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馆-不寻常的男人：塞万提斯的时代和人生

 

塞万提斯（1547—1616）：不仅是个作家，还是个冒险家、间谍、士兵和人质。本书根据研究写成，其中还有一些未公布过的材料，如：他在阿尔及尔的长期被俘生活，他卷入地中海海盗事件，间谍事件，西班牙无敌舰队事件，以及他为西班牙政府工作的事等等。

【英】唐纳德P.麦克罗里（Donald P. McCrory）曾是伦敦美洲国际大学西班牙研究中心的主任和首席讲师，为许多学术杂志写文章，还出版过6卷诗集。

导言／001

章 出身寒微：主人公的诞生（1547—1569）／001

第二章 流亡与战争的财富（1569—1575）／039

第三章 在阿尔及尔身陷囹圄（1575—1580）／077

第四章 俘虏归来（1580—1586）／109

第五章 在安达卢西亚的倒霉岁月（1586—1590）／153

第六章 政府收税员烦心劳神的生活（1590—1598）／185

第七章 创作冲动（1598—1604）／213

第八章 拉曼却的奇情异想的骑士堂吉诃德（1604—1608）／239

第九章 专业作家（1608—1614）／267

第十章 后的怒放（1614—1616）／301

附录／333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简明年谱／333

塞万提斯族谱图／339

有关货币的一个注释／340

主要参考书目／343

致谢／355

 

在塞万提斯研究中，澄清错误是发现真相的步。在塞万提斯的传记方面，我主要将那些在阿斯特拉纳马林（Astrana Marín）1947—1958年的不朽研究之后所写的著作作为自己的资源。对于那些对此前更早的塞万提斯传记感兴趣的人来说，印第安纳大学克日什托夫斯利瓦迄今未出版的博士论文《塞万提斯传记史》(La Historia de las Biografías de Cervantes，1997）是这一主题的好著作，值得大力推荐。斯利瓦博士在其中考察了九部重要传记—其中包括阿斯特拉纳马林和让卡纳瓦焦（Jean
Canavaggio）所写的—并且公允地指出了各自的得失。可以说，他的许多发现支持了这样的看法：在塞万提斯的传记方面，推测和想象连篇累牍，有用的文献证据却凤毛麟角。他非常宝贵的研究也给我在本书中所采用的方法提供了支持。

尽管阿斯特拉纳马林的著作包含了许多与现代读者的需要和趣味无关的东西，但他对“迄今为止尚未出版的上以千计的文献”的发掘和利用，使所有以前的著作黯然失色。一部现代的经典，连同其种种缺陷，以及他全部的、穷20年成年累月劳动所完成的七卷研究，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没有任何一本现代的塞万提斯传记的注释不提及他的著作。但是，毕竟他的著作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之久，而且所依赖的是其出版之前20年面市的著作，自那以后，已有大量需要加以考虑的研究和著作出版。欧洲及美国的学术著作，有助于澄清围绕在依然是谜一般的米盖尔德塞万提斯周围的许多谜团。

得知部塞万提斯传记不是由西班牙人，而是由一个英国贵族卡特雷特（Carteret）爵士委托所写，也许令人吃惊。卡特雷特要求马央斯伊西斯卡尔（Mayáns y Siscar）写一部名副其实的塞万提斯长篇传记。这也就是1738年面世的“初版”传记，那已是1616年塞万提斯去世之后一个多世纪。这种姗姗来迟证明，塞万提斯的同时代人很少看到为他写作传记的理由，他从来不是传记作者的目标对象。这不同于菲利佩二世，菲利佩二世不允许自己还活着时别人书写其生平。尽管被后来的研究所超越，并且今日几乎已无人问津，但马央斯伊西斯卡尔这一传记的出版，却标志着对这一非凡男人生平的潜在兴趣缓慢但确凿的开始。不过直到1819年，也就是塞万提斯去世两百多年后，马丁费尔南德斯德纳瓦雷特（Martín Fernández de Navarrete）才出版了一部传记，次纳入了经过文献证明的对塞万提斯的兵役和被俘的叙述，这些叙述来自对“塞维利亚西印度群岛档案”（the Archives of the Indies in Seville）的早期研究。正像斯利瓦博士的论文所表明的，新的文献和细节在19世纪被西班牙和英国的塞学家发掘出来，并零星发表于文学杂志或专著中。对有关塞万提斯及其家族的补充文献研究在20世纪仍在进行，这种研究始于詹姆斯菲茨莫里斯–凯利（James Fitzmaurice-Kelly，1913）的回忆录，罗德里格斯马林（Rodríguez Marín）1947的开创性工作及路易斯阿斯特拉纳马林的创造性工作则紧随其后。阿斯特拉纳马林声称自己的意图是写一部有关塞万提斯生平和时代的权威著作。研究的兴趣（主要来自西班牙之外）断断续续延续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承认，我们对塞万提斯重要的纪念是他的书面著作。但我们对他的书面著作的浓厚兴趣，也唤醒了对那一支笔后的那个男人的崭新兴趣。的确，阅读和研究塞万提斯的首要原因，是他的文学作品充当了一种媒介—在这种媒介中，一个绝顶聪明并且极其到位的观察者对西班牙的思想基石和“行进中”的欧洲河床中的诸多变化（在这些变化中，西班牙是一个主要角色）做出了辨析和回应。

