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0102872
内容简介
本书围绕我国“文化创新”这一重大课题，集中了国内数十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了“十二五”以来我国在文化软实力、文化创新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发展、互联网 文化、文化智库、文化遗产利用与保护等方面的*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对“十三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的重点任务进行了深入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是当前我国文化创新领域*权威的研究成果之一。
目 录
Ⅰ 总报告
1 “十三五”时期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政策路径【课题组
执笔 傅才武 寇 垠】／001
一 “十二五”时期文化创新发展的整体态势／002
二 “十三五”时期文化创新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009
三 “十三五”时期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对策／012
1 “十三五”时期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政策路径【课题组
执笔 傅才武 寇 垠】／001
一 “十二五”时期文化创新发展的整体态势／002
二 “十三五”时期文化创新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009
三 “十三五”时期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对策／012
Ⅱ 理论创新篇
2 文化时论三题【于 平】／016
3 大地、家园与文化建设【王列生】／029
4 当前我国文化智库发展现状及其对策研究【彭雷霆 齐超玉】／050
5 美国公众艺术参与人口调查的借鉴与启示【寇 垠 蔡武进】／061
6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经费保障的新模式初探【余冬林】／071
Ⅲ 行业创新篇
7 “十三五”时期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思路与政策研究【文化部文化产业司】／079
8 公权力视域下的《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构想【龚 韵】／091
9 全国艺术科学规划管理年度发展报告【王 磊 于千贺】／100
10 专业学位教育的几点思考【刘玉普】／107
11 文化会展：“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另类尝试【唐月民 万燕蓉】／116
12 “互联网 ”时代：文化产业发力移动端的资本红利探析【张胜冰 臧金英】／128
13 关于推进我国剧院行业改革发展的思考【潘 炜 陈 庚】／141
14 乡村旅游发展的众创时代【孙 超 钟 晟】／154
15 “互联网 ”重塑营销新生态【田 卉】／164
Ⅳ 案例篇
16 文化空间理论视角下的高校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李怀宇】／183
17 从名园到名校
——清华早期校园景观形成及其特征【刘亦师 王玉英 连彦青】／197
18 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特殊高校历史建筑
——浅谈湄潭浙江大学旧址的历史价值与保护利用问题【曹裕强 唐朝秀 陈 荣】／221
19 全域旅游视域下景镇文化融合发展研究
——以陕西省法门镇为例【任晓蕾 钟 晟】／233
Abstract／248
Contents／250
前 言
序：软实力刍议
冯天瑜
冯天瑜，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家文化软实力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思想文化史。
摘要：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数千年国家形态和文明传统未曾中断的国度，这得益于文化软实力坚韧有效。当前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向我们提出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加强软实力建设，科学对待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坚持文化主体性，走中外融通、自主创新之路。
关键词：软实力 文化认同 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软实力，或曰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相对而言的文化实力，指非物化要素构成的实力，是通过文化凝聚力、精神感召力达成的无形力量，此乃综合国力内在的、长时段发挥作用的形上部分。如果把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视作综合国力的躯体、肌肉，那么文化软实力可以称为综合国力的大脑、心智。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数千年国家形态和文明传统未曾中断的国度，所谓“旧邦新命”，弥久而常青，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坚韧有效——
