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论

丛书采用专著的形式，一位研究者专注于一位作家，以一对一方式全面梳理作家的生平、作品。

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一批卓有建树的作家，他们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他们的作品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成果。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国内外读者中间拥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和生平都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研究，以便能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更为充足的养分，早日实现中国文学从高原向高峰的迈进。为此，作家出版社特邀请当代*影响力与活力的评论家、学者，以老中青三代研究者相结合的阵容，撰写一套全新的“中国当代作家论”。丛书采用专著的形式，一位研究者专注于一位作家，以一对一方式全面梳理作家的生平、作品。重点放在作品上面，覆盖作家的创作历程与所有作品，尤其是作家代表性、标志性作品上，结合时代风貌、社会思潮，以客观、理性、对话的态度，深入研究作家的精神构成，透彻解析作品的精神实质，以期达成阶段性的短期内难以超越的作家研究成果。《格非论》是*辑之一种，由评论家陈斯拉撰写。

引言　作为意念核心的“存在”

　　一、理解中国当代文学 ／1

　　二、先锋视野里的格非 ／3

　　三、格非的写作小史 ／6

　　四、写作的内核：对存在的勘探 ／10

第一章　从木匠到作家

　　第一节　生命最初的形状 ／15

　　第二节　十五岁出门远行 ／26

　　第三节　师大读书且论道 ／32

　　第四节　“博尔赫斯的面孔” ／37

　　第五节　对存在的勘探 ／44

第二章　作为先锋的格非

　　第一节　无序的现实与有意味的形式 ／52

　　第二节　记忆与梦幻 ／58

　　第三节　空缺与重复 ／69

　　第四节　圈套与迷宫 ／80

第三章　格非和他所处的时代

　　第一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语境 ／88

　　第二节　叙事的历险者与存在的勘探者 ／98

　　第三节　影响的焦虑：小说的歧途 ／106

第四章　文化转向与叙事转型

　　第一节　变化的缘起 ／112

　　第二节　格非的变与不变 ／121

　　第三节　乌托邦的诗学 ／134

第五章　欲望与困境：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第一节　智者的迷惘 ／143

　　第二节　欲望的诗学 ／147

　　第三节　“声色”与“虚无”：时代性的两个面相 ／166

第六章　桃花源：存在的秘境

　　第一节　革命乌托邦 ／171

　　第二节　政治乌托邦 ／178

　　第三节　爱情乌托邦 ／187

　　第四节　诗人之死 ／191

　　第五节　古老的敌意 ／202

第七章　抒情与诗意：格非的中国故事

　　第一节　诗人小说家与中国小说传统 ／214

　　第二节　红楼笔法下的世态人情 ／221

　　第三节　内在超越的精神向度 ／237

　　第四节　中西融合的叙事资源 ／244

第八章　“重返时间的河流”

　　第一节　故乡的回望 ／253

　　第二节　精神还乡 ／265

　　第三节　文学的回声 ／275

结语　深刻的重复 ／279

附录　格非创作年表 ／283

自从到大学工作以后，就不时会有出版社约我写文学史。很多文学教授，都把写一部好的文学史当作毕生志业。我至今没有写，以后是否会写，也难说。不久前就有一份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文学史合同在我案头，我犹豫了几天，最终还是没有签。曾有写文学史的学者说，他们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是以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成果为基础的，如果不参考这些成果，文学史就没办法写。

何以如此？因为很多学问做得好的学者，未必有艺术感觉，未必懂得鉴赏小说和诗歌。学问和审美不是一回事。举大家熟悉的胡适来说，他写了不少权威的考证《红楼梦》的文章，但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几乎没有感觉。胡适甚至认为，《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不如《儒林外史》，也不如《海上花列传》。胡适对知识的兴趣远大于他对审美的兴趣。

《文学理论》的作者韦勒克也认为，文学研究接近科学，更多是概念上的认识。但我觉得，审美的体验、“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精神创造同等重要。巴塔耶说，文学写作“意味着把人的思想、语言、幻想、情欲、探险、追求快乐、探索奥秘等等，推到极限”，这种灵魂的赤裸呈现，若没有审美理解，没有深层次的精神对话，你根本无法真正把握它。

