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史研究（第九辑）

 财政虽然属于经济范畴，但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创造的劳动成果日趋丰富，私人占有财产形成一定规模，凌驾于普通百姓群体之上的权力集团随之出现，所需公共事务开支就必然对私人经济部门进行再分配——早期的财政产生了！我国舜禹时期，正是人类历史上如此重要的年代。当黄河、淮河流域的水患基本治理平复，两岸居民有了安居和生产的条件后，大禹划地居民，在组织生产、生活的同时，通过对版图内自然环境的调查研究，制定了居民赋税贡纳制度（见《尚书·禹贡》）。规定每个社会成员必须承担纳赋（土地税）、进贡（山林出产税）的义务，根据地质、地势和产出品种确定不同的税率及贡物，体现了区别对待、公平负担的财政原则。所以司马迁肯定地说：“自虞、夏时，贡赋备矣”（见《史记·夏本记》）。进入西周时期，相传周公制定了集夏、商以来国家机构设置（包括财政经济管理机构）及其职责、职权的制度大全《周礼》；西汉中，司马迁作《平准书》、《货殖列传》专篇，前者为西汉前期的财税制度，后者为秦汉时期的经济地理。自此，各朝代国史均设《食货志》为财经专章，沿袭至清朝。中国立国数千年，“以史为鉴”始终是各代政治家、思想家治国平天下，史学工作者治史的金科玉律。近代历史学家吕思勉说：“历史果何等学问？治之果有何用耶？自浅者言之，则曰：史也者，前车之鉴也”。“史也者，所以求明乎社会之所以然者也”。“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司马迁所著《史记》，人称“事覈词简，是称实录”。财政史的研究，亦是对财政思想、发展规律和实践经验的记述及科学总结。我们不仅要运用现代财政学理论对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各种财政现象作定量和定性的分析、研究，从中提炼出财政制度变迁史研究的理论框架，还要进而揭示财政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现代财政学理论的研究做出贡献，为未来国家财政政策、制度的设计提供发展趋势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