其一，先民在历史实践中铸造了同源共祖（如共认炎黄为文化初祖）、赤县神州一统（追求“九州攸同”、“四海一家”）两大理念，奠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石。有人期盼中国像苏联那样在一个早上分崩离析，但这些“预言家”一再失望，因为他们忽略了中苏差别：苏联及其前身罗曼诺夫王朝虽然造就出可观的硬实力，两三百年间一直是世界强国（以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斯大林时期为甚），但沙俄及苏联未能形成凝聚广土众民的文化力量，终于在某个节点不攻自溃。庞然大物苏联的分崩离析并非败于硬实力不足，而是亡于软实力存在重大缺陷。而中国在数千年间，特别是秦汉以下两千多年间，通过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的协力，大体实现同文、同伦，构筑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身份认同的强韧网络，虽难免一时分裂，但统一终为主流，即使在列国鼎立之际，统一也从来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其二，处事治国，软硬兼备，不一味穷兵黩武、以力威服，而讲究以文育人、以文平天下，《易传》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昭显了中国语境里“文化”所包含的软实力内蕴。“以德服人”、“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修文德以来远人”是代代相传的信条，重视软实力是中国经久不衰的传统。
其三，中国文化一大优长是“和而不同”，“多”而“一”，“一”而“多”，承认差异，容纳差异，异中求同，促成异文化间的相互涵化，不断综合创新。先秦以来的华夷互动，汉唐以来的儒释道三教共弘，中国化佛教（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吸收佛学成果的新儒学（宋明理学）成为中古、近古文化的主干；近代以来的中西合璧，使多元文化结成中华一体、生生不已，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以上是我们今日建设软实力强国的底气所在和前进的坚实基础。
在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当下又面临严峻挑战——
其一，与农业文明散点式发生于亚非拉诸大陆不同，近代工业文明兴起于重商的西方海洋国家，自18世纪以来，西方占据文化高势位，美欧日的硬实力、软实力领先全球的格局延至当下，21世纪初叶出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急起直追之势，但在相当时期内，西方先进的基本格局不会改变，仅以软实力论，今日仍然“西强中弱”，这与古中国一向文化优胜的情势大相径庭。向西方学习成为近代中国的诉求，这是必要而且有益的，但不能染上文化软骨病，应当坚持文化主体性，走中外融通、自主创新之路。这里面临一个战略性问题——如何对待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
人类文明向来兼具普遍性（世界性）与特殊性（民族性），无论是中国传统价值观还是西方价值观，都有普世性题旨（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仁义礼智信、西方文化的核心理念自由平等博爱皆含普世性成分）。思孟学派指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讲的是道德普遍性的存在；唐人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足见“仁”与“博爱”的相通；宋人陆九渊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讲的是心理的东西相通。当然，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心”与“理”各有表述，所谓“理一分殊”，所谓“月映万川”（同一月亮映现在无数河川呈现各种状态）。各具特色的诸文化都存在时代的、民族的特色与限定性。诸文化都从自己的特殊性出发对普世价值做出一份特定贡献，但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以独占普世性自居。面对普世性论争，我们切勿落入陷阱，既不应将西方价值等同于普世价值，照单全收；更不应将普世价值拱手让人，自外于普世价值。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皆应走多元文化良性互动之路，方能发展自己文化的特色，并共铸有益于人类生存与进步的普世文化。
澄清普世价值问题上的混乱，扬弃的相对主义和的普遍主义，在承认文化特殊性（民族性）与普遍性（世界性）互动共存的前提下，求得文化的健全发展，这是软实力建设不可回避的一项任务。
其二，疆独、藏独、台独、港独等分离势力甚嚣尘上，其共同点是“去中国化”，否认中华文化的同一性，挑战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国际反华势力为之鼓噪，一个重要论点是否认中华民族有共通的历史（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一直制造此论，福泽谕吉、内藤湖南等一批著名学者力倡其说，中国也有响应者），此所谓“灭人国者先灭其史”，这不单需要做学理性论战，更有待增进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国人身份认同的社会实践的展开，消解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实现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理念的统一。民族认同的发生是一种“人己之别”形成的过程，是与异族相接触，“对他而自觉为我”的过程，其内核是文化认同，它在文化实践过程中形成，一旦形成又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内聚性、亲和性。文化认同的建立、巩固和拓展，是软实力建设的基本工作。