阿斯特拉纳马林认为，“大部分早期给塞万提斯作传的尝试，只不过限于小说《堂吉诃德》各种版本的序言”。编者和读者大多数对游侠骑士堂吉诃德及其仆从生平的兴趣，似乎远远大于对他们谜一般的创造者生平的兴趣。然而，塞万提斯的真实生活经验，像他著名作品的主人公一样丰富多彩、翻新出奇，并且有时还充满了戏剧性。对塞万提斯认真的传记学研究没有受到重视，可能是塞万提斯为自己的杰作一夜暴得大名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众所周知，塞万提斯没有记日记或留下多卷正式文件。他从没有写过一份自传，并且没有证据表明他是无数信件的作者。例如，不像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歌德的谈话录多达4 000多页，同时代人对歌德的闲谈（从第三方通信和日记中摘录出来的）也有整整三大册。塞万提斯很少出现在公众眼中。事实上，他越来越变得边缘化。在这一方面，塞万提斯的社会地位与其对手和文学敌人洛佩德维加的社会地位有天壤之别，洛佩德维加极为成功并受到过分追捧。

自从阿斯特拉纳马林在半个世纪之前为现代读者做出贡献以来，已过去了很长时间。这要求对塞万提斯这样一位超乎寻常的人做出新的评价。由于塞万提斯难以捉摸，本传记旨在消除他围绕自己大量作品编织起来的有意的神秘光环。人们在《堂吉诃德》、《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Persiles and Sigismunda）或《训诫小说集》(Exemplary Novels）中所听到的独特而多变的声音属于一个不寻常的人；但与之相反，它们也属于一个不喜欢出风头的天才，这个天才将体现西班牙意识中所有有意义的东西。对塞万提斯的这种认可，不仅存在于西班牙国内，也存在于西班牙国外。因为，他的著作，尤其在伊比利亚半岛之外，比他同时代任何著名人物都获得更多声誉和成功。尽管西班牙诞生了众多优秀作家、艺术家和诗人，但在其国界之外却少有人知，而研究甚至更少。甚至那些大权在握、富有影响的人，例如红衣主教阿瓜维瓦（Acquaviva）、哈桑帕夏（Hasan Pasha）、莱谟斯（Lemon）伯爵、胡安德乌尔比纳（Juan de Urbina）、阿维利亚内达（Avellaneda），都主要是由于他们与塞万提斯的交往而被记起，是塞万提斯的名字让我们对这些人的记忆幸存下来，否则这些人早已默默无闻。

一部塞万提斯传记的任何真诚意图，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种种内在问题。众所周知，我们已经失去了他的大量著作，而某些归于他名下的著作的真实性问题尚存疑惑；至于他好的散文作品，我们通常不知道它们的源头；而后，几幅塞万提斯的画像，据称没有一幅是真实的—其中包括装饰几部塞万提斯传记封面的画像在内，我们这本传记也同样名列其中。当然，存在裂隙和不确定性的地方，猜测和推断会茁壮成长，随之出现甚至更难以排除的传说和神话。因此，塞万提斯被称为“带面具的男人”并非空穴来风。而当我们考察他的创作以发现一个真实的塞万提斯时，会加倍如此。因为在这时，我们会发现什么呢？一系列人称叙述者。对这样的叙述者，塞万提斯在尽可能的时间和地点，一有机会就会加以否认。此外，在他富有创造性的作品中，要将这个男人限制在任何一种观念或信仰的框架内都是不可能的。

