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汉时代的中国海权

   该书对海权的概念和内涵、中国海权发展面临的内外形势、中国的重要海洋利益和中国的海权现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海权的三大目标，并对中国的海上力量、海洋经济和外交等战略手段进行了前瞻性和目标相适应性的规划与设计。该书统合军事、国际关系、经济和国际法等多学科的知识、方法和研究路径，有诸多重要创新和突破，主要如下：

（一）系统澄清了海权的概念和内涵。作者对海权这个概念进行了追本溯源，并回顾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而后对海权概念做出了如下重要澄清：海权都是个政治性的概念，而非海洋权益、海洋权利那样的法律概念。海权是海洋强国的战略基础和主要组成部分，但海权却不能指代海洋强国的所有内涵。海权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军事技术变了，全球国际环境变了，政治的内涵也变了。任何海权强国的追求都是针对某个时代、特定技术条件和自身先天禀赋做出的选择，历史上从未有过两个雷同的海权强国，即便路径为相似的美国和英国，它们成为海权强国的道路以及对海权的运用方式也都有很大的差异。严格意义上讲，这个世界在“二战”结束以后就开始步入了海权的“后马汉时代”，战后海权的发展与运用即便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马汉烙印，但也已日益不那么明显了。海洋控制和海上权力影响无疑是海权的核心，马汉式的海权概念的确过于狭隘而落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延伸拓展海洋权力的内涵，将海洋权益、海洋文化等内容都往海权这个概念里去装。

（二）对中国海权崛起的条件和环境做了全面客观的分析。笔者认为，一国的海洋先天禀赋、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趋势基本决定了该国海权兴起的潜力和路径选择。中国的海洋先天禀赋要弱于美国、日本、英国、印度和法国，但要强于德国和俄罗斯这样的陆海复合型国家。总体和平发展的时代背景则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很难通过大规模战争改变地缘上的不利，从而快速确立自己的海上地位，只能通过长期的战略博弈和战略相持缓慢改变国际海上权力格局；另一方面，美国等国也很难在中国海权“将强未强”之时发动预防性战争，以巩固其优势，战争的风险依然存在，但争取一个大体和平的环境是可能的。当前军事技术的三大趋势——技术发展的不平衡性，技术发展的复杂化与体系化和技术的加速扩散性，决定了未来海上霸权的不可持续性。没有海洋强国可以在其他大国的濒海区域维系主导地位，而面对中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带来的非传统竞争，海洋强国的传统权力路径也越来越难以持续。关于面临的国际环境，笔者指出，中国海权的崛起面临着众多的强有力且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竞争者，除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强大存在和影响之外，日本、澳大利亚、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实力都不容小觑。对于中国海权的发展，这些国家可能会采取形式各样的制衡措施，这极大限制了中国的抱负和雄心。这些竞争者对待中国海权的消极态度和中国在西太平洋不利的地缘态势一起构成了中国海权发展的外部环境。

（三）创造性地提出了衡量当今海权强弱的评价指标。该书紧密结合当前海权发展的新内涵，对马汉和杰弗里•蒂尔等人关于海权要素的论述进行了批判性继承，并由此建立了一套评价海权强弱的四大类十二项评价体系。1，海上力量：1）主要作战平台，2）C4ISR系统，3）任务类型和频度；2，海洋地理：1）地理位置，2）海域面积，3）海上邻国情况，4）海外基地；3，经济实力：1）海洋经济规模，2）科技实力；4，政治能力：1）政府效率，2）盟友体系，3）海洋外交技巧。通过对上述指标的测量，作者指出，中国海权在前三十多年进步明显，但多数指标在世界的排名多在第5位左右，甚至更靠后。因此，我们不能得出中国海权已经处于“世界老二”的论断，可以说中国海权有成为“世界第二”的潜质。

（四）简要而明确地规划了中国海权的三大战略目标。作者认为，基于中国面临的国内外条件，考虑到海权各大要素和中国的发展潜力。中国宜追求“近海控制、区域存在和全球影响”的强大海权。近海控制，即在毗邻的东亚近海谋求一定程度的战略优势或海上控制，以确保台湾走向统一、防止朝鲜半岛出现敌对政权、捍卫钓鱼岛及南沙岛礁的主权、维护中国进出大洋通道的安全，地区海洋秩序；区域存在，即在利益攸关的西太平洋及北部印度洋保持有效军事存在和强大外交影响，主要起威慑和牵制作用，防范敌对国家或集团从外线对中国事务进行介入和干预，或危害中国的重大国家利益；全球影响，即通过临时性的军事部署、军事演习、军舰互访等行动和国际海洋政治博弈，积极提供海洋军事、外交和经济等方面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全球海域内发挥独特的政治外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