世界诸文明系统固然各有差异，但在文明人类那里又存在共通的价值取向，如欺诈、偷盗、乱伦在所有文明系统都是被否定的。又如佛教的“慈悲”、道教的“自然”、儒学的“仁义”、墨家的“兼爱”、基督教的“博爱”被公认其普世性。《礼记》倡导的“讲信修睦”便与现代经济伦理的商业信誉一脉相通。再以“民主、自由、人权”而论，本为人类共同追求，尤其是人类在近代与专制制度、蒙昧主义做斗争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共识，决非专属西方。例如“民主”，其宗旨是尊重、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历来为中国贤哲所追求（近现代尤甚），中国的“民为邦本”说、“民贵君轻”说、“法不阿贵”说、“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说，便与民主精义的取向一致。同时，中国又需要从外来文化中吸取民主精华，实现权力制衡，增进公民自治、民意表达的程序性与公开性。现代中国民主不是对外来文化的简单模仿，也不是对固有民本思想的整体沿袭，而是中外古今的综汇与再创造。总之，文化普遍性（世界化）与特殊性（本土化）二者间的张力，是未来文化成长的动力源泉。这正是肯认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身份认同的学理斦在。
其三，由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的先后两度冲击，现代中国面临文化传统断裂之虞，国民精神出现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机、道德危机。与中国历史上几次文化更替阶段（如魏晋之际、明清之际、清民之际）相比较，其断裂程度或有过之。与英法德日等国现代转型进程中引发的文化困局相比较，其复杂性、尖锐性也或有过之。
其四，软实力的物化呈现——文化产业起步晚、水平较低，精神产品匮乏（非指数量不足而指质量不高）；同时，文化品对外贸易大幅入超，呼唤着中华文化“走出去”时不我待。而文化“走出去”的前提是强健自我。
纵览中华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可以得见：
首先，再造的传统文化是软实力的源泉。20世纪初叶，在中国、印度等东方民族国势衰微的年代，印度诗人泰戈尔热切预言，文化的根脉“正像活的种子一样，天上降下滋润的雨水，它就会抽芽、成长，伸展它造福的树枝，开花、结果”。中国学人梁启超呼唤弘扬优良传统的“少年中国”，梁漱溟期待“老干发新枝”。被新时代洗礼的传统文化必将为软实力提供无尽的源头活水。
其次，迎受外来文化挑战，对于一个文明的生存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我们在“挑战—应战”的时代须保持健全的心态。针对那种把入华西方文化视作洪水猛兽的看法，近人王韬将中西遭遇称作中国进步的“不世出之机”。王国维则把近代入华的“西洋之思想”比拟为“第二之佛教”，并预期对中国学术文化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不会是封闭自守的陋儒，而必为中西之学的“会通”者、“化合”者。当然，挑战—应战的成功运作有两项条件：一者，挑战是适度的、可承受的；二者，对挑战的回应是合理的、有效的。我们今日承受的挑战固然相当尖锐，却是可以承受的（因为我们有强健的文化主体），现在需要我们对尖锐而又适度的挑战做出合理、有效的回应，这正是今日软实力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之所在。
再次，软实力建设的基点在于健全的、文明的人的培育。中国近代哲人提出的“新民说”、“国民性改造说”，都愈益显示出卓越的现实意义。
从软实力建设的迫切要求而论，今日我们应当着力解决以下问题——
现代条件下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
古今中西大交汇间的中华文化认同；
现代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扬弃与综合创新；
文化“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双向互动；
规避文化排外主义与文化犬儒主义两种偏颇；
发展文化产业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使软实力为硬实力提供精气神，硬实力为软实力奠定物质基石。
这些皆属软实力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冯天瑜
冯天瑜，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家文化软实力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思想文化史。
摘要：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数千年国家形态和文明传统未曾中断的国度，这得益于文化软实力坚韧有效。当前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向我们提出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加强软实力建设，科学对待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坚持文化主体性，走中外融通、自主创新之路。