可现在很多文学研究，其实缺少对作家的整体性把握。仅评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或者是某一个阶段的作品，都不足以看出这个作家的重要特点。比如，很多人都做贾平凹小说的评论，但是很少涉及他的散文，这对于一个作家的理解就是不完整的。贾平凹的散文和他的小说一样重要。不久前阿来出了一本诗集，如果研究阿来的人不读他的诗，可能就不能有效理解他小说里面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于坚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人只关注他的诗，其实他的散文、文论也独树一帜。许多批评家会写诗，他写批评文章的方式就会与人不同，因为他是一个诗人，诗歌与评论必然相互影响。

如果没有整体性理解一个作家的能力，就不可能把文学研究真正做好。

基于这一点，我觉得应该重识作家论的意义。无论是文学史书写，还是批评与创作之间的对话，重新强调作家论的意义都是有必要的。事实上，作家论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宝贵传统，在1920—1930年代，作家论就已经卓有成就了。比如茅盾写的作家论，影响广泛。沈从文写的作家论，主要收在《沫沫集》里面，也非常好，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实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许多著名学者都以作家论写作闻名。当代文学史上很多影响巨大的批评文章，也是作家论。只是，近年来在重知识过于重审美、重史论过于重个论的风习影响下，有越来越忽略作家论意义的趋势。

一个好作家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甚至他本身就构成一部简易的文学小史。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正在发生的语言事实，要想真正理解它，必须建基于坚实的个案研究之上；离开了这个逻辑起点，任何的定论都是可疑的。

认真、细致的个案研究极富价值。

为此，作家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了这套规模宏大的作家论丛书。经过多次专家讨论，并广泛征求意见，选取了五十位左右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又分别邀约了五十位左右对这些作家素有研究的批评家作为丛书作者，分辑陆续推出。这些作者普遍年轻，锐利，常有新见，他们是以个案研究的方式介入当代文学现场，以作家论的形式为当代文学写史、立传。

我相信，以作家为主体的文学研究永远是有生命力的。

谢有顺

2018年4月3日，广州

第一节　生命最初的形状

一、成长的履痕

格非，原名刘勇，1964年出生于江苏丹徒县。丹徒，位于江苏省西南部，今属于镇江市辖区，据史载，丹徒建县之前乃吴越之地，直至秦始皇时期才被改名为丹徒。丹徒地势较低，地貌复杂，有山有谷，有丘有圩，有湖有洲；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雨水丰沛，光照充足。其实，这便是江南地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江南农村的地域特性对格非以后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1981年，格非参加了第二次高考，考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并于1985年毕业留校任教。后于2000年调往北京清华大学，此后便一直在大学教授《写作》《小说叙事学》《伯格曼与电影研究》等课程，可以说，“传道授业解惑”是他的主业，而文学创作则成为他的副业。格非的写作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从1986年发表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至今，格非已经走过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目之所及，现有长篇小说七部，中短篇小说四十四篇，学术专论七部。这都表明了格非作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就其文学创作情况而言，格非并不属于高产的作家，这也跟他自诩为“业余
作家”^①?的身份及状态有关。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格非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即便被放置在先锋作家群体中也是独树一帜的。他先是以先锋小说家的姿态闪亮出场，继以学院派精英作家的身份“遗世独立”，始终保持着自己写作的水准，始终抱持着自己写作的诗性要求。他的作品充溢着时代深刻的精神气质，以及江南水乡的氤氲氛围，既有变化者，亦有不变者，这使格非在纯文学的创作道路上不仅走得更久，也走得更好。

事实上，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相比较于和他同时期成名的其他一些作家，格非的知名度一直是不温不火的。正如评论家陈晓明所言，“在所谓的先锋派群体中，格非总是被巧妙地放在中间位置，不那么突出，也不被冷落”。^②?“这或许是由于同其他新潮作家比较，他显出了过多的上海人和学院派的温文尔雅；既没有余华那种大刀阔斧直剖人性恶的果敢；又没有苏童那种将超现实直接组合进现实空间的勇气。”^③?