在这本旨在全面系统的传记中，我必须触及他众所周知和不那么为人熟知的文本，在有关联和可能的地方，力图使它们为塞万提斯的生活经验提供解答。当然，他的众多作品日积月累，产生了它们自己的历史，并且未来将一如既往。我们有关这个男人的知识，在其各种作品的新版中以及各种作品的改编中（例如音乐和芭蕾舞），还有尘封了数百年的文献发现中获得了改善。我们还在等待找到分几批运到“新世界”的墨西哥和秘鲁的《堂吉诃德》的版。令人感兴趣的是，读者将看到以近的文学理论家—德里达、巴赫金、德勒兹、克里斯蒂瓦、卡尔维诺—为基础的对塞万提斯作品的评价如何提供了新颖的、通常到目前为止出人意料的洞见。我们现在也知道了许多塞万提斯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生活和工作的状况：近对菲利佩二世和菲利佩三世的卓越研究填补了许多东西，明晰了我们对塞万提斯及其家族的全面理解。安东范登维恩加尔德（Anton van den Wyngaerde）的卓越著作详细描绘了黄金时代西班牙和整个欧洲许多曾经重要但现在已经不那么重要的城市，它进一步有助于我们具体想象塞万提斯在日常基础上应当看到的城市景观。维恩加尔德所画的1560年左右的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Alcalá de Henares）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有对塞万提斯出生地的好图解。

我的意图不同于以往的塞万提斯传记：想象一个卷入政治阴谋的塞万提斯，一个性无能的牺牲品，一个同性恋者，一个支持少数皈依天主教人群观点的作家〔罗萨罗西《追踪塞万提斯》(Rosa Rossi，Sulle Tracce de Cervantes，1997）〕；运用想象性重构，采用心理学理论解释塞万提斯〔费尔南多阿拉巴尔《有个奴隶叫塞万提斯》(Fernando Arrabal，Un Esclavo Llamado Cervantes，1996）〕也区别于那些无论多么有趣好笑或技巧纯熟，但其叙述却出自杜撰、虚构的传记〔斯蒂芬马洛《米盖尔德塞万提斯的生与死：一部小说》(Stephen Marlowe， The Death and Life of Miguel de Cervantes: A Novel，1996）〕。这里我仅列举近三种全方位的传记研究。不过，这些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必须得面对。因为随着数据的累积，神话也在递增。将会出现的是，在我们能够将它们串联到一起的范围，事实的真相通常比对他的凭空虚构要更为令人兴奋、发人深思。既然如此，我便要尝试在篇幅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地整合来自众多真实文献中的相关材料，以完善被证明极其难以捉摸的这个男人的画像。当然，这种难以捉摸，许多都源于这些传记作者所采用的思路相当狭窄的方法，他们指望用塞万提斯的文学作品去解释—通常是搪塞—我们有关塞万提斯“真实生活”经验的所有裂隙和不确定性。但是，即使当我们拥有了塞万提斯生活经验的证据，并且能够确定它们是某年某一天的事，问题通常也依然存在：例如，如果我们承认他所有的作品并不都是呱呱叫的，那么他又是如何创作了《堂吉诃德》和《训诫小说集》的？答案隐藏在他的社会和历史语境的现实之中吗？

为了回答这一基本问题，我们必须利用历史文献，并且将其与那一时代相关的其他证据结合起来。很少或根本不为塞万提斯在阿尔及尔的五年、他作为宫廷申请人的时光、他的婚姻、他一度作为西班牙无敌舰队的伙食承办商（仅举少数几个转折点）建立历史语境，将会对传记构成一种伤害。对传记主题的虚构叙述或纯粹的文学理解，很少能容纳由其他研究领域所提供的十分难得的真实文献记录。

