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之志：《史记》之“继《春秋》”辨析

1. 《司马迁之志》是近年来研究《史记》极为重要的成果，作者研究细腻，论点鲜明，分析透彻，深入浅出。
2. 撰《史记》的缘由，司马迁自己在《史记》末篇表述得很清楚，即是承父志而继《春秋》。于此，历来论家多无异议。
然而，在今天看来，《史记》的根本著述动机并未因此显明，仍存在需要澄清、辨析的地方。《司马迁之志》从文质之辨、君臣之际、《论六家要指》的意义等角度，详尽辨析了《史记》之“继春秋”说。 

撰《史记》的缘由，司马迁自己在《史记》末篇表述得很清楚，即是承父志而继《春秋》。于此，历来论家多无异议。
然而，在今天看来，《史记》的根本著述动机并未因此显明，仍存在需要澄清、辨析的地方。本书从文质之辨、君臣之际、《论六家要指》的意义等角度，详尽辨析了《史记》之“继春秋”说。

陈文洁，哲学博士，曾从事历史学博士后研究，现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所副研究员，2014－2016年在美国耶鲁大学访学。著有《荀子的辩说》等。

第1章 引言
第2章 “继《春秋》”之一家言的宗旨
第3章 拨乱反正之一：文质之辨
第4章 拨乱反正之二：君臣之际
第5章 “继《春秋》”说的实质

自班固引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材”，并谓“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赞》），《史记》向有“实录”之目，后世论者也常以信史绳之。事之“实录”，既重在“实”，未尝不探究事实、揭明真相，从而有助于认识过往事件的真实面貌；《史记》一百三十篇，司马迁谓之“述故事，整齐其世传”（《史记·太史公自序》），始于黄帝止于汉武，战国末期至汉武时代的一段历史跃然纸上，此前的不少重要史料也汇列书中，一直为古史研究所重视——这部《太史公书》终以《史记》之名传世，固不足怪。不过，“为作史而作史”，只是近世史学的观念；古代有关史事的著述，大都不具有“重现过去”这种基于比较纯粹的知识兴趣的撰写目的，而是别有意图。《史记》也不例外。
司马迁仕于汉武帝之世，续父职而任太史令，主要掌管天时星历，不主记载，著述之事，本不在其职分内；《史记》之作，完全缘于其个人志趣。《史记》作为私家著作，较之官史，其著述动机显然更为个人化，更具主动性，从理解经典的角度看，也更为重要。《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自述其著《史记》之由，着重引其父临终遗命为辞：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绝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司马谈先论孔子作《春秋》之功，再言“获麟以来四百余岁”而“史记放绝”云云，明显有激勉司马迁之意——《春秋》今文二传皆终于“获麟”，在今文家眼中，“获麟”与孔子作《春秋》有莫大关系；司马谈虽未必意属今文，但其卒时，《春秋公羊传》早已列于学官，势力鼎盛，具备塑造一般话语方式的地位和能力，故此处他以“获麟”喻孔子作《春秋》的特殊时刻，与《史记·孔子世家》谓“西狩见麟”而《春秋》作一样，均可视为是对当时特殊的统治意识形态语境的无意识反映。按此，司马谈遗嘱可理解为，孔子作《春秋》已四百多年，迄今未有能接续者，司马迁当存光耀祖先之志，兴著述之事以继《春秋》。上引文言“四百余岁”，乃实数，以虚数论，可谓之五百岁，故司马迁《自序》接下来便以五百年之期宣明己志：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五百岁而一圣人也”（刘敞《公是集》卷四十七《五百》）。五百岁之数，在古人有其特殊意义。孟子即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司马迁借言五百岁之期，欲上继孔子，不见得是出于某种神秘体验，倒明显与孟子一样，是富有才力的人自道当仁不让之意。至此，司马迁“继《春秋》”而著书的志向已表露无遗。但是，由于《春秋》作于周衰之时，“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史记·太史公自序》），有褒贬之意，《史记》又多语涉当世得失，司马迁以继《春秋》自任，便有讥世之嫌，易授人以柄，是危险的说法。于是《自序》后文又设壶遂之问：“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司马迁先以“唯唯”谦应，再连用“否否，不然”两个否定语，接着力颂当世之美，*后故意为逊词云：“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这明显是司马迁因其“继《春秋》”之志触及时代禁忌，在“欲‘唯’不可，‘否’又不愿意的进退失据”之中，不得已而施的遮眼之法，意在撇清《史记》效《春秋》而刺当世之嫌，并非是自悔前说——从情理上讲，司马迁若真无“继《春秋》”之志，固不必放言续圣著书，虚张声势而徒引猜忌。这一点，由其于《自序》下文再以“幽于缧绁”而著《史记》自比“孔子厄陈蔡，作《春秋》”，亦可略见。赵恒论《自序》“唯唯，否否，不然”一段，也指司马迁“意有包周身之防，而隐讳以避患之意”，并谓其“虽自谦不敢比于《春秋》，然（后文）又以孔子之戹陈蔡而作《春秋》自况，则其自任之意益见其不敢让之实矣”。当是。司马迁曾因李陵案受刑，对言语之祸感受尤深，故不免在公开己志的同时，闪烁其词以为保身之计。这与其欲上继《春秋》而接续孔子的豪语壮志，不仅不相抵牾，相反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持护。
可见，撰《史记》的缘由，司马迁自己在《史记》末篇已表述得很清楚，即是承父志而继《春秋》。于此，历来论家多无异议。然而，在今天看来，《史记》的根本著述动机并未因此显明，仍存在需要澄清、辨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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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春秋》”之一家言的宗旨

