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8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2650293
葛兆光
一
1931年，常盘大定（TokiwaDaijo，1870-1945）六十一岁。这一年的11月16日，日本学界在东京神田的学士会馆为他举行“还历纪念”。也许是因为前些年特别劳累，又遭遇车祸左腿骨折的缘故，这时的常盘大定还在休养中，但他仍然非常高兴，特意写了一首《卧病述怀》。其中，有两句说“三透难关由佛力，五游震旦亦天恩”。这里所谓的“五游震旦”，说的就是他五次远赴中国，考察文化遗迹的事情。这五次全面地考察中国宗教与艺术遗迹，以及《古贤の跡へ》等（后来汇编为《支那史迹踏查记》）考察记的陆续出版，可以说是1920年代日本中国学界的一大盛事。所以，他的朋友们在与他《卧病述怀》唱和的时候，也反复提及这一点。入泽达吉说，“殊域遍探名刹迹，著述欲答圣朝恩”；本多辰次郎也说，“周游禹域穷西土，著述东瀛冠佛门” 。当然，对于中国古迹遗存的考察，并不是常盘大定和他的合作者关野贞（Sekino Tadashi，1868-1935）开始的。十九世纪后半以来，日益溃败的大清帝国，国门不得不洞开，任凭各式西洋人和东洋人长驱直入。对中国好奇的东洋西洋学者就像水银泻地一样，陆续渗透到中国各地，作人类学调查的也有，作生物学调查的也有，当然作古迹考察的也有。不必说那些从内亚进到西部来的考察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等人，像深入内地的法国人沙畹（ÉdouardÉmmannuel Chavannes，1865-1918）、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瑞典人喜仁龙（Osvald Siren，1879—1966）、美国人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1854-1919）等，都对各种文物古迹遗存，做过相当深入的考察。中国历史学家贺昌群曾说，二十世纪“西人称之为‘发见时代’（Age of Discoveries），其意盖指百年来古城古墓的发掘，在人类文化史上平添了许多为史传所不详的崭新史实” 。他列举了各种西洋人有关西域的考察报告和研究著作，其中不少都包括丰富的图片资料，人们熟知的如法国人德莱因斯（D.de Rhins）与格林勒（M.Grenard）在1897年出版的《新疆西藏探险报告》第四册、英国人斯坦因（A. Stein）在1903及1907年出版的《西域考古记》之第二卷、德国人勒柯克（A.von Le Coq）的《中亚佛教艺术》等 。也许，这些考察确实混杂着多种动机，诸如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对东方文物的觊觎，和向东方殖民的政治意图，现在的学者尽可以用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理论进行批判。不过，这也促使着原来“自在”的中国古迹，开始成为“自觉”的艺术、历史与文物，就像西洋人炫耀敦煌的收获，提醒了国人对敦煌的兴趣一样，西洋东洋学者对于中国土地上这些遗存的调查，当然也包括掠夺，也终于触动了大清帝国对自家宝藏的重视。二十世纪初，民政部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建议下达“保存古迹推广办法”，在奏折中，起草者相当沉痛地说，中国“求数千年之遗迹，反不如泰西之多者，则以调查不勤，保护不力故也” 。于是，在大清帝国垮台前两年即1909年，大清帝国的民政部终于发布了有关文物保护的《保存古迹推广办法》，要求“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各直省将军、督抚、都统”，对现存古迹和文物进行调查和保护，这一文件中，还将调查项目分为了六类，即（1）周秦以来碑碣、石幢、石磬、造像及石刻、古画、摩崖字迹之类，（2）石质古物，（3）古庙名人画壁或雕刻塑像精巧之件，（4）古代帝王陵寝、先贤祠墓，（5）名人祠庙或非祠庙而为古迹者，（6）金石诸物，时有出土之件。但是很遗憾，当时中国正处在“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外有强敌环伺，内则政局动荡，上上下下自顾不暇，所以，虽然各地开始做了一些清点的事情（如1910年山东编印了《山东省保存古迹表》），但并没有真的做过全国性的调查。