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 四部要籍选刊 套装共3册

 

 

 

《管子》二十四卷，传古楼据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十年赵用贤“管韩合刻本”影印，系四部要籍选刊子部的*种。
赵用贤本《管子》在宋本的基础上进行修订，校勘精审，刊刻精美。万历以后《管子》的许多重要版本，如《二十二子》本、《百子全书》本、《四部备要》本，都以赵用贤本为底本。而今去万历日远，明刻本越发为世所重，管韩和刻本《管子》为几大图书馆深藏善本书库，已难一见。
《管子》，旧题管仲撰。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当是管仲及其以后门人递相累增而成。《管子》在先秦诸子中是比较独特的一部书，因其兼采诸家，故历代目录在其归类上常有分歧。《管子》记录的先秦时期的思想，对于今人治国理政、农业生产、军事指挥、为人处世都极具指导意义。又由于《管子》著述过程中参考了当时许多其他的书，而《管子》的记载又与其他书的传世版本文本上存在差异，所以《管子》在今天还具有校勘价值。

出 版 説 明
岳麓书院 蒋鹏翔
《管子》二十四卷，舊題管仲撰，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年（一五八二）趙用賢編《管韓合刻》本影印。
管仲，名夷吾，字仲，潁上人，齊桓公尊爲『仲父』。生年不詳，（或有藉民俗材料證其生於公元前七二三年者），卒於公元前六四五年，《史記·齊太公世家》桓公四十一年（公元前六四五年）云：『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是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史記·管晏列傳》云：『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足見政績之彪炳，但如何評價這位特立獨行、功過俱彰的名臣，從孔子開始，一直是個聚訟紛紜的熱點問題。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論語·八佾》）此爲貶。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 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論語·憲問》）此爲褒。
這種複雜的態度無疑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後世如孟荀、如公羊、如董仲舒、如司馬遷、如劉向、如朱熹，於管仲事跡皆有臧否之言且整體趨於貶斥，這是由論者所處的時代背景變化所造成的，實已漸悖孔子主旨。馮浩菲《關於孔子論管仲的争議》、干春松《儒家王道政治秩序的構建及其遇到的困境——以『管仲之器小哉』的詮釋为例》曾對此詳加考辯，茲不贅述。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晏列傳》語）管仲著書之説早在西晉時就有人提出質疑，而朱晦庵的意見尤爲尖鋭：『《管子》非仲所著。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閑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閑功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老、莊説話亦有之。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它書。』（《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七）其實這不僅僅因爲管仲無暇著書，更因爲春秋時期個人撰作之意識尚未覺醒，故羅雨亭有《戰國前無私家著作説》。