甚至，我们可以从作家的获奖情况看出端倪。格非在创作前期并没有得到评论界、评奖机构太多的青睐，反而有被马原、余华的光芒所掩盖之感，因此，格非获得各类文学奖项基本是在2004年《人面桃花》之后，既有国内官方、民间的文学奖，也有国外的奖项，如美国苏珊·桑格塔翻译奖。他不仅在狭小的精英知识分子文化圈中被普遍看好，而且在广大市民阶层中也拥有巨大的名声。他这种不流俗、不将就的学院派精英写作风格使他获得了长久而广泛的认可。这也印证了陈晓明当年的预测：“多年以后，人们可能会意识到，在八九十年代并不红得发紫的格非，应该是二十世纪存留下来的少数几个最杰出的中国作家之一”，^①?而且他坚持认为，“格非是这个时期最卓越的作家，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未来大师”。

当然，今天我们并不是对一个仍有巨大潜力的作家盖棺定论，而是试图通过回溯作家的成长道路，从而预测其仍然充满了无限可能性与发展性的文学前景。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在回看历史的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也许就是：格非是如何成为格非的？换言之，格非是如何选择了他的作家道路——一条孤寂的先锋之途？

这里不得不回顾格非的颇具戏剧性的人生经历，这也为他将来的文学创作中对偶然性与不可知论的迷恋种下前因。

如果按照命运的安排，今天格非也许会是一个普通无奇的木匠，或者是种地的农夫。然而什么才是命运的真正安排？命运是不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这并没有人能够说得清，道得明。一个偶然改变人的一生，甚至改变我们世界的格局，而这一偶然也许只是一念之差，或者是心血来潮，也许只是时空的某种错误，也许什么也不是。对格非而言，成为作家既是命运的偶然，又是人生的自然。

那么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格非要做一个作家，要进行文学创作，他的积累是什么？他依靠的是什么？孤独寂寞的童年，饱受冷遇的家庭背景，障碍重重的人际关系，江南村庄的人与事，水乡的雨季与氤氲，贫寒学子的求学道路，戏剧性的复读经历，开放的师大求学与论道，象牙塔内书斋的生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特有的时代氛围……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下，格非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成为一面独特的“先锋”旗帜。

二、童年的种子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童年早期的经历、经验、记忆会影响个体毕生的人格发展。毫无疑问，个体的童年对其人生命运有着深远的决定性影响。而对于生性敏感的艺术家来说，童年经历的影响似乎比普通人的更为显著，甚至有些时候，他们的艺术作品就是童年某个经验或某个梦想的变形或放大。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确实给人们带来新的思维与视角，为人性打开了另一扇窗，从而使得人性中最幽暗与最神秘的所在得以呈现。事实上，格非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众多作品都有着精神分析学的痕迹与意味。在此，我们暂时将这一话题搁置，而依照通常的方法，先返回格非的童年，考察其成长的历程对格非的性格与成长可能产生的影响。

从一般的意义来看，格非的童年看似平静，似乎也没有过激之处，其经历也与他的同龄人大致相仿，然而，对于人这样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而言，即便是处于同样的成长境地，也不意味着必然会塑造出具有同样的思想与性格的个体。一个小小的差异或变动也许就能催生出一个全新的个体，就足以改变在同一环境下个体的成长路径与思想特征。

早年的格非性格内向孤僻，沉默寡言，静而多思，倦于人际交往。他自己曾这样表达：“我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不喜欢共谋和合作，喜欢冥想而倦于人事交往。”^①?为何格非会是如此的性格？为何格非会成为作家？为何会成为这种风格的作家？让我们仔细梳理格非的童年与成长，从中寻找那些具有独特性的因素。