直到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由于意识到“中国文化古，艺术精，凡国家之所留贻，社会之所珍护，非但供考古之研究，实关于国粹之保存”，到1916年北洋时代，民国政府才发布了《内务部为调查古物列表报部致各省长都统咨》，咨文中说明，这是继承清廷民政部的调查与保护方案，在这份文件中，把“古物”更细分为十二类，即建筑类、遗迹类、碑碣类、金石类、陶器类、植物类、文献类、武装类、服饰类、礼器类、杂物类，要求各地记录名称、时代、所在地、保存办法等 。一直到了1928年，国内局势逐渐平稳，国民政府内政部才再次颁发《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到1934年国民政府才终于成立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不过，在中国这段风雨飘摇的时间里，西洋人和东洋人依然在中国做着他们想做的事情。
二
在晚清民初那些年里，日本学界也逐渐开始对中国古迹进行考察。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学界，在有关东亚的历史和文化领域，始终有跟欧洲东方学争胜的心理。我曾经在《宅兹中国》一书中说过 ，十九世纪欧洲的东方学家和探险家对于中国及其四裔的深入考察，无论在历史学、语言学和文献学方面，还是在人类学与文化学方面，都对日本学界发生绝大的刺激。本来，日本学者对于进入世界东方学的学术潮流从来很自信，他们觉得日本人比中国人懂得西洋新方法，又比西洋人更善于阅读东洋文献，所以日本才应当是“东洋学”的执牛耳者。可是，西洋学者对于中国及四裔的考察，对他们来说相当震撼。著名的日本东洋史学者桑原骘藏在《支那学研究者の任务》中，对于日本中国学有着痛切的自我反省，他觉得，日本在亚洲文化与历史研究上的落后，一方面是对汉族中国之外的四裔重视不足，另一方面就是不能使用多语言、考古和田野调查的方法 。为了证明“究竟谁更了解亚洲”，也为了“重新绘制东亚版图”，欧洲东方学给日本刺激出这些新学术领域和新学术倾向（如欧洲东方学家通过探险、考察和比较，深入了解真实的中国），使得日本学界也不再仅仅把视野局限在所谓中国“本部”，也不仅仅局限在“经史”之类文献来了解中国，而是不得不像欧洲学者一样，一方面把视野放大到满蒙回藏等中国的边缘，一方面开始用“脚”加上“眼”来重新打量似曾相识的中国。如果我们看一看那个时代的日本中国学家，就可以发现20世纪初，一些日本学者不约而同开始深入中国的内地或边疆。1901年，伊东忠太（1867-1954）受日本内阁派遣，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际，对北京紫禁城进行拍摄和测绘；同一年，继日本政府派遣成田安辉（1864-1915）之后，河口慧海（1866-1945）也进入西藏并到达拉萨，大量收集西藏书籍文物；1902年，大谷光瑞（1876-1948）沿着欧洲学者的路线，从自西徂东深入库车、和阗，开始了他三度西域考察的次旅程；同一年，鸟居龙藏（1870-1953）继四度考察台湾之后，又进入贵州进行苗族调查。在二十世纪初，无论是从满洲带回去的满文史料（内藤湖南），还是从西藏带回去的各种藏文佛典和图像（河口慧海），无论是西域收集的各种古写本（大谷光瑞），还是在台湾、苗疆拍摄的各种风俗照片（鸟居龙藏），都刺激了当时日本中国学的新问题和新兴趣。对于中国大地上存在的历史文化遗迹的考察，正是在这个潮流下开始的 。
三
这里介绍的《中国文化史迹》（初名《支那文化史迹》）的两位编者，都是当时日本重要的学者。先说关野贞。作为建筑史专家，关野贞来中国较早，在1906-1907年、1907-1908年和1918年，他三次到访中国，考察过河南、山西、天津、山东、山西、北京以及江南各地，他当时摄影留下的很多照片，至今还留存在东京大学（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06年他考察陕西汉唐陵墓，对唐代的昭陵、乾陵和崇陵做了详细调查，并且绘制了《唐太宗昭陵陪塚配置图》，这也许是早的昭陵图 ；1908年在山东考察，曾收购了一些民间所藏的画像石。这个时候虽然山东已经设立“宪政调查局”来调查古物，当地的县令也曾下令不准关野贞把这些文物带回国，但是晚清政府并没有力量阻止关野贞把这些资料从胶州湾装船运走 。有了这番考察，关野贞在第二年（1908）就在《时事新报•文艺周报》上发表了《后汉的画像石》一文。这也许是日本关于汉代画像石研究的开山之作，至今还是这一领域必须提及的先驱论著 。1918年在出访欧洲、印度之前，他再度来到中国，专门考察古建筑，并且把它们与日本的古建筑进行比较，回国后发表了《支那文化の遗迹とその保护》 ，并在1925年和著名的建筑史家伊东忠太合作出版了《东洋建筑》。在关野贞的视野中，中国古建筑是与日本对比的绝佳资料。