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千心理·婴儿研究和神经科学在心理治疗中的运用——拓展临床技能

作者Judith以一名精神分析师的开放胸怀，将婴儿研究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纳入心理治疗的临床实践中。本书中的案例堪称个个经典，Judith深刻地理解了与母婴关系平行的治疗关系，她观察到并识别出那些“表层之下”的非语言的交流，并将故事主人翁的这些非语言和非意识的部分赋予理解并转换为语言。婴儿研究和神经科学领域的*成果被融入这些案例中，使新的科学成果生动易懂，并找到其运用之处。

在我们理解婴儿是如何发展，以及当婴儿注视母亲时他们大脑的哪些部分被激活等方面，婴儿研究和神经科学已经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但是，这些研究扩展到了实验室之外了吗？对于一般的治疗师或助人的专业人士来说，患者就坐在他们面前向他们寻求指导，而这些研究又意味着什么？

在这本书里，经验丰富的心理治疗师和精神分析师Judith　Rustin对这些研究加以拆解，揭示了它们在治疗室中的应用以及它们的含义。

正如我们已然了解的，在照看者和婴儿之间，指导着他们相互调节的大脑过程—以及伴随的安全和自我发现的感受—也同样地发生在临床工作者和来访者之间。正如Rustin演示的，这些大脑过程教给我们很多关于治疗关系的新知识，并为有效沟通和干预开辟了很多条新的富有创造力的途径。

引言

1971年，当我还是一个心理治疗训练项目中受训的新学员时，我和一个20多岁抑郁的年轻男性George一起挣扎着 。George的治疗师是一位资深的督导，这位治疗师离开了这家诊所后，George被转介给了我。那时他已经做了3年的治疗，每周两次。我跟George的会谈遵循同一个模式：他进来，坐下，然后讲述他和妻子近的争吵和不快。没过几分钟，他就开始心烦意乱，眼睛被泪水充满。很快，他就泪流满面了。我看到并且听到他的难过，我从言语上谈到他的难过，但是我却什么都感受不到。我是个相对年轻的临床工作者，刚从研究生院毕业6年，以往的阅历也只是两份在教学医院里受训的工作。但是，这种对患者的痛苦没有丝毫同情或者共情的感觉，对我而言是从未有过的。我感觉我自己出了什么问题。我是个相对的新手，从一位资深督导级的治疗师那里接手，我一定是做错了什么。我试着与George探讨不同的可能途径，以解释他的痛苦，并激发我对他的自然的共情。在这个议题上经过3个月徒劳无功的努力后，我胆战心惊地把我的困难告诉了我的督导。幸运的是，我的这位督导既富同情心又善解人意。他告诉我，虽然他认识我的时间不长，但是我这种缺乏真正共情反应的状况极不寻常。他建议我跟George分享我的这种反应，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在下一次会谈的时候，我焦虑地告诉George，我对他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反应，我能够从他的眼泪看到并从他的讲述中听到他非常痛苦，但是我发现自己对他没有自然涌现的同情的反应，而这种不寻常的反应缺失让我很困扰。我继续说道：“你能帮帮我吗？我希望感觉到能跟你的痛苦更加‘同步’。”他会意地一笑，说道：“我走进这个房间，强迫自己用我的眼睛盯着你的眼睛，我开始说话，然后我就飘离这个房间！”我惊呆了，既因为他做出反应的特点，也因为他似乎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件事本身。我问他飘离这个房间后他去了哪里。他回答说：“我不太确定，去了各种不同的地方吧；大多是我童年的往事。”凭着我当时的感觉，我建议George我们两个人达成一个协议，我让他从现在开始，当他想要飘离这个房间的时候，给我一个信号。他同意了。从那时起，我们两人共同开始了一段成功且受益匪浅的长程心理治疗历程。