1964年，格非出生在江苏丹徒——位于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的江南农村，那里气候温暖湿润，年降雨量十分充足，梅雨季节较长。格非在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上学之前一直在丹徒生活。无疑，从地域与写作的关系来看，一个地方的地气，必定会滋养一个地方的写作。江南农村的地域特性与生活经历深深烙印在了格非的创作生涯之中，江南就如同鲁迅笔下的鲁镇、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福克纳笔下那邮票般大小的故乡一样，成为格非重要的精神来源与创作标志。因此，我们看到，南方以及南方特有的地域风貌，在格非的作品中处处可见。雨季是其中最令人难忘的印象。

格非的小说里总有一种南方的溽热、潮湿之感。这种“雨季的感觉”在他的整个创作历程中随处可见，尤其在人物的出场、情节的转折、故事的高潮等关键环节。例如，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中乌攸先生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清晨被枪毙，《迷舟》里的三顺是在零星的梅雨中回到家中并发现了妻子的偷情，《欲望的旗帜》里哲学泰斗贾兰坡教授选择在雷雨交加的夜晚跳楼自杀，《人面桃花》里父亲离家出走也是赶在了普济的大雨。甚至，格非的《雨季的感觉》从故事的开篇到结尾，都是在写湿漉漉的梅雨。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格非也许是无意识地将故事背景设置在雨季。根据法国学者丹纳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理论，环境对作家的写作有决定性的影响，一种环境产生一种精神状态，并产生一种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从这个角度出发，格非的出生地就与他对雨季的情有独钟有了某种内在的联系。漫长的雨季，绵绵的梅雨，潮湿的气候，腐烂的事物，等等，这些雨季带来的衍生意象，给人以压抑感与窒息感，就叙事功能而言，正是雨季特有的阴沉、压抑、燥热以及潮湿、腐坏等消极元素，与格非小说中阴郁的人物、颓败的氛围、神秘的故事达成了内在情感上的统一与契合。

细数格非的作品，例如《青黄》《锦瑟》《边缘》《褐色鸟群》《欲望的旗帜》等等，都有雨季的故事背景，而《雨季的感觉》和《夜郎之行》则以雨季贯穿了整个故事的叙述。对格非而言，雨、雨季，甚至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的自然现象，也不仅仅是一个烘托氛围和寄寓情感的意象，而是一个有着神秘力量的存在。雨的即兴性、封闭性、原初性，这和格非的小说诗学是有某种对应关系的。在这种阴郁而潮湿的环境与氛围中，格非便开始了文学的诉说。他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也有雨季的特征——似乎终年生活在阴沉的天空下，在暗淡的光线中，人物沉默寡言，行动缓慢，常常陷入沉思与冥想。这与作家自身的个性、气质相吻合。很显然，作家在写作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我形象与精神气质投射在作品人物身上，并寄托了自我的愁思。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来说，出生地对作家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深远长久的。

我们知道，格非的童年成长正恰逢“文革”时期。他曾经谈及过：“我的童年看起来很平静，似乎与其他人差别也不大。其实在一个敏感的小孩子心里，却是波澜壮阔。”^①?这种内心的动荡与波澜其实是不言而喻的，这样的童年对格非日后成长的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

格非在成名后多次谈及他的乡村成长经历，包括乡村的学校教育、生产劳作、人际交往、娱乐活动等等。我们从这些追忆中可以看出，格非的童年总体算是平顺的，并无特别严重的创伤记忆。比如，小学时代最爱戴的薛驼子老师用小人书作小学教材；原国民党部队的副团长专修钢笔，无人敢惹；第一次看到火车的激动与兴奋；乡村电影里的“神秘的倩影”等等。当然，格非的所谈所忆，仍然也有那个时代的特点，比如干部口袋里的钢笔、大队的群众大会、历史反革命、大字报、死亡、暴力……这些看似零散的记忆片段构成了格非记忆中不可或缺的童年意象，并在格非日后的创作中一再出现。

他在《格非自述》中描述了他的成长记忆，其中十分重要的是关于暴力的记忆。他以无处不在的暴力来形容他记忆中人与人的关系，并且认为他的写作中的暴力来源于童年经历。

记忆中的暴力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我记得祖父曾经用谈笑的语气来讲述一个故事，当时我们村里的一个人，私通日本人。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祖父说，后来我们把他“弄”死了。怎么弄死的？祖父说，就是用绳子把他绑在椅子上，叫了一个剃头的来，用剃刀割断他喉咙。祖父说得轻描淡写，而对于一个小孩子，那些东西是很残酷的，完全不能接受。^①?