对塞万提斯的生平，从出生到离世做出一种前后连贯的确凿陈述是一种理想。但是从今天的视角看，这必定仍然是一种理想。因为尽管对他的生平和时代有了一些新兴趣和严肃研究，但仍然存在空白和漏洞。为什么他在结婚三年后离开了自己的家庭？为什么在阿尔及尔时威尼斯人哈桑对待他如此温和仁慈？他和自己的岳母、妻子、妹妹、私生女伊莎贝尔关系的真实性又如何？解释的差异总是会存在，而这也十分正常。不过如果我们可以将自己的众说纷纭建立在确凿的历史—社会语境之上，那么我们的讨论将会结出更大的硕果，并且将会带来既作为人、也作为作家的塞万提斯的更清晰画面。

在可能的地方，地名我使用英文的翻译〔用Corunna（拉科鲁尼亚）指La Corua，用Saragossa（萨拉戈萨）指Zaragoza，用Lisbon（里斯本）指Lisba，用Naples（那不勒斯）指Napoli，用Peru（秘鲁）指Perú〕，不过在其他所有情况下则给出原地名，并带有应有的重音符，例如：Alcalá de
Henares（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Cádiz（加的斯），Córdoba（科尔多瓦），等等。尽管西班牙的姓相对较长，我还是尽力提供全名，以避免陷入混乱。举例来说，罗德里戈（Rodrigo）是米盖尔的父亲、哥哥和亲堂兄的教名。瞥一眼米盖尔父母的家谱，会进一步证明有必要提供全名，即使偶然会不胜其烦。当涉及米盖尔德塞万提斯时，我始终用其姓塞万提斯而不是米盖尔，但在同一上下文中提到这一家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家人的情况下，我会转而用他的名米盖尔，我希望借此避免意思的含糊混乱。

章
出身寒微：主人公的诞生（1547—1569）

涉及塞万提斯家族确凿有记载的资料，可追溯到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出生前四代，始于资料提到科尔多瓦的鲁伊迪亚兹德塞万提斯（Ruy Díazde Cervantes）在1463年3月“拥有了一处作坊”。布商鲁伊迪亚兹将成为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的曾祖父。鲁伊迪亚兹的儿子之一是胡安德塞万提斯（Juan de Cervantes），他首次出现在一次法庭传唤中，要求解释“与布料相关的某些交易和赔偿”，时间是1500年6月17日。同样是在科尔多瓦，1483年10月，我们发现资料次提到塞万提斯祖母的父亲胡安迪亚兹德托雷布兰卡（Juan Díaz de Torreblanca），据载“将一处果园出借给园丁安德烈斯马丁内斯（Anderés Martínez）两年，年租金2 500马拉维迪”。这样的记录表明，在塞万提斯出生前一个世纪，其父系家族在安达卢西亚相当富有并享有盛誉。这也与在科尔多瓦著名诗人胡安德梅纳（Juan de Mena，1411—1456）的著作中所找到与有关塞万提斯一姓出身的早期资料吻合。胡安德梅纳曾任国王胡安二世的编年史官。在一部珍稀残缺的论谱系学著作中，胡安德梅纳做出了一个无事实证明的断言：注定会成为塞万提斯姓氏的祖先起源于伊比利亚半岛偏远西北部的加利西亚（Galicia）。他写道：那些来自塞万托斯（Cervatos）和塞万提斯一系的人血统高贵，源于埋葬在萨哈冈（Sahagún）和塞拉诺瓦（Celanova）的莱昂（León）与卡斯蒂利亚（Castile）的豪门马尼奥（Munios）家族和阿尔德方索（Aldefonsos）家族。他们是加利西亚人，由哥特王室（theloins of Gothic kings）繁衍而来，并与莱昂王室（the kings of León）联姻。从塞拉诺瓦，阿尔德方索家族前往卡斯蒂利亚，参与了夺取托莱多（Toledo），并且在塞万托斯村定居下来，以塞万托斯作为他们的新姓氏。