按照我们的协议，George要飘离房间时就给我一个信号。开始，他在示意我要飘离之前，只能跟我在房间里呆上5分钟，但是现在，当他飘离房间时，我会陪着他一起同往。起初，要告诉我去往哪里，他有极大的困难。但是在我的耐心和一些探索性的帮助之下，终他能够清楚地表述出来他的心灵去了哪里。他总是去到对母亲的记忆中，并且重复着与她在一起的体验。在那些体验里，他母亲不可预测地在语言、心理或者身体上虐待他。现在，我感到能很容易跟George在一起了，而且能共情性地谈及那个被不稳定的、反复无常的母亲所虐待的小男孩的痛苦和恐惧。George与我一起呆在房间里的时间从5分钟延长到10分钟，然后是15分钟。3年来，每当他“飘离这个房间”时，我会再次拜访他早年被言语和躯体虐待的记忆，3年之后，在会谈时间里，他终于能够跟我一起在这个房间里呆上整个的45分钟。

我们一起经历的这个历程，解决了移情的恐惧—那就是：在一个小房间里跟一个女人在一起。这个历程也有助他驾驭与妻子的关系，使得妻子的抱怨和被倾听的需要对他来说不再具有那么大的破坏性。George现在也能跟她一起呆在房间里了。通过与George这一段极富意义的体验，我学到了关注和信任两个人的互动和互相影响有多重要，也就是在咨询室中的两个人，治疗师和患者之间是如何互动并相互影响的。同时我也理解了，在我知道用什么名词、概念、理论或者数据进行描述之前，那些治疗关系中的非意识（nonconscious）、非言语（nonverbal）部分的力量所在。

    我初是在1960到1980年之间接受自我心理学（ego psychology）的传统训练，这种传统更关注个体的经验。在80年代，我接触到Heinz Kohut以及自体心理学（self psychology），在80年代后期，又接触到由Robert Stolorow及其同仁们（Atwood，Brandchaft和Orange）构想的互为主体性系统理论（intersubjectivity systems theory）。Kohut和Stolorow两人都专注于个体在与他人关系中的体验。Kohut避开了驱力理论（drive theory）以及心理结构模型（the structure model of the mind），把他的理论重点转移到早期儿童—照看者关系中缺乏镜映（mirroring）和调谐（attunement）如何影响自体体验。Kohut（1971）把治疗性疗愈主要定位在治疗师和患者的互动中。在这个新的关系里，患者发展中曾经受阻的方面能够被重新激活，可以建立新的心理结构，并巩固自体的感觉，这包括提升的一致感、正向的自尊、以及增强的活力（Leseem，2005）。为了创造一个促进这种关系的环境，Kohut提出了一种共情性浸入（empathic immersion）的倾听姿态。这个倾听姿态早在他1959年的开创性文章《内省、共情与精神分析：检视观察模式与理论的关系》（IntrospectionEmpathy and Psychoanalysis: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 of Observation and Theory）中被定义。在他去世之前不久，他重写这篇文章，在他去世后以《内省、共情与心理健康的半圆》（IntrospectionEmpathy and the Semi-Circle of Mental Health，Kohut，1982）为题出版。Kohut将共情性浸入的倾听姿态定义为：治疗师通过了解患者情绪生活的内在心理逻辑而进入患者的内在世界。对我来说，这种从自我心理学中的外部观察者的立场，重新定位到患者内在世界的参与体验者的立场，在我的临床实践中是价值无量的范式转移。它彻底转变了我对于临床实践的思考方法以及我与患者已有的—并且仍在持续的—工作方式。

多年来Stolorow和他的同仁们已经拓展和优化了这个模型。互为主体性系统理论的核心，是对于患者—治疗师二人组（dyad）的描述，这早出现于《主体性的结构》（Structures of Subjectivity）（Atwood & Stolorow，1984）一文：“临床现象……在互为主体的情境中形成，离开这个情境就无法被理解。患者和分析师一起形成了一个不能分解的心理系统，而正是这个系统构成了精神分析探索的一个实证领域”（64页）。