当然，他也很不客气地指出，中国古建筑的保护相当不理想，“日本现存的千年以上古建筑尚有三四十栋，五百年以上者也有三四百栋，但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我的调查范围内，千年以上的建筑一无所有，而五百年以上的也非常罕见”。例如著名的少林寺，他就特意指出，少林寺的初祖庵，传说很早，但实际上只是宋代宣和（1119—1125）年间重新建造的，同寺的鼓楼，也是元代大德六年（1302）重新建造的。关野贞是建筑史家，他在中国和朝鲜的考察，当然主要集中在建筑方面，除了佛寺道观之外，皇宫、殿堂、陵墓、民居也都在他的关注视野之内。但是，和关野贞不同，常盘大定则是佛教史专家，因此对于中国的宗教遗迹格外关注。在中国文化史迹调查之前，他出版过《印度佛教史》（博文社，1906）、《释迦牟尼传》（丙午出版社，1908）、《佛典的解说》（丙午出版社，1921），虽然都是早期印度佛教研究，但是事实上，他一直在为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做准备，并且在大学里面承担了“中国佛教史”的课程。在1920年他开始踏查中国宗教遗迹的时候，其实，他研究的重心与兴趣已经投入中国佛教与道教。据《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的记载，他的五次中国考察，依次是:（一）1920年9月24日到1921年1月5日，他从朝鲜经沈阳，先后到了现在的北京、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江西、江苏、浙江.（二）1921年9月14日到1922年2月19日，他从青岛上岸，先后走遍山东、北京、河南、湖北、湖南、江苏。这是他五次考察中时间长的一次，时间长达五个月。（三）1922年9月29日至12月19日，在两个多月的考察中，他从上海登陆，到达浙江、河北、河南、江苏、湖北.（四）1924年10月8日到11月6日，他经朝鲜和东北，从大连坐船到青岛，这次时间只有一个月，主要在山东考察。（五）1928年12月14日到1929年1月30日，他从日本直接到香港，从香港到广东、福建。在五次中国之行中，常盘大定主要是考察佛教遗迹，在遍及中国南北十几个省市的佛教文化遗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走遍了许多佛教石窟，如天龙山、响堂山、巩县、云冈、龙门，也到访了众多佛教名山，如庐山、赤城山、衡山、黄梅山、天台山、玉函山、黄檗山、鼓山，也记录了诸多佛教名刹，如玄中寺、度门寺、归元寺、栖霞寺、鸡鸣寺、灵隐寺、灵岩寺、嵩岳寺、少林寺、国清寺、南华寺。对于这些佛教遗迹，无论是建筑、雕塑，还是碑志等等，他都一一寻访、摄影，并广泛参考文献，留下文字的记录。当然，如果遇到道教和其他遗迹，他也会顺便进行采访和考察，如白鹿洞书院、亳州鹿邑老子遗迹、山西龙山道教石窟、北京明十三陵、嵩山中岳庙等等，这使得他留下来的照片和文字，成了1920年代中国文化遗存全面的证据。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也许，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有这么广泛的考察范围，也很少有人会留下如此之多的遗迹照片 。
四
常盘大定在中国考察，每看一处，随时记录，并且坚持写日记，还常常与同行友人通信，报告考察的见闻与心得。1921年次考察结束回国之后，他就写了《古贤の跡へ》。接着几次考察，他也陆续写下了类似的记录，陆续出版了《續古賢の跡へ》、《後の古賢の跡へ》、《山东巡礼记》、《支那佛教史迹纪念册》即《广福巡礼记》。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说，前三次考察记录出版之后，遭遇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和东京火灾，也许发行并不广。所以，1938年他才又把五次考察的文字记录，汇编成《支那佛教史蹟踏查記》，附上了150幅精选的图片，由东京的龙吟社出版。这当然是后话。关野贞与常盘大定两人志趣相同，都屡次到中国考察，积累了好些照片与记录，正可以取长补短。1924年起，关野贞与常盘大定就商量，汇集两人考察所得，编一部有关中国佛教遗迹的图片集。据说那时关野贞住在东京本乡东片町（现在的向丘），常盘大定住在东京小石川的指ケ谷（现在的白山），两家相距不到一公里。恰好由于他们又得到日本官方“对支文化事业”资金的支持，于是便开始不断磋商协调，并进行图片的编辑整理工作。初，他们曾计划出版四册《支那佛教史迹》，因而在此后的若干年里，他们把两人在中国考察所摄有关照片，按照地区加以编辑，并且一一加以评解。这个工作持续了几年。