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精装典藏插图版）-“慢读”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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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日本学鼻祖，二战后美国改造日本的指导书，历任美国总统之书！

首次出版后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销售逾3000万册，行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当代日本学专家《零年》作者伊恩·布鲁马做序，阐述本书对当代世界的意义！

真正插图版！本书配以60余幅图片，并有详细图解，图文并茂，更好体会书中之意！

中国人必须知日，知日《菊与刀》。

日本，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国，一手造就了一场世界大战，另一手造就了二战后世界*的经济奇迹。战中的日本为什么要扮演令人发指的侵略者？日本的野心到底有多大，真的想吞掉美国吗？成为*一个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后，又是怎样迅速复兴崛起的？当今经济衰退、政局混乱的日本，是否还秉持大国情怀……所有问题都能在这本《菊与刀》中得到解答。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以一个西方人的冷静视角，通览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既抓住了日本文化细致的地方，又将它置于东方文化与太平洋岛屿文化的人类文化学视野里。时至今日，她被公认为历*懂日本人的作者，《菊与刀》这本书被公认为史上描写日本文化的*书。此书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其极大的影响至今不减。

鲁思·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1887-1948）， 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

1887年出生于纽约，1919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厄斯专攻文化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本尼迪克特与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合作，在研究中结合心理学方法论，创立博厄斯学派中的一个支派， 即文化心理学派或称种族心理学派。该学派认为，人类文化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呈现出多样性。因此，本尼迪克特的作品以分析文化形态的《文化的类型》和分析日本国民性的《菊与刀》为著名。

1944年，作者受美国政府之托研究日本民族，《菊与刀》即为此一成果。《菊与刀》奠定了作者在人类学、民族学的不朽地位。此书影响至今不衰，不仅在于此书对日本人深刻而细微的分析，指导了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管理和改造；更令人赞叹的是，作者凭借自身的学术积累，仅仅依靠日本发布的宣传片、与日裔美国人的访谈以及战俘审讯记录，即完成如此精确的研究，值得当代人学习。

序言

章  任务——研究日本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安其分

第四章  明治维新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第七章  义理“难承受”

第八章  洗刷污名

第九章  人之常情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第十二章  孩童启蒙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日本的孝道和中国的不一样，其范围不包括几百年前的祖先世系，也不包括所衍生的庞大宗族。日本人的祖先崇拜只限于近祖。祖坟墓碑上的文字，每年都要见新，但如果是现存后代已无记忆的祖先，其墓碑也就无人过问了，家里佛龛上也没有他们的灵位了。日本所重视的孝道对象，只限于记忆中的祖先；他们注重的是现时现地。许多专著都论述到，日本人缺乏抽象思辨和构想非现实形象的兴趣。与中国对比，日本人的孝道观恰好印证了这种论点。他们这种观点的、重要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孝道义务限于现存者之间。

不论在中国或日本，孝道不仅是对双亲和祖先的尊敬与服从。对子女的照顾，西方人的说法是出自母亲的本能和父亲的责任感；东方人则认为出自对祖先的孝道。日本人对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回报祖先之恩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受到的照顾转移给儿女。日语中没有特指“父亲对子女的义务”的专门词汇，所有这类义务全都包括在对父母及祖父母的孝道之内。孝道包括了落在一家之长头上的不计其数的义务：扶养子女、教育儿子和自己的弟弟、管理财产、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亲戚以及其他无数类似的日常义务。日本制度化家庭严格限制了承担这种义务的人数。按照孝道的义务，若儿子死亡，父母有义务抚养儿子的遗孀和儿女。同样，若女婿死亡，也要收养女儿及其子女。但对丧偶的外甥女、侄女的收养与否，就不在“义务”之列了。如果收养，那也完全是履行另一种义务。抚养、教育自己的子女是“义务”，如果抚养、教育侄甥辈，习俗认为就是在法律意义上把侄子收作自己的养子。如他们仍然保持侄甥的身份，那么让他们接受教育就不是叔伯辈的“义务”了。

对于贫穷的直系亲属的援助，孝道也不要求必须出于敬意和慈爱。被收养在某一家庭中的年轻寡妇，被称为“冷饭亲属”，因为她们吃的只是冷饭剩菜。她处在家庭的边缘，任何人谁都可以指使她，而且对于有关她自己的一切决定，只有唯唯诺诺地服从。她们是穷亲属，她们的子女也是一样。在特殊情况下，她们也会受到较好的待遇，但这并不是那家的家长有“义务”必须善待她们。兄弟之间也没有义务要互相“友爱地”履行义务，即使彼此都承认势如水火，但只要哥哥履行了对弟弟的义务，就仍能得到赞扬。

为激烈的冲突存在于婆媳间。媳妇是作为外人进入这个家庭的。她有责任必须熟悉婆婆的喜好，并学着去做。在许多情况下，婆婆会毫不客气地宣称这个年轻的媳妇根本就配不上自己的儿子，我们也可以推测，婆婆心怀相当的妒忌。但正像日本的谚语所说：“可恨的媳妇照样生出可爱的孙子”，因而婆媳之间也总有孝道存在。媳妇在表面上总是低眉顺眼的。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温柔的媳妇都会变成苛刻、唠叨、吹毛求疵的婆婆，与自己以前的婆婆一样。她们年轻时做媳妇不能表达自己的不满，但并未因此就真的成为温顺的人。到了晚年，她们就仿佛把多年积压的怨气发泄到媳妇头上。现在的日本姑娘们公开谈论，好嫁给一个不继承家业的男子，这样就不必与霸道的婆婆一起生活了。