对我而言，两个单独的主体之间互动，并在他们之间创造出一些新的和独特的东西，这样的描述对我的临床思考和实践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每一对治疗二人组都是由两个拥有独立主体性的个体构成一个独特的单元，它们彼此相互影响，同时又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这个观点对我来说从直觉上就很合理。正像我前面提到的一样，这些概念是我治疗工作中继续保持的核心指导原则。尽管这本书要解释婴儿研究与神经科学在临床实践中的角色，但我仍然是在更大一些的治疗关系—二人组—的框架中来解释的，目的在于展示如何把当代新兴学科用在我们实践的方法中。共情性浸入的姿态的概念，以及两个拥有独立但互动的主体性的个体的概念，依然是我临床工作和写作的核心。婴儿研究和神经科学扩展、提升、深化了共情性浸入和互为主体性的概念，并增添了其中的细微差别。科学提供了新的语言和方式，用来理解我们自己，与患者沟通，并加深了我们对于共同创造的这个单元（治疗师和患者）的理解。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源自婴儿研究和神经科学的概念慢慢开始出现。我发现其中的部分概念尤其为临床互动中的非意识方面赋予了形状、形式和语言：那些没有通过语言交流的、没有那么容易被看见的患者内心和我自己内心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如何才能够分辨我和患者之间“表面之下”正在发生什么，好让我在临床实践中可以触及、理解并使用它们？正如两种精神分析理论在前面描述的（Kohut的自体心理学理论和Stolorow的互为主体性系统理论），我直觉地感到，先是源于婴儿研究和后来源于神经科学领域的知识中，有些东西对于我追求成为一名更为有效的临床工作者很有用（Rustin，2009）。

我先是沉浸在婴儿研究中，后来又扎进快速发展的神经科学领域，未经培训的我尽可能快地吸收这些知识，并慢慢试验，有意识地将这些知识运用于临床实践。这本书出自我20年来将婴儿研究和神经科学整合进主流心理动力学临床实践的旅程。

20世纪70年代后期，婴儿研究者们通过逐帧逐帧地分屏，分析婴儿与母亲的互动录像，才开始能够描述这些互动的实质。这些酝酿出新理论的数据是来自对婴儿和母亲之间发生了什么的实证/观察的角度，而非基于心理学理论的某个观点。当基于婴儿－母亲二人组实证观察的知识导致部分心理学理论落伍的时候，这些新知识终于被应用到理解患者－治疗师二人组的关系中，成为理解早期的互动模式的一种途径。我自己对于整合婴儿研究与临床实践的兴趣既有个人因素也有其偶然性。

Daniel Stern（1985）的《婴儿的人际关系世界》（The Interper-sonal World of the Infant）出版时，我女儿刚出生3个月。当时，流行的元心理学理论根据心理结构（本我、自我、超我）来组织婴儿的发展，而婴儿如何经历这几个预设的时期（口欲、肛欲、性蕾）则塑造了心理结构。在这个理论体系下，照看者为婴儿度过这几个预设的阶段提供一些环境因素，但相对于驱力和心理结构的力量仍然是次要的。与之相反，Stern根据婴儿对自我的感觉（senses of the self）来组织婴儿的心理发展，当母婴二人组的每一方都与另一方建立关系时，婴儿对自我的感觉就在与母亲的互动中明晰起来。在这个构想里，婴儿不再仅仅是张白纸（tabula rasa），被驱力的出现和心理结构的发展所塑形。相反地，婴儿具备很多天生的能力参与到与照看者的关系中，这种参与帮助她调节自己并塑造互动的本质。Stern的构想与我和小女儿互动的经验产生了共鸣。而且，这些理念与Kohut的自体发展的概念以及互为主体间性理论的概念都产生了共鸣，在互为主体性理论中，患者－治疗师二人组中的两个人拥有单独的而又相互作用的主体性。

我被这些革命性的理念迷住了，继续在新兴的婴儿研究领域更进一步地学习。当我的女儿开始上小学时，我也重返校园，在纽约主体性精神分析研究所寻求精神分析培训。这家研究所在婴儿研究和主流精神分析/临床实践的整合上有其优势。我整合婴儿研究和临床工作的努力在这里受到了欢迎、培育和鼓励。Beatrice Beebe是研究所的一位知名的婴儿研究者，她成为我博学多识的指导者、老师，并终成为我的导师，引领我前行。