据日本学者渡边健哉的研究，开始于大正十四年（1925）的计划，是编辑四册图版。这个四册本包括，册：从洛阳白马寺，济南，到长安，于1925年5月出版；第二册，从江西庐山，江苏苏州，山西云冈，河南龙门、巩县、嵩山，于1925年10月出版；第三册，从山西石壁山、天龙山、龙山，河南及直隶的响堂山、南响堂山，北京房山到河南宝山，于1926年3月出版；第四册，包括了正定临济遗迹，南京，湖南南岳，湖北荆州，浙江天台，山东青州和淄川，湖北黄梅，直隶赵州正定，于1926年11月出版。后补充出版的第五册，则有山西五台山，江苏扬州，河南开封，湖南沩山，江苏镇江，浙江杭州、宁波、普陀山、绍兴，直隶顺德以及北京等等，则在1927年3月底出版。1927年5月9日，他们两人在常盘大定的住宅，向《东京朝日新闻》记者宣布，全书的图版部分编辑出版完成。不过，由于全书出版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28年，常盘大定再次得到“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会”的许可和政府的支持，他与一些年轻学者如佐藤泰舜（记录）、稻叶茂、阿部国治（交涉与捶拓）、结城令闻（实测）、龙池清（摄影）等五位学者一道，对广东和福建进行了又一次考察。这就是本文前面所说的常盘大定第五次中国考察，这次考察包括广州、韶州、潮州、厦门、福州等地的一些著名寺庙，如广州光孝寺、韶州南华寺、云门山大觉寺、厦门南普陀寺、福州鼓山涌泉寺、雪峰崇圣寺、黄檗山万福寺等等。显然，这一次考察的主要内容与唐五代禅宗关系，回到日本之后，常盘大定把这次考察的内容，用前面五册《支那佛教史迹》一模一样的装帧格式，出版了一部《支那佛教史迹纪念册》（后来作为“广福巡礼记”收入《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可是，由于前述由常盘大定自己担任发行人的五册图版《支那佛教史迹》加上《评解》本，并不包括1928年他这次访华考察的内容。因此，此后几年间，他们又对这一图册做了相当大的增补与删订，在关野贞去世四年之后的1939年，由法藏馆重新出版。现在通常看到的，就是由法藏馆出版的这十二册《支那文化史迹》。它补充了许多内容，重新进行排列分册，每幅照片一大张，外面用仿线装书封套式的大盒，一共分装十二大盒（后来又出版了洋装的缩印本）。战后，此书再版时，则把“支那”改为“中国”，我们现在容易看到的，就是这个十二册硬皮精装的《中国文化史迹》以及两册《中国文化史迹•解说》 。如果对初版的五册本《支那佛教史迹》（及《评解》）与后出的十二册本《支那文化史迹》（及《解说》）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到，两者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异。首先，当然是内容的增加，原来五册本主要围绕“佛教”（以及少量道教如龙山）遗迹，后出的十二册本则大大地扩充，包括了帝陵如北京附近明清各种陵墓，石室如著名的武氏祠，各种纪念性祠庙建筑如山东孔庙等等；其次，《解说》在每一则文字的末尾，都标识出“常”或“关”，清楚地表示出这一段文字的责任著作者究竟是常盘大定还是关野贞；后，对前后次序与解说文字，也做了一些增删修订（比如五册本的《评解》原来附载各种碑文，而十二册本则统统从《解说》中删去）。有的说明文字有所增加（比如十二册本《解说》第八卷有关“天龙山”的首段，末尾增加了“府志记载，皇建元年造，有石室二十四龛，石佛四尊，镌刻隋开皇四年石室铭曰”等，于是下面“天龙山下有寺，天龙寺又称圣寿寺，今废颓，仅僧侣数人”的引文就清楚；又如第十卷“当阳玉泉寺”，则比五册本在“现今设置”中补入“大正九年十月”，使得所谓“现今”有了着落，同时又增加了“玉泉寺平面图”，让人更加清楚玉泉寺的空间状况），也有的说明文字又有所删削（如五册本《评解》第四册“无迹禅师”条，原来有一段“《玉泉志》卷二无迹法师条下‘北宗’五十六字左有按语云‘此字及抵界名目，载之张说碑阴，皆毁裂不全，悲夫’”以及一首七言诗偈，在后出的十二卷本《解说》中就被删去）。显然，从“佛教”史迹变成“文化”史迹，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人考察的范围，已经超出佛教，有意义的图片资料，已经不止是“佛教”，甚至不止是“宗教”，也包括其他内容，因此，终出版时改易现名，终于成就了一部集大成的中国历史与文化遗迹图册。
……
2015年11月15日初稿于东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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