梅纳继续说，这些人中有一个叫贡萨洛（Gonzalo）的人，“为了将自己与塞万托斯宗族的其他人区别开来，采用了塞万提斯姓氏”。后来，这同一根源的塞万提斯姓氏被提起是和占领塞维利亚联系在一起的，此时，塞万提斯家族很明显已在西班牙南部重新扎下根来。我们从这一支可以找到一位堂胡安德塞万提斯（Don Juan de Cervantes），他成为了塞维利亚的大主教以及罗马教堂的一位红衣主教，并在1453年葬于塞维利亚大教堂。不过还不仅如此。因为在这同一支里，还有“圣约翰修道会大会长、一位名叫罗德里戈德塞万提斯的失聪者”的记载。正是以安达卢西亚为基地的祖先的这一教会分支，将被证明在米盖尔德塞万提斯的传记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确，正是失聪者罗德里戈的孙子将会成为圣地亚哥修道会的骑士长官，并通过联姻加入萨阿维德拉家族。尽管塞万提斯的父亲罗德里戈将会用上萨阿维德拉的姓，但将这一姓氏发扬光大的还有待塞万提斯自己。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和所处环境，这两人都没有预见到这一点。

根据胡安德梅纳的描述，塞万提斯家族所参与的活动，有助于构成后来其家族成员将会遭遇到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环境。米盖尔德塞万提斯的生平较少得到研究的维面，是他的祖先在这类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西班牙的众多城镇争相声称这一家族属于自己的城镇。这导致许多虚假文献的杜撰，这些文献又反过来酿成了不靠谱的主张。不仅只在其出生地上出现了这种不真实的文献.这些不真实文献的存在，阻碍了发现这个被西班牙动情地称为“天才王子”男人真相的进程。

当然，有关塞万提斯的祖父胡安德塞万提斯的文献记载，没有任何不真实之处。他是一名著名的律师，1470年生于科尔多瓦。科尔多瓦从公元711年至1236年都处于摩尔人统治之下，由于其文化和学术，赢得了“西方雅典”的称号。在母系方面，塞万提斯的外曾祖父是早被提到的一位叫胡安德科尔蒂纳斯（Juan de Cortinas）的人，他于1485年在卡斯蒂利亚的阿尔甘达（Arganda）将一只圣杯捐赠给了教区教堂。的确，阿尔甘达幸存下来的记载，很少有主要涉及家庭向教堂的捐赠的。而科尔多瓦对胡安德塞万提斯的记载，则主要涉及土地和房产的买卖或租赁。有能力献出或购买财产表明了家大业大，说明了两个家庭都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而在父系方面，塞万提斯祖母的父亲胡安德托雷布兰卡是一位全能的医生，这也是一个进一步的证据。由于在科尔多瓦相当活跃，他的成功不难见到。尤其是，1490年，他有能力购买房产（带有自己的榨酒机），1495年，他成立了联合公司，以用于“布匹销售税的租让”。同一年6月，他支付了55 000马拉维迪，用于“购买房产”。从少数与安达卢西亚和卡斯蒂利亚的塞万提斯曾祖父直接相关的记载中，不难看出，他们是自己社会群落中富裕兴旺、受人尊重的市民。幸运的是，塞万提斯祖父母双方家族的文献记载仍在（尤其是有关胡安德塞万提斯的文献记载），而凭借与其生平和活动相关的其他记载，我们可以将这一家族置于清晰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之中。

尽管早就有人试图收集资料以写作一部胡安德塞万提斯的传记（众所周知的是1887年胡利奥德西格恩扎所做的尝试），但是迄今还没有任何传记研究出现。现存有多达288份涉及其生平的文件，其中大部分有关对他的指控：指控他滥用职权（偷盗或挪用财物），或严重违背公共礼仪。尽管这些指控和所称的破坏礼仪的前因后果现已湮灭无闻，但从对这些文献证据的研究中浮现出来的画面表明，胡安是一个野心勃勃、躁动不安、脾气急躁、享受生活的人。他也能够迅速出手，总是能对针对他的指控做出绝地反击，而且无论什么时候败诉，他都差不多总是要提出上诉。

