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研究：日本文学研究会杭州年会论文集

从稚嫩苗木到绿树成荫
　——日本文学翻译的40年 谭晶华[1]
翻译词“文学”考
　——艾约瑟《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与近代中国、日本 李　征[10]
“日本人热爱自然”说的诞生
　——藤冈作太郎《国文学史讲话》再考 铃木贞美[21]
作用于《上海》的神话性表象
　——横光利一《上海》之解读 李哲权[41]
俳句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
　——小诗？截句？汉俳、以及华文二行俳句的实验 吴卫峰[52]
芥川龙之介文学空间研究 邱雅芬[69]
论芥川龙之介《奉教人之死》
　——关注基督教之意义 细川正义[78]
融解虚实的“作祟”
　——川端康成《处女作作祟》的恐怖与趣味 原　善[92]
小说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
　──以芥川龙之介《罗生门》为例 李　强[106]
遗失的记忆？空间：安部公房的“满洲”体验 波潟刚[116]
“黄昏”的文学史 平冈敏夫[126]
伪满时期日籍文人的“国都”叙事 刘春英[139]
日本古典诗歌对中国文学的接受
　——从“鹿鸣”谈起 刘小俊[155]
井伏鳟二与新加坡 和田桂子[167]
译介的时代镜像与文化政治
　——试论竹内好对茅盾评介的战后“转向” 裴　亮[177]
中国文化的历史记忆
　——近景上海、远景苏杭 和田博文[195]
日本文学经典《罗生门》的生成和传播 孙立春[207]
伪满时期哈尔滨的都市表象
　——以竹内正一小说《吉尔曼公寓素描》和《马家沟》为中心
　 吴佩军[218]
井上靖西域小说的源头《漆胡樽》 刘东波[232]
论芥川龙之介《湖南的扇子》
　——芥川的中国旅行与《湖南的扇子》 周芷冰[247]
芥川龙之介的“魔都”表象
　——以童话《火神阿耆尼》为中心 周　倩[260]

缅怀李芒先生 文洁若[271]
高慧勤先生的幸福 文洁若[273]
三先辈、九大会和一些交流合作
　——兼述我和日本文学研究会的缘分 吴念圣[275]
怀念前辈大家
　——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40年感言 谭晶华[298]
忆林林先生 郑民钦[301]
关于恩师黄瀛的回忆 杨　伟[304]
清贫年代的革命激情 刘春英[307]
怀念高慧勤老师 谢志宇[310]
从吕老的专著到我的“社科项目” 于长敏[312]
洛阳年会逸事 祝振媛[315]
记我的日本文学启蒙老师刘振瀛先生 李　强[318]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北京大学日语系潘金生教授访谈 翁家慧[321]
刘德有先生 陈喜儒[327] 

一、《六合丛谈》与伟烈亚力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终于被西欧列强的军事力量打破。随着大陆沿海五个城市（上海、厦门、宁波、广州和福州）对外开放，原被严加禁止的外国传教士的活动也进入新阶段。有关基督教的著作、报刊等相继出版。1857年，创办于上海的中文月刊杂志《六合丛谈》（Shanghai Serial）就是其一。此前，传教士刊行的中文杂志仅有在马六甲及香港等地发行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等数种。虽然同是外国传教士的出版物，但因《六合丛谈》是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的份中文月刊，拥有众多大陆读者，其影响力自非锁国时代可比。并且，《六合丛谈》不仅受中国读者关注，还曾传播到幕末时期的日本，成为日人摄取近代西方学术的书目。[1]
据卓南生《中国近代新闻成立史1815-1874》介绍，《六合丛谈》总编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为英国传教士，1847年受伦敦传道协会派遣来上海，初在墨海书馆（伦敦传教协会在上海设立的印刷所）开展活动，其活动内容不限于传道，也包括给英文及中文报刊撰稿，还翻译了不少自然科学书籍。《六合丛谈》就是他立志以文书传道的计划项目之一。[2]
由伟烈亚力撰写的《六合丛谈》“小引”（发刊辞）说：“溯自吾西人，越七万余里，航海东来，与中国敦和好之谊，已十有四年于兹矣。”[3]据此可知，外国传教士来中国布教已十余年。像伟烈亚力这种清末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在与中国民众的交流中，难免因语言隔阂、风俗差异而导致沟通困难。因此，包括伟烈亚力在内的外国传教士才萌生了必须发行书刊以增进相互了解的想法。简而言之，《六合丛谈》的创刊目就是要增进外国人与中国人相互理解，使中国民众与西人之间不至于性情隔绝。如此，世界或可趋于一致。伟烈亚力的这一理想充分体现在他撰写的“小引”中。[4]
由于抱有如此的创刊目的，《六合丛谈》这本杂志的性格自然带有东西方两种文化特征。这首先反映在杂志发行日期的标记上。翻检杂志，不难发现，发行日期不仅标有中国农历，还同时标有西历（泰西历）。杂志内容除基督教传道说教文和贸易消息二外，更多的是介绍西方学术。报道贸易的内容，不言自明，是出于与外国日益频繁的商业贸易往来所需。至于介绍西方学术，则可说是以传教为业的外国传教士为吸引中国知识分子关注基督教而使用的手段。以这一手段获得成功的先例在明朝就已有之。徐光启之所以受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的感化，也是因为敬服西洋的数学知识。《六合丛谈》中大量刊载介绍西方学术，无疑是想尽可能多地吸引中国知识分子。
本文下面将围绕《六合丛谈》创刊号上登载的《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一文，探讨其中出现的“文学”作为早的翻译词之一，对中日近代文学初创的影响及意义。该文署名为外国传教士艾约瑟。作为中国古典词汇，“文学”一词在《论语》中已出现，“文学子游子夏”[5]，其意初指学术、学问等。近代以后，随着西方文化在东亚地区逐渐传播，“文学”一词也与其他许多汉字词汇一样获得了全新含义，并作为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学术用语之一承载着重要使命。在诸多先行研究中，作为翻译词的“文学”历来受到研究者重视的原因概在于此。[6]
接下来要检视的首先是《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一文的总体内容，并考察文中出现的“文学”一词作为翻译词的用法。其次，在兼顾当时的翻译状况的同时，推定“文学”这一翻译词作为介绍西方近代学术的用语，其中投射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后，介绍刊载此文的杂志《六合丛谈》从中国传播至日本的史实，同时考察包括“文学”这一翻译词在内的各种西洋学知识在中国与日本的近代知识分子中的接受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