关键词：软实力 文化认同 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软实力，或曰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相对而言的文化实力，指非物化要素构成的实力，是通过文化凝聚力、精神感召力达成的无形力量，此乃综合国力内在的、长时段发挥作用的形上部分。如果把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视作综合国力的躯体、肌肉，那么文化软实力可以称为综合国力的大脑、心智。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数千年国家形态和文明传统未曾中断的国度，所谓“旧邦新命”，弥久而常青，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坚韧有效——
其一，先民在历史实践中铸造了同源共祖（如共认炎黄为文化初祖）、赤县神州一统（追求“九州攸同”、“四海一家”）两大理念，奠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石。有人期盼中国像苏联那样在一个早上分崩离析，但这些“预言家”一再失望，因为他们忽略了中苏差别：苏联及其前身罗曼诺夫王朝虽然造就出可观的硬实力，两三百年间一直是世界强国（以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斯大林时期为甚），但沙俄及苏联未能形成凝聚广土众民的文化力量，终于在某个节点不攻自溃。庞然大物苏联的分崩离析并非败于硬实力不足，而是亡于软实力存在重大缺陷。而中国在数千年间，特别是秦汉以下两千多年间，通过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的协力，大体实现同文、同伦，构筑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身份认同的强韧网络，虽难免一时分裂，但统一终为主流，即使在列国鼎立之际，统一也从来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其二，处事治国，软硬兼备，不一味穷兵黩武、以力威服，而讲究以文育人、以文平天下，《易传》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昭显了中国语境里“文化”所包含的软实力内蕴。“以德服人”、“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修文德以来远人”是代代相传的信条，重视软实力是中国经久不衰的传统。
其三，中国文化一大优长是“和而不同”，“多”而“一”，“一”而“多”，承认差异，容纳差异，异中求同，促成异文化间的相互涵化，不断综合创新。先秦以来的华夷互动，汉唐以来的儒释道三教共弘，中国化佛教（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吸收佛学成果的新儒学（宋明理学）成为中古、近古文化的主干；近代以来的中西合璧，使多元文化结成中华一体、生生不已，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以上是我们今日建设软实力强国的底气所在和前进的坚实基础。
在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当下又面临严峻挑战——
其一，与农业文明散点式发生于亚非拉诸大陆不同，近代工业文明兴起于重商的西方海洋国家，自18世纪以来，西方占据文化高势位，美欧日的硬实力、软实力领先全球的格局延至当下，21世纪初叶出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急起直追之势，但在相当时期内，西方先进的基本格局不会改变，仅以软实力论，今日仍然“西强中弱”，这与古中国一向文化优胜的情势大相径庭。向西方学习成为近代中国的诉求，这是必要而且有益的，但不能染上文化软骨病，应当坚持文化主体性，走中外融通、自主创新之路。这里面临一个战略性问题——如何对待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
人类文明向来兼具普遍性（世界性）与特殊性（民族性），无论是中国传统价值观还是西方价值观，都有普世性题旨（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仁义礼智信、西方文化的核心理念自由平等博爱皆含普世性成分）。思孟学派指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讲的是道德普遍性的存在；唐人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足见“仁”与“博爱”的相通；宋人陆九渊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讲的是心理的东西相通。当然，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心”与“理”各有表述，所谓“理一分殊”，所谓“月映万川”（同一月亮映现在无数河川呈现各种状态）。各具特色的诸文化都存在时代的、民族的特色与限定性。诸文化都从自己的特殊性出发对普世价值做出一份特定贡献，但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以独占普世性自居。面对普世性论争，我们切勿落入陷阱，既不应将西方价值等同于普世价值，照单全收；更不应将普世价值拱手让人，自外于普世价值。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皆应走多元文化良性互动之路，方能发展自己文化的特色，并共铸有益于人类生存与进步的普世文化。
澄清普世价值问题上的混乱，扬弃的相对主义和的普遍主义，在承认文化特殊性（民族性）与普遍性（世界性）互动共存的前提下，求得文化的健全发展，这是软实力建设不可回避的一项任务。