關於《管子》之成書，嚴景文《書管子後》云：『近人編書目者謂此書多言管子後事，蓋後人附益者多，余不謂然。先秦諸子，皆門弟子或賓客或子孫撰定，不必手著。』（《鐵橋漫稿》卷八）此説已較通達。余季豫《古書通例》卷四所論尤爲透徹，曰：『凡讀古人之書，輒思知其人，論其世，此古今學者之所同也。司馬遷《史記》所作諸子列傳，大抵爲讀其書有所感而發，故傳中必敘其所著書，又言余讀某書某某篇，皆所謂「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之意也。若夫六國、秦、漢間人治諸子之學者，輯録其遺文，追敘其學説，知後人讀其書，必欲觀其行事，於是考之於國史，記其所傳聞，筆之於書，以爲論世知人之助，彼本述而不作，非欲自爲一家之言，爲求讀之之便利，故即附入本書，與劉向著録之意同。當時本無自署姓名之例，故不知爲何人所作，後之傳録編次其書者，亦但取其爲一家之學，有益於學者而已，固不暇一一爲之辨别，且亦無須辨别也。』世傳《管子》，即屬此類。
《管子》作者固不須辨，但其各篇形成時間不一，所屬流派各異，所以仍有必要分别考察，然後才能較爲準確地理解全書性質。羅雨亭《管子探源》正爲此而作，其言甚繁，不便具引，僅移録其結論於左，以供觀覽。
一、《經言》九篇
《牧民》、《形勢》第二、《權修》第三，皆戰國政治思想家作；《立政》第四、《乘馬》第五，皆戰國末政治思想家作；《七法》第六，戰國末爲孫吴申韓之學者所作；《版法》第七，似亦戰國時人作；《幼官》第八，秦漢間兵陰陽家作；《幼官圖》第九，漢以後人作。
二、《外言》八篇
《五輔》第十，戰國政治思想家作；《宙合》第十一，戰國末陰陽家作；《樞言》第十二，戰國末法家緣道家爲之；《八觀》第十三，西漢文、景後政治思想家作；《法禁》第十四、《法法》第十六，并戰國法家作；《重令》第十五，秦漢間政治思想家作；《兵法》第十七，秦漢兵家作。
三、《内言》九篇
《大匡》第十八，戰國人作；《中匡》第十九，疑亦戰國人作；《小匡》第二十，漢初人作；《王言》第二十一，亡，疑戰國中世後政治思想家作；《霸形》第二十二、《霸言》第二十三，并戰國中世後政治思想家作；《問》第二十四，戰國政治思想家作；《謀失》第二十五，亡，無考；《戒》第二十六，戰國末調和儒道者作。
四、《短語》十八篇
《地圖》第二十七，早作於戰國中世；《參患》第二十八，漢文、景以後人作；《制分》第二十九，疑戰國兵家作；《君臣上》第三十、《君臣下》第三十一，并戰國末政治思想家作；《小稱》第三十二，戰國儒家作；《四稱》第三十三，疑亦戰國人作；《正言》第三十四，亡，無考。《侈靡》第三十五，戰國末陰陽家作；《心術上》第三十六、《心術下》第三十七、《白心》第三十八，并戰國中世以後道家作；《水地》第三十九，漢初醫家作；《四時》第四十、《五行》第四十一，并戰國末陰陽家作；《勢》第四十二，戰國末兵陰陽家作；《正》第四十三，戰國末雜家作；《九變》第四十四，疑戰國以後人作。
五、《區言》五篇
《任法》第四十五、《明法》第四十六，并戰國中世後法家作；《正世》第四十七、《治國》第四十八，并漢文、景後政治思想家作；《内業》第四十九，疑戰國中世以後混合儒道者作。
六、《雜篇》十三篇
《封禪》第五十，漢司馬遷作。《小問》第五十一，輯戰國關於管仲之傳説而成；《七臣七主》第五十二，戰國末政治思想家作；《禁藏》第五十三，戰國末至漢初雜家作；《入國》第五十四、《九守》第五十五、《桓公問》第五十六，并疑戰國末年人作；《度地》第五十七，漢初人作；《地員》第五十八，疑亦漢初人作；《弟子職》第五十九，疑漢儒家作；《言昭》第六十、《修身》第六十一、《問霸》第六十二，并亡，無考。
七、《管子解》五篇，并戰國末秦未統一前雜家作。
八、《輕重》十九篇，并漢武、昭時理財學家作。
《管子》卷帙之繁，在周秦諸子中，罕見其匹。《漢志》列於道家，《隋志》歸之法家，皆據其一端而已。據《探源》所考，可知其成書時間上至戰國，下迄西漢，内容則涉及儒、道、法、兵、醫、陰陽諸家。尤爲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多有鈔録他書而加詳的段落，如《立政》之鈔《荀子·王制》，《大匡》之鈔《左傳》，《小匡》之鈔《國語·齊語》，《八觀》之鈔鼌錯《貴粟疏》，《參患》之鈔鼌錯《言兵事書》，《心術》之鈔《莊子·庚桑楚》，《明法》之鈔《韓非子·有度》，實開後人雜纂叢鈔之先河，故羅雨亭稱其『各家學説，保存夥，詮發甚精，誠戰國秦漢學術之寶藏也。』非一家之言所能限。