实际上，我在把婴儿研究整合进临床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对神经科学产生了特殊兴趣。尽管患者不是婴儿，治疗师也不是母亲，但婴儿与母亲的互动过程和患者与治疗师之间的互动相互平行和共鸣（Beebe，Knoblauch，Rustin，& Sorter，2005；Beebe and Lachmann，2002）。很多的婴儿研究者们—Beatrice Beebe、Daniel Stern、Allan Schore、Alan Fogel、Joseph Lichtenberg、Colwyn Trevarthan、Edward Tronick和 Louis Sander—都将婴儿研究的概念应用于他们的工作中。婴儿与主要照看者的体验早在意识和外显记忆发展之前就发生了。但是，这些早期体验对自我和未来人际关系（与他人在一起的自我）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记忆，特别是内隐记忆，正如神经科学家们所定义的，给了我在临床建构中所需的脚手架，去解释和“使用”婴儿的早期体验。早期的记忆被编码在大脑的皮层下部位，该部位在出生时就已经存在了。用神经科学家们的话来说，早期体验通过内隐的程序性和情绪性记忆被非言语地编码在大脑中。因此，对这些体验的记忆以不需要语言的方式出现（我会在第二章详细讨论记忆的神经科学）。理解一点关于早期记忆的神经科学给我提供了临床工具，开启了更深更完整理解患者体验的途径。

从简单试着认识关于早期被编码的内隐的程序性记忆开始，我决定深入探究神经科学领域，以及人类体验和互动中的非言语、非意识部分。从前，不同流派的心理学理论对体验中非言语和非意识的部分进行了解释，例如弗洛伊德流派、克莱因流派和荣格流派。所有的治疗师都使用理论作为基础框架来指导他们的工作。理论在临床工作中仍然至关重要。我使用上述提及的理论作为工作的基础。对我来说，来自婴儿研究和神经科学的发现提供了新的、额外的观点，特别是对临床互动中非言语和非意识的过程。这些较新的观点为共情性浸入、互动、临床理解和干预开创了有趣的、创新的道路。

20世纪90年代，高科技脑成像技术的出现—例如，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PET）扫描、磁共振成像（MRIs）以及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s）—使得神经科学家可以更为准确地观察、描述和记录哺乳动物（包括人类）对各种情况的反应。随着这些发展，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初伴随着来自精神分析群体的很多阻力）开始渗透在一些精神分析理论的文章中，对临床实践有所启示。众多临床工作者和研究者整合着不同领域的话语（如，Beebe & Lachmann，2002；Beebe，Jaffe，& Lachmann，1992；Brothers，1997；Kandel，1999；Lichtenberg & Hadley，1989；Lichtenberg，Lachmann，& Fosshage，1992；Pally，1997；1998；2001；Pally & Olds，2000；Schore，1994；2003；Siegel，1999；Tronick，2007；Vaughn，1997）。对于将神经科学的发现应用于临床心理学理论的阻力逐渐得到消解，但仍有大部分的精神分析群体怀疑或直接排斥将神经科学研究应用于临床实践，他们争辩将心智（mind）定位于大脑是简单化的。他们认为，理解大脑如何运作不会也不能揭示心智。心智被视为在建构意义，而且它属于或者应该只属于治疗性的理解和干预范畴内的体验领域。

在这本书里，我分享了我个人将婴儿研究和神经科学整合进日常的临床实践中的尝试。对我来说，这一直是令人兴奋的、具有创造性的旅程。我没有在研究发现和临床互动之间做字面的诠释。我不提供非黑即白的、固定不变的策略或技术来达到这种整合。我提供的是一种方法，将这些研究发现作为另一个透视镜，通过它来审视或思考临床资料中非言语、非意识的部分，调整干预方法，使得这些干预更为有效地产生临床行动。我把这些概念视作补充，来增加与患者工作的即兴的和富有想象力的可能方式。

我写这本书有三重目的：（1）为不熟悉文献的临床工作者总结和综合来自婴儿研究和神经科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想法；（2）展示一种将这些概念整合进主流临床实践的方式（我的临床实例并不限于一种取向，对互动中我特定的主体性和一个特定患者的主体性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3）邀请其他的临床工作者实验，寻找他们自己的路径，在临床实践中整合这一有价值的材料。

