵循文学的规律性。置身今天复杂的文化空间，文学经受着各种文化观念的碰撞、冲突，如何对不同文化形态中的文学进行研究与批评，在文学变局中多些自我叩问：该坚持时自己是否坚持？我们如此执着追求变化，是否思考过哪些东西是“不变”的？我想，不变的是对文学本身的认定，是对专业精神的坚持。批评也是一种创作，便企望自己在批评写作中以更丰厚的修为把“我”与境，尽可能巧然天成。
此为自省，更是自我期许。
感谢评论家、作家出版社吴义勤社长的宽厚，以及本书责编向尚的帮助。容我从三十几年评论生涯里自由选取些许篇章，旨在检点自己前半生的评论生活。尽管从“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于我已是遥不可及，但这些散发我情感个性的肤浅文字毕竟发自我的内心，至少是一种真诚的声音，至少言为心声。
今日小暑，南宁已入蒸笼，热风暴雨，心气浮躁，凡俗如我终不能入“无我之境”，哪怕春秋吉日，在下也明白自己的成色，并心怀感恩；再者，夏已至，万物至此皆长大，当然，颓败也随之而来，生命力与创造力皆有盛极而衰，否极泰来之说。人生亦然，写作如是。
是为记。
张燕玲
丁酉年·小暑于百花岭
寻找文学的立足点
2010年有两个文本令我震动与反思。一个是青年批评家梁鸿发表在《人民文学》（2010年第9期）的长篇非虚构文本《梁庄》（单行本《中国在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版）；另一个是青年作家李洱发表在《作家》（2010年第13期）的《关于赵勇教授〈顾彬不读中国当代小说吗？〉一文的回应与说明》。这两个文本都是“越界”写作，评论家梁鸿创作的叙事长篇，作家李洱挥就的机锋闪烁的驳论文章，而且两者都成为本年度备受业内关注的重要文本。
梁鸿的《梁庄》以纪实的方式直面农村的现状，写出了她所观察和理解的“故乡”河南穰县梁庄——她出生并成长了20年的地方，她既是一个归乡的“游子”，也是一个体察者与思考者。阅读《梁庄》，令人既感动又沉痛，梁鸿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幅当前乡村的场景，那些人物、故事与命运是如此真实痛切，又如此触目惊心，残酷得让人们不得不正视。我们感受到作者内心的疼痛与煎熬，她的目光、她的体悟与忧思、她的文学立足点。是的，当下的书写（创作与批评）太多故作，满足于小我与象牙之塔，从而忽略写作者的立足点，忽略当下现实，忽略写作者与人心与现实的对接。然而，生活在当下，却不关心我们的时代，或说不了解我们的时代，这不能不说是个误区与盲点。作为青年学者和批评家，梁鸿敏锐地意识到这种误区，“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梁鸿《从梁庄出发》，以下引文同此）她困惑自己每年都返回的故乡，只有她住下来半年之久才发现自己熟视无睹的故乡，居然潜埋着如此多的或温情或冷酷的血淋淋的真相，她因这一困惑而书写，并以自己的书写见证这个时代。
评论家梁鸿这次“越界”的写作，除了对自己的虚构生活不满外，也许还来源于以下两种不满：首先是对当前文学作品的不满，尤其是对乡村写作的不满，不满他们对现实的悬空，不满作品与现实与人心的无法对接。不满之中，评论家梁鸿摒弃了温情脉脉与概念化的东西，直面那片土地及在那里生活的人们，直接拿起笔，写出她所认识的“真实”，做出了一个非虚构的文学实践，创作出如评论家李云雷所言“一个在我们惯常的文学标准之外的《梁庄》”，一个本该出现在作家笔端的叙述。
其次则是对自身评论工作的不满，文学评论与社会现实之间是一种更加“间接”的关系，长期陷于符号与知识的生产，与社会现实隔膜度更深。而《梁庄》的写作方式使梁鸿摆脱了羁绊，直接面对具体的现实，突破了“从文学到文学”的批评文本的内在循环；同时这在文体上也是一次探索与创新，梁鸿所做的半年的田野考察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工作，但与之不同的是，她所做的并不是照相式的分析与记录，而是深深地投入了她的情感与自我，这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她所关注的不是某一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而是对农村（“故乡”）整体状况的考察，因而在这部书中，作者结合了社会调查、口述实录、访谈等不同的体裁，并以开放式的结构使作者与乡村与人物与读者沟通，展现了一个中国村庄的全貌，及其乡土中国的征候和中国式的悲哀，并以其质朴、真切打动了我们的心。梁鸿坦言，在写作过程中，她进行了很多理论准备：人类学、社会学，包括国外政治学。但在写的过程中，面对脚下的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真的用不上。我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用理念建构一个乡村生活，最后只能放弃理论。”“我呈现的只是一种困惑，对乡村生活的叙述，如果能把他们的乡村生命叙述出来，我就很满意了。”梁鸿完成了她的初衷，完成了“从梁庄出发，你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
在这个意义上，评论家梁鸿走出了当代知识分子或说批评家以知识、概念、“思想”作茧自缚的精神状态，也是对只读知识性东西而忽略生活常识、忽略当下原创的经典主义者的一个警醒，这样的写作姿态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代知识分子灌注了一种生气和力量。这种力量还来自贯穿其中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比如乡亲对乡亲、乡亲对村干的直言不讳，尤其她父亲对村干的批评，这都需要相当大的勇气。这也体现了梁鸿对“良医”精神与“良相”精神的一种努力与张扬。面对当下生活，我们既需要有技术（学术）能力与专业精神的“良医”，也需要有关注现实与担当精神的“良相”。鲁迅是这二者高度结合的范式。“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是中国大多数文人的理想。具体到文学，提升文学的表现力，坚守文学的专业精神，便有了“良医”的能力；而又能关注现实，忧国忧民，勇于担当，便有良相的情怀与精神。也许，这是对以审美功能为主的文学过高的期许，但是我们并不是要求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拥有这两者功能，在我们的文学标准具有文学性的前提下，在一种有机的、稳定、多元、包容、开放的文学评价标准体系中，我们是否应该拥有更多富有理想的勇于关注现实的文学作品？我们是否不应该忘却我们这一脉文学传统？这本是我们自己的看家本领。