司马迁著《史记》，意在成一家之言。《史记》既为“继《春秋》”而作，则司马迁借撰述史事所表达的一家言亦当为“继《春秋》”而发，当视为他“继《春秋》”的具体表现和思想成果。因此，其一家言的宗旨，根本上与他对《春秋》的理解紧密相关。鉴于当时《春秋》经传并行不分的一般学术环境，这首先需要澄清司马迁“继《春秋》”说中“《春秋》”的实际意指，在此基础上把握他对《春秋》的述作意图和性质的认识，进而领会他对“继《春秋》”之一家言的实质性定位。
然而，由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明确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作为其一家言的主旨，似与其“继《春秋》”说相歧，难免使其一家言旨趣呈现模糊不清之貌。但任何理性思维都有其内在的一致性，“一家之言”作为司马迁贯通《史记》的自家思想，也有其统一的宗旨、核心。“继《春秋》”与究天人、通古今两种说法只是貌似不可沟通，在本质上则是完全和谐、互通的。司马迁的一家言，既可说是“继《春秋》”之一家言，又可说是究天人、通古今之一家言。在他而言，“继《春秋》”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实非二事，而是一事两说。“继《春秋》”即意味着究天人、通古今，究天人、通古今则是对“继《春秋》”之著述任务的具体解说，二者从不同的角度确定司马迁一家言的核心，并共同指向一个现实的治政目标。

2.1司马迁对《春秋》的理解

《春秋》编年记事，本鲁史旧名。自战国时孟子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指《春秋》体现圣人大义，遂有孔子作《春秋》而明王道之说。今天看来，此说疑点颇多，在《春秋》简略的大事记间找寻、领悟大义所在，也殊为不易。但任何观点，无论真伪、好坏，一旦被接受成为信念，就会产生现实影响。西汉人普遍笃信孔子手定《春秋》，寓大义微言，以当一王之法，故置《春秋》于五经之首，以为圣典。孔子作《春秋》明王道，无论是否真有其事，就西汉人而言，都具有信念上的真实性。司马迁对《春秋》的理解定位，无疑也是在这一信念背景下展开的。
《儒林列传》中，司马迁谓西狩见麟而孔子自以为道穷，“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辞微而指博”。这完全与时论相合，且在见解和语气上都有比较明显的公羊学色彩。众所皆知，汉武独尊儒术，《春秋》三传中，唯《公羊传》立于学官，既有正统之尊，又*有可能为学者所熟悉，司马迁对这一官方学问也当有相当了解，他以公羊学口吻谈论孔子作《春秋》一事，实不为怪，不足证他特别倾心于公羊之学，官方意识形态对人的话语方式所产生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历来都不罕见，从情理上讲很自然，也常有防身之用，故仅凭《史记》中这类显而易见的说法，难以论定司马迁对公羊学的真实态度。当然，《史记》称引《公羊传》，常经传不别，多用“《春秋》”一词代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推崇《公羊传》而视其为《春秋》**嫡传，因为在《史记》中，他也曾不止一次径以《春秋》称《左传》。事实上，尽管《公羊传》是当时解释孔子大义微言的**官方依据，可司马迁并未囿于此见，而明指《左传》得孔子真传、羽翼《春秋》：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孔子作《春秋》，其刺讥褒讳挹损之义隐而不宣，口授弟子而已；左丘明以为，口耳相传之法，易失孔子真意，故撰《左氏》以明《春秋》之义。此谓左丘明亲得孔子《春秋》真传，特存其大义于《左传》。至此，司马迁主张《左传》实传《春秋》之意，已无可疑——这从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据上引文而有“左氏亲见，公、穀传闻”的优劣之评，亦可见一斑。《史记·儒林列传》记《春秋》之学，三传中独缺《左传》，与此不相矛盾。《儒林列传》自叹“广厉学官之路”起言，述当时教化不兴而文辞粲如的官方儒学状况，并非为明儒林正宗而作；该传不提《左氏》，只载公、穀两家，当源自其时官方学术对《左氏》的冷淡态度，而与《左氏》是否传《春秋》的问题无关。可见，在司马迁的观念里，《春秋》之真传不止一家——据此看他以《春秋》统称《左氏》、《公羊》，即可了然。其实，学术正统之争，本难避免利益因素，而“古人于史实，不甚措意”，“汉人于史事，尚未知覈实”，《春秋》三传之互诋，意尤不在明“真”而在逐利；三传争立学官，学者亦多以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儒林传·赞》）。司马迁谓公孙弘以《春秋》（即《公羊传》）起家而至取相封侯，则“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史记·儒林列传》），未尝不是有见于学术与利益之互为支援而语含讥讽；且司马氏世典天官，司马迁以家学立身，固不必依傍门户，而当时今古文经学之间也衅端未启，故司马迁据己之见，就事论事，侧《左传》于传经之列，应是常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