在我的整合之旅中，我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组织我的思考和尝试：婴儿研究或神经科学的这一部分是否拓展了我关于人类体验中非言语、非意识部分的思考？如果我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在已经认识的部分研究成果的指导下，去开启一些可能性，去理解我自己和我与患者互动中的非言语、非意识行为。我运用这样的理解指导我的临床干预措施。我没有在研究和临床实践之间作字面的或线形的连接。在这本书里，我以“贴近体验”的方式介绍了很多研究的概念，去除了很多脑科学的细节，以使这些概念对于更大范围内的临床工作者有帮助。Jaak Panksepp，情绪神经科学之父，指出人类的脑科学尚处于早期的阶段。因此，神经科学家们的假设和结论经常看起来有点儿线性化和可能过于简约化（Panksepp，1998）。尽管如此声明，婴儿研究和神经科学的新兴领域仍然提供了有趣的方式，帮助思考患者和与患者建立联接，从而拓展调谐和深化临床实践。

婴儿研究和神经科学都有非常大量的信息，而且以指数级的速度在持续增加。我没有提供关于研究的所有领域和它们可能的临床应用的一个全景。因为以目前婴儿研究者的观点来看，或用互为主体性的语言来说，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起作用，也就是说，我选择了那些能和我的敏感性（和我说同样的语言）共鸣的研究者们的观念，以及那些和我的临床工作自然契合的研究者们的理念和研究。

章

来自婴儿研究的贡献：

自我－并相互调节

大多数心理动力临床理论（即便不是全部）都把婴儿与母亲之间的早年关系视为独有的经验。它塑造了发展的各个维度（生理的、情绪的和心理的），并且预示了个体未来关系的性质和质量。在患者－治疗师二人组中，这个早年关系的模板会以某种形式出现，而且被认为是转化和改变的主要基点之一。婴儿和母亲关系的研究数据以及相关的社会现象显示了关系互动的性质和过程。这与治疗二人组的互动尤其相关。根据Daniel Stern（1977，1985）的观点，是“被观察到的”婴儿（对婴儿和母亲的实际观察所界定的），而非“临床的”婴儿（成人治疗师使用心理学理论所界定的），让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婴儿和母亲这个单元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上。两个独立的主体之间相互协调、感染、影响，并且使用语言之外的沟通模式进行互动，这种互动过程现在已经被接受，成为当代二人心理学的治疗领域中描述患者－治疗师二人组的一个模板。而且，我们在母婴互动过程中识别出来的非言语的沟通模式—那些围绕着时间、空间、情感以及唤起（下文将加以讨论）而组织起来的沟通模式—也可以被治疗师拿来使用，成为治疗患者的工具或技术。

Jack，一个39岁的教授，经常在咨询室里像石头一般无语地坐着，把脸转开不面向我，眼睛低垂着，头缩在脖子和肩膀里。Jack是沉默寡言、恐惧并躲藏起来的。我看到并感受到了他的害怕，所以我用一种异乎寻常温柔和轻微的声音问他问题。我几乎得不到他的任何语言回应，即使是一些谨小慎微的问题。相反，当我问问题的时候，Jack甚至把下巴埋得更深，像是缩进壳里一样。显然，语言上的探索既无用也无效。如果非说有什么不同，我的问题好像反而让Jack恐惧。尽管如此，Jack还是断断续续地分享了他的历史，因此我很快明白了他早年持续性的关系创伤的性质和强度。像引言中提到的George一样，Jack也在跟我沟通他的恐惧。与George不一样的是，Jack的恐惧是通过他头部和目光的回避、他惯常的身体姿态、他零零星星的述说以及经常性的像石头般的沉默来沟通的。对于跟我共处一室，他的回避和恐惧是显而易见的。对George，我能够使用语言作为一种途径让他参与到治疗过程中，促进对他的恐惧进行探索，但是对Jack，任何语言交流的尝试都好像更加把他推回到他的壳里。我很快就放弃了任何发起语言对话和述说的尝试，相反，我降低自己的唤起水平，以尝试减少自己在他面前时的毒害性和侵入性，并且跟他去“匹配”和“镜映”。我和他一起呼吸，找出办法镜映他的身体姿态、手势，等等。总之，跟他在一起，我试着缩小我个人在这个房间的存在感，试着加入到他的存在感中。与Jack一起工作了几个月，我开始探究和领会到从婴儿研究成果而来的相关性，我越来越相信这些非言语的、进行匹配的技术是跟Jack建立联接的好方式。