現存早的《管子》注本當係唐人尹知章注，《崇文總目》云：『《管子》十九卷，唐國子博士尹知章注。按吴競《書目》凡三十卷，今存十九卷，自《列勢解篇》而下十一卷亡。』據《文獻通考》卷二百十二轉引，按『列勢』當作『形勢』但大部分傳世刻本皆題爲『唐司空房玄齡注』而隱没知章之名，蓋書賈欲藉重臣以自矜耳。關於房注、尹注之真僞存佚，前人多有争議，如黎翔鳳《管子校注·序論》即力倡房注之説，然所舉證據實不免穿鑿，故仍當從衆，古人如王懷祖、俞曲園、戴子高，近人如章太炎、劉申叔、于思泊皆主尹注説，視今存古注爲尹知章撰而託名於房玄齡者。此問題鞏曰國、郭麗已有專文探討，可參閲。
《管子》宋刻，今知有三：一本有北宋慶曆四年（一〇四四）楊忱序，故世稱楊忱本；一本既有楊忱序，又附張嵲《讀管子》一文，中記年份曰『紹興己未』，即南宋紹興九年（一一三九），蓋張嵲據楊忱本翻刻者；一本曾經士禮居、海源閣遞藏，楊紹和稱其卷一後有木記『瞿源蔡潛道宅墨寶堂新雕印』，末卷後有木記云『蔡潛道宅板行，紹興壬申（一一五二）孟春朔題』，且有張嵲《讀管子》一文，則當係自張嵲本翻刻者。楊忱本、墨寶堂本皆佚，獨張嵲本流傳至今，爲《管子》宋刻僅存之碩果，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管子》未見元刻，丁氏《持静齋書目》曰：『《管子》二十四卷，元刊本，王芑孫舊藏，有跋。』據冒廣生《管子跋十七則》考證，所指實爲明刻《管子補注》。
《管子》明刻，種類繁多，然溯其源頭，幾乎均可納入劉績《管子補注》本與趙用賢《管韓合刻》本兩大系統中。劉績《補注》在明刻中成書早，其在增加新注之餘，對宋本文字亦進行了部分訂補，然印本罕見，流布日希，雖經翻刻，明萬曆《中都四子》本即翻刻此本，名猶不彰。論其影響，實遜於後來的趙用賢刻本。
趙用賢，字汝師，號定宇，常熟人。生於明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卒於萬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隆慶五年（一五七一）進士，萬曆時官檢討，疏論張居正奪情，與吴中行同杖戍。終吏部侍郎，謚文毅。他是明代著名的藏書家，有《趙定宇書目》鈔本傳世，并曾刊印過《白文五經》《管韓合刻》《玉海》《新唐書糾謬》《周髀算經》《酉陽雜俎》《仇池筆記》《東坡志林》等書。其於萬曆十年所刻《管韓合刻》本《管子》體例周密，校勘審慎，被公認爲《管子》版本系統中承前啟後的關鍵環節，不僅明之凌汝亨本、吴勉學本，清之《二十二子》本、《百子全書》本，民國之《四部備要》本皆自此出，清人宋虞庭、王懷祖、戴子高等學者亦多以之爲底本研治《管子》。
趙用賢本所以可貴，在於其融合了宋張嵲本與明劉績本的優點。根據郭麗《趙用賢本管子論略》的研究，趙本的主體内容與段落劃分，主要依據宋本，并利用劉績本補其闕文，訂其古字，同時對後者的訛誤也有所改正，故形式爲完備，文字亦更可取。尹氏舊注仍列於正文行間，劉氏補注及趙氏新注則刻於各葉天頭，閲讀尤便。《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卷十五著録的曾校跋趙本的學者多至二十二家，爲《管子》諸刻之冠，足見業界對此本的關注。今宋張嵲本有《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浙江書局翻刻趙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縮印《二十二子》本，皆廣布於坊肆，獨趙本之萬曆原刻殊不易得，故借上海圖書館藏本影印，以爲《四部要籍選刊·子部》之始。原書封面有道光癸卯溆芷識語，疑即清葵愚道人《寄蝸残赘》自序所言之金溆芷太守筆跡，姑附印于卷末，稍存前賢手澤。上圖本有少許漫漶缺損，則據浙江圖書館藏本抽换補足。編印不當之處，請各位讀者批評指正。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三日撰於半學齋