“尽孝”并不意味着在家庭中必然获得爱。在有些文化中，这种爱是大家族中道德的基石，但在日本却不然。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指出的：“日本非常重视家庭，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大重视家庭中的每位成员及成员相互间的家族纽带。”[1]当然，实际情况不一定完全如此，但大致是这样。这里的关键在于义务的承担和报答，年长者责任重大，而责任之一就是监督年轻人，要求他们作出必要的牺牲。即使他们不愿意，也不得不遵照长辈的意思，否则就是没有履行“义务”。

日本的孝道中还有一个特点，即家族成员之间可以看到明显的相互怨恨。这种现象在与孝道同等的“义务”——即对天皇尽忠这一重大义务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日本的政治家巧妙地将天皇奉为神圣领袖，而使之与人间喧骚的生活完全隔离。只有这样，天皇才能起到统一全国国民，一致为国家效力的作用。说天皇是国民之父是不够的，因为父亲在家庭中虽然可以要求子女尽一切义务，但他的形象却是“虽然可以获得一切，但不会获得很高的尊重”。天皇必须是远离一切世俗杂虑的圣父。对天皇尽忠是一种道德，它必须成为一种对幻想出来的、一尘不染的、“至善之父”的虔诚仰慕。明治初期政治家在考察西方各国之后写道：那些国家的历史都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冲突的历史，这不符合日本精神。回国后，他们在宪法中写道，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不会对国务大臣的任何行为负责。天皇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而不是承担责任的国家元首。约近七百年来，天皇从未作为实际统治者发挥作用，因此让天皇继续充当后台角色是不难的。明治政治家要做的工作就是让全体日本人在思想上对天皇忠诚，确立这种的道德。在封建时代，日本人的“忠”是对世俗首领，即将军的义务。这一漫长的历史警示明治政治家们：在新体制下，要实现他们的“日本精神统一”的目标，他们必须付出些什么。在以往几个世纪中，将军是大元帅和执政的统一，尽管其下属对他也尽忠，但阴谋推翻其统治以至杀害其生命者屡见不鲜。对将军的忠诚常常与对封建领主的忠诚相冲突，而且对领主的忠往往要比对将军的忠更有强制性。因为对主君的忠诚建立在直接的主从关系上，相形之下，对将军的忠诚就难免要淡薄些。在动乱时期，侍从武士更是为逼迫将军退位、拥立自己的封建领主而作战。明治维新的先驱及其领导者高呼“忠于天皇”的口号向德川幕府进行了长达百年的斗争，而天皇则深居九重，每个人都可以按其意愿来塑造天皇的形象。明治维新正是尊王派的胜利，也正是由于把“忠”的对象从将军转移到象征性的“天皇”，1868年的事件才有理由称之为“王政复古”。天皇继续隐居幕后。他赋予“阁下”们以权力，而不亲自管理政府或军队，也不亲自决定政策。仍然是一些经过选拔的顾问执掌政务。真正的根本性变动是在精神领域，因为“忠”已变成每个日本人对神圣首领——主祭者和日本统一与永恒的象征——的报恩。

“忠”的对象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转移到天皇，毫无疑问，得益于古老的民间传说，即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但这一靠传说来巩固天皇并不像西方人所想象的那么重要。实际上，那些完全否定这种神学观点的日本知识分子，并未因此而对效忠天皇提出质疑，甚至接受天皇神裔论的一般群众，其理解也不是西方人设想的那样。“神”（カミ），在英文中被译成“god”，其词义是“至上”，即等级制的顶点。在人与神之间，日本人并不像西方人那样有巨大的鸿沟。每个日本人死后都将变成神。在封建时代，“忠”被献给等级制顶点的首领，即便他没有神性。在把“忠”的对象转移至“天皇”的过程中，更重要的因素就是整个日本历史上，只有一个皇室，万世一系。尽管西方人会说这种万世一系的说法乃是欺人之谈，因为，皇位的继承规则与英国、德国均不一样，但这种指责是无用的。日本的规则就是日本的规则，根据这一规则，皇统就是“万世不坠”的。中国历史经历了三十六个朝代的更替，日本则没有。它虽然经历了各种变迁，但社会组织并未瓦解，其模式一直未变。明治维新以前一百年间，反德川势力利用的正是“万世一系”这个论据，而不是天皇神裔理论。他们声称，既然“忠”应当献给等级制的者，那么就只能献给天皇。他们把天塑造成国民主祭者的地位，这种角色并不必然意味着神性。但这比天皇神裔说更加重要。

近代日本做了种种努力来改造“忠”，使之对象转向具体的人并特指天皇。明治维新后的代天皇是一位杰出、威严的人，在漫长的统治期内，他很容易地成为全体臣民瞻仰的国体象征。他极少在公众面前出现，仅有的几次出现，都隆重布置仪式，极尽崇敬。国民匍匐在他身前，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敢于抬头看他一眼。二楼以上的窗户都禁止打开，以保证任何人都不得从高处俯窥天皇。他和高级顾问的接触也同样是等级制的。日本没有天皇召见执政官员的说法，而是少数有特权的“阁下”们，“受赐拜谒天皇”。他从不对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发布诏书。所发的诏敕内容都是有关道德、节俭或者是针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宣布某项事务的终结，并安抚民心。当他驾崩时，整个日本几乎成了一座大寺院，所有的老百姓都在为他虔诚祈祷。

经过种种方式，天皇成了超然于国内一切政治纠纷之上的象征。就像美国人对星条旗的忠诚超越一切政党政治一样，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对国旗安排了某种仪式，而且认为这种仪式对人是完全不适用的。而日本人却限度地利用了他们的象征者的价值。人民可以敬爱天皇，天皇也可作出反应。老百姓听说天皇“关心国民”时会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奉献一生“为了使陛下放心”。在像日本文化这种完全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的文化中，天皇作为忠诚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教师在教授时，如果说人的义务就是爱国，他就会被指责不够，必须说是对天皇报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