自我－并相互调节

婴儿研究者在描述婴儿和母亲之间的早期社会性互动时会使用不同的名称：二人系统模型（dyadic systems model）（Beebe，Jaffe，＆Lachmann，1992），相互调节模型（mutual regulation model）（Tronick，2007），相互对话（mutual dialogues）（Stern，1977），基于动机系统的图式与剧本（schemata and scripts）（Lichtenberg＆Hadley，1989），以及相互敏感心智的心理学（psychology of mutually sensitive minds）（Trevarthan，1998），等等。为了本书写作的目的，我使用的是源于二人系统模型的自我－并相互调节（self- regulation and mutual regulation）这一概念。我会交替使用相互调节、双向调节与互动调节。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一种双向、交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的行为可以从另一方的行为中预测，并且受另一方行为的影响（Beebe，Knoblauch，Rustin＆Sorter，2005）。这个数据主要来自于研究面对面的游戏与互动。

图1.1描述了这个模型。婴儿研究者描述的自我调节与相互调节是一个母婴之间互动的过程。如图1.1所示，互动过程包括了每一方针对另一方的活动自己进行的调节（自我调节），目的是保持自己内在的身体状态处于舒适范围内。相互调节描述的是双方的互动过程。二人组中的每个个体都影响着对方以及他们之间行动发生的先后顺序。这些视情况而定并可预测的互动沿着以下四个维度发生，“快到人眼都看不出来”（Stern，1977）：

时间：每一方维持多长时间的眼神接触。

空间：每一方与对方在一起时身体的位置是怎样的。

情感：微笑作为愉悦的标志，或皱眉作为痛苦的标志。

唤起：包括身体感知觉、情绪等状态的水平，范围分布从过　低到舒适再到过高，在一个连续谱上。

在一系列的互动和（或）动作序列之后，每一方的行为对另一方而言，都变得可预期和可预测。在图1.1中预测性和预期性的概念通过虚线箭头标出。根据关系的历史，每一方对于另一方都是可预测的。简言之：“我这么做（移动/表现），那么另一方就会那么做（移动/表现）”；或者“我感觉身体在那一刻这样，对方就会这样反应。”或者，婴儿会知道，如果她看向一旁，母亲会试着去获得她的注意。或者，母亲会预期到，如果她先对婴儿咧嘴大笑，婴儿可能会感到不安。但是如果她让婴儿先笑，然后去镜映这个笑容，婴儿会看起来很开心（即让婴儿设定步调）。久而久之，这些重复的互动会变成期望，并且终在婴儿和母亲那里形成模板。

源于二人系统模型的数据不是的模型。Tronick（2007）在他的相互调节模型里拓宽了婴儿与母亲之间互动的领域，这样就可以研究更多面对面的游戏以外的事情。这些可以包括喂食行为或者其他婴儿发起的目标导向活动，在这些活动里母亲是参与和促进的角色。因此，模板的形成可能是在特定的情境下的，比如这一天所发生的很多事件中的喂食或游戏。这些互动要比日常生活的实际活动所能交流的信息要多得多。同时这些互动也建立了对自我和与他人在一起的自我（self and self with other）的期待（Tronick，1989）。很多的此种期待变成了持久的与他人在一起的自我的模板，这种模板影响了日后在各种情境下的关系。

研　　究

在这一部分，我总结和综合一下关于这门学科的不同部分，来帮助临床工作者理解婴儿研究以及如何将研究数据运用到治疗互动当中。除了母婴研究之外，对三重脑的理解也说明了婴儿与生俱来的互动能力。大脑的一部分是在出生时就已经完全成形的，而另一些部分是由后天经历决定的。我会用一些持久的模板的例子来说明婴儿的这些能力。后，我会描述这些持久模板的编码方法以及它如何在内隐的、程序性的沟通过程中起作用。