其二，疆独、藏独、台独、港独等分离势力甚嚣尘上，其共同点是“去中国化”，否认中华文化的同一性，挑战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国际反华势力为之鼓噪，一个重要论点是否认中华民族有共通的历史（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一直制造此论，福泽谕吉、内藤湖南等一批著名学者力倡其说，中国也有响应者），此所谓“灭人国者先灭其史”，这不单需要做学理性论战，更有待增进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国人身份认同的社会实践的展开，消解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实现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理念的统一。民族认同的发生是一种“人己之别”形成的过程，是与异族相接触，“对他而自觉为我”的过程，其内核是文化认同，它在文化实践过程中形成，一旦形成又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内聚性、亲和性。文化认同的建立、巩固和拓展，是软实力建设的基本工作。
世界诸文明系统固然各有差异，但在文明人类那里又存在共通的价值取向，如欺诈、偷盗、乱伦在所有文明系统都是被否定的。又如佛教的“慈悲”、道教的“自然”、儒学的“仁义”、墨家的“兼爱”、基督教的“博爱”被公认其普世性。《礼记》倡导的“讲信修睦”便与现代经济伦理的商业信誉一脉相通。再以“民主、自由、人权”而论，本为人类共同追求，尤其是人类在近代与专制制度、蒙昧主义做斗争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共识，决非专属西方。例如“民主”，其宗旨是尊重、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历来为中国贤哲所追求（近现代尤甚），中国的“民为邦本”说、“民贵君轻”说、“法不阿贵”说、“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说，便与民主精义的取向一致。同时，中国又需要从外来文化中吸取民主精华，实现权力制衡，增进公民自治、民意表达的程序性与公开性。现代中国民主不是对外来文化的简单模仿，也不是对固有民本思想的整体沿袭，而是中外古今的综汇与再创造。总之，文化普遍性（世界化）与特殊性（本土化）二者间的张力，是未来文化成长的动力源泉。这正是肯认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身份认同的学理斦在。
其三，由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的先后两度冲击，现代中国面临文化传统断裂之虞，国民精神出现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机、道德危机。与中国历史上几次文化更替阶段（如魏晋之际、明清之际、清民之际）相比较，其断裂程度或有过之。与英法德日等国现代转型进程中引发的文化困局相比较，其复杂性、尖锐性也或有过之。
其四，软实力的物化呈现——文化产业起步晚、水平较低，精神产品匮乏（非指数量不足而指质量不高）；同时，文化品对外贸易大幅入超，呼唤着中华文化“走出去”时不我待。而文化“走出去”的前提是强健自我。
纵览中华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可以得见：
首先，再造的传统文化是软实力的源泉。20世纪初叶，在中国、印度等东方民族国势衰微的年代，印度诗人泰戈尔热切预言，文化的根脉“正像活的种子一样，天上降下滋润的雨水，它就会抽芽、成长，伸展它造福的树枝，开花、结果”。中国学人梁启超呼唤弘扬优良传统的“少年中国”，梁漱溟期待“老干发新枝”。被新时代洗礼的传统文化必将为软实力提供无尽的源头活水。
其次，迎受外来文化挑战，对于一个文明的生存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我们在“挑战—应战”的时代须保持健全的心态。针对那种把入华西方文化视作洪水猛兽的看法，近人王韬将中西遭遇称作中国进步的“不世出之机”。王国维则把近代入华的“西洋之思想”比拟为“第二之佛教”，并预期对中国学术文化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不会是封闭自守的陋儒，而必为中西之学的“会通”者、“化合”者。当然，挑战—应战的成功运作有两项条件：一者，挑战是适度的、可承受的；二者，对挑战的回应是合理的、有效的。我们今日承受的挑战固然相当尖锐，却是可以承受的（因为我们有强健的文化主体），现在需要我们对尖锐而又适度的挑战做出合理、有效的回应，这正是今日软实力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之所在。
再次，软实力建设的基点在于健全的、文明的人的培育。中国近代哲人提出的“新民说”、“国民性改造说”，都愈益显示出卓越的现实意义。
从软实力建设的迫切要求而论，今日我们应当着力解决以下问题——
现代条件下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
古今中西大交汇间的中华文化认同；
现代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扬弃与综合创新；
文化“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双向互动；
规避文化排外主义与文化犬儒主义两种偏颇；
发展文化产业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使软实力为硬实力提供精气神，硬实力为软实力奠定物质基石。
这些皆属软实力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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