也许这便是我们的一个立足点，是文学表现中有价值的路径之一，富有启示意义。普鲁斯特说：“一部作品并非出自日常生活中的那个‘我’的产品。而是出自一个更深刻的‘我’。”尽管，梁鸿返乡的情调有点浓，叙述也还相对粗糙。但《梁庄》是日常的梁鸿，潜入生活了20年的故乡深处，再回到文学后，更深刻的“我”所创造的。这个日常与深刻的结合，便是现实与理想的相会，是写作者立足点与表现力的相生相应。
另一个文本是青年作家李洱发在《作家》2010年第13期的《关于赵勇教授〈顾彬不读中国当代小说吗？〉一文的回应与说明》，本文也许也来自李洱的不满，面对持续一年多之久，由“顾彬论”而引发的热论，李洱忍不住想告诉国人真相，告诉我们他所了解的顾彬。李洱的这篇文章不仅明晰思辨、诚恳绵实，而且庄严畅扬。我以为有了李洱这篇文章，再去论说“顾彬论”显得多么可笑与无意义。
问题在于，全媒时代的文学批评，作家何为？批评家何为？学界何为？我们什么时候才不会因为一个不怎么读中国现阶段小说的汉学家说我们的文学是垃圾，就真把我们的小说当成垃圾了，或者来回不停论证，或者来回自己与自己争论？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葆有文学的自信心与判断力？一如李洱所言：“如果一个作家不能对自己的创作保持足够的清醒，那它确实很容易跟在汉学家的屁股后面走。”（《阎连科的声母》）
另一问题还在于：为什么这样有力量的转折点不是出自我们这些批评家的笔下，而是来自小说家李洱的笔锋？批评家何为？当然李洱是中国新生代作家中富于理性自觉的翘楚。他曾在我服务的《南方文坛》发过《阎连科的声母》（2007年第5期）并获得当年度优秀论文奖。此文以人本与文本融会的角度，描述了阎连科及其创作，敏感精辟，鲜活生动，独出己见；同时他以汉语拼音的声母结构使论文具有了独特别致的文体风格，一时成为佳话。
作家的批评实践表明：作家特有的艺术敏感、思维方式会使文本时时进入一般理论批评难以到达的地方，奇思妙想时时会直抵批评对象的本质精神；此外还表明：批评本来就不是批评家的专利，也为小说家中的批评家、批评家中的小说家留下了注脚。有此理性自觉的新生代作家还有毕飞宇、邱华栋、红柯等，包括一批批评家中的散文家，诸如南帆、李敬泽等，以及梁鸿这样的越界写作者。其实，这是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我们的现代文学大家不就是学者与作家集于一身的吗？
这两个文本还启发我们思考：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我们能否理解自己、能否理解“故乡”、能否理解这个世界？能否在复杂的现实葆有理想？还有，什么是文学的真实？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我们如何寻找自己的文学立足点？
是的，什么是文学的真实？对于生活在一个虚构时代的我们，尤为重要。今天的文学是需要新的社会的想象力，而真正的文学必然有与历史和社会现实搏斗的过程，这样才能接近文学的真实本身，哪怕是另外一种乌托邦，也许这就是所谓现实与理想的文学关系了。今天，文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与社会整体中的重要性日益降低，读者也越来越少。我想，一是快餐文化的流行，低俗化与娱乐化泛滥，浮躁之下读者大量流失与疏于选择，他们多处于被动接受与浅阅读当中，高品位的选择力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不少有实力的作家在浮躁与功利中失却了专业精神，或被影视牵着鼻子走，或去做商品代言人，从而忽视文学原创精神与有难度的创作，粗制滥造以及不断重复自己，丧失了直面世界的追求与能力，轻视了文学与历史和社会现实搏斗的过程，忽略了学养而少了学者型作家或作家型学者的博识，甚至丢失了中国文学传统中人物、故事、细节、结构乃至思想等看家本领，文学因而无法唤起读者的共鸣，及至“文学真实”都成为了问题。于是，读者便退而次之变为对“真实”的渴求，“非虚构”作品热便成了时代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置身于一个“虚构”的世界——在一个信息爆炸的全媒时代的文学中，我们赖以形成对世界与自我印象的信息，大多来自于媒体，来自于间接的经验，比如关于顾彬的论争，少有人探究其人其事的真相而陷入以讹传讹的口水仗；比如对乡村对故乡远坐于书斋的牧歌式误读，或想当然书写农民工走向城市的迁移；比如少有人从作品的文本出发，客观肯定足下本土文化传统与世界性的融合，等等。我们的生活与自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面对间接生活我们是没有痛感、没有血肉、没有体温的；面对市场我们如此弱视，如此轻信，如此缺乏专业精神，缺乏文学自信心与判断力，如此缺乏自省与自我叩问：该坚持时自己是否坚持？等等。
那么，坚持专业精神，重新探寻文学的真实，重新在理想与现实间找寻自己的文学立足点，便成了今天的必然。
原载《光明日报》201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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