母亲－婴儿互动

Stern（1977，1985）、Beebe和Stern（1977）以及其他人的研究方案是用16毫米胶片来记录母亲和婴儿之间的互动。对于被摄录的每一个母婴对，双方的面部同时可见（24帧＝1秒）；每一帧图像都印有数字编码。研究者通过前后移动每个面孔在数秒之间的图像帧片，能够看清楚每一方的行为是如何随着时间的进行而展开，以及是否与对方同步（Beebe 等，2005）。这个研究方案（以及与其类似的版本）有力地说明婴儿与母亲之间的互动实质上是协调的、相互调节的和双向的。双向不意味着任何一来一回的互动都是等同的。在这种情况下，关系是不对称的，因为母亲拥有更多的能力，所以她也有更广泛的反应方式来自我调节和回应她的婴儿。然而，婴儿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已经装备好了众多的能力，用来和主要照看者进行交流。婴儿的能力既有物种共性又有个体特性，由基因遗传和气质决定。带着这些各种各样的能力和素质，婴儿也能对互动的走向产生影响。这些互动的变化是无穷尽的、迷人的，并且对每个二人组来说都是高度个体化的。

三重脑

对三重脑（The Triune Brain）做一个简短的回顾，会让临床工作者注意到婴儿在二人组的沟通中所具有的能力。尽管大家普遍同意，三重脑的概念过于简化了大脑实际功能的巨大的复杂性，但它的确有助于非专家人士对大脑的功能进行定位和分类。Panksepp（1998）认为，当要把大脑的解剖学和功能转换为心智（意义）的时候，三重脑是对于这门科学的一个足够好的比喻。在我的临床工作和教学中，我发现对于大脑功能的大概掌握，已经足以将源于科学的材料用于自己的临床实务，对一个既无此背景也无意去深究的人而言，就不用被大脑功能的细节所淹没了。

三重脑是Paul MacLean博士提出的概念，他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神经解剖学家。此项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1990年完成，终出版了《进化中的三重脑：古脑功能的角色》（The Tribune Brain in Evolution: Role of Paleocerebral Functions ）。在此作品中，MacLean描述了三个不同的脑部系统，每一个都有其首要功能，但同时与其他两个相互混合和交流（三重，在字面意义上就是三合一）（Cozolino，2006；Hart，2008；Lewis，Amini，＆Lannon，2000）。根据MacLean的说法，人类大脑数世纪以来的进化是没有计划或组织的；相反，它的进化是漫长的一系列生存危急状况和获胜的结果（Lewis 等，2000）。每一个“子大脑”都是其单独的进化史的产物，其发展是为了满足物种不断变化的需求。

爬行脑，是我们从爬行动物进化而来的遗留物。它是人类大脑早发展的部分。生理上来讲，它是脊髓顶部的球状延伸（见图1.2）。位于这里的是基本生存的主要控制中心，包括所有调节功能（心跳、呼吸、吞咽等）。爬行脑同时也包含一些基本的动作/行为功能，用以获得躯体生存和物种保持：简单、原始的攻击性；求爱/交配行为；以及领地防卫。从性质上看这些行为似乎是自动化和仪式化的。

边缘脑包裹着爬行脑的周边（如图1.2所示），并且随着爬行动物向哺乳动物的进化而发展。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在进化层面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哺乳动物生产出幼崽，并且在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养育团体中抚养它们。相反，爬行动物下蛋，一旦幼崽孵化以后就不再有养育幼崽的倾向了。由于哺乳动物对其下一代的照料，一个更为复杂的情绪系统发展了起来，这让母亲和她的幼崽之间可以互相沟通（Lewis等，2000；Cozolino，2006）。哺乳动物的幼崽感觉到分离的痛苦，并且用悲痛的哭声来表达；母亲会感觉到她需要去养育、安抚和保护孩子（Ekman，2003）。MacLean认为社会分离是一生中有压力的事件之一。尽管其他事件，例如疼痛和饥饿，会给个体带来即刻的威胁，但是提供情绪养育的人撤离了，对于哺乳动物幼儿来说会造成更加痛苦和影响深远的危害（Lambert，2003）。MacLean指出，与爬行动物只会使用仪式化的、僵化的反应不同，情绪是以沟通为目的（即社会情绪），随着边缘结构的发展而出现的。他假设，边缘系统发展出来，并且和之后出现的那些能够把哺乳动物与爬行动物区分开来的行为一起得以成长与扩展。养育需求与母性照顾的其他方面都要求发出声音来沟通情绪状态，以维系母子联系。这种要求随后扩展至其他母子行为，例如游戏（Lambert，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