近的研究证明，胡安也是一个声望卓著的人，尽管他漫长而活跃的事业不无挫折，但他在相关圈子中还是得到了高度认可。这种证据在他1508年从国王处获得一笔实打实的一万马拉维迪可以看出。获得这笔钱是因为他作为一名学者和律师，“在与科尔多瓦市岁入有关的诉讼和争议中”，服务了好几年。因此，当人们发现胡安1516年做了该市的市长时，一点也不奇怪，并且在岗一年之后（这一职位是暂时的），胡安作了该市的行政长官。在托莱多和昆卡（Cuenca）担任了各种相同的公职之后，阿尔扎达斯（Alzadas）的公爵指定他为自己在昆卡的副手〔在昆卡，胡安赞赏一位叫米盖尔鲁伊兹（Miguel Ruiz）的人，这人曾将十二三个治安官捅死〕，一年以后，指定他做了自己在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的法官。胡安势力日隆，当他被任命为普拉森西亚（Plasencia）的常驻法官（1538—1541），继而又被推上巴埃纳（Baena）塞萨公爵政治集团的市长岗位时〔巴埃纳包括卡夫拉（Cabra）在内，许多人相信，巴埃纳是一个在塞万提斯早期生涯中至关重要的城市〕，他的成功之路转了一整圈。当1551年回到科尔多瓦时，他被视为“该市德高望重的学者之一”受到了欢迎。塞万提斯祖父的职业生涯在那些持以下观点的人那里也意义重大。他们认为，流在塞万提斯血管中的犹太人血液，显示出了他祖父的大学教育和作为一位律师的职业特征。律师是胡安自己的父亲和岳父都从事的职业，也是犹太人所风行从事的职业。尽管大量文献证据不支持这一类的相同主张，但“皈依天主教的”问题（塞万提斯家族是从犹太教改宗而来的吗？）依然是争论的一个原因。显而易见的是，胡安在科尔多瓦享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贵族也尊重他的地位。当他终退回到科尔多瓦为宗教法庭工作时，他可以频频回首各种不同的、成功的事业。

虽然成功，但在家族的记载上也有一个重大污点，这可能对他孙子的事业有一些影响。其源头是一场涉及和非婚生子女相关的付款争议，这场争议明明白白记录在案。胡安德塞万提斯有一位名叫玛丽亚（María）的人见人爱的女儿，吸引了瓜达拉哈拉执事长的眼球。堂马丁德门多萨（Don Martín de Mendoza）执事长，绰号El Gitano（吉普赛人），自己就是非法结合的成果。他的父亲是迭戈德韦尔塔多门多萨（Diego de Hurtado Mendoza）公爵，母亲是一位吉普赛女人。这个女人被用钱打发掉了，早就被人遗忘了。玛丽亚德塞万提斯与执事长的私通带来了一位名叫玛蒂娜（Martina）的私生女。当胡安德塞万提斯发现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就迫使执事长签订了一纸高达60万马拉维迪的契约，目的是支付母子二人的日常生计。婚姻是谈不上的，孩子被送到马德里扶养。这一私下约定直到公爵离世并被其继承人取代之前都如约进行。但公爵一死，继承人立即开始清理家庭所有债务。当发现了加在执事长身上的契约后，他立即让胡安德塞万提斯一无所得。尽管胡安德塞万提斯力图获得正当的补偿，但他不久便认识到自己正在打一场失败之战，所以他决定前往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在这里继续展开自己的诉讼。当我们获知年老的公爵在去世前一年秘密地与一平民结婚并留给她200万马拉维迪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继承人为什么会怒火中烧，他相信他父亲的朋友和知己胡安德塞万提斯要为他巨大的财产损失负责，他相信胡安与自己的父亲串通起来对付他。给这一平民的“嫁妆”高达继承人遗产总价值的五分之一。

1532年，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终做出了有利于胡安的裁决。但是判决引起了热议，积怨一如既往。这一事件不久变得人人皆知，而丑闻（是在托莱多境内成为丑闻的）据说是查尔斯五世执政早期茶余饭后热门的闲谈。由于事关这么多的钱，一系列指控和反诉不可避免地继之而来，其中，对胡安性道德的攻击隐隐约约居高不下。令胡安不快的是，这种讥讽将塞万提斯一姓带到了风口浪尖。甚至在巴利亚多利德的法庭裁决两年之后，我们也还能发现有材料提到一封“由大学毕业生梅希亚（Mejía）写给托莱多的检查官巴奎尔（Vaquer）博士的信，该信有关对胡安德塞万提斯充当妓院老板的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