“文革”后期的日常生活也不乏暴力的内容。死人、暴力是很好玩的，小孩子喜欢去模仿。渐渐地暴力就渗透入了生活，成了记忆的一部分。^②?

我们可以认为，这便是格非创作中“暴力”的源头。他还提及了其他的关于“暴力”记忆。比如上学时粗暴的老师对学生的体罚或言语恐吓；比如“文化大革命”后期逐渐深入日常生活的暴力与斗争；比如手起刀落的冷酷又果敢的外科医生。可见，在格非的童年记忆中，暴力和死亡成为常事，格非过早地遭遇了它们，“死亡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任何一个小孩子都会思考这个问
题”^③。这些经历深刻塑造着格非的性格，影响了他对人、人性以及世界的看法。这种“暴力”后来也成为其先锋小说的特质之一。

在对往事的追忆中，格非对自己的家庭所谈不多，但却多次谈及自己的祖父。他在《格非自述》里回忆起自己的祖父，显得格外亲切与温暖。他说：“我与父辈可能难以沟通，但和祖父却可以相互理解。我的祖父有‘历史’问题，我也不是很明了。”^④?这里，我们必须要谈到格非童年时代的“家庭成分”问题，从中可以窥见格非内向性格形成的根本原因。

解放前，格非的祖父是村里的保长，因为“反革命”的“历史问题”被关押了二十五年。

当时他，一方面他给共产党做事，掩护了好多革命者，那些人都是他的好朋友，还给共产党储备粮食，同时在村子里边也很有威望；另一方面他也跟国民党合作。这个在当时也是必需的……但是这样建国以后就出问题了，一九五几年的时候，突然就被抓起来了，送到黑龙江
劳改。^①?

尽管格非对此语焉不详，但我们可以想象，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家庭若是有“历史问题”，那是必定遭受重创，并牵连广泛的。确实如此，格非的家庭由此蒙上了阴影，甚至连唱歌这样的娱乐行为都不被允许。他回忆道：“我记得有一次，我问过姑妈：为什么我的母亲反对我们唱歌？她回答说：‘家里现在正在遭难，以后就能唱了。’”^②?除了压抑的生活环境之外，还有被他人排斥的孤立处境，“因为我祖父这个原因，我们家在村里是一个很糟糕的处境。那个时候跟我们家来往的人很少”^③。

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未必能理解这种所谓的家庭成分问题，但他一定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与众不同”的家庭成分所带来的难以言表的影响，比如小学加入红小兵、中学加入共青团都会遭到阻力等等。我们可以总结，异质的家庭背景、压抑的生长环境以及严肃传统的家风塑造了格非严谨内向、审慎保守、忧郁敏感、静而多思的性格特点与悲观灰色的心理基调。这种性格使得格非缺乏对人的信任感，惧怕与外界交流，从而陷于交流的障碍之中，于是，这也就促成了写作的发生。

我觉得“创作”就是一个宿命。……我之所以走创作这条道路，根本原因还不在作家群里边，当然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最重要的是和我的性格有关系，跟我童年的经历也有很大的关系。^①?

我后来写小说我祖父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眼中的世界和我眼中的世界完全不同。而且小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理解我，整个的成长过程也培养了我的孤僻的性格，不太愿意和别人合作，而且对什么事情都不愿意相信。慢慢地，我就希望能写点儿东西，希望能跟另外的一些人交流。可能就是骨子里不愿意合作，愿意自己做一些事情，那写作可能是最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主要跟我童年的生活有关系，就是我心中有很多的话、很多的疑问、很多东西要表达，而且我想到的所有东西都跟别人不一样，我经历的东西也跟别人不一样，那么我就一定要把它讲出来。……而这些经历跟我的祖父有很大的关系。^②?

童年经历、祖父的影响、内向的性格，最终引导格非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一条智性的、冥想式的、形而上的写作之路。后来，格非的这种写作倾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和西方文学与理论的影响下，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

在回忆材料中，除了谈及祖父的“历史问题”之外，格非还忆起祖父出狱后孤寂的晚年生活。

祖父和奶奶离婚了，一个人生活。他成天说一些我母亲看起来很无聊的话，做一些很无聊的事儿，把屋子打扫得很干净，或者帮村子里其他人做饭，或者教我背书。每到过年，他会做一大桌的菜，把他的孙子们叫过来吃，每个人发一包花生米，在当时是很贵的东西——用报纸包着的。当时小孩子是不懂什么是“反革命”，拿了花生米，吃完了那顿绝对丰盛的宴席，立刻溜之大吉。他当时对我们有什么期待？他心里有多少不被人理解的痛苦？已经不得而知。^①?

我们可以看出，格非的祖父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出狱后的生活是不为常人所理解的，更毋论当时尚且年幼的格非。这里对祖父的“历史”问题语焉不详，也许是格非也不愿意多作说明，但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一个戴着“反革命”帽子的家庭在社会上必定是遭受冷遇的，因此，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家庭氛围、人生经历对格非的个性与成长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格非曾说自己喜欢独处冥想，倦于人事交往，时常对自我产生怀疑，甚至有人际交流的障碍，总是与生活保持一种紧张感。这些个性问题似乎都可以在他的家庭找到影响之源。

后来，祖父引见了一位重要人士给格非，这位超凡脱俗的隐士也深刻影响了格非，甚至还成为格非小说作品中的关键人物。格非曾回忆这段交往往事。此人名叫仲月楼，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诗文、书法皆佳，他曾给自己父亲写墓志铭：“呜呼哀哉！我父秉光风霁月之度，锦胸绣口之文，经世邦国之才，奈何生不逢时。”^①?我们再来看他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写的诀别诗：“遥望皖南天，我儿在那边。云飞去复还，儿怎不言旋？”^②?当时，仲月楼正在安徽的一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父子二人天各一方，并且即将阴阳两隔。考虑到这一点，再来回看这父子二人的诗文隔空酬唱，这就格外令人动容，扼腕。仲月楼曾与格非通信，并让格非写诗给他看，格非当时担心自己写不好，而让前辈失望，所以就请一位中文系的老师
帮忙写了两首古体诗。结果，仲月楼见后批评格非学问不精，不懂平仄。

结果他看到那些诗，把我大骂了一通，说你学了三年的大学了，连平仄都搞不懂。现在的大学怎么了得？他帮我把诗全部改了一遍，后面还附了他对文学的一些看法：大致说，你看，大江之上，风急天高，江水奔涌，才有波澜可观。你如果一直想过安全的生活，最好就不要去搞文学。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却对我影响很深。他一直和我通信，直至他突然辞世。^③?

多年过后，我们再来解读此人此言，越发觉得内有真知灼见。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看，文学理应与时代、与社会保持着一种紧张的关系，这也是文学的生命力所在。于格非而言，仲月楼的品格言行对他的影响和启发是巨大的，深远的。这让他感受到，在那孤独的“文革”岁月，有一些人始终抱持着何等坚固的内心，何等的气度、品格与风范。中国古老而珍贵的传统始终留存于他们的内心，坚定不移，遗世独立。于是，格非说：“我的一篇小说《青黄》，就是献给仲月楼的。”^①?确实，在198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青黄》的文末，格非特地明示：“此文献给仲月楼公。”^②?其实，格非在1992年的长篇小说《边缘》中再次写到了仲月楼，并将他作为一个关键的人物写入小说。可以认为，格非内心深处对仲月楼，以及仲月楼这一类人，是充满了崇敬与缅怀的。甚至，从更宽泛的角度，我们可以认为，格非对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与道德精神都是有着根深蒂固的情结与向往的，这也可以在格非后期的写作中见出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